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詹志芳：琐忆徐梵澄先生

1935年署名梵澄的《尼采自传》，是我国从原文译出的第一部尼采著作。

有人要为他集印30年代发表的百来篇杂文，但他却引鲁迅的话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冯至先生是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有60多年的交情。可是，碰到一起经常为学问的问题争论不休。徐先生说："我们是三天一大闹。"在冯先生去世前，他们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某学者的名字最后两个字母是ｅｒ还是ｒｅ，他们定好找到作者的签名为准……

但是不少人又都苦于听不懂他的长沙官话，大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徐先生的话没有那么难懂。一天，他下决心去看望徐先生，两人说了几个来回实在是无法沟通。最后，两个中国人只好借用英语，结果交谈甚欢。后来，董先生跟我说徐先生的英语真好。

在他80岁的时候对我说："我要封笔了。"过了没有半个月，他又开始写东西。我说："你不是要封笔了吗，怎么还写呀?"他说："那我一天到晚干什么呀?"我说："你就每天画画、写字、刻图章。"他说："那不是成了玩物丧志了。"

1982年初，我们一家三口从友谊宾馆搬到团结湖社科院宿舍楼。对门住着长期侨居印度刚回国不久的徐梵澄先生，他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先生那时已年过七旬，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子上。他身材瘦高，外出时手里定持一根ｓｔｉｃｋ，不是因为步履艰难，而纯粹是一种派头。他在家里每天抽四次ｐｉｐｅ，从未见他抽过纸烟。没有烟丝时，他就把纸烟的纸剥掉，将烟丝放入烟斗。徐先生每天准时起居做事，下楼取报，外出散步，有些英国人的教条和德国人的刻板。

他刚搬来时，不大和邻居来往。1982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去北戴河度假，买回一个很漂亮的草编门帘挂在门上。第二天，他出门看见后，端详了一会儿，对我说："我在德国学习过艺术，对艺术我还是知道一点的。"从此，我们开始了近20年的交往，直到2000年3月6日他91岁时突然病故。

鲁迅的恩谊

缘是对邻，进而有缘向他问学（但先生一直客气地称我这个小于他一半年纪的学生为大姐），也逐渐对这位独身而居的大学问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徐梵澄先生原名琥，字季海，谱名诗荃。他是湖南长沙东乡人，生于1909年10月26日。徐氏在当地为大族，族中多读书人，善书画；但是，为官却都做不大。徐先生一生远离官场，淡泊人生，专志于人类精神哲学的研究，人称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难得的圣哲。

徐先生是家中季子，自幼颖慧，在家塾中读《四书五经》，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壬秋的再传弟子。小学时，毛泽东教过他两三年地理。后在长沙有名的雅礼中学读书。192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来我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人员常来请教他问题，他总是无私地给予帮助；我又看到不少介绍他的文章，才知道我的对邻在年轻时曾与鲁迅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出现很多的徐诗荃就是他，老出版家赵家璧认为他是一位受到鲁迅宠爱的学生。在我的好奇下，他才给我讲了鲁迅对他的恩谊。

1928年5月15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听鲁迅先生的讲演《老而不死论》之后，把自己的笔记寄给鲁迅先生校对，自此开始与他所心仪的青年导师鲁迅通信。后来，他投稿于鲁迅主编的《语丝》，揭露复旦大学内腐败黑暗的现象，因此遭到当局的嫉恨，鲁迅先生也受牵连，成为后来复旦大学出身的ＣＣ派分子借故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事由。然而，鲁迅先生与这位有思想的青年来往却更加密切了。

