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课堂·张捷讲解中国山水画篇④丨山水画历史沿革与学理认知（三）

Original 张捷美术报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明初社会安定，商业发达，都市繁荣，经济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中外商业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明代的中国画坛更是流派纷呈、时风多变，这与当时各种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党争剧烈，文艺宗派林立，画家群集，分宗立派。明代宫廷设有画院，但制度上却与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有很大的差别，隶属关系也不明确，宫廷画家也没有固定的专业职位。明代画院山水画多取法南宋马远、夏圭，笔墨苍劲雄强，结体硬朗顿跌，多用“拖泥带水”的斧劈皴，用笔疾驶，披荆斩棘。笔墨粗犷豪放，往往意态外露，少含蓄内敛和文雅书卷之气，被晚明的董其昌称之为“多恶习”。实际上，这种继承南宋刚劲雄强一派的笔墨表现形式，在吴门画派取代浙派山水画风之后，对山水画坛的多元发展也是一种缺失，致使以柔克刚的文人画风从此独领风骚，一统天下。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所长张捷为我们讲解山水画历史沿革与学理认知第三课。

山水画历史沿革与学理认知（三）

导师／撰文：张捷

（中国美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明代276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画坛流派纷呈，而山水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浙派、吴门四家和华亭派的董其昌了，这也是明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代表。晚明画坛领袖董其昌，毕其一生的画学思想和笔墨实践始终与文人画“寄乐于画”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学识渊博，集诸家之大成，无论是精深的画学理论，以禅喻画并提出影响广远的“南北宗”论；还是他行走于传统与自然之间的人文自觉，倡导“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知行合一的学术思想，都足以构成他在中国传统文人画领域重要的学术地位。董其昌在明代浙、吴两派末流恶习泛滥、宗派林立之时而力纠时弊，他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又不囿于窠臼，承古开今，清雅淡逸的画风极具文人画温润疏朗的书卷之气。董其昌推崇“南宗”一脉，博采众长，并精通鉴藏。其山水画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设色清丽古雅，淳朴婉润。董其昌用“脱却造物之束缚”的“卧游”山水图式去面对传统与自然的高山大壑，力求“笔墨从心”的“体无鉴周，理归一极”的本体精神指向，使其成为明末至清初三百余年来的“董其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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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将山水画的理论和实践迈向一个崭新的高度，清初山水画坛盛况空前，名家辈出，风格迥异，使传统中国画进入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但势力分流，并非一味地变革创新，清初形成保守派和革新派两大趋力的对峙的格局，保守派大抵承袭了董其昌的复古思想，崇尚古意，因袭模仿，侧重技法，作品题材与思想相对空泛和单调，并且脱离现实生活，如赵左、沈士充等董其昌的卫道士外，清初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四王”最具典型性，他们从属“虞山”“娄东”两派，基本接受了董其昌的艺术思想，相互影响，虽风格不尽相同，但总体面貌是“以古为荣”，“四王”加上恽寿平、吴历，合称“清初六大家”，又称“四王吴恽”，他们代表了当时画坛的正统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而创新派则敢于突破前人藩篱，重视生活，以“前无古人”的勇气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以清初朱耷、原济、髡残、弘仁合称的“四僧”，以及“金陵八家”之一的龚贤和“黄山派”的梅清等人为代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明代的遗民，骨子里深藏“反清复明”的思想，不服满清政府的统治，当“复明”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再进行无益的现实反抗，而用“冷眼向阳看世界”的出离尘世的态度，自甘寂寞，与世无争。他们不拘一格的画风犹如异军突起，冲破了“四王”摹古风气的包围，笔墨之中包含了精神到行为的觉醒，以挥写心象的方式来抚平胸中垒块，并突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不受陈陈相因传统笔墨约束的人格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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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石涛的山水画始终是其“心源”与自然造化的完美结合、合而为一的结果，是他发之肺腑地从前人基础上“我用我法”并“承古开今”的大胆创造，那么20世纪以来的近现代中国画坛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民国时期“海上四家”的吴昌硕、任伯年、蒲华、虚谷，他们主攻花鸟或人物的同时涉及写意山水画领域，笔墨挥洒自如，开创了文人画的一代新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并称为近代中国画坛“四大家”，包括浙江的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顾坤伯，“京津画派”的萧俊贤、溥儒、金城、陈师曾、陈少梅、梁树年、李可染、白雪石，新“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陈树人、黄君璧、关山月、黎雄才，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嵒、魏紫熙、宋文治、亚明，新“长安画派”的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海上画派”的张石园、吴湖帆、郑午昌、谢稚柳、贺天健、刘海粟，四川的张大千、陈子庄，江西的黄秋园等等，一时群星璀璨，山水画名家辈出。近百年来中国画多元发展呈现出的“百家样”，如果进行归类，基本形成四大类别：一是承古开今的传承派，如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人，二是中西融合的兼融派，如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等人，三是以古为荣的怀旧派，如张大千、溥儒、吴湖帆等人，四是以吴冠中为代表的求新求异的革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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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文脉传承，从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白居易、郑虔，北宋的文同、苏轼，南宋的“四大家”，元代的赵孟頫、柯九思、王冕、杨维桢和“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王蒙，再到明初“浙派”的戴进、晚明“武林派”的蓝瑛，明末清初的陈洪绶、徐渭，清代的金农、戴熙，清末民初的赵之谦、吴昌硕、蒲华、仼伯年，浙江的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云集了众多的文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