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选读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492 年，玉米的传入我国距此只不过十年左右，快得惊人。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时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乾隆时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其中新大陆传入的玉米、白薯及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
渐渐清晰的古人生活
汉代，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所谓五谷（《礼记•月令》、《汉书•食货志》）或九谷（《周礼•天官•大宰》）。
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九谷依郑众的说法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比起五谷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稻。先秦时，北方种的水稻不多。《周礼•天官•膳夫》说到“凡王之馈”时，所用的粮食第一种是稌；稌就是稻。西周铜簠的铭文中常说：“用盛稻粱。”《论语•阳货》记孔子的话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可见当时对稻的珍视。汉代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水稻。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中记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粝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反映出它是当地的主食。晋代出现早稻，见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不过农历九月中旬才收割的稻，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早稻。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钦州有“正、二月种”、“四、五月收”的早稻，这就是真正的早熟品种了。早稻的育成，为一年之中收获两季的双季稻创造了条件。
双季稻有连作和间作两种：前者是早稻收获后再种晚稻。后者是早稻先插秧，晚稻随后插入早稻行间；早稻收获后，隔一段时间再收晚稻。后一种双季稻要求的技术条件高，应出现在连作稻之后。间作双季稻在文献中最早见于明代的《农田余话》（14 世纪）。如果把双季稻种在麦田里，那就成为一年三熟（麦、早稻、晚稻）。三熟的记载最早见于明•谢肇淛《五杂组》（17 世纪上半叶）。水稻栽培技术的不断改进，遂使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但郑玄对九谷的说法与郑众不同，他认为，“九谷无秫、大麦而有粱、苽”（《周礼•天官•大宰》注）。粱是一种优质的黄小米。苽又作菰，这种粮食现在没有了。它是水生的，又叫蒋，在秋天开黄花，结出黑色的籽粒，碾米甚白，叫雕胡米，滑腻芳香，是一种高级食品。直到唐代，王睿在《炙毂子》中还认为它是九谷之一。李白诗“跪进雕胡饭”，杜甫诗“波飘菰米沉云黑”，说的都是它。但作为粮食的雕胡米为什么消失了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量低，而且成熟的时间不一致，不易收获。
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菰在夏末秋初自叶鞘所抱合的中心抽出的薹，如为一种黑粉菌所侵，便不能开花结籽，却形成膨大的菌瘿，洁白脆嫩，甘爽可口，就是蔬菜中的茭白。宋以后，对茭白日益重视，种菰转以培育茭白为目的。不染菌能结籽的植株反被认为是“公株”，一见即除去。其实菰并非雄雌异株；在上述几种作物中，只有麻即大麻是雄雌异株的。枲是雄株，纤维的质量好；苴是雌株，结麻籽，可用它煮粥。此外热带品种的大麻能制成大麻烟（Marijuana），但我国古代人不知有此物。上述五谷或九谷中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小麦和大豆。
小麦是世界上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原产地为两河流域。伊拉克北部的贾尔木遗址出土了距今八千多年的小麦。我国甘肃民乐东灰山发现的炭化小麦颗粒，为马家窑文化遗存，距今约五千年。到了距今约四千年时，黄河下游若干龙山文化遗址，如山东茌平教场铺、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等地出土的标本增多，且均属栽培型。商代已有食麦的习俗，卜辞里说：“月一正，曰食麦”（《后下》1.5）。《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则周代仍沿袭此风。这时种麦比较普遍，许多周代聚落中已呈现出粟麦并重的农业格局。
再看大豆，这是我国的特产，原产东北地区，黑龙江宁安大牡丹屯发现过四千年前的大豆。《管子》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得其“戎菽”，布之天下。菽指豆类，戎菽即大豆。《史记•天官书》索隐引韦昭曰：“戎菽，大豆也。”1873 年，中国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之后，大豆才在欧美各国大量种植。在我国的烹饪艺术中，酱油是不可或缺的佐料之一，而酱油正是用大豆发酵酿制的。湖南沅陵虎溪山西汉沅陵侯墓出土竹简《美食方》中所记“菽酱汁”就是酱油。没有酱油，许多中国佳肴将难以烹调，用西餐的盐和白酱油是做不出地道的中国菜的口味来的。
还有一种备受关注的粮食作物是高粱。我国古代是否种植高粱，曾引起过争论。但山西万荣荆村、河南郑州大何庄、陕西长武碾子坡、江苏新沂三里墩等地，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先周和西周的高粱。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和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墓中出土过汉代的高粱。在西安西郊西汉建筑遗址中，还发现土墙上印有高粱秆扎成的排架的痕迹。可见我国古代已种植高粱当无可置疑。
《周礼•考工记》所称“染羽以朱湛丹秫”的丹秫，应即高粱。《本草纲目》说高粱的“谷壳浸水色红，可以红酒”，其他谷物是没有这种性质的。高粱又名木稷，见曹魏时张揖的《广雅》。在《广雅疏证》中，王引之说高粱“谓之木稷，言其高大如木矣”。所以过去认为唐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关于高粱的可靠记载的说法不确。至于高粱之名，则要到元代王祯的《农书》中才见于著录。从商、周直到明代前期，粮食作物的品种大体稳定。
