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谈|我心中的名画
我心中的名画
总第24期美谈
第二十四期“美谈”以线上图文的方式进行，本期特邀周园、邢泽诚、仝景锋、宋媛媛、梅挺、王朝阳、张国顺、刘莉、吕菲、张鉴宇十位嘉宾，他们从各行各业的视角，解读了自己心目中的名画。让我们跟随他们，抛下那些美学理论、艺术史知识，就带着眼睛去看，去感受艺术和绘画，去看看画之外的东西。
【前言】
围绕美术博物馆圆形建筑外有一组平房，馆里人形象地叫它裙房。听着裙房就很有神秘感，我也喜欢这个名字。我去的次数虽不算多，但毎次进到裙房里，心里就有莫名的好奇，眼睛也亮了，看什么都新鲜。坐在石墙边的红色连体桌椅上，品一杯茶，喝一杯咖啡，该是多么的惬意。如果再要来的话，摆上一本书，放一小包细烟。
那天，同事说，他在家看书，哪儿也没去，窗户外面有树，还有一大朵云。也是那天，我正好去到裙房，到处长满绿植，疯了似的爬墙虎连墙都来不及爬，竟然顺着地面排着队横行。
爬墙虎虽不是虎，但平平躺在地上的样子，也有几分大虫的气势。让人路过时脚底不得不多长个眼睛。
眼睛就是尺子。绘画上的构图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果为构图硬是去寻什么规律就会掉进构图的陷阱。构图是因各人的气场而定的，从别人那儿学的永远都不是自己。人心里有，怎么构图都是画境。
看过潘天寿的《关于构图问题》一书，我在想，学是一种积累，前提是为了用，背唐诗的目的是为了写诗，写好诗，画是要去动手画的。只有意识提高了，画才能上台阶。写生是有现场的，即便不在现场的写生也要有过去感、现在感、未来感。
听说当年在战乱时期，有敌机来袭，年轻的潘天寿跑出防空洞，在田野上呼喊，该是如此壮观的场面。后来看他的画，看他的个展，还在反复寻找那种印迹，但都没有，只找到了一块石头。他所有的画作里，几乎都有同样的石头，而且就一个角度，石头右下方是自然裂开的人字型，缝隙里有溪水流出。
说也奇怪，潘天寿对那块石头如此钟情，到底有何指向，是指向自己的村庄还是另有一个陌生的地方。描绘石头的熟练程度像在写自己的名字。
凡有画处为实，无画处为虚。似虚似实，想入非非。
看到人的脸，想到身体，这叫心不在焉。
毎年都有一天，可以宣布夏天的结束，今年就选今天。一早起来，我站在窗户前，放下梭罗的《瓦尔登湖》，手上有一束光，怎么抖都抖不掉，跺脚也不管用，眼睁睁看着它照到我脸上。
1
《夯歌》王文彬 1957-1962年
夯歌，听起来就是那么给力，再看画面，热情洋溢，动感十足，让人忍不住随着画面哼起那律动的劳动号子。音乐的起源有一说便是劳动说，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艺术起源于劳动”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众多的艺术作品也以劳动或劳动者为创作题材和对象而成为传世经典。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我是没有机缘看到这样的夯土场面，但每每听到大人们讲当年的故事，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物质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工具，自己造。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尽的。一块夯桩，四根绳子，五位农家姑娘，铿锵有力的号子便构成了一副美丽的画面，夯出新中国，唱出新生活。
边歌唱边打夯的农家姑娘呈放射状的动感布局被画家安放在视平线以上的C位，给人以高大升腾的视觉效果。褐青色的远山和大面积广阔的天空衬托在姑娘们的腰部，更加表现出劳动者的高大形象。宽银幕式的构图使场面分外开阔，远处迎风飘扬的红旗、高高耸立的塔吊、生龙活虎的人群与近处五位姑娘欢乐劳作的场面交相呼应。画家在绘画中更多采用了斜线，以倾斜的不稳定形式来加强打夯的动势，姑娘们的身体也形成一种放射感，充满动感和活力，生动地表现出劳动的美感。在色彩和技法上，画家冲破“苏化”灰色调的框框，运用线面结合，把人物从阳光灿烂的背景中突显出来，显得纯净而透明，打夯姑娘上衣的红色热烈夺目，女性轻盈的身姿在明亮的轮廓光衬映下更加光彩照人，供整个画面沉浸在愉快而热烈的劳动气氛中。画家使线的运动节奏溶于民歌式的高昂旋律中，色彩表现如阳光一般亮丽，展现出一派豪迈而又抒情的民族气韵。
这幅作品是1960年画家王文彬在中央美院罗工柳画室求学时的毕业作品。青年王文彬响应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亲身体验劳动，深入观察生活。当他在沂蒙山区看到姑娘们热情洋溢，欢乐劳作的场景时，兴奋地以民歌式的抒情画面立即画了《夯歌》的草图，后经董希文教授的指导顺利完成了毕业创作。这幅作品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经典作品。
