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情欲片大师，也是最懂中国的外国导演
时光撰稿人 | 日灼
电影应该相似音乐多过小说。
1941年的3月16日，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降临人世。
今天，是他的诞辰80周年，时光君来好好聊聊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导演。
年轻的贝托鲁奇称得上叛逆，他20岁时便从罗马大学文学系辍学，决心以“电影是诗歌的语言”为理念，跟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前辈们，将摄影机扛到了大街上去。
《同流者》、《一九零零》、《巴黎最后的探戈》、《末代皇帝》、《戏梦巴黎》…… 他创作过众多著名的作品。
《末代皇帝》曾让他拿下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07年他在意大利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1年他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与赞美同样声量的，是他引发的种种争议。
在他多部显赫影片的背后，人们透过影像窥探他的政治立场、道德底线、甚至潜意识活动，拼凑出一个复杂矛盾的贝托鲁奇。
2018年11月26日，贝托鲁奇留下一个复杂的背影，转身离去。
父亲与弑父
对贝托鲁奇产生“父亲”般影响的人物，有三位。
首先是他的生父，老贝托鲁奇。就如《一九零零》中一样，老贝托鲁奇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农业资产阶级家庭。
不过与影片中纨绔的奥尔茂不同，老贝托鲁奇年纪轻轻就蜚声文坛，他出版了多部诗集，并涉足翻译、评论、编剧等多个领域。
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很难得知与父亲的关系究竟如何，但贝托鲁奇在采访中的只言片语里，贝托鲁奇将父亲比作黄油或花生酱。
联想到《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那块“黄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段关系并不令人愉悦。
“弑父”甚至成为他很多作品中，一次次反复出现的母题。
家中往来的文人墨客中，有一位对小贝托鲁奇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著名左翼诗人、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就是拍摄《索多玛120天》、《罗马妈妈》的那位导演。
贝托鲁奇&帕索里尼
与老贝托鲁奇交往甚笃的帕索里尼，把还是学生的小贝托鲁奇带到了《乞丐》的片场，担任他的第一助理。
这是一部围绕无产阶级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兼顾浓郁的政治与宗教色彩——在贝托鲁奇的前几部电影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痕迹。
仅仅一年后，贝托鲁奇便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子作《死神》，影片正是改编自帕索里尼的小说。
贝托鲁奇执导《死神》
但正如他所言，一个镜头帕索里尼是怎么拍的，贝托鲁奇一定会换一种方式去拍，生怕别人将他与帕索里尼做联想。
尽管影片的视角与帕索里尼的重合——对无产阶级的关注与歌颂，但从精心拿捏的调度、摄影不难看出，贝托鲁奇追求对光影更加精密的掌控。
片中类似“罗生门”的叙事结构中，有一种野心勃勃的表达冲动在积蓄力量，而这股力量即将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革命前夕》中爆发。
贝托鲁奇的第三位“父亲”，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大师戈达尔。
戈达尔
两人出身类似，都成长于富庶的资产阶级家庭，却同样拿起了摄影机，投身于左翼社会运动中。
即使贝托鲁奇日后站在戈达尔电影美学的反面，但他继承与叛逆的根源都可追溯至50年代末，在法国亲眼见证了“新浪潮”如何革了电影的命。
贝托鲁奇对戈达尔的崇拜，几乎到了溢于言表的程度。
《革命前夕》剧照
他的成名作《革命前夕》可以说是新浪潮电影在亚平宁半岛的回响，向戈达尔致敬的跳接镜头还不够，他甚至将戈达尔《女人就是女人》的海报用特写加以强调。
而影片中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青年，陷入与姨妈的不伦之恋，爱情与政治——这一戈达尔电影中常见的主题，也在贝托鲁奇的作品中出现。
从1970年开始，贝托鲁奇在两部作品《蜘蛛的策略》与《同流者》中，逐渐将商业化的趋势融入创作中。
《同流者》
在他的作品中依然不乏作者式的自我剖析，和对历史政治的缜密思考，只是在美学诉求上与导师戈达尔分道扬镳，对政治的激进态度已经褪去，并把受众逐渐从知识分子拓宽到普通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贝托鲁奇选择了另一条艺术道路，但对戈达尔的崇拜没有并未稀释在岁月中。
1983年，贝托鲁奇在得知戈达尔新片《芳名卡门》有望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时，欣然接受组委会邀请担任评委会主席，并亲手将金狮奖杯颁给了导师。
困境与突破