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作物传入我国，才使粮食作物中增加了新的成员，进而改变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结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玉米和白薯。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正德《颍州志》（1511 年）。颍州在今安徽省北部；玉米传到颍州之前，肯定在沿海地区已有栽培，而且记进《颍州志》时，也不会是传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公元1500 年前后就传到中国。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492 年，玉米的传入距此只不过十年左右，快得惊人。
白薯的传入则要曲折些。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他于是“取藷（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农政全书•甘藷条》）。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遇到大荒年，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白薯的许多好处，于是命各县如法栽种，大有成效，渡过了灾荒。后来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将白薯传入浙江鄞县。又由陈以桂的儿子陈世元传入山东胶州。
胶州比较冷，不容易种活，还每年从福建补运薯种，并传授藏种方法。陈世元又叫他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传种到河南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县；三子陈树传种到北京朝阳门外、通州一带。陈世元并著有《金薯传习录》（金薯之名系用以纪念金学曾）一书，介绍白薯的栽培方法。陈氏一门六代，对白薯的推广作了不懈的努力，后来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们的劳绩。历史是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的。
白薯是高产作物，亩产量为谷子的十余倍。明末福建已经成为著名的薯产区，正如清•周亮工《闽小记》所说：“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白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粮食问题。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时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乾隆时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其中新大陆传入的玉米、白薯及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张政烺老师常强调这一点；爱开玩笑的人还给这种看法送了个“唯薯史观”的雅号。
再说蔬菜。古人早就知道蔬菜的重要性，饥馑的“馑”，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但上古时代物质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种类很少，《诗经》里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种植物，其中只有二十余种用作蔬菜。而且像荇、荼、苕、荍、莱、芑之类，均早已退出蔬菜领域。《左传·隐公三年》称：“蘋、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今天看起来，这里说的不过是些浮萍、水草及白蒿之类，而当时却拿来充祭品、办宴会；蔬菜之贫乏可以想见。
战国、秦、汉时，情况稍有改观，但仍无法与后世相比。这时最重要的蔬菜即《素问》中说的“五菜”：葵、藿、薤、葱、韭、这五种菜和《急就篇》举出的十三种菜都以葵为首，有的文献中甚至将葵尊为“百菜之主”。汉代的诗歌里描写菜园，有的劈头就是“青青园中葵”；魏晋时人提起蔬菜，不是说“霜蒿露葵”（曹植），就是说“绿葵含露”（潘岳）；《齐民要术》中还辟出专章讲葵的栽培技术；其重要性可以想见。
唐以后，蔬菜中增加了一些新品种，动摇了葵的地位。从植物分类学上说，葵属于锦葵科锦葵属，现代称为冬葵。它“性太滑利，不益人”，“动风气，发宿疾”（王象晋《群芳谱》）；播种面积因而逐渐减少。明代植物学家王世懋甚至说，“古人食菜必曰葵，乃今竟无称葵，不知何菜当之”（《蔬疏》，16世纪中叶）？李时珍也以“今人不复食之”（《本草纲目》，1578年）为理由，把它列入草部，不再作为蔬菜看待。《素问》“五菜”中排在第二位的藿，也是先秦时重要的蔬菜。《战国策·韩策》说：“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可是它只不过是大豆苗的嫩叶，今天也很少拿它当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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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大部分织物均用于穿着，下面就谈谈服装。
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出现骨针，表明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古人类此时已知缝衣。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地区和族别不同的人们中间，已采用不同的服饰款式。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
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出土骨笄，其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知束发为髻是华夏族传统的发型。而根据安阳侯家庄大墓及妇好墓出土的玉、石人像，又可知商代人上身穿交领衣、腰间束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巿（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很少，但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的人形车辖看来，衣、裳、带、巿仍是男子服装的基本构成。所以上古时代华夏族的服装是以“上衣下裳，束发右衽”为特点。
衣除中单外，只在股间缠裈（兜裆布）；所以箕踞而坐或撩起下裳，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当时贵族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所系之巿。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除衮衣、玄衣等不同等级的上衣外，经常还有“朱巿、葱黄”（《毛公鼎》）、“赤巿、朱黄”（《辅师嫠簋》）等物。在古文献中，“巿”、“黄”亦作“韨”、“衡”，如《礼记·玉藻》中之“赤韨葱衡”。
巿、韨指蔽膝，从无异说。但衡却曾被认为是系韨的带子，似不确。因为《玉藻》郑玄注：“衡，佩玉之衡也。”而“葱衡”又即《诗·小雅·采芑》之“葱珩”。它应指包括系玉之带子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而言。贵族将巿与玉佩组合起来垂在身前，很引人瞩目，从而成为代表身分地位的一种标志。
