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梭罗：公民抗命（廉萍 译）

1848年，为了支持反对奴隶制的事业，梭罗第一次发表了演讲《公民抗命》。但是，直到20世纪，梭罗政治思想的价值才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公民抗命》是启迪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重要文献，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的激进主义。许多当代政治思想（不信任国家的权力；采取直接行动而不参加投票；反全球化运动），都是从梭罗关于个人的重要性丶有识之土的异议丶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我由衷赞同这句格言── "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这个警句迅速而系统地得到实施。我相信，实施后，其最终结果将是── "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管理的政府"，而且，当人们准备好之后，这样的政府就是他们希望拥有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大部分政府，有时所有的政府却都是不得计的。反对设置常备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强烈，必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最终可能发展为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不过是常设政府的一个分支力量。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人民选择用来行使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同样地，在人民还没有来得及通过它进行运作之前，它也很可能被滥用或误用。眼下的墨西哥战争就是例子，它正是少数几个人将常设政府当作私人工具的结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就不同意采取这种措施。

眼下的这个美国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都丧失一些自身的廉洁正直。它的生机和魄力还顶不上一个活人，因为单个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对于人民来说，政府只是一支木头枪。不过，尽管如此，它却仍然必不可少，因为人们需要某种复杂机器之类的玩意儿，需要听它发出的喧嚣，藉此满足他们对政府之理念的要求。因此，政府的存在表明，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丶欺骗人民，甚至可以使人民自我利用丶自我欺骗。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真了不起。不过，这种政府从未主动地促进过任何事业，而只是欣然地超脱其外。它不曾捍卫国家的自由。它不曾解决西部问题。它不曾致力教育。目前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国人民的传统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从中作梗的话，本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政府是一种权宜之计，通过它人们乐得互不打扰；而且，如上所述，最便利的政府也就是被管理的人民最不被打扰的政府。商业和贸易除非是用印度橡胶制成，否则绝不可能跃过立法者们没完没了地设下的障碍；倘若完全以立法者们行动的效果，而不是仅仅地以他们行动的意图来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当被视作在铁路上设置路障的捣乱者，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但是，现实地说，作为一个公民，我不像是那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我所要求的不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表明，可以赢得他的尊敬的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样，也就为拥有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

归根结底，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时，多数派将有权统治，而且这统治将长期持续，其实际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正义的，也不是因为少数派认为这样最公正，而是因为他们在物质上最强大。但是，一个由多数派决定所有事项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的，即使人们对此表示理解也办不到。难道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吗？──对公正与谬误真正作出决定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知；多数派仅仅针对那些可以运用便利法则解决的问题做出决定。难道公民必须，哪怕只是暂时地或最低限度地，使自己的良知屈从于立法者吗？那么，为什么每个人还要有良知呢？我认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受统治的臣民。培养人们像尊重正义一样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是，不论何时都只做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人们常说，当局没有良知，而有良知的人组成的当局不失为有良知的当局。法律无法赋予哪怕一点点的正义；而且由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善意也会日渐变成非正义的工具。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会导致一个自然而普遍的结果，那便是：你会看见一整队的士兵，团长，统帅，二等兵，火药手等等，浩浩荡荡，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奔赴战场，而这一切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不，违背了他们的理性与良知，这使得行军成为良心难安的艰苦跋涉。毫无疑问，他们的处境糟糕透顶；但他们逆来顺受，息事宁人。那，他们算是什么？是人？这是服务于那些寡廉鲜耻的掌权者的小型移动堡垒和弹药库，以血肉之躯为冰冷机器！

那么一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与它发生联系是一种耻辱。我绝对不能认可，作为我的政府的政治组织，同时是一个奴隶政府。

人人都认可革命的权利，亦即当政府的暴政或低效令人无法忍受时，人们有权拒绝向其效忠，并进行抵制。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现在的情况不至于此。他们认为，1775年革命时的情况才是如此。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个政府很糟糕，它对运抵口岸的某些外国商品课税，我极有可能会无动于衷，因为没有这些外国货，我照样过得很好。所有的机器都免不了产生摩擦，但是它带来的好处也许可以抵消弊端。不管怎样说，对此大惊小怪是大错特错的。可是，如果摩擦控制了整个机器，并进行有组织的欺压与掠夺，那么，就让我们扔掉这部机器吧。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号称自由的庇护所的国家里，它的六分之一人口是奴隶，如果整个国家被外国军队不公正地侵犯和征服，并被置于军管之下，那么，我认为，正直的人们奋起反抗丶发动革命就为时不远了。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紧迫的是，被侵犯的国家不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正是那侵入别国的军队。

