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布鲁诺•瓦尔特：相遇马勒（王崇刚译）

歌剧《费德里奥》中，莱奥诺拉大声喊道：“是的，此乃天意！”当命运仁慈地奉送给我，一份汉堡城市剧院总裁博里尼签发的合同时，我对自己也说了这样的话。这份合同让我有幸与古斯塔夫•马勒共事，彻底影响了我的事业发展，乃至整个生活。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但在当地人看来，它是排名第一位的。这是大城市间一种竞争，它们彼此看低对方。柏林人认为，这个海滨大城市很乏味，而汉堡人则将首都视为暴发户。不管怎样，汉堡作为一座城，拥有比柏林更难以言状的品格。历史选择了这片毗邻阿尔斯特内湖与外湖的辉煌之地，少女堤（汉堡购物中心）熙攘的交通，巨型的港口，乱纷纷的圣保利海员娱乐中心，美丽的易北河布兰肯赛度假胜地，以及很多其它景观，都蛮有特色。所有这些体现了一座汉萨同盟城市（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面向大海，同时又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那样，深受内陆影响。

更重要一点，汉堡不仅是座城，还是一个邦国，拥有与其它德意志邦国比肩的重要价值。相对于牛气冲天却人缘不济的普鲁士，汉堡人因其自尊和举止高贵而闻名。城市官方对艺术教化非常重视，他们意识到汉堡作为文化中心的价值。汉堡当时被称作剧院城市，剧院及其艺术家享受着的诚挚的尊崇。歌剧和话剧，在城市剧院和其它场所上演，成为汉堡人关切的焦点，很多人都在津津有味地讨论。

城市剧院管理层同样负责阿尔托纳剧院的歌剧和话剧演出。这是临近小城阿尔托纳的一座用煤气灯照明的旧式剧院，就在通往圣保利的路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儿指挥利昂卡瓦罗的《小丑》，理由有二：首先，我指挥得很卖力，我的手指多次被指挥桌边滚烫的汽灯烟筒灼伤；第二，每当我面向第二小提琴，总看到右边第一排有一个女人在织袜子。她无视我的指挥，时不时会越过栏杆，用讨好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演出快结束了。恐怕她对歌剧指挥的重要性不够重视。总之，阿尔托纳人对艺术努力的回应，需要我们拿出相当多的幽默感才行。

汉堡当地，情况大不相同。每当有好演出——这是常有的事——保证客满。所有文化活动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传统与现实影响。汉斯•彪罗成为汉堡交响音乐会的指挥，古斯塔夫•马勒——先前的布达佩斯皇家剧院指挥——成为汉堡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让这里的人倍感骄傲。汉堡对戏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莱辛著名的《汉堡剧评》。相比于莱茵河畔宁静晴朗的科隆，在北德雨雾交加的，被称为“汉堡气象”的阴沉天空下，歌剧的地位更加显要。

其实，汉堡剧院的重要性，柏林人也欣然认可。首都的报社派遣其首席评论员，赴汉堡撰写重要首演的评论，已成为惯例。我期盼汉堡的工作合同，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但我渴望的焦点是古斯塔夫•马勒，就是其妙趣横生的交响曲，被评论家轻蔑对待的那位作曲家。我将他想象成新的柏辽兹。一想到想象力如此丰富的音乐诗人，是我即将工作的这家歌剧院的指挥，就让人感到激动。我怀着敬畏心情，期待见到这位重要的创作天才。

到达汉堡后，我的第一印象有些出乎意料。这座商业大城市火车站四周，是一篇寻常甚至有些冷清的区域，。我走出火车站，鬼火小精灵在我眼前飞舞，绚丽地照亮夜空。汉堡的电车，似乎在用流动的焰火，欢迎我的到来——汉堡是德国第一个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这快乐闪烁的精灵，伴随我初次漫步在汉堡宽阔的街道，走过位于火车站的大桥，徜徉在漂亮的内阿尔斯特湖畔。在少女堤的比伯画室橱窗内，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头像一看就是一位音乐家的，所以吸引了我。我很快意识到上面画的就是马勒。只有巨人交响曲的作者才会有这样的形象。他真实的外貌证实了我的判断力。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博里尼的办公室，拜见我的新老板。在那里看到的第一人就是马勒，一个瘦瘦的，正为琐事烦恼的，个子不高的人。他有高高的前额，长长的黑发，高度敏锐的眼睛，带着眼镜，嘴巴尤显高贵。博利尼把我们介绍对方，然后是一段简短的谈话。这段谈话，马勒的妹妹常常笑着向我复述。

