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铁皮鼓》回顾，或作者的双重见证（黄灿然译）

　　一九五二年春夏，我在法国搭便车到处流浪。我没有什么赖以维生。我在包装纸上乱涂乱画，我染上多语症，写呀写。除却写了一大批（我相信）极其缺乏独创性的、关于傍着舵柄睡去的舵手帕利努鲁斯的诗篇外，我竟然弄出一首无穷尽地扩散下去的诗，在诗中，奥斯卡·马策拉特以高柱圣徒的面目出现，不过那时他还没有这个名字。

　　一个青年，一个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者。一个石匠。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一个野蛮人，有点偶然地博览群书，他不是怕提问题的人。即使在繁荣爆发之前，他也对繁荣感到作呕，并且爱上他的作呕。因此，他就在那个至今依然无有名字的小镇中央，竖起一支高柱，用链把自己拴在柱顶。他那位爱责骂的母亲把三餐放进一个餐桶，再把餐桶系在一根杆上递给他。她意图劝他下到地面来的努力，得到一群留着神话式发型的合唱队少女的支持。小镇的交通围绕着他的高柱而行，朋友和敌人聚集，最后是整个社区都来抬头望他。他，这个高柱修士，高高在上俯视他们，无动于衷地交替更换固定的腿和自由活动的腿；他已找到他的角度，并以一连串隐喻作出反应。

　　这首长诗是败作；我把它遗留在某个地方，我只记得其中一些片断，这些片断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就是表明我同时受到特拉克尔、阿波里奈尔、林格尔纳茨、里尔克和低劣的德译本洛尔迦的影响是多么深。唯一有趣的东西，是我对于一个角度的追求。但是，这位高柱修士在高处的观点，太静止了。直到三岁的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出现，才提供距离和灵活性。

　　在同一年夏末，我从法国南部去杜塞尔多夫，途经瑞士时，不仅首次与安娜邂逅，而且遇到一件事情，正是它把我的圣徒从高柱上放下来。在一个没有什么不同的下午，我看见一个三岁男童，带着一个铁皮鼓，置身在一群喝咖啡的成年人中间。令我印象深刻，是这个三岁小孩浑然忘我，精神全部精中在他的乐器上，对周围的世界全然不觉（大人们正在边喝下午咖啡边聊天）。

　　足足有三年，我的“发现物”仍然被埋着。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往柏林；换了雕塑老师；与安娜重逢，一年后与她结婚；把陷入困境的妹妹拖出一个修道院；速写和塑造了一些鸟状形象、蚱蜢和金丝鸡；拙劣地修改第一次尝试写的散文，题目叫做《路障》；构思论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中搬弄了大量来自早期表现主义者们的隐喻。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在比较轻松的情况下成功写出我最初一批应景诗，它们是些伴随画画而来的漫不经心之作，因此也就与作者保持距离并获得它们可以出版的独立性：《风信鸡的长处》是我这本处女作的书名。

　　带着一行李的储存材料、模糊的希望和明确的抱负（我要写我的长篇小说，安娜寻求更严格的芭蕾舞训练）——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初离开柏林，身无分文但毫不气馁——到巴黎去。在离皮加勒广场不远处，安娜找到一位苛严的俄罗斯芭蕾舞教师，名叫诺拉夫人。而我则一边润色我的剧作《恶厨师》，一边着手写我的长篇小说的初稿，它的标题由《鼓手奥斯卡》改为《鼓手》，再改为《铁皮鼓》。正是在这一刻，我的记忆中断了。我记得我画了很多草图，勾勒我的史诗材料，并填满关键词；但我的草图随着作品的进展而一幅接一幅被取消和扔掉。

　　初稿、二稿，最后是三稿，这些手稿全部喂了我工作室的火炉。关于手稿，我还有话要说。　　

　　写下第一句——“没错：我是精神病院病人……” ——我的阻碍就消失了，文字汹涌而至，记忆、想像、游戏，以及对细节的着迷，令它们像脱缰野马，一章章奔腾而出。当一条缝隙爆破了我的故事的洪流，我便应接不暇了；历史带着当地的礼物来帮助我；小罐子打开，散发气味。我开始接纳一个不驯地繁殖的家庭；我与奥斯卡·马策拉特及其家族争辩有轨电车路线，争辩各种同时发生的事件和年月次序这种种荒诞的压力，争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讲故事的权利，争辩他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争辩他的真正违法行为和他那假装的罪孽感。

　　我企图让奥斯卡这个孤独者有一位恶毒的妹妹，但这个企图被奥斯卡的拒绝挫败了；这位被妨碍的妹妹后来以图拉·波克里夫克的名字维持她的文学生存权，似乎也就颇可接受了。

　　远比写作进程更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工作室：底层的一个昏暗的洞。它也是我的雕塑室，但是当我开始把《铁皮鼓》铺在稿纸上，我的雕塑企图就立即土崩瓦解。我的工作室也是楼上那套两室公寓的火炉室。我作为生火工和作家的活动，几乎是融为一体的。每当写作进程遇到障碍，我便到地窖提来两桶焦煤。我的工作室散发霉味和舒适温暖的煤气味。滴水的墙壁使我的想像力保持流动。工作室的潮湿也许鼓舞了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风趣。