然而很明显，培利从未思考过如下情形，即某一个人或者一批人，不论代价如何，必得按正义行事，此时， "权宜之计" 原则就未必适用。如果我曾违背正义从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手里把木板夺走，那么，我必须归还给他，即便这样我自己会被淹死。根据培利的理论，这样的做法未免相当"不识时务"。但是在这种情形中，那个试图活命的人就会丢了性命。这种 "不识时务" 的人，必然会反对奴隶制，反对向墨西哥开战，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实践中，各州都赞同培利的理论；然而又有谁想过，在眼下的危机中，马萨诸塞州到底应该如何去做？

国中有娼女，
身着金缕衣。
裙裾飘若仙，
灵魂惹尘滓。

事实上，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人不是南方成千上万的政客，而是这里成千上万的商人和农场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业和农业，远甚他们身为人类这一事实。无论代价如何，他们都不打算公正对待奴隶和墨西哥。我与之争论的敌人，并非远在天边，而就在我们周围。他们与远方的敌人合作，言听计从。如果不是这些人，远方的敌人无法为害。我们习惯说，广大群众还没有做好准备。可是改善这种情况的过程是缓慢的，因为这些少数人实质上并非远比多数人高明或优秀。在某处树立某种绝对的善，比让许多人都像你一样好更重要。因为绝对的善会像酵母菌一样影响丶改变整体。成千上万人持反对奴隶制度丶反对战争的观点，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制止它们。他们自称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却两手插在裤兜里闲坐着，声称不知该做什么而无所事事。他们更重视自由贸易，而非自由本身。晚饭后，他们平静地阅读市价表和墨西哥的最新报导，也许，读着读着便睡着了……

所有的投票都不过是一种游戏，就像跳棋或者十五子棋，加入了些许道德色彩，玩法可以分出正确和错误，牵涉到一些道德问题；而且自然带有赌博意味。选民的品质当然不会用来赌博。我投下一票，或许是投给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一方；但是我并不特别关心，这正确的一方是否能赢。我更倾向于少数服从多数。因此，投票的职责，从来都不会超越 "便利" 的界限。即便是为正确的一方投下一票，实际上也相当于无所作为。它只是温和地向人们表明你的愿望，表明你认为它才该胜出。聪明人如果希望正确的一方获胜，不会让它坐等机会垂青，也不会指望多数的力量。大众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有朝一日，如果多数人终于肯要投票支持废除奴隶制，那么可能会是因为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毫无兴趣，也可能是因为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奴隶制留待他们投票废除而已。到那时，他们会是唯一的奴隶。唯有通过投票维护自己自由的人，唯有他的投票，才能促进对奴隶制的废除。

诚然，全心全意投身于消除世间所有──甚至罪大恶极的不公正，并不是一个人必须尽到的义务；他仍然可以适当地关心别的事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但是至少，他有义务不参与这些不公正，而且，如果无暇进一步思考，就决不给予它实际的支持。如果我本人要投身于某项事业或规划，我首先必须考虑清楚，我在追求时不会增加别人的负担。我必须首先获得他的容忍，使他也能够追求他的事业。必须要考虑清楚，我们之间到底有多少矛盾可以容忍。我曾听到有些同乡讲， "我这是等到他们向我下令，让我帮着镇压造反，或者远征墨西哥的时候──再来考虑我该不该去吧。" 不过正是这些人，每人都已经直接地用他的的忠诚，而且间接地，至少用他们的金钱，提供了代替品。拒绝参加这场非正义战争的士兵，获得了那些不拒绝支持非正义政府──正是它发动了这场战争──的人们的喝采，获得了那些漠视自己的行为与权威的人们的喝采。就好比一个国家为了表示悔罪，只是在犯罪后顾人来鞭打自己，而不肯将这重罪行停止片刻。因此，打着秩序及市民政府的旗号，我们所有人全都被迫臣服和支持我们自己的自私。第一次犯了罪会羞愧难当，以后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不道德的行为会渐渐转变为，比如说，无视道德，这是我们曾经经历的生活中并非完全多余的组成部分。