“这么说，你就是新来的排练辅导喽，”马勒对我说。“你钢琴弹得好吗？”

“很好，”我据实回答，在伟人面前，故作谦虚似乎是不合适的。

“你视奏很在行嘛？”马勒问。

“哦，是的，什么都行。”我又如实禀报。

“歌剧的常规剧目，你都熟悉吗？”

“我都很熟悉，”我做出了一万分的保证。

马勒大笑一声，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最后说了句：“好吧，听起来很了不起嘛。”

我很快得到机会，证明自己并非言过其实。在那个演出季排演的第一部新歌剧，洪佩尔丁克的《汉塞尔与葛莱泰尔》例行排练中，马勒站在舞台上，我看出他感到钢琴伴奏很不给力，内心渴望去填补这个缺憾。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因为突然间，马勒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他说：“你跟我说过，能视谱演奏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信心，演奏你不了解的歌剧？”我说可以，马勒挥手让那位伴奏离开，我高兴地坐在钢琴前，这个位置我在所有的马勒排练中都不愿放弃。

之后不久，我被询问能否胜任指挥合唱队，前任的合唱指挥达不到马勒要求。我尽管以前从未做过合唱工作，还是接受了。这样，一天早上，18岁的我坐在合唱大厅的钢琴前，负责起《罗恩格林》的合唱排练。后来马勒告诉我，博里尼寻找合唱队负责人时，我是如何被推选的。马勒对博里尼说：“他有很多经验。”关于这点，马勒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剧院，才华经常被认为是阅历。我随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看法。

马勒的表演和排练方式，深深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我不再孤芳自赏，开始懂得，除去那些对我来说特容易的东西，我应该追求更深的造诣。很难让歌手既拥有乐器一般的精确度，又让戏剧表现力得到充分体现。热烈情感的抒发，容易出现延迟或者加速，从而忽视八分音符旁的附点。另一方面，精确，冷漠地阻塞了表达路径。对于像我这样，经常为了激情而忽视精确的小伙子来说，有很多东西要学。马勒的努力目标，是将音乐和多重风格的戏剧，恰如其分地关联在一起。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很快开始占据我的思维，它成为我排练中一项实际任务。马勒给歌手下达的专横且富于想象的命令，还有他对作品的深刻领悟，使其钢琴排练成为我的难忘教诲。

乐队排练中，他专制的个性，用极度的恐吓和热切的启迪裹挟着每位乐手。这些经历，让我依稀尚存的所有自满感觉都彻底终结。每天站在一个要求自己和别人都发挥出极限的人面前，是件很好的事。我完全被迷人的场面所吸引，感觉自己的灵魂被一股燎原之火点燃。尽管我还年轻，却拥有一个老对手，那就是平庸浅薄。现在我不再惧怕它。有一个人，平庸浅薄对他无能为力，他无时无刻不在完善自己，在工作和重要原则方面，从不放松。与马勒17年的友谊，我总看到他屹立在制高点。

博里尼，城市剧院的负责人，专横的老板，编织起让人惊讶的演员阵容。古斯塔夫•马勒是才华横溢的首席指挥；奥托•洛泽，一位有天赋的副指挥，还有许多相当有实力的音乐家担任其他工作。歌唱家中的佼佼者有凯塔琳娜•克拉夫斯基，她是声音壮丽，格调庄重的莱奥诺拉，伊索尔德，和布伦希尔德；多才多艺的非常有才华的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以及强有力的捷克男低音威尔海姆•赫斯。这里有相当多表演出色的歌唱家。马勒指挥的单场演出，我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了，但我知道，汉堡歌剧院在他指导下走向繁荣兴旺。

马勒书房墙壁上，挂着一个花环绶带——我相信，这是他保留的唯一纪念品——上面写着：“献给汉堡歌剧院的皮格马利翁——汉斯•封•彪罗。”（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曾用神奇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女像，并爱上了她——译者注）彪罗献给马勒的象征性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给两个人授予了荣誉：马勒被美妙地比作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以生机的人；彪罗给予他人如此巧妙的热心致敬，彰显了他艺术家的高尚情怀。马勒坚定艺术信念中的巨大能量，扫除了剧院的陈腐与疲态，引领新歌剧时代到来。这个时代以热情活跃的表演和音乐的纯净为标志，给彪罗晚年的苦痛带来一丝慰藉。这一点，被旁人为我描述的一个奇特场景所证实。

