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这五十年与我的文学（黄灿然译）
我写散文，用的语言是日语。然而，自青年时代开始，我就从杰出的爱尔兰诗人W.B.叶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并深受鼓舞。他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中的巨擘。尽管我对他心怀感激，但是如果要我朗诵他的诗，恐怕每一节都要出现语音错误。可是，诗歌中有一种固有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打动像我这种频频出现发音错误的人；因为我相信，一个文人，即使他清楚意识到那语言障碍有着难以克服的排斥力，也能够从远远超乎他本身的文化中吸取重要的养份。事实上，我相信这是一个文人应有的态度。
从第一次读叶芝至今，很多年过去了，我大概已经成为叶芝所称的“糟老头”了。我心中经常出现他这几行诗：
因为人总是随着时间而改进；
然而，然而，
这可是我的梦，或者真理？
啊要是我们能够相识
在我燃烧的青春时代！
我青年时代偶然读到这几行诗时，就喜欢上它们；我记得，每次我重读，都会幻想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当我咀嚼这些诗行，我不能说我甜蜜的共鸣中没有交织着一阵痛苦。
这不是我今天──或任何一天──谈论叶芝诗歌的意图。我想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日本人，然后谈谈我的文学。我尤其想谈谈日本在经历了这50年之后，是不是随着时间而改进了。我还想谈谈我的文学随着日本在其战后道路上踟蹰而诞生的过程，它的成长比我的实际年龄更快，并将在我的有生之年完成。此外，我还想谈谈我的文学是否也随着时间而改进了，以及谈谈存在于日本的战后岁月与我的作品之间的这种仍在进行中的推动力。我要谈的就是这些。
27年前，即1968年──大概处于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来哈佛演讲。我想告诉你们我当年访问的一件往事。不过，在回忆这件往事之前，我想我有必要向你们概述一下1968年发生于我国和世界的一些重大事件，因为我相信这些事件画出了一个清晰的符号，标志着不仅是日本和亚洲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1968年1月，约翰逊总统的特使罗斯托先生拜访佐滕荣作首相，要求日本合作保护美元。在同一个月，东京奥运会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和铜牌得主、地面自卫队的丹谷幸吉自杀。他自杀前留给家人的遗书写满了他们寄给他的各种食物的名称，以及每一样食物的味道如何如何好。他在遗书末尾道歉说：“我最尊敬的爸爸和最亲爱的妈妈，你们的儿子幸吉很累，再也不想跑了。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你们之前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在一月份，人们在佐世保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美国核能航空母舰“企业”号进港。
2月，政府报告说，日本农业、渔业和林业人口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这标志着日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能自足，必须进口更多的食物和其他原材料。在同一个月，日本出生的韩国人金嬉老杀了一个人之后又劫持一名人质，反锁在一座山中别墅里，后来他指控说，他受到日本人的种族歧视。与此同时，在东南亚，越南解放阵线集中火力攻击西贡。
3月份则开始了有关富山县“痛痛”病的一连串法庭程序。“痛痛”是对一种疾病的不成熟的称呼，并作为医学名词沿用下来。这是一种由污染引起的极其难忍的痛苦而致命的疾病，就像水俣病，前者是镉中毒，后者是汞中毒。在这个月，国人的目光首次转向三里冢斗争，学生们加入农民的行列抗议建造东京成田机场。在国外，越南在3月份发生美河村大屠杀；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生因“草莓声明”而起的冲突。在日本校园，东京大学和日本大学爆发暴动。巴黎发生“五月革命”，并在日本催生一种新式学生运动“全共斗”，这是一个缩写词，全称也许可以叫做“全日学生共同斗争阵线”。
8月，苏军进入布拉格。10月，日本一名连环杀手指控社会造成他用手枪杀人，宣称是贫困剥夺了他学习是非对错的机会。在同一个月，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月底的“国际反战日”，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演变成新宿暴动。三岛由纪夫乔装前往观察这次暴动，这成了他走向自毁的起点。这次大规模示威给他带来了危机感，导致他进一步卷入他组织的一支小规模战斗队，冲入自卫队的总部切腹自杀。