按照原则做事，理解并躬行正确的事情，将会大大改变事物及其关系；从根本上讲，这就是革命，而非完全与现存的一切保持一致。它不仅会分离州与教会，还会分离家庭；或者说，它将分离个人──将其恶行从神圣当中分离开来。

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努力去修正它们丶然后服从它们，直至我们取得成功呢？还是立刻粉碎它们呢？在当前这种政府统治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等待，直到说服大多数人去改变它们。人们认为，如果他们抵制，补救措施造成的后果可能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糕。不过，如果补救措施造成的后果真的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糕，那也是政府的过错。是政府使其变得更糟糕。为什么政府不能善于预见并应对改革呢？为什么政府不珍惜重视少数派的智慧呢？为什么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呢？为什么政府不鼓励老百姓保持警觉，积极为政府指出错误，从而避免犯更多错误呢？为什么政府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并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叛乱分子呢？

至于采纳州政府业已提出的补救谬误的方法，我闻所未闻。那些方法耗费时日，在人们的有生之年未必奏效。我还有别的事要干。我来到这个世界，主要不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适于生活的安乐窝，而是要学会随遇而安。一个人不可能每件事都去做，但是可以做某些事。正因为他不能样样都做，所以他也不一定非做什么错事。州长和议员们用不着向我请愿，我也犯不着向他们请愿。如果他们不接受我的请愿，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事到如此，州政府也就是自绝其路：它的宪法本身就是一个谬误。这种说法似乎显得粗暴丶顽固和不容调和；但是，只有那些能够欣赏或者接受它的人，才会最温和丶最体贴地对待它。所有的进步都是如此，正如出生和死亡，都会给身体带来阵痛和颤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凡是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都必须立刻撤回对马萨诸塞州政府的人力和财力(税务)的支持，不必等到废奴主义者在政府中形成多数，不必等到他们努力使正义通过他们占了上风才动手。我认为，如果有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就足够了，此外无须他求。而且，任何人只要比他的邻居更正义一些，就已经构成了单个人的优势。

我非常清楚，在马萨诸塞州，只要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甚至只要有十个我叫得上名字的人──只要有十个正直的人──不，只要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停止蓄奴，以实际行动脱离他的奴隶主同夥，并因此被关进县立监狱，那么，就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事情的开端看起来可能实在微不足道，但还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一次做得到，便会有人一直做下去。

在一个存在非法监禁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今日的马萨诸塞州，为追求自由和奋发图强之士提供的妥当处所，也是唯一妥当的处所，就是监狱。在狱中，他们为州政府的所作所为而烦恼，被禁锢在政治生活之外，因为他们的原则已经给政府带来麻烦。正是在监狱，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犯和为自己种族的恶名做辩护的印第安人可以找到他们，在那个与世隔绝，但却更自由丶更尊严的地方找到他们。那是州政府安置不肯顺从的叛逆者的地方，是蓄奴制州里一个自由人唯一能够骄傲地居住的地方。如果有人以为他们的影响会在监狱里丧失，他们的呼声不再能折磨政府的耳朵，在四壁之内他们无法再与政府为敌的话，那么他们就错了。他们不知道，真理要比谬误强大得多，而一位对非正义有了一点亲身体验的人，在与非正义斗争时会更加雄辩更加有力。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的全部影响。当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当少数倾注全力进行抗争时，便不可抗拒。或者把所有正直的人都投入监狱，或者放弃战争和奴隶制度，如果要让州政府在这二者之间选择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纳税，这不是暴力丶血腥的举措，就像纳税不是暴力血腥的举措一样，不会引起政府施展暴力，让无辜的人流血。事实上，这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可能存在的话。如果税务官或其他政府官员问我，正如有位官员曾经问我的那样，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做点什么的话，那你就辞职吧。" 如果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职，那么革命就算成功了。即使这会导致流血，难道良知受伤就不流血？从良知的伤口中流出的是人的气概和永生，这将使他永世陷于死亡。此时此刻，我就看到这种血在流淌……

可以断言，金钱愈多，美德便愈少；因为金钱侧身于人与他的目标之间，是他目标获得实现的手段；而且很明显，获取金钱也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美德。它消除了一些若他缺乏金钱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它提出的唯一新问题，既棘手又多余，这就是如何去花钱。于是，他脚下的道德根基便遭到了铲除。生活的机会在减少，同时我们所谓的 "手段" 却在相应增加。一个人有了钱，他能替自己的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努力实现他捱穷时所怀的计划。