一次，彪罗在汉堡指挥音乐会，刚走上指挥台，看到马勒在音乐厅前排就坐，他顾不上感谢观众的喝彩，匆忙下台阶，朝马勒走来，把指挥棒交给他，彬彬有礼地邀请马勒代替自己指挥。当马勒为难地拒绝后，彪罗才再次走上去，指挥起音乐会。尽管两人这次只是偶然碰面，但他们的深厚友谊，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在音乐厅里得到印证，即使在彪罗死后还在显现。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应该属于最有力度的交响作品，是马勒在彪罗葬礼印象的感召下，构想出来的。

在汉堡，有一个人分享不到马勒指导下精彩歌剧演出唤起的巨大狂热，那就是马勒本人。舞台导演让他大伤脑筋，这个人既不喜欢歌手的表演天分，也不崇尚马勒音乐修养所提供的戏剧真实。对舞台总导演B的个人缺陷与荒谬，马勒用尽各种方式进行抱怨，从诙谐地摇头，到绝望的急性爆发。B导演建设性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心作梗式的合作，令马勒叫苦不迭。B是个高个子壮汉，与前面提到的，他的科隆同行O导演，同属一个艺术行当。尽管B，更有礼貌，更和蔼一些，我很幸运，没有引起他的敌视。但他对马勒非常不友好，马勒在艺术上和管理问题上的强烈需求，他用自己的懒惰和固执，进行实质性的阻挠。他们之间没有爆发公开冲突，只是因为B导演懒得去争。

在一定程度上，他笨重的相貌，恰似一种强硬的回绝。B导演排练合唱场景的方式，也值得说一说。他先给四位声部首席，指定其舞台位置。做完这个事情，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他总要额外增加几条整体性的指令。比如，他建议汉堡的中年妇女在《卡门》第一幕中要表演调情，好像她们是活泼的西班牙少女；要么，他会在《汤豪舍》第二幕中让那些杰出人士，用王公贵族儒雅之态，大步走过沃特堡大厅。他不在乎浪费自己的时间进行解释，总是喊着：“活泼一点，大家伙儿，活泼一点！”，接着命令合唱队：“动作要整齐”。

于是合唱队做着同一动作，男人和女人注视着正在表演的独唱演员，很快陷入没精打采的样子，直到B导演咬住手指吹起口哨，再度警醒大家。B导演成功地将咬手指发展成一门真正的艺术，即使在演出中，他也试图从侧幕位置，给合唱团员挥手，为合唱场景注入活力，“让这些人注意力集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霍赫贝格的《狼人》最后一幕，合唱队的几位女歌手，需要庄严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棕榈叶，身后背着天使翅膀。她们整齐划一地向空中挥动棕榈叶，只因B导演突如其来的一声口哨，让此场景韵味全无。很容易想象，这类玩笑式的行为，对马勒和我意味着什么。它们令人难以忍受，最终导致马勒对其深恶痛绝。

我的能力很快获得了博里尼的信任。作为排练辅导和合唱指挥，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马勒对我的认可，或许也令博里尼印象深刻。我顶替一位突然生病的指挥，帮助剧院走出尴尬境地之后——我记得是一场《乡村骑士》演出——他逐渐开始信任我，让我指挥一部又一部歌剧。起先，大多数是洛尔青《沙皇与木匠》，《乌亭》，和《两个投弹兵》，和弗洛托的《玛塔》一类的轻歌剧。

博里尼希望用我的年轻朝气，来革除老指挥们的陈腐陋习。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特别是洛尔青的歌剧，拥有快乐的幽默、美妙的乐思，以及活泼的表演。接下来是威尔第的《游吟诗人》。从美声角度而言，我的曼里科不太符合我的要求，但他在结尾段落难以置信的高音C，总能获得满堂彩。这位演员名叫海因里希•宾耶（Heinrich Betel），汉堡当地人。

有一天，他从自驾的出租马车上爬下来，让博里尼听他的嗓音。聪明的经理通过亚当的歌剧《隆瑞莫的驿车夫》，把他引荐给观众，这位男高音从此声誉鹊起。他精彩的高音赢得了观众喝彩，同时他熟练地挥动马鞭，获得了聚集在旁听席的，他先前的马车夫同行们雷鸣般的喝彩。

