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自述

黄按：本文是作者应《新诗》主编蒋浩之邀，为「新诗丛刊」版的《奇迹集》（2009）写的自述，后来并没有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的《奇迹集》（2012），故很多读者不知道。现刊于此，并对若干细节作了新的修订。

自述

　　简历

生于一九六三年，名字是母亲从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提供的很多个名字里挑选的。

出生地，按当时的称呼，是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晏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四面环山，只有十六户人家。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也即，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

就读五里外的邻村大路脚小学，每天来回四趟。就读十里外小镇上的罗溪中学，寄宿。

七八年尚在高中二年级时，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在制衣厂当工人。八二年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八四年春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

八四年秋入读暨南大学新闻系。认识当时已毕业但仍在等待毕业分配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并由他介绍加入他创办的红土诗社。开始写诗。诗作于秋天发表在黄震平主编的《红土诗抄》第二期。八五年接手红土诗社和接办《红土诗抄》。认识广州诗人和小说家李苇，受其教益；与中文系诗人陈寅交往频密，切磋诗艺。八五年自印了第一本油印诗集《今天没有诗》，其中一些诗发表于西藏《拉萨晚报》和香港《大拇指》等。八七年出版油印诗集《某种预兆》，里边的诗后来发表于北京《十月》和香港《八方》等杂志。八八年大学毕业，自印诗集《总结生活》（手抄复印）。八九年自印八行诗集《诗六十首》（手抄复印）；写一批十四行诗；译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手抄复印），后来刊登于《南方诗志》。一九九○译首批卡瓦菲斯诗，后来发表于陈东东等人主编的《倾向》诗刊；同年任职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至今，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

　　诗歌

我私底下写的诗是很多的，但主要收录在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新出版的《我的灵魂》。前者收录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七年的诗，一个特点是某种渐变，包括语言和形式；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判断自己的成绩，但有一个感觉却是明显的，也即有些诗是自己感到吃惊并知道再也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在某种极佳的“状态”中写的，这极佳有时是指极痛苦或极哀伤或极忧烦；另一些诗，尤其是其中一些字句，则是连看一眼也不敢。不管怎样，长远而言，也即就最终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声音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的灵魂》主要收录一九九八年至二○○五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内心感受成为主导，但这内心感受是个人与人人相通的结果，他人即自己，自己即他人。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也更自信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然后是《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在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或目标。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

　　翻译

翻译像写作一样也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这几年我翻译成熟了，主要是翻译步骤能够做到严密起来，例如反复的校对，而这是需要巨大耐性的，这巨大耐性不是随便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便发现认真严谨的译者是很少的，于是更感到有责任继续做，而且做得更多，尽管在香港替大陆出版社做翻译，稿费之低只够每天买半包烟，半年严肃翻译的报酬不及一周商业翻译的报酬。这意味着译得愈多就愈穷。而我真的愈来愈穷了，跟朋友吃饭时也不太敢跟他们争埋单了。我常常思考佛的一些简单事迹和形象，并发现一些深意。例如佛觉悟之前与觉悟之后的唯一差别，就是觉悟前他一切都是为自己，觉悟后一切都是为别人。我提到佛，是因为我这个领悟是先从翻译中初步获得的。有一天我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的，不是说我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我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我何况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对诗，我也是有一天发现写诗毫无意义，可正是在这毫无意义之中，如果还有能够打动我去写的，那必然是有意义的，于是真诗便来找我了。如果我说我写诗是为别人，会使人觉得狂妄，自己也不太敢相信。但翻译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的，实实在在辛苦的，就我而言是实实在在感到是在服务别人的。但同时，如果我没有充沛的精力，又怎样服务别人呢。而这充沛的精力，又——并不奇怪地——恰恰源自翻译本身。我早已学会在翻译中获得平静、专注。就繁重的校对而言，最初是可怕的，但现在它反而成为最大的乐趣，是服务别人的最大回报。对我而言，翻译是简单而有效的修持，是一种活跃的静坐；甚至，它也为我写诗提供最佳条件——我所谓无情绪，如同一湖静水，正是翻译带来的。完成一个翻译任务，离开一会儿翻译，便风吹草动，叶子飘落……

