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黄昱宁：镜子的两面——浅谈翻译与写作的双向关系
我们每年都会接到投诉，说为什么你们的印刷是有错误的？为什么连着几页都没有标点？我们解释说这是作者的特殊表达方式。读者还是不甘心：他这么写，你们可以改过来，否则编辑和译者是干嘛用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并不是译者或编辑需要做调整，而是怎么普及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针对译文的问题，我们查过之后发现译者是忠实于原文的，但很难被读者理解，最终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现在的翻译水平越来越差。
再有就是苹果iphone6的广告：bigger than bigger。国内的译法比较笨重，比更大还更大，香港译成“岂止于大”，朋友说香港这个译法要好很多。我说，“比更大还更大”肯定是有问题的，比较死板。但“岂止于大”就那么完美吗？你体会下，两个比较级一个递进，一个重复，这是要点。“岂止于”在中文里是非常生造的东西，“于”就是个缀词，你还把它原文最重要的部分——两层比较级去掉了。虽然没有绝对完美的对应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完美的。
在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纳博科夫强调直译到了一个非常偏执的地步，哪怕是把译文变成很生硬的英语他也在所不惜，他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你去看俄语原文。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译法，可以说是我看到过的翻译理论中最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异化这个理论上有那么多作家那么坚持，因为他们知道很大程度上翻译的意义在于对母语的冲击，这就牵涉到我们后面讲到的翻译和写作的关系。
正式讲翻译与写作这个问题之前，好像很多媒体记者和读者都会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当下文学翻译的质量？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厘清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后面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说当下的翻译质量会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呢？因为我们在很多报纸上都会看到大家挑翻译的错，比如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的笑话等等，这些问题会让媒体记者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现在的翻译质量每况愈下。前一届的鲁迅文学奖只有翻译奖这一个奖项空缺。于是很多记者就问，现在的翻译家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老一代的翻译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傅雷啊、梁宗岱等。
对此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尽管问题很多，质量还谈不上尽如人意，但是如果单纯做纵向比较的话，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我不认为总体质量比以前有明显下降。甚至在某些单项上还有提升，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简单地说一下。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作品的数量也是急速增加，我们现在每天接触到的新出版的翻译作品和解放前接触到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因此总的基数大，质量不尽人意的作品也会增加。你随便举几个例子，就非常容易击倒一大批其实还不错的文本。
此外，现在学习外语的人数增加很多，而且程度也很高。豆瓣上可以看到很多民间高手，字幕组也是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被挑错的几率太大了。而且一个人挑出错很快就能在网络上传得到处都是。传播给人造成的印象比几十年前大大增加了。但从我的从业经验来说，我并不觉得劣等译作的比例较几十年前有多么明显的增加。
其次，考量译作好坏的标准不能离开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桑塔格说过，一个个译本就像一座座建筑物，如果它们有任何出色之处，时间的光泽会让他们更出色，像大浪淘沙一样，留下的经典例子和译家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劣质的都被剔除掉了。所以我们觉得耳熟能详的精品译作，反复说的其实还是那几个。
另外呢，翻译作品对母语文学构成的新鲜的刺激，起初会让读者有一点点轻微不适的感觉，这需要历经时间的流逝才能被读者渐渐接受的。译作和母语本来就是不同的，肯定是有点异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后，就会被接受，甚至被广泛使用，而开始时的那种轻微不适感早就被人遗忘了。这可能说得会比较专业，但是我相信桑塔格的意思就是这样。
她还说过更专业点的一段话，“如今对原文忠诚的标准，肯定要比二三十年前要高得多，更不用说比一个世纪前，近年来至少就翻译成英语而言，一直是更看重字面意义的，也就是更严谨的标准衡量，尽管大部分译作未尽如人意，一部分原因就是翻译本身已经变成学术思考的对象，而译本都有可能受到学者的检视，翻译者的任务似乎已经被学术标准同化。”她考量译作的标准，她说的“现在”比她说的“过去”要更严格，更为学术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明清时代，林纾在翻译史上也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阶段，他译过大量的，比如《块肉余生记》等作品。但是他对原文篡改非常多，他本人并不懂外语，需要别人把语言的意思告诉他。这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的，甚至对翻译史是有推动的。但是现在你还能接受这种方式吗？