宾耶是一个和善的聪明人，对学习非常渴望。他不仅舞台风格自然得体，而且拥有扮演时髦年轻人的天分。我很高兴地记得一场斯美塔那《被出卖的新嫁娘》的表演，在马勒指挥下，他在剧中完全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我与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Ernestine Schumann-Heink 1861–1936 奥地利歌唱家）有很多艺术方面的接触。她演唱阿祖切纳（《游吟诗人》），卡门，安奈瑞斯（《阿依达》），乌尔丽卡（《假面舞会》），以及其它角色，都是我指挥的。但我们从未建立密切关系。她固执的个性和不寻常的天赋，使得她不喜欢像我这样的年轻音乐家。

在汉堡工作的第一年，我从艺术家的职业交流中，获得了成长体验。其结果让我恍然大悟，除了让音乐悦耳动听，指挥家最大的疑难，是人的问题。指挥家自己不出声，而是依靠他人。对于这些人，他必须用手势，用语言，用他的人格力量来引导。所产生的效果，取决于他对待人的能力。

这一点也说明，与生俱来的天赋，也就是张扬自己个性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它要靠不断努力，靠每天的经验积累，才能得到培植。不管其音乐天分，能力，学识如何，如果这个人生来就没有权威，缺乏起码的人格魅力，就无法获得成为指挥家的坚实基础。他在钢琴上或者小提琴上，凭借娴熟技巧，就可以自我表现，但他永远不会成功地组合起一支乐队或者歌剧团队，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件乐器。与一个能力稍差，却拥有管理天赋的音乐家相比，他指挥出的效果会更加冷漠，更微不足道。

一想到这个话题，就让我焦虑不安。由于非常个人的原因，它一直扰乱着我。但最终我明白了，年轻人很难在行动中具备那些人格魅力。无论如何，现在我还人微言轻。我渐渐意识到，那些因我年轻而责备我的人，是有道理的。而且，在汉堡，歌剧院领衔指挥的力量和影响力，被一位天生有管理才能的人的所行使。他甚至有专横倾向，令所有人心生敬畏。

因此，歌唱家和乐手更愿意避开这位恐怖之人令人生畏的管理，在一位完全平和的年轻人那里，寻找轻松安逸。我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努力用恰当的而且符合我性格的心理手段，去感化那些艺术家。在此期间，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对于我的个性，他们至少给予了安慰性的接纳。以前我对此没有太多注意，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教化他人的天赋。

马勒的行为对我的影响，既刺激，间或又有些压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马勒的妹妹贾斯丁向我吐露，她哥哥在听过我指挥的《阿依达》后，对她说：“哎呀，这个小伙子是个天生的指挥家”时，我是多么欢欣鼓舞。

我获得了相当多的指挥经验，并形成一条原则，只要有同事身体不适而需要我接替，我一定会答应。回顾起来，友爱精神导致不少同事一有轻微发烧就请病假，以便使我更多机会去证明我的多才多艺。。我总是迅速为一项工作做好准备，能轻松驾驭自己的任务。我回忆起这样的一件事，它让我非常高兴，也是我被破格提拔的原因。幸运的是，它不是缘于某个人生病。

一场《齐格弗里德》的舞台排练，乐队已经安排好了，马勒却没到场。大家都在等，博里尼最终焦急地转向我，问我是否有信心来指挥这场排练。我当然很自信，一分钟之后，我多年积聚在心的崇高愿望——指挥瓦格纳——终于实现了。那是第三幕的暴风雨般的开头，智慧女神埃尔达醒来，我幸运地召唤出了歌手神秘真切的嗓音。我的好运在持续，一直排练到流浪者和齐格弗里德在一起的场景，直至“穿过火焰”。马勒因为记错时间，晚来了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马上替换我，而是心平气和地向博里尼建议，让我继续指挥。

当我的音乐才能得到反复印证，并多次在指挥台上展示出驾轻就熟后，分派给我的指挥业务开始增加，渐渐与我的合唱指导工作发生冲突。但如果卡特琳娜•克拉夫斯基（Katharina Klafsky 1855–1896 匈牙利女高音）和他丈夫，指挥家奥托•洛泽（Otto Lohse 1859 -1925德国指挥家、作曲家），不在1895年春天终止合同，远赴美国的话，我在汉堡工作的第二年，就不得不继续兼任后者。