春秋、战国时在服装方面之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和胡服的出现。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接的衣和裳连在一起，“被体深邃”，故名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曲裾”。将曲裾向身后斜裹，既不碍举步，又不致使其颇不完备的内衣外露，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合用的服装。《礼记·深衣》甚至称赞它“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所以在战国时广泛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楚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过穿深衣的人物形象。但由于穿深衣时不便系巿，所以贵族“朝玄端，夕深衣”，还不把它用作正式的礼服。
胡服则指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时骑马的需要，多以窄袖上衣与长裤、靴子相搭配。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采用这种服装来装备赵国的军队的，这和当时开始重视骑兵的战术有关。但胡服究竟是何种式样，过去并未说清楚。其实，胡服即衣裤式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着矩领直襟窄袖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这就是穿胡服的战国战士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此像的腰带上未用带钩。
过去曾认为带钩是和胡服一同传入的；通过近年的发掘，已知带钩在黄河流域最早见于山东蓬莱村里集7 号西周晚期墓，到了春秋时期，各地所出铜、金、玉带钩之例已为数不少。而北方草原地区的带钩的出现不早于春秋末，所以带钩北来说不确。从战国晚期到西汉，穿直裾或曲裾式上衣，长裤，腰系施钩的革带，乃是武士常服，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所出陶武士像可以为例。
深衣在西汉时仍然流行，长裤也从武士那里向全社会推广。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于古代冠制的认识，目前只能追溯到汉代。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所戴的冠有别，但文献中所记之章甫、委貌等冠，由于缺乏实物或图像以资印证，形制不清楚。汉代的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分、官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分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是“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
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的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以后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在东汉画像石上刻的当代人物所戴的冠，都在下面衬着帻；而其中出现的古代人的冠下则无帻，以示区别。不过冠和帻并不能随便搭配，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上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侧，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分的高低。
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惠通，指薄麻布。起初只是头戴用薄麻布做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衬以平上帻。进一步又将麻布弁涂上漆，使它看起来像在帻上加了一个漆笼，故又名笼冠。此外，武士也戴鹖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分尊卑方面，进贤冠的梁数虽然能起一定的识别作用，但梁数只从一梁到三梁，等级的跨度太大。所以汉代官员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密度和织法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它和西周时的佩玉之组是一脉相通的。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之圆髻，像倒置的槌子，故名椎髻。以“举案齐眉”的故事著称的孟光，《后汉书》就说她“为椎髻，着布衣”。汉代陶女俑作这种髻式的经常见到。而且这时深衣逐渐成为贵妇人的礼服。不仅两汉，直到魏晋时此式服装仍盛行不衰。华丽的女式深衣之曲裾在下身要缠绕好些层，并且在衣裾的斜缘上饰以许多三角形物及长飘带, 即古文献中所称之“襳”与“髾”。司马相如《子虚赋》：“蜚襳垂髾。”傅毅《舞赋》：“华带飞髾而杂襳罗。”描写的都是这种服装。
十六国、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服装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服装的更新和民族的融合在同步进行。南下的鲜卑族本着鲜卑装，其男装包括圆领或交领的褊衣、长、长靴及施带扣的革带，头戴后垂披幅的鲜卑帽。当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服装在华北逐渐流行，汉族劳动人民也有人穿。而另一方面，北魏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提倡汉化，孝文帝元宏是其代表人物。
在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中，有一项内容是禁胡服。于是在皇帝和臣僚的祭服和朝服中，又出现了汉魏式的峨冠博带。但对于平民的服装，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后来并未产生多么显著的作用。因为继起的东魏、北齐屡屡掀起反汉化的浪潮；在太原北齐·娄睿墓的壁画中，几乎是清一色的鲜卑装。
北周和北齐一样，也搞反汉化，提倡用鲜卑语，甚至改汉姓为鲜卑复姓。特别是北周吸收汉族农民当府兵，军装须整齐划一，更为鲜卑化的服装在平民中的普及开辟道路。与此同时，上层统治者在若干隆重的场合中却仍着汉装，响堂山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及《历代帝王图卷》中的北周武帝像对此均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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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 著，中华书局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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