世界文学潮流是在变化的，对好译本，甚至对好读者的要求也会产生变化，现在的读者在评论译作的时候，常常提到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本读来常有生涩之感。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因为当年从业者少，真正能达到这个门槛的，本身就是大学者、大作家，个人本身的烙印就留下很多，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文采斐然。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原文和傅雷时代的原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已经成为定势的美文。你去看现代文学的原文，跟我们当年看狄更斯、雨果都太不一样了，那种写法在现在往往是被刻意回避的，他会觉得那样写既无新鲜感并且与现在的生活是并不合拍的，所以它本身的变化是需要读者适应的。读者并不是很适应，而把这种原因归咎于译文。
福克纳的文字是以晦涩出名的，虽然他也生活在二十世纪比较靠前的年代。可是他的意象还是会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有不适应之感，我们每年都会接到投诉，说为什么你们的印刷是有错误的？为什么连着几页都没有标点？我们解释说这是作者的特殊表达方式。读者还是不甘心：他这么写，你们可以改过来，否则编辑和译者是干嘛用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并不是译者或编辑需要做调整，而是怎么普及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针对译文的问题，我们查过之后发现译者是忠实于原文的，但很难被读者理解，最终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现在的翻译水平越来越差。
我认为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导向，就是最终被大家所接受的译文，往往是离原文非常远的。比如有一阵子《乔布斯传》里乔布斯的情书有各种版本的译文出来，有乐府诗，唐诗，诗经体的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文最好。英语哪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你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开玩笑，可是当你发现大部分评论都是这样的时候，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欣赏什么样的翻译？
再有就是苹果iphone6的广告：bigger than bigger。国内的译法比较笨重，比更大还更大，香港译成“岂止于大”，朋友说香港这个译法要好很多。我说，“比更大还更大”肯定是有问题的，比较死板。但“岂止于大”就那么完美吗？你体会下，两个比较级一个递进，一个重复，这是要点。“岂止于”在中文里是非常生造的东西，“于”就是个缀词，你还把它原文最重要的部分——两层比较级去掉了。虽然没有绝对完美的对应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完美的。
比如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唐诗宋词，这样的游戏娱乐一下是可以的。但我追问一下，真那么喜欢，你就看正宗的乐府诗集好了，那比这样矫揉造作地翻译成半生不熟的译文要好很多，为什么还要看翻译作品？
翻译文学到底对我们思维的演进，对我们创作的刺激，它的作用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导向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都普遍认为骈四俪六就是文学至高境界的话，那么语言和文学实在太容易不思进取，就是说它的发展和活性难免就会缓慢就会迟滞，只要关上门来自己观赏自己的文字就可以了。我们翻译理论中常提到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归化，一个是异化，这是个长期斗争的一对矛盾。通俗点，“归化”就是把异国的语言文字变成完全中国式的，就是不需要你去怎么理解的，让你把国外一些知名的东西对应成中国自己知名的东西。比如把国外的喜剧演员直接对应成赵本山，这个在好多电影的翻译里已经看到了，这个现象有很多人很反感，但也有人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需要动脑筋去理解，也不需要去记住国外的名字，我为什么要理解国外的文化呢，那么反过来呢，我觉得你为什么还看翻译作品呢？
举个例子，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后来是用英语写作的，他同时也是个翻译家。他就有很多非常偏执的翻译观念，可能比当年鲁迅主张的硬译还要硬，他当时就闹出一个公案，在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他强调直译到了一个非常偏执的地步，哪怕是把译文变成很生硬的英语他也在所不惜，他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你去看俄语原文。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译法，可以说是我看到过的翻译理论中最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异化这个理论上有那么多作家那么坚持，因为他们知道很大程度上翻译的意义在于对母语的冲击，这就牵涉到我们后面讲到的翻译和写作的关系。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翻译的实践者来说，就像桑塔格那句中肯的说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才是大多数翻译者的用功之处。就是说呢，每一次翻译实践都是在异化和归化之间平衡的结果，而每个人的平衡点位置是不同的，每个时代所有译者平衡点的平均值也不一样。这个平均值大概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觉得认可的一个地方，这个平衡点是和时代有关的。好的译者就要揣摩这个平衡点大概在哪里。我个人感觉在我们国家，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个平均值还是在缓慢的向着异化这端挪的。相对比起以前来，我们对于原文的很多意象、用法、结构、语法的特点，容忍度会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很多人本身是在学外语，对外语这种表达方式通过那么多代的译者，已经越来越接受了。这也可能跟语言的强势弱势是有关系。比如对英语的接受度啊，对国外的了解程度等。