贝托鲁奇年轻时曾是坚定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政治自然也是他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但显然，家庭出身一直困扰着他。
贝托鲁奇始终无法脱离自己扎根的阶级，也无法真正融入自己向往的那个世界，这种精神困境在他作品中表露无遗。
《革命前夕》剧照
《革命前夕》中的男主角法布里奇奥，一定程度上就是贝托鲁奇的化身，影片后半段中他向父辈妥协，正是贝托鲁奇踌躇的心理写照。
在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搭档》中，贝托鲁奇干脆将精神分裂的雅各布一分为二，将政治化的人格割裂出来自我剖析。
《蜘蛛的策略》则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俄狄浦斯”的弑父色彩，阿索斯的父亲是二战时意大利游击队员。
当他战后来到父亲战死的小镇时，却发现父亲同时也是法西斯间谍，无论选择相信父亲的哪个身份或二者皆信，阿索斯都陷入政治的迷茫之中。
《同流者》
与《蜘蛛的策略》同年的《同流者》，是贝托鲁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后者不仅标志着其美学的成熟，对历史与政治的中性思考，同时也是他日后成为国际导演的垫脚石。
贝托鲁奇的美学风格愈发商业化，尽管《同流者》依然以复杂的叙事结构表现法西斯党徒的心理变化，但较之前作变得更加明晰与精准，视听层面即使出挑，也服从于历史风貌。
这令贝托鲁奇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派拉蒙把影片带到北美发行，他之后的作品也获得更多国际制片与发行的机会。
《戏梦巴黎》
贝托鲁奇在《一九零零》之后的作品中，不再纠结政治斗争与个人的情感矛盾，或许他意识到这种矛盾永远无法调和，专心于个体精神领域的描绘。
《巴黎最后的探戈》中马龙·白兰度在妻子自杀后的自我流放；《月神》中父亲的缺失与母子乱伦；在《末代皇帝》中吸引贝托鲁奇的，是溥仪在历史变革中得以全身而退的生存姿态，而《遮蔽的天空》中政治元素已然完全缺席。
即使《戏梦巴黎》把他的思绪带回到68年的巴黎，但影片中三位主角绝大部分时间却抽身于学生运动之外，更多是那种时代精神的注脚。
贝托鲁奇直面的，是对时代精神的迷离回望，而非政治观点的锋芒毕露。
《末代皇帝》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最熟悉的贝托鲁奇作品应属《末代皇帝》。他把西方式的表达和东方式的故事人物完美融合在一起。
1986年，他带着由150个中国人，100个意大利人和20个英国人组成的摄制组来到中国，他在“历史”与“故事”之间，首先选择了“故事”。
在他的镜头下，不单单是溥仪，就连那些面目可憎的小人物，也承载了这个异国导演深沉的情感。
《末代皇帝》这部具有外国血统的电影，还获得了令同行倾慕不已的、在紫禁城内重要场所实景拍摄的特权。
据相关规定，国际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6年4月起禁止在室内拍摄，剧组恰好在规定颁布前提交了申请，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这成为让人百感交集的中国影史花絮。
饰演皇后婉容的女主演陈冲曾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一个游客也没有的故宫里，能听到自己咚咚的脚步声，踏在石板上。
争议与告别
贝托鲁奇对美学的极致追求，似乎超越了他对人性的关照，这也令他在晚年间遭受非议。
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巴黎最后的探戈》的片场。
《巴黎最后的探戈》
2007年，影片中的女主角玛利亚·施奈德向媒体披露坦诚，片中那场著名的激情戏份里，为了表现破坏性的人物性格，男主角马龙·白兰度用黄油作为润滑剂对施奈德实施“性侵”。
这对女主角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让她的演艺事业早早凋零。
性侵当然没有真实发生，玛利亚清楚的知道剧本上这场戏份的安排。
争议的焦点在于，拍摄当天贝托鲁奇与白兰度共进早餐时，看到涂在长棍面包上的黄油，两人临时决定将黄油作为关键道具加入戏中。
更令人难忍的是，他们向玛利亚隐瞒，以在镜头前捕获她真实的屈辱反应。
面对媒体的质疑，贝托鲁奇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他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为了电影的效果他必须这么干，“感到内疚，但并不后悔。”
另一番争议在于，在2009年9月，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因为31年前的诱奸案在瑞士被捕时，贝托鲁奇响应法国学者伯纳德-亨利·列维的请愿书，公开签名支持并要求瑞士警方释放波兰斯基，这更令他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或许贝托鲁奇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超越了世俗的人伦道德。
如他自己所言：一个人可以以影为生，以影为思，以影为食，以影为寝，正如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以艺术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