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论布罗茨基：他从高处看人生（黄灿然译）

漫谈布罗茨基
切斯瓦夫·米沃什
黄灿然译

对布罗茨基的很多朋友来说，他的在场不啻是一个支柱和一个参照点。这个人，其著作和人生总是提醒我们，不管今日人们说什么写什么，确实存在着一个等级制。这个等级制不是通过三段论推论的，也不是通过讨论来决定的，而是通过生活和写作而每天一再证实的。这与一些基本的划分有某种共同点，例如美与丑丶真与假丶善良与残忍丶自由与独裁。最重要的是，等级制是表示对高尚事物的尊敬，以及对低下事物的鄙视而非藐视。

“崇高”这个标签可用来形容布罗茨基的诗歌。在他作为人中表率的一生中，有一种普希金在密茨凯维奇身上看到的思想的高傲：“他从高处看人生。”

布罗茨基在一篇文章中把曼德尔施塔姆称为文化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位文化诗人，而这很可能就是他在他的世纪最深的激流中创造和谐的原因，在那激流中被灭绝所威胁的人发现其过去是一座无穷尽的迷宫。探入迷宫的最深处，我们发现从过去存活下来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差异原则的结果。流放中的曼德尔施塔姆，精神崩溃，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乃是独裁和堕落的现实，而这现实是注定要灭亡的。曼德尔施塔姆背诵他的诗给狱友听，这本身乃是一个永久留存下来的崇高时刻。

布罗茨基以他的诗，架起一道桥梁，它跨越俄罗斯语言数十年的陈腔滥调，连接他的先辈们，连接曼德尔施塔姆丶阿赫玛托娃丶茨维塔耶娃。他不是一位政治诗人，因为他不想与某个不值得他与之计较的死对头争论不休。相反，他从事诗歌作创，把它当成某种特殊活动，而不受制于任何明显的时间维度。

直接锁定一个目标，拒绝被那些提出各种要求的声音转移你的注意力。这意味着你有能力区别什么是重要的，只坚持追求这个目标。这正是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能够做到的，而他们也因此值得羡慕。

布罗茨基的生活和创作，都直接瞄准现实其目标，如同箭瞄准靶。当然，这是一个错觉，如同发生在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样。因此，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它。命运直接瞄准其目标，而被命运统治的人，则有能力破解它的主线，并知道他被名唤去做什么，哪怕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

由耶日·伊尔格翻译的布罗茨基访谈录《保持改变》，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获取奇思妙想的泉源。想想他要忽视多少东西──那些对别人来说是二十世纪精华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丶苏维埃主义丶民族主义丶尼采主义丶弗洛伊德主义丶超现实主义，还有十多二十多种其他主义。

他原可以成为一个积极介入的异见分子，如同他的朋友托马斯·文茨洛瓦。他原可以思考改革国家。他原可以写前卫诗。他原可以成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原可以向结构主义致敬。但绝没有这类事情。

人生作为道德寓言。这位诗人被国家囚禁和处罚，然后被国家放逐，而在他逝世后，国家元首跪在他的棺材旁。一个童话故事，然而在我们这个绝非童话故事般的世纪，这种事情确实发生了。

他讲话总是像一个权威。很可能，在他青少年时代，他令人难以忍受是因为这种自信，它一定被他周围那些人视为傲慢。这种自信是他与人们打交道的防卫机制，掩饰他内心的犹豫不决──当他觉得他必须那样做并且只能那样做的时候，尽管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傲慢，他就不会缀学。之后，他自己也承认，他常常后悔自己这样做。在他受审期间，某个不像他这么自信的人，很可能不会像他那样反应。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反应，当局也同样无法预知他如何反应；相反，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无意中使他出了大名。

当他十四岁的时候，他通过了进入海军学院的入学试，但因为他身份证上“民族”栏下的纪录而不被录取。我努力想像他成为一个军校学员。一个军官？莱蒙托夫？

他和他的彼得堡朋友们的行为，就如同亚历山大·瓦特对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希望它“与敌人分道扬镖”。他们不想成为苏联人或反苏联人；他们想成为非苏联人。显然，布罗茨基不是一位政治诗人。然而，他写了不少应景诗（关于朱可夫元帅的葬礼丶阿富汗丶柏林围墙丶波兰军事戒严），而在西里西亚大学的一次演说中，他感谢波兰为推翻一大邪恶──共产主义──作出的贡献。当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投票通过任命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为外国会员时，他以退出该协会表示公开抗议。

他服从语言的元素，或（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同一回事）服从缪斯的声音，坚持认为诗人取悦其前辈而不是其同代人。他提到的前辈有罗蒙诺索夫丶坎捷米尔丶杰尔查文丶茨维塔耶娃丶曼德尔施塔姆丶帕斯捷尔纳克丶阿赫玛托娃。他的俄罗斯诗歌王国在历史之上和之外永久持续着，而这符合他的一个信念，也即语言有其自身的伟大性，并选择它自己认为合适的人来服务它。

