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论西蒙娜·薇依（黄灿然译）

我们自由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都是反自由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都是一些不厌其烦的、强迫性的、不礼貌的作家，他们以强制力量来感染人——不仅以他们个人威信的音调和以他们的知识分子激情，而且以敏锐的个人极端主义和知识分子极端性。这些作家都是偏执者、歇斯底里者、自我摧毁者，见证我们生活其中的可怕的、讲礼貌的时代。这几乎是一件关系到音调的事情：我们很难听信那些以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有些时代太复杂，太容易被互相矛盾的历史和知识经验震聋，以致很难细听健全的音调。健全变成妥协、退避、谎言。我们的时代有意识追求健康，却只相信生病的现实。我们相信的真理都是那些产生于受苦的真理。我们以作家受苦的程度，来衡量真理——而不是以与作家的言论相应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我们的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

年轻的克莱斯特身上令成熟的歌德反感的东西——造就了克莱斯特的戏剧和故事的那种疾态，那种歇斯底里，那种不健康的感觉，那种对痛苦的无边沉溺——正是我们今天所重视的。克莱斯特当然把他的作品送呈这位德国文坛元老时，是“打心底里下跪”的。今天，克莱斯特予以快乐，歌德的大部分作品则成为课室的闷蛋。同样地，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

也许某些时代并不需要真理，而是需要拓深对现实的感觉，扩大想像力的疆域。拿我来说，我就不怀疑健康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永远需要这种真理吗？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比对休息的需要强。一种扭曲的理念在知识上的冲击力可能大于真理；它可能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而精神的需要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平衡，但是真理的反面虽然不平衡，却不一定是谎言。

也就是说，我不是要宣称反对一种时尚，而是要彰显当代人嗜好极端艺术和思想背后的动机。我们所需要的是不虚伪，是认识为什么我们阅读并钦佩像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自从她的著作和散文集在死后出版以来，她已赢得数以万计的读者，但我难以相信有几个人是真正分享她的看法的。同样地，读者也不必分享西蒙娜·薇依与天主教会那种痛楚而无法实现的爱的关系，或接受她有关神的缺席的诺斯替教神学，或呼应她禁欲的理想，或赞成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激烈而不公平的憎恨。同样地，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也是如此；他们的大部分现代仰慕者都午也不会苟同他们的观点。我们阅读类具有尖锐独创性的作家，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威信，为了他们严肃的榜样，为了他们作出自我牺牲去追求真理的明显愿望，以及——但只是不足挂齿的——为了他们的“观点”。就像邪恶的阿西比阿德斯追随苏格拉底，无法也不想改变他自己的生活，而是受到感动、得到充实、满怀着爱，敏锐的现代读者也是这样对某种不属于也无法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现实的层面表示敬重。

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从美学角度而不是从宗教角度来理解圣徒的话）。这种夸张得近乎不合情理和近乎自残的一生——克莱斯特如是，克尔恺郭尔如是——也正是西蒙娜·薇依的一生。我想到西蒙娜·薇依一生那种狂热的苦行主义，她对快乐和幸福的鄙视，她那高贵而又怪诞的政治姿态，她那精心实行的克己，她对痛苦的不倦追求；我也不能不想到她那种不厌其烦的说教，她在物质上的一团糟，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痨。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或希望他的孩子或他挚爱的人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热爱严肃，以及热爱生命，我们就会受其感动，受其润泽。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而神秘正是稳当地把握真理、把握客观真理所要否定的。从这个角度看，则所有的真理都是表面的；而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扭曲的真理、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疯狂、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不健康、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否定生命，正是贡献真理的、是生产理智的、是创造健康的、是增强生命的。

原载于《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修订版载于《记忆》第3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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