1929年8月，徐先生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该校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在海德堡大学，他主修哲学，因对艺术感兴趣，又选修艺术史，并学习了木版画和铜版画。那时，鲁迅先生正努力于把世界优秀的文学和版画作品介绍到中国，就委托他代为选购作品。据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现馆藏的现代德文书刊和版画，一大部分都是经徐先生精选邮寄的；80年代博物馆还发现了他寄赠鲁迅先生的他自己习作的版画作品，其中包括一幅中年鲁迅像，刀法粗犷有力，很有特色。经版画史家考证，认为这些是中国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版画作品，因此他们称徐先生是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第一人，他为发展我国版画和现代文学艺术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徐先生说起鲁迅保存了他的青年时代的版画、诗作和书信时，不由显露出意外的惊喜和感激之情，不过，对一切赞誉之词，他总是淡淡地不予宣扬。显然，诗和画已不是他的正业，其实已溶入他的生活和精神中，每天工作之余，书字作诗、绘画篆刻便是他最大的乐趣。在他近90岁时，他自费印刷了一百多本线装诗集，名为《蓬屋诗存》，收入了他自30年代以来创作的500余首旧体诗，记载了他独特的心灵历程。

他学有所成，却未能取得博士学位。1932年8月在他做完博士论文要答辩时，因父亲病重匆匆赶回中国，可是父亲已经去世。此后，他得不到家里的资助，没有再回德国。他留在上海创作杂文，经鲁迅先生推荐在《申报》和《自由谈》上发表，因文笔和思想形似鲁迅，嗅觉不灵的反动文人以此攻击鲁迅。徐先生至今仍有歉意地说："鲁迅先生为我挨了不少骂。"那时，他与鲁迅都对德国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的思想颇有兴趣，他译了一部尼采自传体作品，鲁迅积极地把它介绍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赵家璧，还亲自承担起校对工作，1935年署名梵澄的《尼采自传》，是我国从原文译出的第一部尼采著作。鲁迅又建议他翻译尼采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苏鲁支如是说》，徐先生知道这是一部意义深奥，语言诗化的著作，不禁犹豫地问："译了谁出版呀?"鲁迅介绍他去找主编《世界文库》杂志的郑振铎。但年轻的梵澄竟向郑振铎提出要求：译完一卷刊登一卷，付一卷的钱。郑振铎心里有些嘀咕，如果译了一半，不译了怎么办?于是问鲁迅，鲁迅深知梵澄其人自视颇高，有尼采气，也就不置可否地说："他还提条件呀?"结果，徐先生如约分期译登了全书。郑振铎向读者推荐说："这部译文是梵澄先生从德文译出的；他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全书很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采用鲁迅所定的书名《苏鲁支语录》。同时，又出版了他译的另外两部尼采著作《朝霞》和《快乐的知识》。这些译著直至今日，仍为尼采研究者和翻译界视为最具尼采文风的佳品。可惜，日寇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他的翻译计划，他辗转于湘黔滇渝道上，先后在昆明的中央艺专教艺术史和中文，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充任中央图书馆编纂，编辑《图书月刊》等。

现代唐僧

徐梵澄先生的生活道路多有不幸，却也多有幸。1946年他受教育部的委派到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讲授中国佛学家欧阳竟无的学说，后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弃之于异国。困顿的生活反倒促使他决心去南印度贝那尼斯深造梵文，这原因还得从鲁迅说起。早年，他曾在书摊上看到鲁迅先生出资为母亲生日刻的经书《百喻经》，因此常向鲁迅请教一些佛教问题，先生也细心地给他解释，还开了书单让他去读。从此，他逐渐对佛学感兴趣，在他写给鲁迅先生的诗里有"辟佛有心存硕果，安禅无意惹氛矣。女娲未补唐天处，觅取芝兰次第培。"我猜想是鲁迅先生在跟他交谈过程中，透露出对唐朝佛学翻译的遗憾，使他产生了"补唐天"的宏愿。他终于如愿在佛教的发祥地潜心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宗教、梵文，时间长达33年。我说他是现代唐僧，他却对我说："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可是，中国不能不懂印度。"

