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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再版了!

六点图书 2020-02-25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之一,修订版



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第二版)

吕新雨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字数:270千   页数 356 

定价:58元 



关于本书

《学术、传媒与公共性》收录了吕新雨教授二十多年传播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论文,涉及学术与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传媒、新纪录片研究等诸多方面,以公共性问题贯穿其中。全书不但彰显了作者颇具理论魅力的学术造诣,也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




作者简介

作者吕新雨,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 

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此外,目前还担任:《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目录

 

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赵月枝)

 

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

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

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

三、“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四、学术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韦伯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五、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

——与赵月枝教授的对话

一、中国的现代性、革命与工农的主体性问题

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问题

三、大众传播、新纪录运动与社会“底层”表述

四、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幽灵

五、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与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

六、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使命1

 

国家、市场与传媒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解读央视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二)——再读央视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

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

转型社会与央视《新闻调查》的自我理解——关于《新闻调查》栏目十周年的思考

“幸福”与“舌尖”——关于央视的两则评议

也谈启蒙、媒体与文化产业

媒体的狂欢——对台湾地区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社会存在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关于新闻理论中诸概念的重新思考

    附录:“再讨论”是迟早要发生的——读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及《新闻大学》“编者按”(陈坚)


历史、社会变革与中国影像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

纪录的美学——从本雅明的“灵晕”说起

当女权主义遭遇纪录片——一场未完成的学术讨论

熟悉的陌生人——格里尔逊在中国

“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伊文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中印独立电影之差异

微观,还是宏观?——在“微观叙事:张小涛+李一凡的社会图像”展览研讨会上的发言

 

 

代后记

2013年9月10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生开学典礼教师代表讲话

 

第二版 跋



 


精彩节选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学术的外部和内部均存在重重危机的情势下,学术究竟何为?学术的意义何在?韦伯演讲一开始描述的是学术事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

首先,他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体制对于年轻人的严酷,指出德国与美国的大学都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化的趋同趋势,研究机构对大量经费的依赖,其官僚化使得一个学者的“才干”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像议会一样,庸才和投机分子总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术的前程掌握在“命运之手”,而不是靠“才干”。

其次,要想在大学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自己任务的双重性,即作为学者与作为教师,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现存的大学制度下,教师总是面临着需要依赖学生人数来获得讲课费的生存压力和诱惑,正是这样的现象,压制了对学者素质的评价。韦伯明确地表示,“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表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需讳言”。因为,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给学生,使他们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正是教育事业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精神贵族”的性质。但是,承担这样的教育使命,代价却是“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虽然是为了“天职”而工作,但是韦伯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因此,年轻的学者必须意识到,学术生涯几乎是一场人生赌博,因为它有着几乎难以承受的责任,犹如地狱的入口。

第三,正是在上述外部学术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韦伯强调学术内在志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某种迷狂和热情,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但是,这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志向还必须要接受学术空前专业化的制约,今天,只有彻底的专业化,才能具备学术信心取得成就,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化约为计算问题,以为科学可以从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这是无知,科学需要灵感和想法。专业性的工作和以此为基础的创见,缺一不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这也使得学术充满风险,需要从事者有彻底的献身精神。

针对内部和外部种种限制,韦伯特别强调科学不是一项“表演”的事业,而必须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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