2
《信》汪诚一 1957年
夕阳，慵懒地笼罩在劳作了一天的马背上，土里生长的皮肤上，和土地自己身上。马儿互相依偎着，人却是孤独着了，偏偏又赶上太阳快要落山了，邮差才肯送信来。倒是熬坏了一个个盼着的人，顾不得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只得绞起手指，伸长了脖子，眼巴巴等着念出自己的名字，大气也不敢出，偏要瞄着一摞白花花的纸片，想比所有人更早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张。信上的言语是撒在纸上的麦穗子，是沉甸甸闪着光的，映在姑娘们圆润的脸上，照着好奇别人家长里短的眼里。
自个儿的信读完大概是不够的，该相互传着念着每封信里都说了什么，临时发起的故事会，传了一圈，稀松平常的句子在黄昏时欢跳着，邻里乡里遥远的故事就都一个个落在家乡的土地上了。一切看上去都还很慢的日子里，人们总从上一封回信寄出的时候起，就陷入漫长的等待里，又因再次收到来信的期待，陷入漫长的喜悦里，于是太阳热烈地升起又热烈地落下。
起初人们给亲人写信，或嘘寒问暖闲话家常，或教育子女关心兄长，留下成堆成堆人生故事和大道理给人看，若是生逢战争年代，颠沛来的家书就是另一个人的救命稻草。给爱人写信，当面说出口难免害臊的话，写在信里倒是坦荡荡，传达的情感却是一点没逊色，反倒给人机会翻来覆去婆娑，念一次便欣喜一次，爱意不减分毫，若是分隔两地，便是像年少时的费尔米亚和弗拉蒂诺，全靠书信搭了一座爱情寺庙出来了。
后来人们也给陌生人写信，给政治家写信，给死去的人写信，给活着的人写信，或者也给自己写信，有些信寄出去了，有些信不曾有人读过。但写信的人，将原本飘浮在空气中的话语，脑海中的呓语都落在纸上，被无限延长了生命，每句话都是用心想过再用心写下的，还带着手心的潮气和可能颤抖的笔锋，它在纸上连带着留下人的痕迹。这个人的一生就被谨慎地铺开在信上，给到另一个人手里去了。
月亮已经升起在大地上，照着麦子的，风吹过金色的光。村庄响起宁静的鼾声，白马还是白马，白日里的安稳映在纸上的话语，被怀着心事的人们藏在枕头下面，带进到梦里去。
（文：邢泽诚，1995年生，2018年于尼泊尔孤儿院做义工，2018至2020年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现于上海从事医疗科技工作。）
3
《延河边上》（重绘本）钟涵 1963年
看到油画《延河边上》我首先想到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父亲在替他买橘子时艰难地在月台爬上攀下，朱自清笔下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父亲的背影。这幅画左边是一个典型陕北老汉的背影，白羊头手巾、腰带、棉袄斜挎在左肩上，裸露着古铜色的右臂，硬朗而结实，一看就是一个在黄土地里摸爬了一辈子的陕北老汉。尽管是背影，但能感受到老人面部那纵横交错沟壑般的皱纹，能感受到老人自信爽朗的状态。右边是一个更加宽博伟岸的背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习惯性地双手背后，指尖夹着点燃的烟头，主席微微左倾的头部和老人亲切交谈。像老朋友般有说有笑。主席的背影接地连天，有一种庄严感。
画面上好一片金灿灿的光芒，粗重有质感的笔触勾勒出了黄土高原的雄壮，隐约的宝塔山，山下蜿蜒的延河，河边是饮水的马和洗衣的战士，左边是散步的战士和劳动归来的百姓、蠕动的羊群。整个画面尽管在销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但却给人一种祥和安谧的感觉。两个人的背影是主景，是中心人物，是画眼。最终都融合在美的革命理想里。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幅画除了艺术感染力之外，更多的是诠释了我们党成功的密码，以人民为中心。
《延河边上》象征着未来，象征着每一个人的光明和幸福，伟大的背影犹如灯塔，引领着中华民族从懵懂走向觉醒。
油画《延河边上》是我国著名画家钟涵先生的创作，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的背影让人记忆犹新，向老先生致敬。
（文：仝景锋，1966年生，先后担任户县四中，户县一中校长二十余年。现任鄠邑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4
《在激流中前进》杜键 1963年
我看油画《在激流中前进》，并没有那种“人群中多看你一眼”的罗曼蒂克，只因为我生于河南，又曾经在黄河边上工作学习四年，对这条河除了“母亲”的物理认知外，还有许多私人情感的寄托。
在兰州读研的第一年，因为客居异乡无以排遣的寂寞，我常常到黄河边晃荡，或溯游而上，或顺流而下，周末时候甚至能壮游三四十公里。
