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尼·费德林：与阿赫马托娃一起译《离骚》（乌兰汗译）

中国诗祖屈原（公元前340一前278）诗集的俄译本正在筹划出版。我很幸运，屈原扛鼎之作《离骚》的诗体译文，是我国杰出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根据我逐字翻译的译稿完成的。

《离骚》俄译本于1954年首次面世，收入《屈原诗集》，书中包括屈原的全部作品。参加翻译工作的除安娜·阿赫马托娃之外，还有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列·艾德林、亚·吉托维奇和亚·阿达利斯。

能够和安娜·阿赫马托娃一起翻译屈原的诗，对我来说是研究屈原创作的重要阶段。文学史中的这一页，不仅早应有所记录，而且当应感念不忘。

五十年代，我最初几次试探邀请阿赫马托娃参加翻译屈原的诗，都被她干脆拒绝了。

我的笔记本里留下了早年的记录：

“有关中国诗，中国诗的独特性，它的韵律，我一无所知，”阿赫马托娃坦诚地说，“而且，我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对于我来说，这是个茫然的世界，我觉得，我无从入手。”

“您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中国文学还是不断地被译成俄文，译者是我国的语言大师──作家、诗人、剧作家，基本上不是专业汉学家……”我想说服她，“可惜汉学家们不掌握语言艺术……”

“我认为，如果不懂原作的语言，就免不了局限于文字的表面理解，我深信这种理解和译诗艺术是无法相容的。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进行翻译，那么他们想的不是翻译事业，而是另有所图。这些人可不应当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

“如果是专家根据汉语原文完成的逐字翻译……”

“逐字翻译照例是一个词对一个词，或者可以说是俄文和汉字的语言转换。我认为，翻译绝不是用母语代替外文。以汉文和俄文为例，机械地调动文字和配合声音，只能导致拙劣地歪曲原作精神，错误地理解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不理解那部艺术作品……有些能人，他们无所不通，无文不译，甚至敢译人间根本不存在的文字。这些人的译文，实在令人无法容忍。当然，也有种种其他情况。有的译文完成得在行，可读，就是没有味道，缺乏情趣，也就是译文没有感情，没有灵气。”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译家们常常企图在外国作家作品中看到与其说作者的世界，毋宁说自己的世界。他们大都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认识来解释外国语言大师创造的形象。其中有的人还专门用古怪的、奇异的色彩来表现一切，以为这样才能传达外国现实的特征。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是由于他们在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外国现实的情况下，便动手翻译那些国家的文学作品。

“近几年，中国出版了一些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的译作，其中包括著名诗人郭沫若译释的屈原的诗……”我并没有泄气，决定从另一角度把话引向正题，“屈原用古文创作的诗，只能看懂，但听不懂。郭沫若把它译成现代白话文，既能看懂又能听懂。”

“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翻译实验，如《伊戈尔远征记》就是从旧体文改成现代语的。不过那是同一种语文的变形，我不太相信这种做法能丰富文字艺术。”与我交谈的对手客客气气地反驳道。

“即便如此，从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还是有其道理的。这么做，无疑有助于今天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因为并非人人通晓古汉语。”

“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导致用代用品代替真正高档次的诗歌？诗是思想语言艺术的结合体，它的语言环境是不可重复的……”

“这么说，我们就注定让当代读者无法企及诗歌遗产了……”

即使把屈原的诗译得再高明，甚至译文出自郭沫若和文怀沙这种专家之手，屈原的原作当然仍是范本。译成现代汉语或是外文的任何版本，固然有其价值，绝不能取代屈原的原诗。有人把《楚辞》、《诗经》和中国其他古典诗作转述为现代汉语，今天的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当然不能不感激他们，但对原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范本，是首要的读本这一点未必有人会产生怀疑。

然而汉语和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语言的词组增多了，汉字的书写方法变化了。这是自然现象，没有必要求证。如果语言不再变化，也就是停滞不前，这种语言就该寿终正寝了。若想读懂《楚辞》原作，必须受过专门教育。只有接受过从前的语文教育的老一辈人，才能理解这种独特的文体。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拉丁文在欧洲的情况类似。

“取代珍品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止了。处处都是代用品……很久以前，有人，不是我，已经发现译文，包括字字接近原作的十分认真的译文，远非篇篇能成为真正的诗。”阿赫马托娃接着讲了下去，“翻译中国诗，特别是古诗，即把中国古诗译成现代汉语或是别国文字，想必更是如此。屈原史前诗作的翻译也是这样。看来，翻译的复杂性在于找到相应的表现手段，准确无误地把作者在汉语原作中的思想感情揭示出来，使其能唤起读者心中思想感情的共鸣，使读者像原作者一样激动不已。只有那时译文才能成为诗作，成为语言艺术品。现在用这个标准翻译汉语作品，您有把握吗？”

