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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40年|当年,18个人签生死状搞改革,让全村人的年收入翻了22倍! 致敬40年|当年,18个人签生死状搞改革,让全村人的年收入翻了22倍!

华西都市报

40年40人 系列专访⑤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带头搞分田到户,是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大包干的曲折成长

“红手印”生死状托孤后,严宏昌等人对外守口如瓶,直到第二年春天,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时,发现了“大包干”的秘密,这一情况随即被逐级汇报上去。


1980年春节刚过,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实地走访后,对严宏昌说:“你干对了”。


但是,“大包干”仍身处时代激流。1980年初,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营管理会议上,“大包干”仍然处境尴尬,国家农委表态:要贯彻中央农业政策精神,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4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更是一边倒地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


直到1980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大包干”终于拿到“身份证”。

人|物|名|片

男,汉族,1949年9月9日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文化,曾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队长,小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民召开秘密会议,他带领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有一个“大包干”纪念馆。

一个挂满了肖像的通道,左右两边共18人,右边第一个,就是严宏昌。
  

40年前的一个冬夜里,时任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牵头,与小岗村另外17个“当家的”一起,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8个人用“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大包干”由此开始。
  

1979年的秋天,改变吃“大锅饭”、出勤不出力的现状仅一年,吃不上饭的小岗村迎来了最满足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小岗村一夜翻身,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
  

2018年5月12日,谈及40年前的“孤注一掷”,严宏昌略显平静:“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穷思变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小岗队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求生式创业:不想办法只能饿死


淮河南岸凤阳县,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1978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凤阳受自然环境影响,旱情更为普遍。那年冬天,严宏昌在凤阳县小岗村,筹谋着一场“求生式创业”。
  

他家里6口人,4个小娃娃张着嘴等吃的,可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
  

“够吃啥?!不另外想办法就只能饿死。”5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严宏昌摸出一支烟,说起40年前自己做的决定,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下的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嘛,大部分人出勤不出力。”
  

“人民公社”时代背景下,村民们的积极性受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岗村20户人,先分成一个组,又分成2个组、4个组,最后分成了8个组,“磨洋工”的现状还是没能得到改变。
  

这一年的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有“副业”——要饭。父母背着幼子,哥哥牵着弟弟,近一点的到周边大队打打秋风碰运气,远一点的,拖家带口走出凤阳寻活路。


18个红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起

 

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身为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坐不住了。从秋收开始,他就不断地到处走人户串门子。1978年12月的一天,一场秘密的会议,在村头严立华家召开。
  

那是个冬夜,严立华家的土房子也挡不住嗖嗖的冷风。外间熄了灯,里间昏暗的油灯下,18个影子影影绰绰地映在泥巴墙上。
  

在过去40年里,公认的是,这场碰头会上诞生了著名的“红手印托孤书”。但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细节仍有可斟酌之处。如今挂在“大包干纪念馆”里的“红手印”文件,齐齐整整有21个人的名字和手印,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这个数字被反复证实为18个。
  

“当时全村有20户,每家的当家人出来做主,加上我,一共有18个人按了手印。”严宏昌眯着眼睛回忆时,仍清楚记得另外2户没有到场的原因,是因为“那两家都是光棍,出门要饭去了,人不在。”
  

这份“大包干承诺书”里这样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那个年代,分包到户是和政策对着干,是要坐牢的事。这么一签字,人人都有份儿,队上的干部些才敢搞。”严宏昌说,用按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条船上后,“大包干”正式开始实行。


变则通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大包干之后:再也没出去要过饭


红手印按完,18个人默默回家。当天晚上,严宏昌几乎一宿没睡。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拾掇拾掇家伙什儿,拖着老婆下了地。儿子严余山当年6岁,仍清晰记得那一年的“饿”——秋收前家里仍然窘迫,吃不上饭。他仍然常常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儿,到邻村乞讨要饭。“那年爹妈特别辛苦,起早贪黑的,整个人都扑在地里了。”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在1979年的秋天,迎来了最幸福的时刻。严余山回忆说:“我记忆里,有两样东西小时候没吃过,玉米和山芋。1979年之前,这些是都吃不上的,1979年之后是不用吃了。”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从这一年开始,严宏昌一家子再没出去要过饭。
  

“大包干”像个大胖小子迎风而长,可“孩子”的“户口问题”一度让严宏昌等人夜不能寐。“第一年干出了成绩,我们都很高兴,但是毕竟没有政策定性,我生怕哪一天就被抓进去了。”第一年大丰收,第二年收成还在增长,这让严宏昌停不下来,“谁都不想再回到饿肚子的日子了,能干一年是一年,能干两年是两年。”
  

严宏昌说:“其实当时好多村都在悄悄搞‘包干到户’,但是都不敢提出来。最开始我们取名‘大包干’,也是模糊这个概念,避免风险,有人问起,对外说是‘包干到组’。”
  

从“包干到组”到“包干到户”,一字之差,酝酿着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剧变。


历史的转折:改革冲破体制痼疾

 

1978年冬夜的“红手印”,画下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改革浓墨重彩的第一笔。但在当年,这个举动引起了极大的讨论和争议。
  

