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陈毓贤：《洪业传》出版以后

《洪业传》英文原版出书二十五年后，哈佛大学仍陆续销售，中文版却多年买不到了。我有篇关于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的文章在《上海书评》（2009年12月13日）发表，读者饶佳荣先生写评语投报惋惜北大出的《洪业传》在国内已绝版，并自告奋勇和商务印书馆联络筹备再版，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认识这位有趣、有守、有为，对中国现代史学有甚大影响的洪煨莲先生，真令人高兴！

生长在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念书时，和迷上中国文化的同学艾朗诺结了婚。朗诺1971年到哈佛读研究院，我便跟他到麻州剑桥找工作。朗诺博士论文写《左传》，住在附近的洪业是《左传》权威，成了朗诺的非正式导师，也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也因缘际会成了“汉学”界的“票友”。

洪业曾当燕京大学教务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人之一，学问有口皆碑，他主持编撰十三经以及其他重要古籍的引得（即索引），让没有烂读古书的人亦可言之有据，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很重要的突破。他又训练了一大批出色的史学家：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王伊同、杜洽、聂崇岐、冯家升、翁独健、杜联喆、王钟翰、郑德坤、陈观胜、侯仁之、谭其骧、朱士嘉、张天泽、邓嗣禹都是他的学生。然而他战后决定在剑桥定居，哈佛大学并没有给他正式的职位，他买了栋房子靠收房租和微薄的社会福利金度日。

与他同时代许多精英分子一样，洪业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再上新学堂，中学毕业时父亲在山东曲阜当知县，他决定到上海投考海军学校报国，在青岛上船遇到大风浪误了考期，举棋不定时，同乡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高梦旦劝他回福州，上教会办的英华学院以便日后办外交。不料洪业在学校皈依了基督教，曾有一度要做牧师。他1915年到美国留学，和陈鹤琴、涂羽卿、刘廷芳等数位基督徒组织了个“兄弟会”，口号是“联合起来振兴中国”，会员有后来成外交家的蒋廷黻、成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诒春、上海纺织公司创办人聂其杰等。这“兄弟会”和早些年留美中国学生另一个也恰巧以“联合起来振兴中国”的兄弟会合并为“成志社”，会员包括回国事业已有成的王宠惠、王正廷、郭秉文和孔祥熙。成志社后来在北京、上海、香港皆有分社，可见当时这些留美学生的抱负。

洪业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了个历史硕士，同时得了神学位，却决定放弃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留美中国学生们都深感有责任游说美国把和约驳回，洪业为此作了一百多次的演说；有一次他讲完下台，有人跟他说他演讲非常精彩，应以此为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收音机仍很稀罕，电视还未发明，一般人除上教堂外没什么消遣，数所“演说局”应运而生，安排“巡回演说家”到各大城小镇的学校、教堂、商会演说，提供娱乐兼推广文化。洪业风度翩翩，开口是洗练风趣的英文，很快成为这圈子里的热门人物。司徒雷登1922年要替成立不久的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校舍，经刘廷芳介绍，请洪业和亨利·鲁思（《时代杂志》创办人的父亲）合作在美国募款。每到一处，洪业先讲中国文化、中国在历史的地位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讲毕，鲁思便恳求观众捐献一件活的礼物给中国，即一家基督教大学，一年半募得两百多万美元。1923年洪业便带了檀香山长大、仅会几句台山话的妻子到燕大投入学术。