有天傍晚我照旧在中山桥附近漫步，偶然间看到河面上一只羊皮筏子飘摇而行。早就听说过这个古老的摆渡工具，一直无缘得见。我怀着奇异的心情把那筏子看了个够，船工看我踟蹰的样子，热情地上来招揽。我在半推半就中付了船资，上了筏子。
河面上一丝儿风都没有，水波不兴，筏子却在我跳上去的刹那狠狠地颠簸了几下。我吓得吱吱哇哇乱叫，船工却摇着橹哈哈大笑。
这黄河上一叶扁舟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我第一眼看到杜键先生的画作时，便觉异常亲切。汹涌激荡的河水中，小船飘飘摇摇，似乎随时都能被掀个底朝天。船工们神情坚毅而警惕，丝毫不为周遭凶险的环境所动。右下角一个大大的漩涡割裂了画面自上而下的直线，千钧一发的峻急几乎要破纸而出。
《在激流中前进》是杜键于中央美院毕业时的作品。为了创作这幅画，他先后数次到山西禹门口、陕西宁家川等黄河险急渡口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跟黄河的船工们同吃同住达两个月之久。正是这种拳拳到肉的体验生活的方式，让他创作出了这首力与美的颂歌。
古人云，心声心画总关情。杜键早年的经历较为坎坷。其父是韩国人，母亲是中山大学的才女，父母志趣相投，在革命洪流中不但酝酿了诚挚的爱情，更建立了同志的友谊。然而，两人结婚后不久，他父亲才坦承在韩国结过婚，并育有一女一子。虽是包办婚姻，这对他母亲依然是致命的打击。杜女士（杜键随母亲姓）在精神领域无法忍受任何的晦暗和苟且，又对异国的孤儿寡母抱有深切同情，遂坚决与丈夫离婚。
之后，杜键跟随母亲生活。长年奔波在外，杜键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和自强。而母亲重精神轻物质，重是非轻利害的品格，给少年杜键带来了深刻影响，不能不说是他真善文艺观的滥觞。
十四岁时，杜键进入母亲履职的育才中学读书。得益于陶行知先生的言传身教，他从习艺之初，就倾向于把生活实践中体验到的人性人情之美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把“美是什么”当作一个“真问题”来看待。
杜键自陈，生活中美的事物千千万万，对他都具有吸引力。不管是饱蕴抗争精神的力量美，还是平凡闪光的人性美，都让他甫一出手，就卓尔不群。黄河激浪中奋勇前进的那艘小船，或可作为其人其行之写照，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走向。
（文：宋媛媛，1988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
5
《神枪手》谌北新 1964年
我的老家在少陵塬上。
老家在此，祖辈们也应都埋葬于此，我只能数到太爷爷这一辈，塬上至今还传着他在民国时保护唐建古庙和村民免遭兵乱的轶事，主要说他有智，脑子反应极快。再往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塬上的风断断续续地述说。
跟随风吹的流向，我脑海中少陵塬的大背景是南地平线处的云横秦岭，打个弯，再来看谌北新的油画，《少陵塬上》又名《神枪手》，观之神游于未曾经历的往昔时代。因老美院在此，谌北新创作了大批和少陵塬有关的作品，这是一幅创作于1964年的主题性写实画作，看到它，我想用邢庆仁的一句话形容是最为贴切：画面中似有猎人的眼睛在巡游，快捷、果敢，捕捉一束光和色彩。
没错，是人物黝黑发亮的眼睛，用笔写意、传神。
整幅画处处可见如书般的骨法用笔，率真自如，绝无反复，点景的小树、人影显然如此，人物细部的刻画同样如此。谌先生讲过，油画需要本土化、中国化。他把中国画水墨写意精神充分融于油画中的创作理念，在这幅写实作品中也可以看到。
谌北新的老师马克西莫夫告诉他，要画出能够感动人的东西。感动人，必是在自己感触最敏锐的领域，谌先生的这一领域在色彩。从这幅画看，色彩关系的处理调整极为精到，譬如右侧人物头发与塬土的关系，本是同一色，较难区分和表现出空间感，而画家用不同的笔触，将这完美表现；再如左侧人物头巾和天空，同样有此难题，画家用露出的一点枪头，再次巧妙区分。
作画与作曲类似，用7个音符创作出美妙乐曲只是寻常，但若只有3个音符，能作出好听的曲子，那就是作者的功夫；谌北新在同色调中仍能展现出丰富细腻的变化，这种艺术修养，令观者折服赞叹。
冥冥之遇吧，我喜欢中国水墨画，也喜欢油画中的点彩印象派，谌先生作品，正是结合。
说到乐曲，这幅画在构图上的律动有如交响乐。塬与天是平的，在塬内又分为几个大三角关系，有斜坡组成的右上斜三角，有人物组成的左上斜三角。这幅画的主题是人物，交响乐就在人物这里演奏，三个人组成的三角在左侧蓝衣女处戛然而止，果断地断掉了，而蓝衣女旁刻意做左上方斜向处理的点景人物，又笔断意含地形成另一三角，换了个节奏将它接住。
原以为，这幅画能带我找寻些少陵塬上历史的遗风，没想到，它带我感受了谌北新心中少陵塬上美的震撼。
6