为了这一心愿，他进入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与圣诗泰戈尔，圣雄甘地并称"三圣"）学院。在那里，他认识了在西方极其有名望的院母Mother。这是一位让徐先生一生敬佩的法国妇女，她本名Mira，但大家称她Mother，西方人意谓神圣老母。Mira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哥哥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她却舍家来到东方，钻研东方神秘的宗教和一些功法，颇得神力。有一次，徐先生胳臂痛了好久，Mother知道后，点了他一下，他的胳臂就好了，以后再也没有痛过。Mother在西方影响很大，到现在每年都有上千的人从世界各地去学院参观她住过的地方，不少人还要求留下来。徐先生在印度时出版了四本从法文翻译的《母亲的话》，在中国也出了一本。Mother爱护徐先生像自己的孩子，她为他创造很好的学习工作环境，分给徐先生12间大房子，委任他为学院的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又给一万港币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虽然，学院里没有工资，生活清苦，可是徐先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充分利用学院的收藏，遍识对佛教有重要影响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学《奥义书》百余种，陆续译出自古推重的50种。他又翻译佛教重要典籍《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和伽里大萨的《行云使者》等。已逝的学院创始人室利·阿罗频多是一位不平凡的革命者和精神哲学家，他的学识在欧美也颇有影响。徐先生发愤要让中国人也了解他，陆续翻译了他的重要著作《综合瑜伽论》四部、《赫那克莱妥斯》、《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丛》等。鉴于西方对于印度的了解多于中国，他又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用英文编写了《孔学古微》、《小学菁华》等。在印度他大约出版了20本书，可谓纯真的中印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

但是他的书大都是学院出版的，中文书籍仅在东南亚、港澳一带流通。他对故国的思念越来越浓重，何时才能让祖国人民看到他为他们做的工作呢�我问过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想回国的?"他说："我有三次想回国。第一次在50年代，我和Mother说了我想回国的想法，Mother说我离开会后悔，她也会后悔让我走了，我就没有回来；60年代，我又一次提出来要回国，Mother大怒说：'你不能去！'我又不能离开。"我说："Mother救了你，否则，你可能躲不过'反右'和'文革'。"徐先生说："Mother有许多渠道，知道中国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生过那么大的气，我也就不敢再提了。直到Mother96岁去世后，印度人掌权，将大房子收回去，把铅字都熔掉。"徐先生已忍无可忍。那时有人想让他定居香港，他不愿，要回大陆。他没有中国护照，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还有朋友出资帮助，他才于1978年回到祖国。他说到当时的感觉时说："我真想哭呀，我离开祖国53年了。"

1978年回国后，他被聘为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他几乎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工作，克服种种困难，陆续整理出版了上述旧著，有的还得以再版。1984年出版的《五十奥义书》不仅再版，荣获翻译成果大奖，还被台湾翻版，被评为我国的学术瑰宝；他早年翻译的尼采著作也一一重新出版。除了旧著外，他又致力于著述，1994年出版的《陆王学述》，以现代精神哲学的理念重温宋明儒家陆九渊、王守仁一派的"心学"；1996年又出版了《老子臆解》。他用英文著译的书则有《周子通书》(1978)、《肇论》(1985)、《唯识菁华》(1990)。有人要为他集印30年代发表的百来篇杂文，但他却引鲁迅的话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他只选印了一本涉猎很广，见解独特的小书《异学杂说》(1988)。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他回国20年来也出了20多种书，平均每年出一本书，可见他的学术品味已越来越被国人赏识。但他的一肚子学问似乎还未尽"性"发挥，在他85岁前后又开始了他的另一项久已孕育的大计划──译注佛教密乘真言，即把《大藏经》中原据古梵语音译的密教咒语，释出它的真意，解开禁锢人们精神的千年之谜。另外他计划重新翻译《圣经》等。

徐先生曾研读《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世界宗教经典，他研究的宗教有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有南亚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有中国道教、儒教等等。这位现代唐僧又是一位了不得的语言学家，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梵文，还学过希腊文、日文、印度文等。所以，他可以同时用几种文字校对同一本书。他对古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喜爱，他爱中国古文、古诗、古字、古画。也爱外国的古文、古诗等。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无畏的，再硬的骨头他也要啃。他的中国古文功底深厚，他的译著多采用诗化的古典白话文。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应出印度古经书的味道。十几年前，他对我说："现在翻译的《圣经》都有些错误。可惜中国没有一部用与《圣经》同时代的古文翻译的《圣经》"。可惜，由于长期简朴独居的生活，导致他严重的营养不良，终因肺部严重积水而撒手人寰，未能完成他的大计划。