　　每年一次，在夏天时节，我因安娜是瑞士人而获准在提契诺州的新鲜空气中写作几个星期。我坐在一个葡葡棚架下的石桌边，凝视那耀眼的亚热带舞台布景，大汗淋漓，写冻结的波罗的海。

　　有时候，为了变换一下方式，我会匆匆涂写一章章的草图，就像我们在旧影片中看到的那种巴黎小旅馆：周围是悲剧性地缠绕在一起的恋人，藏在大衣内的老妇，墙镜，“新艺术”装饰，我会写点亲和力：歌德和拉斯普京。

　　然而，在那整个时期我一定是活得劲头十足，是厨房好帮手，还一时兴起接过安娜的舞腿，抓住任何机会跳舞。因为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我的第二稿已写到一半）我们的孪生儿子弗兰策和拉乌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我们的生活是量入为出，每月三百马克，是我这里攒点那里弄点赚来的。有时我想，我没有中学毕业虽然令我双亲沮丧，但却救了我。如果有了学位，我大概会变成一个夜间节目主任，把我的手稿藏在抽屉里，又由于我不被允许写作，我大概会把不断增加的怨恨堆积在那些依然由他们的好父亲供养的逍遥自在的蹩脚文人身上。

　　修改有关保卫但泽的波兰邮政局的那一章的定稿，促使我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去了一趟波兰。赫勒雷尔安排这次旅行，安杰伊·维尔特写邀请信，我则经华沙去格但斯克。我推测波兰邮局政保卫者中，可能还有人活着，于是向波兰内政部查询，内政部还保留着一个部门，负责收集德国在波兰所犯的战争罪行的证据。我从那里获得三名前波兰邮政局职员的地址（最新的地址，是一九四九年的），但我被告知，波兰邮政工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未曾承认这些据称的生还者，因为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德国和波兰官方消息来源说，这些职员已全被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还说，他们的名字因此被刻在纪念匾上，而被刻在石块上的人都是死人。　　

　　我在格但斯克寻找但泽，并找到其中两位前波兰邮政局职员。这时，他们已去了船厂，赚的钱比在邮政局多。他们基本上对自己未获承认的身份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儿子都希望父亲被当作英雄看待，并试图（但未能成功）使他们获承认为抵抗战士。从这两位邮政局职员（其中一人曾负责递送汇票）口中，我得到了在保卫邮政局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的详细资料。他们的逃跑路线，是我虚构不出来的。

　　在格但斯克，我追寻一个但泽男学生走过的路线，在墓园里跟那些令我怀旧的墓碑交谈，（像儿时那样）坐在市政局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看一堆堆《但泽先驱报》。我闻到莫特瑙河和拉多涅河的味道。在格但斯克我是一个陌生人，但我一片一片重拾一切：沐浴场所、林中散步小路、砖砌哥特建筑，还有位于马克斯—哈尔布广场和新市广场之间的拉布斯威格那幢公寓，以及重访（听从奥斯卡的劝告）圣心教堂：依旧是那种古老的天主教气息。

　　然后我站在我的姨婆安娜的厨房兼客厅里。她是卡舒布人。她不相信我是我，直到我把我的护照拿给她看：“天哪，君特儿，你长得这么大。”我逗留了一会儿，听她说话。波兰邮政局的保卫者们投降时，她的儿子弗兰策被枪杀了。我看到他的名字刻在石制纪念碑上：获正式承认。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完成了修改手稿的工作，看了校样，寄出了校样，并获得四个月的旅行资助。又是赫勒雷尔在幕后牵线。这个计划，是让我到美国去，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没有去。那时，要拿到签证，你得递上一份苛严的医疗检查报告。我递上了，被告知我的肺里有结核瘤（似骨的小结节）：结核瘤穿破时，会形成洞。

　　因为这个理由——还因为那时戴高乐已在法国上台，在巴黎警察局被拘留了一夜后，我被一种对西德警察的真心渴念征服了——我们在《铁皮鼓》出版（也是离开了我）之后不久便离开巴黎，迁回柏林。在柏林我睡午觉，没再喝烈性酒，定期做检查，喝甜酒，每天三次吞我相信是叫做“新特宾”的白色小药丸——这一切把我治愈了，也使我肥胖了。

　　但是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为长篇小说《狗岁月》做某些预备工作了。这部小说原来叫做《马铃薯皮》，开头写得很不顺。我着手写长篇小说《猫与鼠》，以便放弃这个一团糟的计划。但那时我已成名，不必再一边写作一边添煤了。从此，我发现写作更艰难了。　

译自格拉斯评论集英译本《论写作与政治》（1985）。

原载香港《素叶文学》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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