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审视下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个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完全可以说翻译文学是近代以来，深入改变中国文学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这种影响今时今日也在向深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往往被低估曲解，或者流于表面，更多被提及的可能还是语言上的演变，没有更深入地观察到它在思维上的变化，程式上的借鉴，文学视野及思维方式上的渗透和对话，这些东西往往被人所忽视，实际上它们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前面已经讲过，现在中文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吸收和接纳，反过来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标准，就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其实能够提出一些新要求的。我们现在的读者尽管主观上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了，可是实际上跟原来的要求已是大不一样了。如果现在让我选择看一部外国电影，我会更多倾向于看原版片，直接看它的字幕，这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广大读者也是这样。我也经常思考，翻译实践中的很多东西是否也需要有些变化。比如以前规范的中文当中是绝对不可以出现原文的，但是现在就像CT，NBA,是不是很有必要说它们的中文全称， 或者是不是在每种语境中都必须这样，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还有像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削减一些非常简单的说明性注解，扩大阐释性注解，这些阐述性注解就像链接一样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来丰富原文的表述，毕竟是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反说明性注解可以减少，如果现在提莎士比亚这个人就没必要再注解了，可是如果里面提到莎士比亚的某个引文时，中国的读者是感觉不到的，这种情况你就要加注解了。
还有一些标点的问题，其实中文的规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分号和冒号用法。有双语基础的朋友可以观察下，其实它们的用法是不同的。比如外文在直接引用时，是用逗号代替冒号，这按照我们的规范都应该改的，可是如果改，你可能把它的整个结构就给破坏了。如果不把这点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而仅仅让维护汉语纯洁性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翻译及编辑标准就是落后时代要求的。
我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我刚才讲的一个注解问题。milky way就是所谓的银河，当年赵景深和鲁迅之间是有一个公案的。因为赵景深把milky way想当然地译成了牛奶路，然后鲁迅就做了诗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我们如果查一查网络，以牛奶路为话题的翻译专业论文也有一些的，有人是替赵景深翻案。但你把来龙去脉理一理，就能发现译成牛奶肯定是错的。这个案子是翻不过来的。但译成银河就一定对吗？我们可以追溯下这个源头，英文里第一次出现milky way应该是在乔叟的House of Fame里，它是来自希腊神话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就是说宙斯拈花惹草，当然整个希腊神话都是在讲他泡妞的故事对吧。他让有夫之妇阿尔克墨涅肉身怀上了神胎，生了个很著名的儿子，就是赫拉克勒斯。宙斯想借天后赫拉的乳汁好让儿子长生不老，但他不能大鸣大放地让她喂他奶，让大奶去喂小三儿子的奶，这个肯定做不出来嘛。于是就等赫拉睡着的时候，让儿子用力吮吸她的乳房。可是赫拉克勒斯用力过猛，他后来是大力士嘛，赫拉勃然大怒，醒来后将孩子一推，于是乳汁狂泻便形成了银河。
这样一个故事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当然是很陌生的。但在西方是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够被大家体会的东西。它的确是一条跟奶有关的路，但不是牛奶，准确地说应该是神乳路。一般情况下，直接翻译成银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文学翻译里你还会碰到这样的例子，英国诗人理查德.克拉肖在《神圣格言》里讲到，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判决了耶稣死刑后，后悔不已，每每想起便流泪不止，连洗手都用泪水，于是乎：The tears of the penitent flow unceasing; transformed into stars they form not simply a Milky Way in the heavens but a stream of cream. 重点在于后面的cream，大家都知道是奶油，这种情况下银河和奶油就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比较好的选择，或者说是没办法的选择，就是这样翻译：“这位忏悔者的泪水流啊流，无休无止，变成星辰后不仅组成了一条神奶路，而且形成了一条奶油河。”然后再加个注解，在处理双关的时候，可能只能这样。这也是为什么阐述性注解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就这个问题也曾经跟不少人争论过，有很多人说注解是个很影响阅读快感的东西。小说嘛不就是看看情节嘛，有什么必要要把它的文化信息，把它的双关内涵都表达出来。我是比较难以同意这一点的。如果你这里减掉一点，那里减掉一点，文学被真正传达过来的东西就可能会被减掉很多。那么翻译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很多作家都用一样的题目写过书：叫《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写过，昆德拉写过，像戴维•洛奇，EM福斯特都用一模一样的题目写过很著名的书。那就说明小说不仅仅是情节，不仅仅是故事，它还是一种艺术，我们对这个艺术是应该保有足够的尊重。