12月，有人穿上警服抢劫3亿日圆，这是涉及金钱数目最大的一次劫案。在仍然由美国管治的冲绳岛，则进行了预期把它归还日本的主席选举，改革派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差不多同时，举行了庆祝日本现代化100周年纪念活动，也就是“明治维新”100周年。
就是在这一年，我来哈佛演讲。在演讲完毕之后的问答期间，赖肖尔博士作了一番令我难忘的评论。“大江先生，”他说，“我几乎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难以接受。”我紧张起来，我可以感到听众中的学生也紧张起来。你们知道，赖肖尔博士曾经长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他曾经被一名日本青年殴打，很长时间才从这次恐怖主义袭击中康复过来。而这番评论是在他重返学术研究之后不久作出的。他继续说：“你提到日本政客的想象力已经衰弱。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日本政客本来就没有想象力。”
我相信，赖肖尔博士这番评论，不仅是基于当年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是来自他对导致这些事件的战后各种事件的观察，包括他作为大使与日本政客谈判的个人经验。当时我以为他对日本政客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自民党那些政客，因为他们一直是执政党，并且事实上好像要一直这样执政下去。然而，从1968年各种事件发生之后来看，我却感到，这次批评也是针对改革派政客，针对市民和学生活跃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
但什么是想象力？在27年前那次演讲之后，我在希贝特博士的住所与一些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援引加斯东·巴舍拉尔给想象力所下的定议。我从这位法国哲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把想象力的功能定义为“改变特定形象的能力”。那么，根据这个定义，从根本上，是活动或者说行动赋予想象的个人以特征。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1968年的一些事件，然后再快点跟上去。日本首相同意美国特使关于合作保护美元的要求，但他只是消极地答应，我也怀疑会有任何美国人认为日本作出积极努力去处理日圆急剧升值这件事。日圆升值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越南战争也考验起美国政客的想象力，诺曼·梅勒曾在数年前的一次哈佛演讲中谴责他们缺乏想象力，我碰巧也在场。但是日本政客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想象力又如何？显然，他们对亚洲的未来没有任何眼光，没有抗议美国的越南政策，更谈不上采取积极行动去把这种观点付诸实行。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客和日本人经常受到连珠炮似的抨击，指责他们当时只懂得利用因这种战争而起的特别需求──就像他们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表现一样──来加快他们的经济繁荣。批评指出，日本政客和商人采取的唯一积极行动是发财。
至于日本政客和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布拉格之春”，可以说，他们谁也没想象，甚至没有试图去想象在苏联入侵捷克中，竟蕴藏着二十年的剧变，这场剧变竟会给冷战拉上帷幕。在国内，我也怀疑他们具备任何积极的想象力去展望青年一代这场运动──开始于校园，至新宿暴动达到高潮──应以何种最佳方式发展下去；显然，那些害怕学生运动的执政保守派是没有任何想象力的，改革派甚至学生们自己也是如此。这点也同样适用于三里冢斗争。
三岛高估了学生的力量，以为新宿大规模街头示威只不过是他们潜在力量的局部展示。错误的判断导致他和他的私人部队不顾一切地在那幻觉之路加速前进，保护所谓的“帝国”，而那只不过是他的思想幻影而已。至于学生，他们在校园的失败则迫使他们分裂成两个团体：平民导向的环保团体和较激进的革命派。后者迅速异化，在武装斗争中以自我失败和自我毁灭告终──尤以日本赤军为代表。其结果充其量只是无聊，不过是显示了日本警察部队的力量，并以电视现场报道警察揭露赤军的死亡私刑和随后的软弱抵抗而广为人知。