他有能力崇拜别人。他曾经说，如果他被称为奥登的模仿者，他会很满足。他不排斥那些写“自由诗”的人，但他特别敬重那些格律诗人：托马斯·哈代丶罗伯特·弗洛斯特丶赖纳·马里亚·里尔克。他深知诗歌是一种跨越年代的对话，所以他与贺拉斯和奥维德交谈（通过俄语译本）。他说过，他因为奥维德的意象而更喜欢奥维德，尽管奥维德在格律上不那么有趣，而是坚持传统的六音步诗。另一方面，贺拉斯以其格律上无比多样化的诗节，而吸引布罗茨基去与他竞争。

把布罗茨基想像成一个波希米亚，将是错误的，不过如果我们把波希米亚定义为一种处于社会和国家边缘的氛围，他青年时代在列宁格勒可以说是属于波希米亚的。他在各种行业都是能手，它们绝非只可用作就业证明的凭空杜撰。他常常“像狐狸那样苦干”。他怀着感激之情谈起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因为它为既不懂英语又是“太阳下最懒的人”提供工作。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师职责，而他的学生似乎获益匪浅。他让他们背诵他们自己语言中的数千行诗；没有别的教授敢这样老土。如果某个学生在班级上说了什么特别愚蠢的话（例如用美国人政治幼稚病的观点），布罗茨基就会把他撵出教室。

他的自学热情使他仍在俄罗斯的时候就消极地掌握英语；之后，他迅速获得以英语演说和写作的能力。他在用英语写的文章中和在用格律翻译他自己的诗歌中所体现的令人惊骇的灵巧，只能是真正地耗尽心血的结果。

他认为波兰诗歌是当代欧洲国家中最有趣的。在列宁格勒，波兰诗歌只是作为碎片抵达他，却是重要的碎片：从诺尔维德到加尔钦斯基。他翻译的波兰诗歌也包括我的。他已经在流亡的时候，翻译了我的《献给N·N·的哀歌》，而我发现这首诗表达了他关于抒情诗作为保存下来的自传的观点，哪怕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他深知诗人逃入散文里，乃是那剩下的十分之九的压力造成的。他通过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的出色俄译本读我的《关于诗歌的论文》。该译本于一九八二年以《Poeticheskiitraktat》的书名在美国由安阿伯专门出版俄语书籍的阿尔迪斯出版社出版。

他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项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的遗产的一部分。由于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因此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拿这来与波兰遗产作比较，我们对克拉西茨基丶特伦贝茨基丶密茨凯维奇的着迷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年轻的波兰相对于那个时候俄罗斯发生的事情而言，简直就是一个空白点（除了博莱斯瓦夫·莱斯米安），只有斯卡曼德尔诗社的诗人可以跟俄罗斯的阿克梅派一代匹比。

他们之中可有任何人像曼德尔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那样令人喜爱？在我看来，这位诗人是雅罗斯拉夫·伊瓦什凯维奇，但是作诗法的革命导致那个流派立即消散。

他曾经对学生说，他们大概不是很熟悉十诫，但那是有可能学习的，因为只有十七条规则：十诫和七大罪──加起来，便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也即语言的精神，是基督教的，这可用来解释他诗歌中《新约》和《旧约》的主题。

慷慨是他的特征之一。他的朋友们总是感到获他馈赠大量的礼物。他随时都准备帮忙丶组织和安排各种事情。但尤其是赞美。他的慷慨在他与沃尔科夫的谈话中讨论阿赫玛托娃时最为明显。他是怎样赞美她的伟大丶她的智慧丶她的善良和她的心灵的高贵！对他来说，一位诗人的伟大是与诗人作为一个人的伟大分不开的。也许我错了，但我想不起有这样一个例子，也即他赞美某位诗人，同时又承认他作为一个人只是很一般。例如，罗伯特·弗洛斯特在诗歌中伟大就够了，毋须再去探究他的传记。这与他的信念是一致的，认为美学先于伦理，甚至是伦理的泉源。

他所讲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最深刻的话，是坚称她在写作《安慰曲》时遭受巨大痛苦，这可能也是关于一般所谓的创作过程的最深刻的话。在她儿子坐牢时，她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在写这件事时，她感到虚假，而这恰恰是因为她必须把她的情感表现为形式。而形式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情感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寄生于情感处境。

他希望自己有用。他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在美国全国派发数百万册美国诗选，把它与《圣经》一起放置在酒店和汽车旅馆。他设法在罗马成立一家俄罗斯学院，效仿罗马的美国学院。他意识到俄罗斯文学与意大利的联系（果戈理的《死魂灵》是在罗马写的；而这座“不朽城”总是出现在他自己的诗中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他写过关系威尼斯的诗，欣赏威尼斯。）他无意重返俄罗斯。因此，他如同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那样埋葬在威尼斯，是合适的。

我愿意从对布罗茨基的思考中获得若干有教育意义的利益。我们是否也像他理解俄语那样理解我们的语言？认为它是俄罗斯人最大的财富，仅次于圣像？难道我本人不也是反抗波兰诗的嘘嘘声和嘶嘶声，甚至更糟，那些读成“普舍赫”和“普西赫”的无所不在的prze和przy？然而波兰语是我的祖国丶我的家丶我的玻璃棺。我在波兰语中完成的不管什麽东西──只有这才能够救我。

