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前，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诞生。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等人发来的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秘密前往上海。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日记中五个圆圈代表的意思是“共产主义者”，当时怕泄露这件大事，只能以“○”代意。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中国，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

陈独秀（实庵先生）和李大钊（守常先生）因工作繁忙而未能到会。当时有13名代表参会，加上共产国际两名代表共15人。

董必武、陈潭秋（字云先）、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20日到达上海。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泽东作为各自小组的代表，很快相互结识。交谈中，包惠僧发现毛泽东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抱负远大，很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留日学生中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是党员。施存统功课紧，便推周佛海作为代表。周佛海等放暑假后才动身，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旬了。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如期抵沪，中共一大推迟至7月23日才正式开幕。

当时开会地址为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共产党”。而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８月，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在此前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7月23日，张国焘讲完会议的情况和任务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辞，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马林讲话时间特别的长，尽管尼科尔斯基讲话很短，导致致辞结束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宣告结束。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周佛海在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未能参加会议。

因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赴上海途中，其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所掌握，并互通情报，记录在案。马林到上海后，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之下。晚上8点多，代表到齐正准备宣布开会的时候，法国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打断了会议进程，随后巡捕前来包围了会场。

陈公博因会场被查恐慌，又遇到凶杀案，退出会议。李达等12名代表决定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于安全考虑退出了会议。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

参加会议的这些年轻代表，当时还是社会上不知名的“小人物”，当年或许谁都很难想象这个党28年后会赢得全国政权，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员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建党，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29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还有后来献出了生命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李汉俊1927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在这些人中，最后坚持下来并活着见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个人。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党一路是何其艰难。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命运的幸运儿，她的每一步发展和成长都来之不易。这个队伍在前进过程中，也经历了迂回挫折，分化重组，如淬火炼金，党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变得愈加坚强有力。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本文由“广东共青团”和“青运春秋”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