我认识洪先生时他已八十岁，腰身仍挺直的，很会说笑，掌故一大箩筐，聚会时总有一堆人包围着他。我见他感到格外亲切，有趣的是在西雅图促成朗诺和我结婚的高书哿，竟是劝他回福州读英华书院的同乡高梦旦的儿子。1978年春节，赵如兰教授在家办了迎春会，照例有一堆人簇拥着洪先生，如兰就说：“应该赶快把他的故事录下来，就是口述历史。”我听了一震，这任务舍我其谁？在座的诸位博士准博士都不会有我那份闲心去做。我素来对洪先生充满敬仰和好奇，很想知道他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概念，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义在他的心目中比重如何，他对他的境遇怎能如此泰然，便鼓起勇气拜访他，问能不能带录音机录他的回忆。他同意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厨房和我一边喝茶吃叉烧包一边谈往事，条件是要等他身后才能发表，因他最厌恶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两年半积累了三百多小时的谈话记录。洪先生1980年八十七岁时逝世后，我把资料整理成传，约百分之八十根据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时用普通话讲，有时用英语，所以我有时需翻译，有时得加以浓缩，注解；其外百分之十根据我对他本身、亲友，以及环境的印象写的；其余则根据文献，以及和洪先生的新知旧雨探讨的结果。这传记对哈佛大学不太恭维，但获张光直、杜维明和韩南教授的支持，哈佛1987年把它出版了。

八十多岁老人忆往事，大半生的档案信件又不在身边，差错是免不了的，然而洪先生的记忆大体很准确，有些事乍听“比小说还离奇”，后来竟然被印证了。

譬如洪先生说1924年有位燕大学生替哈佛福俄博物馆的朗顿·华纳当翻译，跟华纳到敦煌去，见他用甘油渗透棉布把数幅壁画取下运回美国；次年华纳又带了大队人马来，准备把更多的壁画运走，这学生向洪先生泄密，洪先生马上告诉教育部副部长秦汾，教育部即发电到敦煌沿途各县市，吩咐地方官员招待这些外国人，加以武装保护，但小心防备他们破坏文物，结果华纳空手而还。也正因这次全军覆没，华纳这“中国通”没份插手正在筹备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洪先生到哈佛作交换教授，听说最初发现敦煌文物的斯坦因说服了哈佛燕京在美国的托事，出钱让他到中国搜宝，便力劝他不要去。但斯坦因还是去了，结果也空手而返。洪先生对他这保护敦煌壁画的壮举颇得意，他怎么说我便怎么写。

书出版十年后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请我把一张洪业的照片寄往美国《考古》双月刊，说她有篇谈及洪先生的文章。该文年尾发表了，说《洪业传》出版之前，西方学者不明白华纳第二次中国之行为何落空，华纳自己也不明白，给太太的信里很恼恨地说大概是中国官员嫌贿金不足，回美国后心犹不甘，说服他的同事萨克出面筹钱，筹到十万美元（包括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的五万美元），足够探险队两年的费用，有六千五百美元预备作为给中国官员的“礼金”，终于把年近七十岁的斯坦因引出来。哈佛大学文档中有一份提到1930年3月18日斯坦因、司徒雷登和洪业在萨克家开会，洪业说他可去函请刚成立的文物保管委员会替斯坦因铺路，斯坦因推说探宝细节须保密谢绝了。斯坦因离开康桥前，再次请教福俄博物馆示范怎样使用甘油和纱棉，到了南京拜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则说此行目的是要跟踪玄奘的脚印。不料中国报章突然出现他打算搬运文物出境的报道；同一个月内，立法院通过法律限制文物出国；他到了新疆又有姓张的学者亦步亦趋地跟随他，让他动弹不得；最尴尬的是，预算中贿金一项被传了出来，燕京大学在美国的托事向福俄博物馆质问，斯坦因只好作罢。《考古》此文的作者说她相信贿赂官员的预算是洪业传出来的，因他看过该团的预算。我们知道王正廷是洪业“成志社”的兄弟，他暗中把此事本末告诉王正廷，也是意料中之事。

据我所知，《洪业传》1995年的北京大学版主要有两个错误。一个是中文版的错误，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指出敦煌古物中最早的印刷书是《金刚经》，不是景教的礼拜手本，这是我译错了，英文版提到两种文献间有个逗点，我没注意到，以为是同一文献。另一个错误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指出的，书中说二战期间洪业去看驻美大使胡适，电话响胡太太听了说是宋子文，周质平说那时候胡太太不在美国，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