还有，我们是否像他那样尊敬我们的前辈？或我们只懂得嗤笑和又咬又叮？为什么在其力量永远是诗歌的文学之家中，突然间没有了伟大诗人的壁龛了？密茨凯维奇丶斯沃瓦茨基丶诺尔维德都在那儿──但本世纪的代表们哪里去了？贡布罗维奇丶舒尔茨丶维特卡西会取代斯卡曼德尔诗社那一小群精英吗？

如果要对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做一番比较研究，就得从支配这两种语言的各种规律入手。可否比较莱斯米安的俄语诗歌，他的《聪明女人瓦西里萨之歌》，与他的波兰语诗歌？但他们的过去是不同的，主题也不一样，还有一九一八年之后的文化背景亦有差别。

一首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远离其原本的记忆功能？对布罗茨基来说，语音学和语义学是不可分割的。这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首诗如果不能植入人们的记忆，根本就不算是诗。虽然波兰语有不同法则，但是我们依然能背诵斯卡曼德尔诗人的作品，同样能背诵加尔钦斯基的作品。

告别格律规范和押韵在时间上似乎恰巧碰上二十世纪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场巨大革命，而这与数量的爆炸性增加有某种共通点。如果我们把法国艺术思潮当作模型──而波兰在这方面可谓达到夸张的程度──则最后一位写格律诗的诗人保尔·瓦莱里可以说是站在边界上，边界以外诗歌意义便开始衰落了，最后完全从文学市场消失。也许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尽管环境不同。把用语分散成字词，分散成句子碎片，证明一个事实，也即诗歌数百年来与贺拉斯丶维吉尔和奥维德的诗篇共存的局势已经终结。是他们定义了不同语种的诗人的格律。有人可能会想比较一下学校的变化与文学中的变化之间的奇怪相似性：作诗法的革命在时间上恰巧碰上了中学课程不再包括拉丁语。

布罗茨基爱英语，也许是因为在面对作诗法的革命时，英语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较强的音乐感。基于各种不胜枚举的理由，维多利亚时代押韵诗的终结成为对用语作出新调整的场合，而由于押韵在英语中不像譬如说在意大利语中那么重要（莎士比的扬抑格五音步诗是“无韵”的），因此押韵的消失并没有显著地与早期诗人的做法分道扬镖。然而，我们不仅被布罗茨基对弗洛斯特的评价吓了一跳──他认为弗洛斯特可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而且也被他对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的评价吓了一跳，后者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在布罗茨基诗歌和文章中完全缺乏影响，也使人好奇。

一如大家早就知道的，唯一纪念一九六五年T·S·艾略特逝世的哀歌，是用俄语写的，作者是布罗茨基。当时，艾略特已经被打入文学炼狱了，而这是对盛名时期的一种常见反应。但是在俄罗斯，他才刚刚被发现。后来，如同布罗茨基自己承认的，他对《四个四重奏》已不再着迷。总的来说，他认为整个现代主义潮流（盎格鲁─撒克逊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对诗歌这门艺术来说是不健康的。

他谈论他的世纪的政治时，使用属于古代的概念：帝权丶独裁者丶奴隶。然而，在涉及到艺术时，他绝非民主派。首先，他相信在历史上已知的每个社会中，都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人口对诗歌感兴趣。其次，诗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除了少数几位最好的诗人，而对这少数诗人，使用“较伟大”或“较差”等标签则是不合适的。他在直觉方面是绝对平等主义的，反对把人划分成知识分子和平民；在艺术上，他是贵族的，一点不亚于纳博科夫和贡布罗维奇。

自他逝世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他，试图总结他遗留给我们的经验。一个未完成中学教育的人，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人，是怎样成为一个被人文知识领域的杰出人士尊为权威的？他才智过人，而这种天份不是人人都有的。但还有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他那一代人也即那些非苏联的青年诗人和译者所属的列宁格勒，有一个爱书如命的环境。他们读任何可以在图书馆和二手书店能找到的书，这种痴迷的动力是令人惊骇的。他们还像布罗茨基那样学习波兰语，目的是阅读只有通过波兰语才能接触到的西方文学。他一生的故事提供的经验，是乐观的经验，因为它表明意识战胜存在。但它也对我们起了警示作用，促使我们思考在新一代波兰作家中，是否存在着拥有同等自学动力的群体。

“我允许自己做任何事情，除了抱怨。”每一个陷入绝望并想自杀的青年人都应该仔细思考布罗茨基这番话。他在哲学上接受自己被囚禁，没有愤怒；他认为在苏联集体农场铲粪肥是一种积极经验；在被逐出俄罗斯之后，他决定在行为上表现得仿佛什么也未曾改变过；他把诺贝尔奖与他以前经历过的命运的种种变化无常的转折相提并论。古代的智者都推荐这种做法，但在实践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原载于《天南》文学季刊2014年12月号

译自米沃什随笔集《To Begin Where I am》，该书中文版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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