徐先生一生都在世界的思想宝库里寻找人类崇高精神的宝藏，他为祖国翻译了大量的德国、法国、印度的精神哲学的经典，旨在汇通世界不同的精神现象和世界观，以达到相互理解和渗透的圆融境地。

挚友和忘年交

梵澄先生不爱社会交际，但是他有一二相交甚深的挚友和一群忘年交。

冯至先生是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有60多年的交情。可是，碰到一起经常为学问的问题争论不休。徐先生说："我们是三天一大闹。"在冯先生去世前，他们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某学者的名字最后两个字母是ｅｒ还是ｒｅ，他们定好找到作者的签名为准，可见两个学问家做学问之认真。他听说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曾几次关心地问冯至与贺麟两位老友受到什么折磨了，两位老先生谁都没有说一个字。我在有些书上看到冯至先生挨斗的记述就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很难过。

他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抗战初期，徐先生在湖南，冯至先生在上海。有人批评徐先生的翻译有错，冯至先生就写文章说没有错（冯先生是德国承认的大学者，德国曾给他颁过四个奖）。事情过后，才有人告诉徐先生这事。徐先生对我说了许多次："冯至替我打了两个月的笔墨官司呦。"

他回国后，也一直受到冯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曾为巨著《五十奥义书》的难以出版而苦恼，冯先生得知后即写信给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才使这部世界哲学、宗教的经典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冯先生一家都把徐先生视为亲人，有一次冯先生和夫人去德国领奖，当时外汇有限，可是，他们还是为徐先生买了他最爱的烟丝。逢年过节，他们都不会忘掉徐先生。有一年的除夕，我去徐先生家看他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他家没有半点过年的气氛，伴着楼下稀疏的炮竹声，他一人在摆棋谱。这时，两个十几岁的后生小子，蹦着跳着进了屋，叫着："徐公公，过年好，我外公外婆请您去吃年夜饭。"说着两个人七手八脚地帮徐先生穿上大衣，一边一个架着徐先生呼啸而去。第二天问了徐先生才知道是冯至先生的两个外孙。

徐先生曾作七言律诗《访友人归书感》，最后两句云："祝君寿如金石固，如日如月如川水"，就是对冯至先生的祝愿。1993年冯至先生去世时，徐先生哭了。他又和我说起他说了许多遍的那件往事：抗日战争刚开始，徐先生回到了湖南老家，那时，冯至先生的家乡北平已经沦陷，他就把从德国带回来的宝贵书籍寄往长沙托徐先生保存。没想到国民党为了抵挡日寇的进犯，放火烧了长沙城。徐先生的家被烧光了，当然冯至先生的书也一同烧掉了。"嗜书如命"的冯至先生知道后，却再也没有和徐先生提过书的事。徐先生每每说起这件事，就说："冯至人好哇，厚道。"

徐梵澄和冯至1931年在德国海德堡

在徐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前，他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为冯至先生写墓碑。他改写了好几次，还让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对于书法我是外行，常常评论不到点上，徐先生也不恼，反而耐心地给我讲，如，"那一笔是古法，不容易得"等等。他爱冯至先生，他要用最美的字永远地纪念这位好朋友。徐先生和冯至先生的感情胜过亲兄弟。

贺麟先生也是徐先生在德国时的同学，也学哲学。贺麟先生知道徐先生回国后，需要用书，就将自己多年的藏书无私地借给徐先生，其中有许多成套的线装书和德国带回来的原版书；还把一架德文打字机借给徐先生。为了朋友做学问方便，贺麟先生真可谓慷慨大度。从徐先生回国后，他和冯至、贺麟三个老朋友每年都要到日坛公园里的一家餐厅聚一次，每次，徐先生会高兴好一阵。有一次，吃饭回来他对我说："我不如贺麟呀。服务员把给邻桌做错的一盘菜给了我们，贺麟拿起筷子就吃，我就做不到。"他们三人的经历和性情多有不同，但诚和爱使他们结成了天长地久的友谊。