译诗对我而言，是像创作那样，有所感而译。我译的是打动我的诗和诗人，尚有不少打动我的诗和诗人是我不敢译或暂时不敢译的，因感到译出来的效果比不上自己受打动的深度。我是在平时广泛阅读中遭遇我所译的诗人和诗，而不是二手的。我说的二手，是指一种普遍的现象：译者译某诗人或某首诗，并不是自己从阅读中发现的，而是先受了别人的译文打动然后找来原文并参考原译文重译，并试图改善别人的版本。这样译的时候，译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的讲究和比较，而完全没有我所称的那种先被打动。即使不是重译别人，而是看了别人译的某诗人而被打动，于是找来那诗人写的其他诗来译，而自己却并未被这些要译的诗打动，也仍属于二手感受。这种翻译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像写诗时没有深刻的感受力一样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译者在读原文时受打动并翻译之，而不去理会已有译本，这也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同样地,即使是转译，如果转译者是被原译打动并转译之，仍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相反，即使从原文翻译，而译者并未被所译的诗打动，仍是第二手感受的翻译。另外，我们鉴别一位译者有没有第一手感受，一个指标是译者是否为我们介绍新的外国诗人并吸引我们，或以前已有人译过但我们读了没感觉而这位译者的版本却使我们对那个或那些诗人有了全新认识。

　　评论

有些朋友出于对我的诗的珍惜，总是明白地或暗示地要我少做翻译，多从事创作，如果不是写诗，也多写些评论。可我写诗和做翻译一直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我的诗值得珍惜，那至少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翻译——不一定是直接得益于翻译，而是翻译带来的休息（离开诗这个意义上的休息），以及翻译的耐性带来的无形帮助。但我得承认，就评论而言，翻译确实是损害评论的，当然不是说损害评论的质量——绝不——而是做翻译就不能写评论，翻译愈多评论愈少，因为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但是，这损害又从何说起呢。我不能说写诗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因为我写诗是略早于翻译的，但我不能不说写评论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我一切起步都很慢：差不多二十岁才学英文，二十二岁才写诗，三十多岁才写评论。评论明显得益于我翻译的评论文章。因而，说自己受损于自己受益的，有点像反咬一口。但少写评论并不是为了回报翻译，而纯粹是暂时让位给翻译，也可能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考虑，也即我大概只会写两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一个可能要写很多诗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太多评论的。试笔集便是《必要的角度》。构思中的成熟集，将由一系列长文章构成，大概十五至二十篇，其中也许有五六篇稍短的，篇目最好是不超过一页目录。它应该包括我在诗歌、文学、哲学、人生诸方面的一些长期思考。这部成熟集原打算用五六年来写，但是如今已有十年，却只写出约一半。香港天地图书约我出一本评论集，我便凑合另一些短文和一些并不打算收录在成熟集中的文章，编成《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因此我把它称为半成品。如果可以在五年内完成其他文章，已是万幸。

　　启示

一九九八年我经历一次启示式的转变。在一九九七年完成长诗《游泳池的冥想》之后，又一个阶段结束了。在尚未有新方向时，我写了《中国诗人》的开头四行和《城禁》的开头八行，都没有继续下去。主要是没把握，不如期待中满意。一九九八年，差不多半年后，我偶然打开电脑档案，突然来了一股气，就把它们完成了。几位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而且那种反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一种新东西。这两首诗开启我一九九八年至二○○五年的创作。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别人的批评可以不理，但别人的重视不可以不理。

《奇迹集》的写作是另一次启示，与九八年的转变相似。不过，这一回是由我自己完成的。在写作《奇迹集》之前几个月，差不多是之前一年，有一天我晚饭后到公司附近散步，想到几个句子，回来便匆匆开了一个电脑档案记下来并存起来，后来便忘了。但这首未完成的诗中那个场景却隔一段时间就浮现脑中，只是这些时候常常是在路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能使我立即打开电脑找出那几个句子。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想起这首未完成的诗，便花了十多分钟找出来。但我发现诗是不能修改的，其匆匆记下的散文化长句也是不能修改的，一弄成我平时写诗的句式，便面目全非。于是，我便让它保持原貌，并顺着原来的节奏补了几句。然后，奇迹便发生了，一首接一首地写。我想，如果我不是匆匆记下这首未完成的诗的片断之后便匆匆忘记它，忘记了近一年，而是即刻把它完成，则我肯定会按我当时写诗的方法和句式完成它，把它变成一首很一般的诗，即使写得很好，也只能是我原来风格的延续。后来这首续写的诗虽然不算好，却开创了一种新节奏，并带给我不是一批或一组诗，而是一本全新局面的诗集。但“奇迹”指的并不是这首续写之诗引发的一切，而是指我在那几个月中处于一种“当下”和“全诗”的时刻，仿佛眼帘上一片梦幻的薄膜脱下，那“看山不是山”的薄膜脱下，世界呈现其真面目。这本诗集尚在发展中，我不知道它将来会写到多大，其结构会怎样生成。现在我只是连粗略也说不上地编排一下，给予它一个暂时的形状。

　　二○○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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