所以上面这个例子，就是文学翻译比较艰辛地寻找平衡点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我觉得像翻译体也好，翻译腔也好，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的。但实际上，翻译文学与原创中文作品客观上确实在“体”、“腔”、“格”上面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我认为本身不仅应该是中性的，而且甚至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不觉得翻译体就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就看你怎么掌握这个分寸。既然事关文体的沿革，那么译文既要兼顾每个特定时代读者接受度的平均值，也始终应该保持着比原创文学“快半拍”的节奏。我是觉得半拍，不多不少，半拍正好。保留一定程度上的陌生感，而不是说完全迁就于母语，这样否则它就无法对本国文学的创作，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交流产生任何刺激作用，一点陌生感还是相当重要。当然这个陌生感不能陌生到一个你不知所云的地步。
说到这里，我想我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比较明确了。我认为翻译和写作之间，就是存在这种建议“快半拍”的节奏。你不能认为是完全把它变为中文，甚至是越古越好的中文。前几年倒是相对比较承认有异化有归化。可是，现在在网上反而有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论调：我们中文有多么的博大精深，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多美，比任何国家的语言文字有多美。这种其实是一种挺无知的想法。你看到过多少国家的语言文字？那只是你不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字，不知道他们也有古诗，而你们看不懂而已。我觉得这种无知的论调是不应该占据主流。
接下来我想沿着这个话题讲讲“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走出去”工程非常热，我们也非常渴望我们的中文作品能够被介绍到国外去。因为总体来说，我们对国外的了解可能还是比国外对我们的了解多一些。我觉得“走出去”其实在根本上是离不开“请进来”的。那么怎么让“请进来”有利于“走出去”，我也有几点看法。
首先就从文学领域而言，普遍认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远远大于世界对我们的了解，但其实“请进来”的工作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举个例子，最近文艺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开了一个挺长的书单，里面讲了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看到这个书单是很高兴的，里面提到的那些名著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它们影响了可能不止一代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不光是总书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这肯定是代表了一代人。在这张书单里面，大概年代最近的就是海明威。海明威之后的都没有提及，连《百年孤独》也没有提及。可能这不是个人爱好的问题，而是时代风尚的问题。
我们现在说名著，可能翻来覆去跟几十年前真没有什么区别。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被拍成电影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也是名著。之前我知道很多人是把它当做了不起的比尔盖茨。这其实就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真的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吗？我们所说的名著标准就是一些苏俄的标准，几乎就代表俄国人的取向。比方说，当时比较肯定像《牛虻》那样的作品，《牛虻》当然很优秀，我也很喜欢。但是，牛虻在国外是不为人所知的，相反，一些可能比较难提炼出革命性的作品，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被拍了电影之后才被大家所知道。这些东西的反差其实在我们从业者看来还是比较大的。当年因为苏俄不是太重视奥斯丁，所以对奥斯丁的肯定远不如对《简爱》的肯定。
第二点就是“请进来”和“走出去”我觉得是一个互相促进、不能分割的整体。在很多层面上，保证高水平的“请进来”这是促进“走出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长远地看，中国的作家，中国的编辑和中国的读者如果能更快接触到真正能代表国际水准的外国作品、作家，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坚实的，与世界文坛比较接轨的气息相通的文学土壤，才有可能真正诞生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好作家和好作品。我自己在翻译，也在试着写一些虚构的东西，但看我们现在文学杂志上作品的价值取向也好，还是编辑的判断水准也好，跟国外的东西还是有些脱节的感觉。你会觉得还是滞后的一点，如果想要真正地不靠国家花钱把你的作品推出去，你还是需要培养一批能够真正跟国外文学潮流接得上轨，接的上话的这么一些作家。这个就要依靠大量的翻译，依靠大量的引进作品才能达成。否则我们永远不是“走出去”，是“推出去”。我觉得理想状态应该是将来被国外“请出去”。