从1979年开始,小岗村的“大包干”陆续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但此时,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大包干”这个小胖子能不能上“户口”?不仅严宏昌,整个安徽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放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桌上。
  

1980年春节刚过,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两人谈了将近四个小时。“一开始他就问‘我能随便看吗’,我说能。他先不表态,不说好也不说坏。我心里是不安定的,他要说一声不对,那我马上就要进监狱。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话是‘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没有人敢,你干对了’。”严宏昌说。
  

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此后,全国各地的人们蜂拥到凤阳学习“大包干”——没有地方睡,只能在教室打地铺;接待不过来,只能在县大礼堂重复播放录像带。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让严宏昌明白,两年前小岗村十八户人冒着巨大风险做出的决定,是对的,“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对话 | 严宏昌



“我只是刚好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上”



“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严宏昌。

严宏昌今年虚岁70,已经到了“享清福”的年龄。现在他和任何一个普通农村老大爷一样,每天没事儿到自家田里转转,偶尔串串门子。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迎来了比往常更多的访客,人们为当年的传奇故事而来,见到的,是一个普通而亲切的农家老人。
  

5月12日,记者在严家铺子里和他聊天,对于40年前的“孤注一掷”,他显得十分平静淡定。在1978年的那个冬夜,他带领17个人按下手印的那一刻,“想都没敢想”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一刻。40年后回顾往昔,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小岗村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村庄。
  

“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最终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是个巧合,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今日小岗村的二次创业

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蓄势再出发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展示领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5年7月8日摄)。新华社发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小岗村又迎来了一波探访热潮。

  

被称作“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小岗村首创“大包干”后,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却滞后了,村民增收乏力,被称为“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力,掀起了改革浪潮,今天怎样继承发扬小岗精神,如何再出发?”这是小岗村年轻人发出的时代之问,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40周年是对小岗一次审视,也是一次考验。
  

5月12日,星期六。从改革大道左转,穿过小岗村的牌楼,700米的友谊大道上,往来人流如织。严宏昌家就在友谊大道边上,两层楼的徽派小院里,几只散养的母鸡,在午后烈日下静静趴在拖拉机上打盹。
  

十多米外,游览车一辆接一辆,人群排起长队。有自驾的游客好奇探访声名在外的“中国第一村”,也有组团的机关干部统一着装,来接受团建教育。一天里,小岗村接待的游客数能超过千人,旅游业已经成为这里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大包干”的地又“流转”出去


友谊大道两边的店铺里,生意最好的都是餐馆。村头第一家,“红手印土菜馆”,大约10张小桌,干练的老板娘正招呼着客人点菜,土豆肉丝、榄菜肉末,现炒现卖。后面的堂屋里,一个瘦小的老人端了一碗饭,就着一碗菜,默默地一个人吃着。
  

“那张红手印,就是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按的。”严立华今年已经74岁,家里事情不用他操心,每天早上7点过起床,散散步打打牌。餐馆是前几年开的,现在有晚辈照应着。他对现在的生活“满意但是不满足”,“比以前是好太多了,但是人嘛,总是越好越想好。”
  

最大的变化是,曾经豁出去用“大包干”拿回来的土地,他已经不再种了。
  

在“包干到户”之后,21世纪初,小岗村当初的十八个“带头人”曾经历了另一次改革。
  

2004年,沈浩到小岗村挂职,任村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开始推行“二次土改”,建立新型土地流转机制——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合作社为“龙头”,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村民以土地持股形式加入。简单地说,曾经分到每一户手里的土地,又要集中起来。在动员村民时沈浩说:“以前大包干是改革,现在土地流转,也是改革。”
  

严立华家的地都“流转”给了村上的葡萄园,500元/亩,一年能收个几千块回来。彻底告别种地后,他在外打工的儿子严小宝从宁波回到小岗村,和妻子开起了“红手印土菜馆”。


“包二代”回乡开启二次创业


2016年,小岗村开展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工作。今年初,每人350元的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第一次送到了小岗人手中。
 

40年前按下手印的18人,已有8人不在了。尚在世的“大包干”带头人里,严宏昌至今留着自家60多亩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现在,严宏昌得闲的时候,也会去垄上走走。但他的后人,也已经不再种地。儿子严余山在村上开了一家KTV、一家土特产商店,还买了辆车做快递营业点业务。
  

5月11日晚,小岗村淅淅沥沥的小雨里,严余山和妻子从县上领了快递回来清理,略一数,100多件。“去年我刚开始干的时候,一个月也就几百件,现在每天要去收一次货,一个月能有几千件。”严余山也曾在外打工十余年,兜兜转转,最终选择回乡创业,尝试用互联网为小岗的农产品寻求新的出路。
  

这两年,年轻人从外地返流越来越多。其中和严余山一样的“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们,被戏称为“包二代”。“无论是‘包二代’这个称呼,还是外界对我们小岗村的许多质疑,我觉得,都得坦然面对。”谈到这个问题,严余山显得很淡定,“小岗村走好了第一步,但是后面一直在寻找新的出路。40年前,我爸他们那辈人冒着巨大风险,打下小岗村今天的基础,现在轮到我们‘二次创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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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杨雪 安徽小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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