还有个地方不是错误，是称谓的问题，洪业谈起当时在普林斯顿执教的宋史学家刘子健总称他为“我的学生”，我成书后把谈话录音带捐给了哈佛图书馆，最近清理档案要把其他的有关文件也送去，发现有封刘子健写给我的信，说他没有上过洪业的课。刘子健的父亲实业家刘石荪和洪业很熟，刘子健抗战时期从清华转到燕大，和洪业一起被日本宪兵押入狱还替洪业洗衣，一向对洪业执弟子礼。抗战胜利后“成志社”的弟兄向哲浚率领中国代表团到东京去审判日本战犯，要洪业替他找位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有力助手。洪业便推荐刘子健，因他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难得的是他在日军牢里受过苦，但并不仇恨日本人。刘子健是洪业最亲近的人之一，洪业称他为学生不足奇。

刘子健1989年在《历史月刊》（6月刊，第十七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说洪业的史学功力不亚于陈寅恪、顾颉刚与钱穆；整理国故比胡适更有成绩，为何声望远不如这几位大师？结论说有种种原因：一则洪业集中精力做基础工作，编了六十四种引得，为了选最佳版本，上承乾嘉反复考证源流，贡献宏大，但这是供人使用的。二则洪业写文章不求闻达，最重要的著作是《礼记引得》与《春秋经传引得》的两篇序文，解决了很多历代以来争议纷纭的疑问，在本行之外却少为人知。关于杜甫的巨作，他考订了三百多首杜诗的时间，是用英文写的，读者有限。最可惜他数十年研究《史通》，要把原文每句的来历都找出来，以确定刘知几用了哪些书，没有完成就逝世了。其外，洪业办教育训练学生，毕竟分散了他研写的精力。再者，他自美国到燕大执教时已三十岁，作风相当洋派，许多人以为他是华侨；当时北大清华中央金陵各大学史学都已有相当阵容，他在教会的燕大独树一帜，和洋人共同筹办哈佛燕京学社，被人以为是洋机关，所搞的国史必不甚高明；他1946年后在哈佛只有研究员的名义，更少为人注意了。

清理档案时，我又发现一篇1998年自己写的文章，此次再版把它附录在后。事缘《洪业传》出版后收到洪业长女霭莲的信，还有霭莲童年朋友转寄来的信，看了令我相当震撼。我认识洪先生的时候洪太太已去世，关于她的事他没多说我也没多问，原来她的身世那么复杂，洪家有那么多可悲的事情。不料还有更大的悲剧正酝酿着，洪先生去世十五年后，他四十六岁的外孙女，一个秋日清晨很冷静地走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心，朝自己的身上倒汽油点火自焚，在五十人围观下死亡。《纽约时报》走访了些认识她的人，分析这令人惊骇的事件，结论是她来自一个显赫的华裔家庭，这环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母亲也是自杀的。我感到这悲剧可追溯到她外祖母的那一代，写下“洪三代女人的悲剧”一文，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现在事过境迁，可以向读者交代了。

我写《洪业传》的时候，对洪业妻女情形不清楚，不知他有这许多隐痛。他老人家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谈起往事虽相当激动，却令人感觉他心灵深处有一片宁静，是种尽了责任后对人对事皆不苛求的宁静。洪业后半生不属任何教会，却仍相信祈祷在冥冥中有效，尤其可汲抽人心内的潜能，他加入了个提倡祈祷与静坐的跨宗教团契。引伏尔泰的话说要是没有上帝，为人类的利益也要创造个上帝，有了上帝才能有天下皆兄弟之感。我相信吟诗作诗也是他重整思想感情，保持心态平衡的一个方法。他日据时代和张东荪、陆志韦等十来位燕大师生被关在牢里五个多月，待遇相当恶劣，最后日军也许觉悟让这批学者死在他们手中没什么意思，宽松些，他和同狱室的赵紫宸忍饿挨冻竟做起诗来，赵紫宸出狱后把自己的诗作以《南冠集》为题出版，有六十七首是赠洪业或是和洪业的韵写的。洪业晚年常与友人唱和，去世之前两年有一回去看蒙古学家柯立夫的农场，见邻居家门口有个池塘，想到朱熹一首诗，便朗诵给他们听，并用中文写下赠送给这对夫妇，此诗大概代表他追求的心境：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上海书评》201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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