第三就是刚才我讲的理想的文学翻译的标准就是在归化与异化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样也适用于中译外，同样也是“走出去”应该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具体位置在哪里的，往往还是受到目标与受众，对语言与语言文化的认知程度的制约。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目前外译中，主要是英译中，它的一些平衡点，平均值更偏向于异化，也就是说，我们比较能接受一些国外的比较外语的说法而不会觉得特别难受。但是反过来，西方对我们这边，我们中译外，可能偏向于归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葛浩文这些大牌译者会很骄傲地说，我把很多东西改写了，比如莫言的作品、《狼图腾》等。他觉得国外看不懂的就改掉，大段地删掉，或者整个就改掉。他不认为这个是问题。这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平均值在他们那里和在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而这个说到底，跟语言的强弱势是密切相关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看到，一方面，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的交流都要尊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客观事实，不可能说马上就改变语言强弱势对比，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另一方面，现状也不等同于理想状态，它也不会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准则。只有随着交流的深入，当代中国文学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跟世界对话，才会出现越来越多更加准确、更加忠实的翻译，出现越来越多自发翻译中译外的从业者，为世界文学发展提供新鲜独特的刺激。归根结底，别人选择翻译你的作品或者把你的作品翻译得更准确，对他来说必须有一个原文的刺激，你的文字如果对我形成足够的刺激，对我国的创作和思维有很大的好处，我当然更尊重你的文字，把你的文字更准确地翻译出来。这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要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真正请进来，才能形成纵深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介于翻译与写作之间两者兼备的译者和作家，可以说是对上述种种互动关系以及碰撞最敏感的一群人，我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从业者，但肯定不是做得最好的。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潮流。最著名的例子除了前面提到的纳博科夫以外还有很多，像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他也是很好的译者，还有像莉迪亚•戴维斯这样获国际大奖的作家。这些成就卓著的作家毕生都对翻译事业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而翻译实践反过来也大大影响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字。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以后在中国也会越来越多，在上海我也认识不少既从事翻译也从事写作的人。这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学生态产生一些或者巨大或者微妙的变化。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往往是这些身兼翻译写作的人，他们的文字可能跟不翻译，纯粹写作的人是不同的。比较一下他们作品就会看出特点来，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有趣的文学潮流。
我觉得就这一点而言上海具备很好的条件，上海在文化交流上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作家，参与翻译和写作的作家。我也很希望上海能出现“上海的村上春树”，“上海的纳博科夫”。我需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些。
书友1：刚才你提到翻译和写作之间就是建议存在这种“快半拍”的节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本土文学要落后于外国文学？
黄：要说整体上高可能会伤害一些爱国者的感情。我自己觉得用高低有点简单化，我们国家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但是世界文学的概念很大，它可以从一个点到一个地球，肯定有我们要吸收的东西。事实上，翻译文学确实极大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老的就不说的，现代白话文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日语等其他外来语。即便到现在，白话文已经相对固定比较成熟，很多作家都承认受到翻译文学很大的影响。
我说的快半拍的意思是，如果完全等同于母语或者就把它变成中国的思维，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去看翻译文学。一定是要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翻译需要珍视的东西,不要轻易破坏的东西，这种陌生感可能会对我们的作家产生多么大的好处。从专业翻译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有个估量，快半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书友2：翻译上讲“一仆二主”是吧，您是不是认为译者这个仆人要更倾向于伺候作者这个主人，而不是读者这个主人？
黄：还是我刚才讲的，翻译是一种平衡。彻底忠实是不存在的，还是取一个平衡的过程，而每个译者有自己找平衡点的办法，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我们需要一直揣摩的东西。但是这个平衡点一定会受到这个时代平均值的影响，还是那句话，我现在的翻译放到林琴南时代可能就没人看得懂，可是现在大家都能接受。当然不能为了纯粹取悦原作者，翻译成中国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对作品的背叛。
书友3：平衡是个问题，但如果都推到平衡问题，那翻译的质量就说不出一个好与坏的标准来。还有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我看了两个翻译文本，把在意识形态有问题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就虚假了。碰到意识形态问题，不是语言问题，你如何把握学术的忠实问题？