然而，除了像日本赤军所坚持的这类革命幻想之外，进行中的社会控诉运动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各种可耻的社会现实仍紧跟着他们。那位日裔韩国人上演的山中别墅人质事件赤裸裸地揭露了日本对韩国人所犯的罪行，即日本对他们的歧视。这件事所表明的，事实上与“慰安妇”问题是一致的，后者是一个日本今天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里冢不屈不挠的农民与日本政府的斗争即便有学术界人士的调停，似乎也只是问题解决的起始。环境危害的扩散现已蔓延至整个日本群岛，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由污染引致的富山和水俣市的疾病。
倘若日本调动某些积极的想象力，所有这些发生于1968年的事件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当我想及1968年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反省在这关键的一年前后发生的一切，我总会不期然倒吸一口气，对自己说，日本和日本人竟然可以挺过这50年，不能不令人惊异。不仅如此，就经济而言，日本正是在这50年中繁荣起来的。
现在我必须跟你们谈谈我作为一个作家是怎样经历这个年代的，以及我是怎样在这些年中继续写作的。但是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声明，只有紧跟下列程序我才能具体而准确地谈论日本和日本人。
让我以1968年作为谈论我的文学的尺码──碰巧，这一年我的儿子动了第二次脑部手术。在此之前的1967年，我写了《无声的呼喊》；《广岛札记》早此三年；而《个人的体验》则早《广岛札记》一年。1969年，我写了《告诉我们延长疯狂之路》；一年后我写了《冲绳札记》。
我是以描写一个少年在日本农村地区的生活开始我的文学事业的；我写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当时天皇被认为是神明和绝对主宰。《拔芽杀仔》是我早期的代表作。不久之后，我的小说集中于描写“盟国占领”下的日本，以及我当时在东京的体验。
同时，作为抗议的一代的某种代言人，我继续写控诉社会的论说文。当然，我这代人还有其他舆论制造者，作为“愤怒青年”找到他们自我表现的渠道，但我有一点不同于他们，这就是我是战后民主的直率的、热情的拥护者。
我生长于日本一个边缘地区四国岛的一个森林村落──还有，一如我早先跟你们提到过的，由于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我的性格形成时期充满矛盾。我热烈希望成为天皇的一个战士，为他而死，但是同时我对这种命运害怕得要死。当我得知这个由神明保护的国度竟然吃了败仗，我完全被震惊压倒了。紧接这次恐怖事件而来的是另一次震惊，我听说天皇宣称他也是人。不过，我却能够迅速作出调整，来适应席卷全国的战后民主浪潮。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梦想着从闭塞、封建的森林生活中解放出来，到东京和别的国家去，在从未体验过的自由空气中发展自己。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那时已有批评指出日本民主政制的虚伪，因为它是建立在一部由盟军总部起草再由一个被占国颁布的宪法上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批评它。保守派的观点是，日本需要一部由自己制订的宪法，而不是一部由美国强加在它身上的宪法。然而，日本自己在新宪法实施后起草的一部宪法，对如何建立新体制却一点认识也没有；不仅如此，它是致命地过时的，因为它是由那些避过检控但仍然掌权的战犯准备的。
另一方面，改革派也对美国民主有所顾忌，宣称在可疑的美国民主政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本新民主政制只是一个骗局。随着美国更深地卷入越南，他们的顾忌亦愈见强烈。
我也同意，民主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得到充分的实现──并且我继续相信，它仍未充分实现，因为我认为日本独特的天皇制度根本就难以跟民主政制的原则并容──但是鉴于日本一个世纪的现代化，以及它对亚洲侵略的历史，我相信日本从未把建立一个像新宪法中所说的战后民主政制那样的国家和社会当作首要考虑；我还相信，如果根据新宪法建立起来的这个政制一旦崩溃，日本与亚洲邻国和解的一切机会都将丧失，而日本也将难以期望积极地参与瞻望世界的未来。这是我作为一个论说文家的立场。
我所受到的批评──作为一个获得某种承认的小说家和一个开始写论说文的人──主要是集中于我的小说与我的论说文之间存在的断裂。来自右翼和左翼的一致批评是，虽然我在小说方面有点才能，但论说文却连平庸也谈不上。他们甚至说，我的论说文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他们的批评对我打击很大；此外，那时我就意识到，我已钻进死胡同。