虽然，徐先生去德国最早，可是他年龄最小。贺麟先生和冯至先生几年先后去世，徐先生每每想起好朋友，回忆起他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就不禁凄然。

不过，他还有一群经常来看望他的忘年交。他称冯至女儿冯姚平为"明星学生"，因为早年住在冯家时，教过她练毛笔字，她从小学习好，也是工作和治家的能手，徐先生每年做衣服都要请已经是司长的冯姚平帮忙；冯姚平也是得了好茶即送徐先生品尝，去德国探亲一定给徐先生带来烟丝和咖啡，亲如父女。在北京，还有他惟一的远房外孙女姜丽蓉一家，凡是家中杂务乃至某些繁简字体的校对工作，他都要请丽蓉夫妇帮忙；他们也以外祖父的道德文章为榜样，在徐先生逝世后，宗教所把徐先生的遗产赠给丽蓉两万元，她一分不留都按照徐先生的遗愿捐给了宋庆龄基金。宗教所的办公室主任李毓凤则在生活上给于徐先生许多帮助，老人每次看病住院都由她接送；所里分鱼虾，李毓凤有时还做好了给徐先生送来。老人对她十分信任，当他病危时见到她，禁不住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说："我们是20年的朋友啊!"

平时来向徐先生问学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多了。前几年，《读书》杂志编辑赵丽雅常来向老先生约稿并成为他的知友，她和她的上海朋友陆灏为徐先生出版竖排繁体字的旧体诗集《蓬屋诗存》出了不少力，先生常常为此念旧。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在年节时也常来和老人会餐，有一次我问徐先生："介绍你的文章，哪篇最好?"他说："他们写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有的与我无关。姚锡佩写的较实际。"原来那只是一篇简介他生平、著作的千字文。徐先生还有一些跟他学习梵文的二三十岁的"小朋友"，如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杨嵋和她的丈夫及朋友们，他们都十分崇敬先生，为挽救先生宝贵的生命，积极访医问药；先生的猝死，他们忍不住失声恸哭，痛悼失去了一位良师。外传徐先生脾气古怪，其实，他是一位仁蔼平易的学者。

我家先生廖秋忠是研究语言学的，他和徐先生同一年回国定居。自从和徐先生做了邻居后，他每次出国出差，也会像待家里人一样给先生带份小礼物；还时常与徐先生探讨学问。徐先生之于我则是亦师亦友，徐先生教过我古文和国画。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软件，文字功底差，又不用功；还经常去住院开刀，一刀开下去就是半年下不了床，但先生仍经常鼓励我。1991年，我先生突然去世，徐先生看见我，举起紧攥的左手说："勇猛!要勇猛。"后来，看我老是责备自己，就对我说："人生就像一本书，没有一本书是没有勘误表的。你的勘误表是短的。"我豁然开朗，从忧郁的心情中挣扎出来。

我们楼里的人都仰慕徐先生，像院部副秘书长孙耕夫先生、日本所何方先生、哲学所蒙登进先生、语言所丁声树先生一家都成了先生的好友。但是不少人又都苦于听不懂他的长沙官话，大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徐先生的话没有那么难懂。一天，他下决心去看望徐先生，两人说了几个来回实在是无法沟通。最后，两个中国人只好借用英语，结果交谈甚欢。后来，董先生跟我说徐先生的英语真好。董先生是翻译《西行漫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著作的大翻译家，他的作品语言精练犀利。他说徐先生英语好，那就绝不是一般的好。

勤奋博学，不慕名利

徐先生的博学，源于勤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喝一杯咖啡，就背梵文。天亮了以后，他在晒台上做一套自己编的操。然后，在客厅里抽一斗烟，休息一下。到了八九点钟才吃早饭。早饭吃过，就到北屋做正事，或写书或翻译，一直到12点才停止工作。然后，在客厅看报纸。一点左右吃中饭。小睡一小时，又起来抽一斗烟，再工作。晚上，通常不工作，除非稿子催得紧。他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多做工作，在印度时，经常在40多度的高温下疾走。他在最后两年，常常抱怨说自己老爱困，我说："你困了就睡吧。"可是，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就喝浓咖啡提神。