黄：这两个问题都比较大，我先说后面一个是审查标准的问题。我们一般要求翻译是忠实地把文字传达出来，但是处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在出版的时候，可能会删除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和译者无关的。从广义上也可以把它归到平衡点里面，因为它离不开时代，离不开身处地域的种种限制，这个应该不是翻译的主要问题。另外呢，说到这个译者的水准问题。当然肯定，译者个体之间差异很大，水准一定是有高低，肯定也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这跟我们大环境下翻译门槛在降低也有关系。
书友4：你怎么看待编辑的酌情权？
黄：酌情权也存在一个跟时代地域的平均值有关的问题。中国的Chinglish，long time no see现在不是被接受了吗？它有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至于说到编辑的酌情权，国内外可能确实有一定不同，像卡佛很出名的极简主义的风格和他的编辑登•里什有很大的关系。卡佛本身没那么“简”，高登•里什为了强调他的风格，进一步将文字简化了。据说卡佛其实很不满意这样处理，但事实上，在文学史上，倒因为这么处理以后，他的“极简”就被固定了。
书友5：作为一个普通爱好者应该怎样起步学习翻译和写作？
黄：挺适合答的题目。就讲讲我自己的经历，我本身不是学英语的，是上外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系的。后来我到译文出版社工作，译文进去是要考试的，结果我英语成绩考第一。因为这点我进了文学编辑室。进去以后确实感到特别适合我，就像让我很好地读了一次研究生。那时候很多老译者还活着，像方平，汤永宽，今年上半年刚去世的吴劳，包括任溶溶都是言传身教。看稿子本身就是中文和英文一句一句核对。我们当时拿到的译稿真的都是很好的译本，看过蔡慧，荣如德的译稿，真是终生得益。所以你树立自己的翻译观之后，最容易操作的实践就是拿好的译本来对。这些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只要你有一定的悟性就会有提高。
书友6:对您来说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好的译本有哪些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黄：我不想推荐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像傅雷之类的。英语翻译里面，我个人喜欢荣如德双语翻译的风格。他是英俄双语的翻译，他的俄语译作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得非常漂亮，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英文译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一句句下来不离原文很远，又让你感觉到中文很美妙，但又不是那种很冬烘的文字。其实哪怕一些中青年的翻译家也都有很好的文字，像我们社以前经常合作现在也在合作的刘国枝也是一位实力派的译者。我看过她的稿子《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 》。还有很多，我就举这么一老一青两个例子。
书友7：请问写作对你的翻译有什么影响？
黄：肯定有影响。首先，有时候是有身份焦虑的。因为总是在借着别人的声音说话，不能背离作者。这种焦虑积累到某个点的时候，可能就要被迫暂时放下翻译，去写一篇什么东西。反过来呢，写着写着会觉得枯竭，会很气馁，你就会想我还是先借鉴一下人家。我一直处在这样两极摇摆。生活中我一直觉得平衡是一个关键词，写作是一个不断向你索取的过程，没有感觉没有情绪的时候你可能一个礼拜都写不出任何东西。但翻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可以每天翻译三句或者翻译三页都是可以的。这也是一个好处吧，如果纯粹不会翻译只写作的人，想想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肯定会面对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的感觉。如果他有翻译作为避风港避一下的话，感觉可以好很多。此外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如果有能力接触原文，把原文和翻译放在一起看，会得到很多新的东西。
书友8：是不是翻译自己喜欢的东西会比较得心应手一些？
黄：这个没错。我会尽量选择我认同的东西。不会为了拿高一点的稿费去翻译我很不喜欢的。选择是会有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了特别喜欢的像麦克尤恩的前一部作品《追日》，那里面大量的物理名词是非常头痛的，那是译者需要克服的东西。做翻译这点责任心一定要有。不喜欢的东西也总是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比如查工具书或请教别的领域的专家。只要态度到，这点是可以克服的。
书友9：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只求抓住主旨。文学翻译不像科技类的翻译，不就是忠实于原作主旨就可以了吗？
黄：问题你怎么样理解忠实主旨和细枝末节，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最后就是差很远。而且你说阅读一下子抓不住，这不应该成为翻译懈怠的理由，翻译需要把这些信息尽可能的传达出来。你可以读三遍啊，不要读一遍，也许读到第三遍你就发现细节的力量了。此外可能你需要去研究一下人文学科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你认为人文学科是没有什么意义可以随意篡改的话。那我可以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书友10：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黄：首先你对莫迪亚诺的印象是有偏差的。他的《青春咖啡馆》在外国文学里也算是本畅销书了。另外你说从大的范围来说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我只能说这个也是一个平衡吧。你从事这个行业就知道，你完全理想主义不行，一点没有理想主义呢，可能也是不行的。你在做这个行业之前你就应该知道文学不是投资银行肯定不一样的。你要向这个里面索取的东西跟你从事别的行业索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一个策略问题，小众有小众的做法，大众有大众的做法。
录音听录：澜心、沧海明月、郭郭、SMILE、RACHEL、滚滚、丁新威
编辑合成：匪石
转载自「梁宗岱译坛」订阅号，ID:liangzongdaiy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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