洛泽夫妇的离去，让剧院的人们经历了艺术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落，我记得博里尼因过度刺激得了重病。痊愈后，他要我去见他，告诉我，无论从工作，还是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对我都非常信任。尽管我还年轻，他依然问我能否接任罗泽的岗位。我欣然接受。

这样，在1895年秋天，我成为汉堡城市剧院的常任指挥。在寻找杰出的克拉夫斯基替代者过程中，博里尼再次证明了他天才经理人的精明。他聘用了一位新手，安娜•米尔登伯格（Anna von Mildenburg 1872 –1947），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的年轻女孩儿。博里尼在维也纳听过她的演唱。当时她还是个学生，后来成为德国歌剧舞台伟大的悲剧演员。

若说我的破格提拔深深影响了我，有些言过其实。担任常任指挥能给予我更多的权威，排练和指挥的机会大大增加，这让我很高兴。脱开了合唱指导与排练辅导的重担，我感到轻松。尽管我心甘情愿继续辅佐马勒，但我瞄向了更高目标，不仅仅是职位晋升。我希望收获洞察力与学识，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除了与马勒的合作，上帝还能怎样眷顾我呢？这对我的音乐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我享受着为马勒这样，具有强大音乐天赋与个性的大师服务的机遇，并就职于一所红火兴旺的艺术机构，不用像科隆时那样，在自己不认可的，才能平庸的指挥手下工作。在这座殿堂里，艺术成就的阻碍，好逸恶劳与夸夸其谈，都无法站稳脚跟。

除了音乐方面的成长，我还获得了很多。第一次在剧院办公室见面后不久，马勒就邀请我去他的家。在那儿，他和两个妹妹一起住。我经常与他去散步。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就像他本人那样，好像百科全书。我完全能感受到比我年长16岁的马勒，在艺术上和精神上的优势，我也同样深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他恶魔般的个性。我还没来得及对他的作品进行最初的咀嚼，就开始向他发问。

而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介绍他的第一交响曲，他年轻时代的冲动之作，葬礼进行曲的美妙构想，还有暴风雨式的最后乐章。在其第二交响曲总谱最后的润色阶段，他就为我演奏过这部作品。马勒给我展示《悲叹之歌》，在钢琴和管弦乐伴奏下为我演唱。那时，这些作品还放在他的书桌上，秘不示人。当我在他的指导下，漫步在这片新天地，感受这位伟人灵魂引起的震撼，因世界的悲哀和对上帝的渴望而走向其深邃，我该如何描述自己内心的波澜？

“谁是对的，阿廖沙还是伊万？”艾玛，马勒的妹妹，在我去他家时这样问我。看到我面呈惊讶，她解释说，她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中“兄弟结交”的章节。马勒痴迷这个话题难以自拔，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曾跟我谈起过。伊万和阿廖沙的谈话，生动揭示了一种境况，它与马勒内心的伤感相似，与他因世间磨难而产生的痛苦相似，与他追求的欣悦升华相似。

从本质上讲，所有马勒的思维、谈话、阅读和创作，都与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目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相关。他拥有内心宁静的时刻，喜欢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 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意气风发的剧作《十字划押的人》中，修路工汉斯的妙语：“没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马勒的内心世界如暴风雨一般，经常让人捉摸不透。高兴时，他像孩子一样笑，霎时，他会没来由地表现出内心的惊厥，激烈发作，极其痛苦。

马勒引导我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的作品迅速占据了我的心。他还唤醒了我对尼采的兴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时让他手不释卷。马勒注意到我对哲学的爱好，在1894年将叔本华的书作为圣诞礼物送我，从此为我打开了一个让我终身受益的世界。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让马勒感到高兴。在与我的谈话中，他关于物理学理论的丰富想象，让我的思维更自由地驰骋。

比如，他用太阳的斥力取代地球的引力，并坚持认为，他的理论比牛顿万有引力学说更实用。他还用趋向和反趋向理论去解释原子能，让原子学说栩栩如生。尽管自然王国每个细节都与他心心相印，他的兴趣点主要在赋予哲学以新思维的，那些自然历史现象。他的那些专业从事自然科学的朋友，因他提出的极其敏锐的问题而倍感窘迫。与他经常见面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对我说，马勒对物理终极理论的悟性，及其结论与质疑的缜密逻辑，都难以言表。

然而，在我看来，马勒沉溺于物理学，与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心理物理学、实验美学的创始人）对植物精神生活（soul-life of plants）的哲学思考，以及“天使的比较解剖学”（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the Angels）相比，绝非是艺术家的臆想，它更具科学意义。很遗憾，马勒从来不认识费希纳。《阿维斯陀经》（波斯古经）的作者，肯定会成为他的朋友。