《天安门前》孙滋溪 1964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尚在幼年，激情的革命歌曲、浪漫的革命图画，谱写了我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我常常在夕阳西下的农村地畔，手提着一只破破烂烂的草笼，展开自己最美好的想象：我到北京了，我到天安门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叫我的名字了，我依偎着毛主席的胳膊，向周围张望。周围不是陌生人，周围全是我们生产队的人，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左邻右舍，他们羡慕的看着我。我看看四周，没有我的父母，父母可能知道我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邻居不会。邻居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见到毛主席的消息长着翅膀飞向我们村、我们公社，一个消息传遍四邻八乡：到天安门啦，朝阳见着毛主席啦！
我真的来到天安门了，那是在一个下午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不止一次坐车路过天安门，我很激动。人很多，我对着警卫照相，我看着天安门城楼挂着的像，我看着城楼深红的颜色，在夕阳里发着亮光。我摸了金水桥的栏杆，这就是汉白玉，汉白玉栏杆！有人不停的在身边说：照相啦照相啦，十五块啊。还有人在喊，坐三轮啊，坐三轮游北京。还有人喊，导游啊，正规导游，全程讲读啊。有一排警察正步走过来。我这时候想到东方红，想到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就在心里唱起来了。
我对革命艺术一直存在本能的激动。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唯一接触到的艺术。只有在艺术里，我才可能到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艺术甚至超越梦想，艺术实现了我做梦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最伟大的领袖和最普通的民众，我们相见了。艺术比我心胸宽广多了。
直到现在，我对艺术的想象都从一个村子出发。在上个世纪宏大的红色叙事潮流中，我觉得最好的艺术似乎都是从一个村子出发的。天安门两边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梦想，这是一个反复出现在中国人历史想象中的图景。毛主席像挂在中央，我们在四方，幸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不只是我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我们村的人都出现了，那些语言各异、肤色不同的人都出现了。
当然，我很想和他们和画家一起，在天安门前照上一张相。
7
《丰年笑语》邢继有 1964年
1964年的麦收时节，是我来到世界的第4个月。看到邢继有的油画《丰年笑语》，让我成了这个麦收季的见证者、参与者。
《丰年笑语》一片金色麦田与人物恬淡的统一在一起，没有特别的视觉冲击。使我情感波澜的，是其无以伦比的“真”。真生活，真情感，那是黄河西岸铁镰山的麦田，不像南方的错落有致。不是莫奈、梵高们浪漫而光影迷离的《麦田》。坐在麦堆上的妇人，应是我的母亲们，年轻者应是我的姐姐、嫂子们。她们皆清瘦健康，无一肥胖、甚至丰腴者。
《丰年笑语》，以收割着的麦田为背景，抓住了故乡的生活主题。黄河两岸最主要的口粮就是麦子和苞谷。而丰年注定是以麦子而论的。去年，我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麦子表达丰收的农民打油诗，编辑了一个小段子《赛诗会》，获得了一众点赞。
麦罢，全国农民赛诗会如期举行。河南农民率先登场：“一个麦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三个汽车并排过，火车过了直晃荡”。掌声热烈，喝彩一片。陕西农民把烟锅里的烟灰在板凳腿上磕净，插在白头巾上，不慌不忙的说：“今年收成很一般，麦秸垛子高入天。撕朵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吃锅烟”。掌声雷动。赛诗会结束。
《丰年笑语》表达了强烈的时代主题，关照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生命体验，观者会产生非常愉悦的心灵感动。但看久了，可能会看哭许多人，特别是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吃 ，时刻决定生死的人们。