在我同我最自由的邻居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不管他们如何谈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和严肃，不管他们如何关注安定繁荣，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不能没有现存政府的保护，他们生怕不服从政府会给他们的财产与家庭带来不良后果。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我要永远靠着国家来保护。然而，如果在国家把税单交给我时我否认了它的权威，它马上便会夺走并浪费我的全部财产，还要无休无止地骚扰我和我的孩子。这实在恶劣。这会使人无法诚实地生活，同时从外在方面讲，也无法舒适地生活。积累财富再没有什么价值；它终归会被别人拿走。你只能租住或蛰居在某个地方，种一点点庄稼，然后迅速吃光。你必须保存体力，睡觉时也要警觉，随时准备跳起来逃跑，决不惹是生非。即使在土耳其，一个人都有可能发家致富，只要他在所有方面都做土耳其政府的好臣民。孔子说得好：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没错：只要我还不指望在什么远方的南方港口，我的自由遭遇危险时，能得到马萨诸塞州的保护，只要我还不指望单靠和平的劳作，攒起一大笔家庭财产，我便能拒绝对马萨诸塞州的忠诚，拒绝她对我的财产和生命拥有的权力。对我而言，因不服从州政府而受刑罚给我带来的损失，总归比服从它来得更少。我觉得，若是服从了它，我便会损失更多。

因此，州政府从未打算正视一个人的智慧或道德观念，而仅仅着眼于他的躯体和感官。它不是以优越的智慧或诚实，而是以优越的体力来武装自己。我不是天生受奴役的。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呼吸。让我们来看看谁是最强者。大众能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呢？他们只能强迫我，而我只听命于道德法则。他们强迫我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我还不曾听说过，有人被众人逼迫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那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当我遇到这样一个政府，它对我说： "拿钱来，否则就要你的命！" 我为什么要忙着给它钱呢？那政府可能处境艰难，而且不知所措：我爱莫能助。它必须像我一样，自己想办法。为它哭哭啼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的职责不是让社会这台机器运转良好。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认为，当一颗橡果和一颗栗子一起从树上掉下来时，并中一颗不会稍作停留谦让对方，而是彼此遵从自己的法则，尽可能地发芽，生长，茂盛，直到其中的一棵遮蔽压倒另一棵，并且毁掉它。植物如果不能按自己的天性生长，就会死亡；人也一样……

睡在监狱里的这一夜，我彷佛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旅行，因为那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彷佛以前从未听到过市政厅的钟声，从未听到过乡村夜晚的声音；因为我们睡觉时开着窗子，窗外就是铁栏杆。我彷佛看见我的故乡沐浴在中世纪的光线之下，我们的康科德河也变成了莱茵河的溪流，眼前浮现出骑士与城堡。街上传来的声音，变成了古老的中世纪欧洲城市公民的声音。我无意间成了邻近厨房中所有嘈杂事项的观众和听众──对我而言，这是全新而罕见的经历。这是我对自己故乡的近距离审视。我简直进入了它的内部。我以前从未看见过它的制度。这是它的一种特别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郡的首府。我开始领会到，它的居民关心的是什么……

当我离开监狱时──因为有人进行了干预并代付了税款──我并没觉得大家有什么变化，比如从年轻人一下子变成步履蹒跚丶头发花白的老人；但是这个小镇，这个州，这个国家，在我眼里却大为改观，而且比仅仅由时间造成的变化大出许多。我看出，我所居住的这个州发生的变化尤其大。我看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身边的人当作好邻居与好朋友来表示信任，看出他们的友谊不过是六月天，孩儿脸；看出他们并非真的想力行正义；看出他们的偏见与迷信，竟使他们像中国人或马来人一样，和我属于完全不同的种族；看出他们为了规避风险，甚至规避财产的风险，不惜牺牲人格；看出他们并不怎样高尚，不过像盗贼对待他们一样来对待盗贼，希望靠表面的仪式和几声祈祷，靠不时在笔直却无用的路上走上几次，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样评价我的邻居或许有些刻薄；因为我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的村子里竟然有监狱这样的机构。