在这里，让我提一下马勒建议读的一本书，就是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的《唯物论史》，一本关于人类思维能力的经典著作。它对于所有与我思维类似的倾向，都给出了明确的结语。

在马勒家里，除了灵魂的忏悔、哲学和音乐之外，还有其它东西，有很多快活事。正是马勒兄妹言谈中的那种奥地利风格，触发了我心灵的共鸣。那些维也纳糕点，可口糖果，还有他的超级大厨埃尔斯在餐桌上展示的无穷变化，其诱人魅力太让人难忘了！马勒非常喜欢奥地利菜肴。他最喜欢的玩笑，是声称谁若不喜欢某道菜，就肯定是傻子，然后再去问他的客人是不是喜欢这道菜。

马勒具备幽默天赋，喜欢其他人说俏皮话。但他厌恶当着他的面讲笑话。诉说者尽管懊丧，但马勒在这个时候，总是不动声色。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演奏舒伯特，莫扎特，舒曼，德沃夏克和其他作曲家的二重奏。有时候，马勒会为舒伯特的进行曲或者舞曲，用维也纳方言配上歌词。音乐与这些歌词非常合拍，好像原本就是为它们谱写的。

我在汉堡的第一年飞逝而去。夏天来了，我返回柏林。作曲，阅读占去了一部分假日时光，一俟季节允许，我就热切地去实现自己一直向往的，登上永久积雪山峰的愿望。

我前往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我还能回忆起让人兴奋的马拉邮车上的13小时旅行，走过尘土飞扬的奥地利公路，穿过酷热的温施高（Vintschgau 意大利境内），走上索尔达的雪峰。我们晚上到达目的地。一位很好的提洛尔向导，为我介绍爬山入门知识，我展示了测量山体高度和攀登冰山的特殊才能。在黑夜里，我们离开宿营小屋，点着灯笼一路穿过冰碛，看到照耀周围山峰的第一缕阳光，踏着刚刚飘落的雪花，艰难地攀登，最终到达风光无限人迹罕至的顶峰，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让人难忘啊！

当我忧心忡忡地问向导，在一个上坡相当困难的地方，我们如何再下来，他笑着用浓重的提洛尔口音回答我：“这里没有魔鬼帮你上去，但是所有的圣徒都会帮你下来”。我一向认为，山地旅行最美妙的时刻，是当你在山上感觉孤独时，山谷退出了视线，地面上熟悉的树木以及放牧的羊群都不见了，你看到冰碛的风景和皑皑白雪，风吹过来，孤寂之感重重地触摸到你的心灵，好像来自神秘世界的一声问候。

我精神焕发地回到汉堡，这里有一大堆新任务等待着我。博里尼安排我指挥《阿依达》和《汤豪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自由射手》和《魔鬼兄弟》（Auber作曲）。阿依达和伊丽莎白，由米尔登伯格演唱。我很高兴地记得，后来曾与这位聪明的女子排练伊索尔德，她的进步很快。

1895年底，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音乐大事，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第一次全曲演出，地点在柏林。这件事必须在此有所记载。马勒已经厌倦了身为作曲家，却“像南极点那样不被发现”的状态。他决定自费征用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他的第二交响曲。演出前，这部新颖艰深的作品，耗费了相当多的排练时间。马勒还成功地得到了柏林歌唱学院合唱队的协助。12月13日，这部关于人的命运与信心的悲剧交响曲，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

尽管有难以忍受的偏头痛的袭击，马勒指挥这部交响曲依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自己深深被震撼，观众和表演者都显出狂喜之情，让我永生难忘。尽管有一些敌对的恶意评论，但不乏热情的褒奖，以及深刻有见地的领悟。最隆重的报道，来自《福斯日报》音乐评论家马克斯•马斯卓克（Max Marschalk）。他是格哈特•霍普斯曼（Gerhart Hauptmann）的戏剧《翰奈尔升天》（Hanneles Himmelfahr）迷人的伴奏音乐的作者，我在汉堡的第一年，很喜欢指挥它。多年来，马斯卓克在报章上支持马勒的事业。有段时间，他也曾疏远马勒，我记得那是缘于马勒第五交响曲。但他在马勒死后，通过《大地之歌》，又回归到马勒道路之上。