吃，是那个时期的人类主题。吃饱，是国家和个人绝对统一的追求目标。吃好，便是有白面馒头、biangbiang面。我的同龄者，所有美好与痛苦的记忆，大都与吃有关。但在父辈们说来：这不算啥！比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强多了，年少时，我是不相信的。现在我信了，却也无法想象饿死人命的残酷。1964年，是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高杆长穗的麦田，告诉人们丰收已经在手，好日子就在眼前。男人把割下的麦子，打捆装车，拉回打麦场。趁机小憩、喝水的妇女同胞，绝不会浪费属于她们独享的精神交流。笑语飘荡在滚热的麦田上空，是多么自然而又舒心畅意的画面。
麦田上空的笑声是无所顾忌的。东方田园的含蓄与浪漫在此是如何统一的？那你就要问：笑语是什么？答案绝不是：今年收成好！今年又丰收了！应该是：麦罢该吃谁的订婚（宴）席或结婚席了。背对我们的，一定在想：说得那个男娃，我都不敢看他。站着的那位，喝水时，心里的愉悦也已写在脸上。
母亲已经古去，当年的姐姐嫂子们大多已近耄耋之年，正在享受衣食无忧的快乐晚年。在《丰年笑语》里，就像拜祭了母亲，看到了常常不得相见的姐姐嫂子们。也分明听到了她们的问候，噫，这娃啥时候回来的，吃了冇。
（文：张国顺，1964年生，毕业于西安铁路运输学校，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现在郑州铁路局集团公司供职。）
8
《延安火炬》蔡亮 1976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以血肉之躯，为后世构筑起一个光明的未来。
76年前的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正中的位置以“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为题，向根据地人民宣告了这一重磅喜讯。喜讯立即传遍了延安的沟沟峁峁，全市轰动、万人欢腾，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奔走相告，街上张灯结彩，国旗飘扬。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灯火辉煌，欢呼声从各处发出；霎时，锣鼓喧天，无数火炬照亮了巍巍宝塔山和波光粼粼的延河水。市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苏联红军胜利万岁！”喊声声动山谷，斯大林元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火炬中高高举起，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大团结。游行的队伍走到哪里，人们都纷纷加入，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像一股奔流不息的铁流。
油画家蔡亮，创作于1972年的《延安火炬》，描绘的正是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刻。
画面中，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陕北军民，舞动着手中的火炬，延绵数里，犹如一条条舞动的火龙。夜色朦胧中的宝塔山，老乡头上挽着的白羊肚巾等，将革命圣地延安的特点简洁明了而又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漫山遍野的火炬照亮着队伍前方的毛主席画像、手握红缨枪的少年、搀扶老大娘的八路军战士、敲大鼓的老人、鼓起腮帮吹唢呐的老乡、抱着孩子的大嫂，欢庆胜利雄浑的场面在画家的笔下既气势磅礴又生动鲜活。那漫山遍野的火炬如“星星之火”般汇聚在一起，如同燃烧在中国大地上抗日烽火的燎原之势、如同胜利曙光即将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回眸“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重要时刻，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让我们带着先辈的遗志，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复兴中华，自强不息。
（文：刘莉，1978年生，美国南加州大学罗西尔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现担任西安高新国际学校国际部校长暨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总校长。）
9
《普通一兵》戈跃 1977年