作为一个作家，还有五个痛苦的年头在等待我；之后我那有智力缺陷的大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刚好是在我着手研究广岛原爆受害者的时候出生的，他使我重新检讨我的小说和论说文，并重新调整我打算要写的东西。经过反省，我写了两本书，即《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由于这些书已有英译本，我不想详细解释它们的内容。不过，我想粗略概括一下《个人的体验》，它叙述一位父亲决定挽救他那位初生婴儿的生命，为他作手术，尽管明知手术之后他的儿子会变成弱智者；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选择与一位弱智孩子共存，而不顾因此而来的困难。《广岛札记》是一部有关广岛医生的长篇论说文，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尽管他们缺乏有关辐射及其效果的正确知识，但是他们仍竭尽全力以最佳的方式去治疗受害者。这部论说文探讨了这些广岛医生所具有的对现代社会的觉醒和想象力的本质，阐述了建立在这种觉醒和想象力的基础上的新的道德观。
我以这种方式给我的写作带来一次新的开端，让自己再次肩负起我前往东京时抛弃的那片阴郁森林里边缘村落的文化，并在这个起点上重新检讨日本现代化的意义。我就是这样回到我曾经生活过的实际环境中，写出了《万延元年的足球》，即英译本《无声的呼喊》，这是一部旨在重新建构我自己的小说。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加强我在边缘文化方面的理论。我选择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岛这个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地方作为我研究的场所。这种研究已在《冲绳札记》找到它自己的形式；作为战后民主政制的永不悔改的拥护者，我在这本书中传达一种来自这个一度是日本军事前哨、但已变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军事综合基地的岛屿的政治讯息。
在匆促地回顾了我在其中生活及写作的时代之后，现在我想回到我开头援引的叶芝那首诗，请容许我稍作更改，提出下列问题，即：日本和日本人可有随着过去这五十年而有所改进？我的文学有没有成为理应随着时间而改进的日本人民的自我表现？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之后已完全荒废：大规模的轰炸已把东京和其他很多城市化为灰烬，原子弹袭击则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但是现在经过50年之后，日本已变成一个经济大国。简而言之，日圆正在猛升，并且似乎没有止境──无论对国际或日本来说，这都是令人担忧的。我没有资格分析这个现象──专家们可以做得远比我出色──我也知道，这个大学有很多非常好的日本研究者，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绝佳的观察。
故此，我想根据我的看法，提出有助于分析当今日本的两个具体指数。第一个是最近刚通过的《原爆幸存者援助法例》，它是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多年来不屈不挠努力的成果。正是在他们这场运动的进程中，很多日本人爱说的一句话──“唯一遭受原爆痛苦的人民”──才得以被抛弃；因为这场运动告知大众，在这两个城市有大批来自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同样成为受害者，还有一些中国人和其他国藉的人。另一个证明日本人确实有随着时间而改进的事实，则是实现了与太平洋地区核试受害者和核电事件受害者之间的团结。
然而，这个法例却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并没有包含受害者们通过他们持久的努力所达到的基本宗旨。受害者们原是希望该法例写明日本全面承担侵略亚洲的责任，即从战争开始到以原爆结束的责任；他们还希望该法例指出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应对广岛和长崎原爆负责。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发表一项明白无误的声明，确认日本对这场战争的责任，从而赋予他们要求国家赔偿的资格。在他们心中，该法例是这样一个法例，即通过它，日本政府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能够不但向美国而且向世界各国表明要与大家致力于销毁地球上的所有核武器。
这个向受害者提供若干经济及医疗援助的法案是在由日本社会党与其他保守势力构成古怪大多数派的国会通过的。然而，它是在删除了原提案中受害者两项基本要求之后才获得通过的。