在一次拜访马勒的过程中，我与这个真诚和蔼之人相识，从此，我俩意气相投。这一友情，没有因他很多年的“变节”蒙上阴影，他“回归”之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在柏林开了家出版公司，推出了我在1890年代后期创作的一系列钢琴伴奏歌曲，让我非常欣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在瑞士恩加丁的锡尔斯玛丽娅。在那儿，我和他一起追忆往昔。

博里尼与马勒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博里尼阴暗的矜持和马勒火爆的冲动，注定会导致最终的分道扬镳。马勒渴望离开，回到梦中的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每当他的门铃响起，他就会说：“南方神灵的召唤到来了。”他劝我也离开。他说，我与他的友谊，在汉堡只会给我造成伤害。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获得了周围的认可，现在应该走出这个世界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却不愿当面承认。我意识到，他的影响对我是一种福分，但可能会给我进一步成长造成危险。马勒给布雷斯劳城市剧院的总裁西奥多•勒韦写信。回复中他被告知，那儿有一个年轻指挥的空缺。我很快获得了这份合同。然而，勒韦建议，我把“施莱辛格”这个族名更改一下，因为在西西里亚首府（即现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德语称作布雷斯劳——译者注），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这就是我改名瓦尔特的作为自己艺名的原因。1911年，我获得奥地利国籍后，瓦尔特成了我法律认可的名字。

我在汉堡第二个演出季结束后，马勒邀我与他们兄妹一起度假，在奥地利美丽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阿特湖畔的斯坦巴克。来到奥地利乡村，在山峦，森林和大绿湖的簇拥下，马勒变得无拘无束，非常健谈，以前我从未看到过他这样。在其房舍与湖岸之间的草坪上，屹立着他的“作曲家小屋”，一个有顶有窗的空间。

那个夏天，他在那儿写下自己第三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此间，我们一起远途散步、聊天、演奏音乐并大声阅读。马勒给我们读《堂•吉诃德》。他有见地的评语，让我们与他一起发笑。湖的另一端，就是伯格霍夫别墅（后来成为希特勒夏季避暑的地方——译者注），有半个小时航程。这个地方属于伊格纳兹•布吕尔（Ignaz Brüll 1846 – 1907 出生在摩拉维亚的钢琴家，作曲家）家族，我曾在汉堡指挥过他的歌剧《金色十字架》。

在伯格霍夫，我获得了最友好的款待。勃拉姆斯，曾是这里的常客，那个夏天他没有来。他生病了，无法离开巴德伊舍（奥地利的温泉小镇）。勃拉姆斯是在巴德伊舍度过了那个夏天。马勒到那儿去拜访他，后来告诉我们，这位老者阴郁、闷闷不乐的情绪，与他《四首严肃的歌》的第一首契合。

马勒说，在黄昏时分，他离开了勃拉姆斯，穿过暗色走廊向门口走去。此时，马勒回头观望，看到病中的勃拉姆斯走到火炉旁，从里面拿出一节香肠和几片面包。马勒诉说着老人节俭孤寂的晚餐，让他心生的那种无奈与悲哀，不停地喃喃低语：“所有一切，都是一场空”。

理查德•施佩希特（Richard Specht 1870- 1932），一位抒情诗人，后来成为评论家，也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传记作者。他也住在伯格霍夫，多次来到斯坦巴克看望马勒。几位年轻的文学之星，给伯格霍夫的社交生活增添了光彩。这个圈子里最让人感兴趣人物，是22岁的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奥地利作家，与马克斯•赖因哈德一起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了许多歌剧，如《玫瑰骑士》、《失去影子的女人》、《埃及的海伦娜》等——译者注），他作为天才诗人，被奥地利的文学青年们顶礼膜拜。他那个阶段创作的诗歌，被认为可以与歌德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德国诗人）比肩，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我们都把他看做是新的歌德，非常高兴那个夏天，与他结识。尽管我们的交往没有变成友谊，但仍然持续了很多年。

我想用一连串诗意的语言，努力描摹出，那两年在马勒影响下，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充盈。我已经接触到有创造力的伟人，感觉到自己走在正确轨道上，对未来的步伐坚定不移。我用无言的感激，告别马勒兄妹，开始展望布雷斯劳的新征程。

《爱乐》杂志2014年第12期-2015年第1期

关注我，点击最上端蓝字“黄灿然小站”

相关文章：瓦尔特论马勒（马楠译），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