戈跃的油画《普通一兵》“周总理纺线”创作于1977年，当时人们对周总理在国家危难时苦撑危局、鞠躬尽瘁的伟大人格寄予了深切的怀念，一时间赞颂周总理的各种文艺作品铺天盖地，其中美术作品《普通一兵》尤为突出。先后参加了1977年在北京举办的建军五十周年美展、1982年法国巴黎春季沙龙美展，并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同时被印成全国小学语文课本插图，也是许多70、80后拥有的共同记忆。
《普通一兵》表现了周总理带头纺线的情景，再现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画中周恩来总理盘坐在纺车前，负过伤手臂摇动着纺车，左手握着棉条小心翼翼的往外拉，纺出来的线又白又匀又细，脸上幸福又满足，周围男女老少一起交流、共同纺线，非常热闹，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回到了大生产运动的时期，人们自给自足，纺线织布做衣裳。画作中焦点明确，人物神态表情处理细致，将人们心中和蔼可亲的总理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黄土高原在阳光明朗清澈，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普通一兵》是延安特殊历史时期军民的生活剪影，是周恩来总理带领大家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中国人民实现了青岛自动化、智慧化码头；筑起了成渝铁路蜀道贯通；铸就了“两弹一星”国之盾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必将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永远都要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力量。
（文：吕菲，1976年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在读，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10
《病中石鲁》郭北平 2008年
石鲁先生是当代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亦是当代中国画坛屈指可数的艺术巨匠。其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感召诸多名家出自本心，真挚虔诚的为他造像传神。我印象深刻的有王子武、李世南的国画，修军的木刻，郭北平的油画。
人物大家王子武笔下的石鲁造型传神、笔法简约、情绪超然、仙骨栩栩；版画家修军的木刻，大刀阔斧留白与陕北剪纸线条着墨形成强烈对比，简约风骨的造像，是纯粹精神化的石鲁；李世南的石鲁则为精神呐喊的石鲁，是破笔散锋、水墨狼藉、点线缠绕、意象入心的石鲁。
我不知道郭北平认识或见过石鲁否，我直观感觉他并不认识石鲁，与石鲁也未曾谋面。窃以为郭北平认识的石鲁是相片与资料中的石鲁。正统的油画造像，若没有见过其人施之于画笔时总是隔了一层，正因为隔着一层，意境恰好映照出艺术家灵魂的神秘魅力。
郭北平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他也许认识石鲁，或者还曾得到石鲁的指点。石鲁逝去多年，他的伟岸一直被世人记述与传颂，有文献资料、有图片写真、有耳闻口传的故事，亦有生活的、艺术的、精神的石鲁，郭北平内心是熟悉石鲁的。郭北平的笔下的石鲁是什么样呢？郭北平的石鲁造像是他的心灵中的石鲁，无关乎直接的石鲁或间接的石鲁。我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时就疑问：这是石鲁，石鲁似乎着一袭白袍，安详地坐在病房榻边的椅子上，悠闲地翻一册大开本的书，在静默儒雅中若有所思，书卷之气溢于画面，一派道风仙骨。这是石鲁，那位粗服乱麻、黑乱野怪的红色斗士？我放下了疑问，想想郭北平，又想想石鲁。
郭北平是一个油画家，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我在报刊零星地看过他的散文还有他的国画和书法。他有他的格式，文采和体悟在同代画家中矫矫不群。他的石鲁造像并不是西方油画的写实画像，而是他用心体悟、理解了石鲁后的精神升华。
石鲁出生于四川一个书香门第，传统的诗书和水墨曾熏陶着年幼的石鲁。石鲁的性格耿直刚烈，有一意孤行的精神禀赋，亦有执大义而献身的豪迈，他的艺术轨迹说明了一切。
那么，回头再看郭北平笔下的石鲁，这时候才发现，这是生命晚近黄昏的石鲁，是满满翰墨之香熏透的石鲁，亦是道风仙骨绚烂至极的石鲁。
（文：张鉴宇，1969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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