30年代徐梵澄赠鲁迅先生诗

我问过他："你是怎么学梵文的?"他说："我最初是在印度泰戈尔大学时学的。我是作为教授去的，我教人家中文，人家教我梵文。每天学半天，学得苦呀。梵文是要背的，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念一段梵文呢。"他在90岁以后去住医院，每天早上还要背梵文。他曾经给我背过，实在像一种歌，很好听。他过世后，我帮助整理他的遗书，看到他从印度带回来被虫蛀满窟窿的梵文书上，有他用英文写的整齐的注解。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与印度古代圣人交流的人，也是中印文化交流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后人很难再达到他的高度了。

徐先生也有很好的数学功底。他在与我闲聊时说过，他在印度几十年，没有中国的年历，他就自己计算。有一年，别人说他算的春节差了一天；后来，有人从香港带回日历，才查明他是对的。他还对我说过埃及是太阳历，中国是月亮历，最精确的是玛雅人的太阳历与月亮历结合的历法。

他还告诉过我，在德国留学时，他的教授跟他说："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可我看他到90多岁了，还是活着为了学习。1984年，我的女儿几个月的时候，经常去他那边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要是没有看见你女儿呀，我都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他都钻到书里去了。在他80岁的时候对我说："我要封笔了。"过了没有半个月，他又开始写东西。我说："你不是要封笔了吗，怎么还写呀?"他说："那我一天到晚干什么呀?"我说："你就每天画画、写字、刻图章。"他说："那不是成了玩物丧志了。"

徐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严，包括自己的学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老子臆解》出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呀，有些地方我都看出不妥，怎么就没有人写文章呢。"我心想，在当今有几个人能完全领会他的学问呢?他和那些批评不得的人形成多大的反差呀。

徐先生为人清高孤傲，不慕名利。他对我说："我最解放，因为我不要名也不要利。"他确实说到做到，以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和学问，或可得到各种头衔，可是他经常躲着不见各种宣传媒体。近10年，他经常却酬，也就是不要稿费。

1998年肿瘤防治宣传周，我和朋友策划给癌症病人开三场音乐会，但经费不够。他知道后马上捐出1000元，捐献者中他是捐的最多的一位。回来后，我对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出名，就在音乐会上说，是一位89岁的老人捐的。"他说："这都不必说。"他去世后，从遗物中发现他有多种捐款收据，这些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徐先生也有在别人看来古怪的地方。比如，离我们楼几十米的地方建了三座二十几层的新大楼，因为扰民发给每户1000元。他认为这钱不应该要，就捐给了希望工程。还有，《文汇读书周报》每年送他一份报纸，他却非要自己订，认为报纸应该自己订。

他的家中除了电灯、电话，电冰箱（冯姚平要他买的），再无电器。他的生活非常简朴，除了爱吃肥肉外，在饮食上别无挑剔。他让我给他补了好几次磨破的毛衣袖子，现在很少有人穿这么破的毛衣了。徐先生虽然是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可是，他身上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派。

但他又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有一次，徐先生送给我东西，我马上又还他些礼。他就对我说："你看泉水清不清呀，清澈见底。大江大河混不混呀，泥沙俱下。可是，泉水清得连条小虾也没有。大江大河呢，浑浑沌沌，泥沙俱下，可里面什么都有。人做事就要有气魄，不要只注意小事，才能够成大事。"我是在他那里上的第一堂哲学课。

徐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人类的精神解放。他有幸接触到世界精神哲学的精华──尼采和室利阿罗频多；他又有鲁迅和Mother思想的真传，造就了一位道德文章具佳的国宝级大学者。我有幸和他成为邻居，他的为人和学问为我所敬仰。我愿世人更多地了解这位埋头学问的现代圣哲。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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