以前我们的村里有种习惯，当一个贫穷的欠债者出狱时，他的熟人们用这种方式来向他敬礼，从交叉手指的指缝之间向他瞧，表示透过监狱窗户的铁栏杆看望他，问一声： "你还好吗？" 我的邻居们没有这样向我敬礼，而是先看看我，再互相递个眼色，彷佛我刚做了次长途旅行回来。我被捕时正去一家鞋店取一只修好的鞋。第二天早晨我出狱时，办完了手续，穿上修好的鞋，加入一群收越橘的人们，他们不耐烦地听我指点路径；过了半小时──马很快就套好了──就来到两里开外的越橘地里，它位于我们这里最高的山峰之上，在这里，再也看不见州政府啦。

这就是 "我的监狱生活" 的全部。

我从来不拒绝交纳高速公路税，因为我真的想做个好邻居，而不是好臣民；至于维持学校，眼下我正尽力让乡邻们受到教育。税单上没什么特别项目能令我拒付。我只想拒绝效忠于州政府，只想有效地退出并远离它。即使能够做到，我也不想追问我的钱的去向，是买了个人，还是买了一支用来射杀人的步枪──钱是清白无辜的──我关心追问的只是，我的效忠有什么果效。实际上，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无声地宣布了同州政府的战争，虽然我仍像通常的情形一样，将尽我所能地对其进行利用并获益。

如果其他人出于对州政府的同情，替我付了本来要我付的税款，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做过的事，或者甚至助长了不公正，使其超越了州政府要求的程度。如果他们纳税是出于对被要求纳税的那个人的关心，要保护他的财产，防止他被关进监狱，这种关心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明智地考虑到，他们听任自己的私人感情已经给公共利益带来了何等的影响。

因此，这就是我眼下的立场。不过在这种场合，人总不能过于提防，以免因为固执或者对人们意见的不当看法，而使自己的行为出现偏差。他得让自己的行为发乎内心，合乎时宜。

从较低层次的角度看，宪法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但还是非常好的；法律和法庭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甚至这个州政府和这个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也是非常令人敬佩丶非常难得可贵丶令人感激的，对此许多人已经不惜篇幅尽情描述过了。但是，如果从稍高层次的角度看，它们就正是我所描绘的那个样子。如果从更高或最高层次的角度看，那么有谁会说它们是什么东西，或者会认为它们还配让人正眼相看，或者值得人们考虑呢？

不过，政府并不太关心我，我也尽可能不考虑它。我不常生活在政府之下，我甚至不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思想自由，幻想自由，想像自由──对他来说，种种不自由绝不可能长期存在──愚蠢的统治者或改良者们就不可能彻底打断他……

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像我这样想；不过那些终身致力于研究此类问题的人们，也像旁人一样令我不满。政治家和议员们，完全置身制度之内，从不能识其真相，抓住本质。他们空谈管理社会，却不能置身事外来观察。他们或许有一定的经验和优点，无疑也发明了些真正的甚至有用的制度，对此我们诚挚地感谢他们；但他们的全部智能和用途都只适用于一定的丶不很广泛的范围。他们常常忘了，这世界不是靠政策和权宜之计来治理的。

那些不能了解真理更为纯粹的源泉的人，不能追溯更为遥远源头的人，总不失明智地一心奉行《圣经》与《宪法》，并满怀敬畏和谦卑，从中汲取养分；然而那些把它看作汇成各个湖泊的源泉的人，却要一再整装上路，继续前进，到最后的源头去朝圣。

在美国，还不曾出现过有立法才干的人。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人也凤毛麟角。演说家，政治家，雄辩家，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可他们中间却没有人曾开过口讲过，谁能够解决当下的恼人的问题。我们喜欢雄辩是因为雄辩本身，而非是因为它会说出真理，激发起英雄主义。我们的立法者，还不晓得自由贸易丶联邦以及正直对于国家的价值。他们没有才智和天资，能理解税收与财政，工商业与农业这些相当琐屑卑微的问题。若我们只靠议员们在国会的机辩词锋来引领指导，却不理会人民合乎时宜的经验和实际有效的抱怨，美国就再不能维持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新约全书》已经写出来一千八百年之久了──或许我没有权力这样说──哪里有这样的立法者，具有如此的智慧与实践天才，能够让自己成为照亮立法科学的光芒？

原载《公民抗命》，廉萍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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