很多日本人获悉史密森学会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没有展出来自广岛和长崎的文件时，都提出批评，因为这些文件讲述了他们所遭遇的大灾难。无疑，最失望的要算那些原爆受害者，因为他们原希望美国公众在了解到他们可怕的经验之后，能够有所作用于参与旨在销毁核武器运动的美国同行们。受害者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这个希望破灭了。他们对史密森学会决定什么可展览什么不可展览的失望一定大于他们目睹日本政府在通过《援助法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时所受的那种被抛弃感。最令人遣憾的是，太平洋两岸那些掌权者们竟是以同样的方式粉碎他们的希望。
我想谈的另一个指数是最近在国会辩论的《不战决议》。这个决议是要纪念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50周年──这个方案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那些批评者辩称，让日本承认它对亚洲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以及通过一个《不战决议》，反省它的过去，会使日本在处理搁置的外交谈判时处于被动，其中一项谈判显然是“慰安妇”问题。他们辩称，让日本承认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会使战死者家属难以承受。
保守势力这些论点清楚地显露他们对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国家在亚洲以至世界的未来缺乏想象力。后一个论点尤其证明他们对何谓现代日本缺乏自我反省，这种反省理应达到能够在日本对所有国家的战死者一视同仁地哀悼的境地。
乔治·奥威尔的传记作者乔治·伍德科克用这些你们应很熟悉的话写到奥威尔所信奉的一种思想：“我们能够寄望使未来更容易承受的唯一途径是在我们迈步向前时身怀……在过去鼓舞人类的庄重和公道的准则。”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日本人应有的未来形象有赖于恢复他们的庄重，因为，尽管日本人民在其现代化进程的途中一直葆有这一操守，但是现在它似乎已去到了灭绝的边缘。为了保持庄重，我相信日本人需要以亚洲角度以至世界角度来考虑公道这两个字，并承担伴随这种思想而来的责任。要做到这点，日本人需要拥有全面的真正的想象力，而不是只满足于选择诸如派兵海外之类的措施，派兵海外完全违背了旨在保护战后民主的《宪法》。
我的文学是与日本人在过去50年中所走的路密切相关的，而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立场一直是永远对我周围的环境持批判态度，但又把日本人民的各种扭曲作为我自身的扭曲来加以接受。因此，如果我在考虑我的文学是否随着时间而改进的时候把我自己与日本和日本人所置身的环境割裂开来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最近完成了一部作品，我将它视为我以小说形式出现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总题为《燃烧中的绿树》的三部曲，主人翁是一个革命派系的幸存者。该派系在60年代后期到达一个转折点时，变得激进起来，钻进死胡同；主角一直因为他发动的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而承受着感情上和肉体上的损伤，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少年，但毕竟是个派系成员。现在他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成立了一个宗教团体，混合了四国岛森林的传说──那正是我生长的地方。回答他对灵魂拯救的诘问，以及解决──作为赎罪──他参与该革命派系的问题，是以一次报复同时实现的。
这部作品是我把这50年的经历与我的文学连结起来的一个典范。它是一部悲剧，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描绘引人瞩目的时代和一个个人的痛苦；然而，在结尾时，我写了这样一个场面，我让主人翁的同志们在他建造的教堂呼喊“欣喜！”，这再次是我从叶芝那里借来的词。就是他这个词，在我作为一个永不能把自己与日本和日本所走的路割裂开来的作家从事写作的几十年中鼓舞了我。无疑，当我探索一种有别于小说的文学表达方式的时候，他还将鼓舞我。但是作为一个日语作家，要谈论被称为小说的这种文学体裁的命运，那将需要另一场演讲。最后，请容许我说，正是“欣喜！”这个词鼓舞我活下去并继续往前走。谢谢。
（1995年5月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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