“我想，谁也没有这种把握，一般说来，也未必能做得到。不过，我总觉得我们应当试一试，我想会有成果的。”我老老实实地一口气把话说完。

“我明白，让我们多少能接触一点中国诗歌，大概是应当做的事情。可惜我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我需要哪怕是泛泛地了解一下中国诗学、音韵、调性……如果您手头上有什么俄文资料的话……”阿赫马托娃一边说，一边用她那忧伤、疲惫的眼睛望着我。

我觉得坚冰似乎松动了。其实，我和阿赫马托娃谈话时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我始终觉得迷宫中隐隐约约有点光亮，而我们就是在这座迷宫里摸索，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我把有关中国诗歌的资料和译成俄文的中国诗统统收集起来。这方面的成果实在少得可怜。我没有找到一本有关中国诗学和作诗法的专著，只找到俄国汉学家写的一些零散的文章。我立刻把这些极其贫乏、专业性又不强的资料转给了阿赫马托娃。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了面。

阿赫马托娃对我说：“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说句真心话，那些资料太简略、太肤浅，但毕竟有点内容。有的资料读起来满吸引人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听一听屈原汉语原作的读音、他的诗段的韵律。”

“怎么？莫非她真的产生了兴趣……”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

阿赫马托娃的话让我觉得浑身热乎乎的，其实房间里不说寒气逼人，也是冷丝丝的。我二话没说，直奔走廊，去给女客人弄一杯热茶。费了一番周折，总算弄到了开水，那还是编辑部里一位女同事用电热棍烧开的。水一开，她立刻把电热棍藏进了自己的写字台抽屉里。

那时，我的手提包里随时带着一筒中国龙井茶。我沏好茶，匆匆忙忙返回房间，郑重地把那杯茶水端到阿赫马托娃面前。

“在国家出版社里居然能喝到热茶，真是奇迹。”她轻声说，用双手握住了茶杯。

在这深秋季节，安娜·阿赫马托娃穿得过于单薄了。她身上是一件年久褪色的旧上衣。她戴着一副破旧的编织手套，磨损处露出了手指头。她的日子过得真够苦的──我心里转过这个念头。应当帮她一把，想个什么办法呢？她很清高。但主意还是想了出来。文艺出版社东方文学编辑部主任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维塔舍夫斯卡娅是位能干而又热心肠的人，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虽然她的援助甚微。阿赫马托娃与她要好，能够接受她的好意。别人想有所表示，也不敢。通过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多多少少帮了她一把。我没听见过她抱怨缺这少那。她从来不发牢骚。

长诗《离骚》我为她朗读了不止一遍。我按中国文人的读法慢慢地吟诵。事先声明：我只能按汉字现在的发声来读，因为屈原诗作的古代语音早已失传。

“不要紧，语音的历史变化并不是随意的……基本节奏和韵律都会保留下来……”阿赫马托娃一边安慰我，一边要我继续读下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诵读，摹仿中国人吟诗的腔调，拖长声音。我还不时地偷着看看女诗人。

阿赫马托娃端坐在椅子上，双目微闭，神情专注，一动不动。她好像超然世外，只是偶尔让我把某个诗段再重读一遍。

有一次，她低声说：“诗中最关键的东西是神秘感。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神秘感，非他人所能及。《楚辞》和它那种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发声与音调，虽然可以和别的诗作比较、对照，但它只能产生于汉语。《离骚》这部哀歌是个完整的现象，首先它是一部纯民族化的作品。能为诗歌感动的人，一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我想，为了更好地理解用自由体写成的《楚辞》的音乐感，把它和古代《诗经》作一下对比，是有意义的，因为《诗经》有固定的音部与韵脚。于是，我为阿赫马托娃朗读了《诗经》中的几首短诗与颂歌。显然她马上意识到与《楚辞》有别的另一种声调、音节与旋律。

阿赫马托娃说：“我看，一节诗或一首诗，如同一个晶体，一种世界模式，一种和谐的结构，时光的结构。屈原的《楚辞》也好，《诗经》的歌词也罢，都表现了自己独特的思维的方法与方式。这种方法就是深入现象的实质，发掘其真理……”

过了片刻，阿赫马托娃似乎从沉思中苏醒过来，拿起我的逐字译稿，开始用依稀可闻的声音诵读。一行又一行……

“当我聆听《楚辞》的旋律时，”阿赫马托娃接着说道，“我觉得屈原似乎听见了风的呻吟，叶的喧嚣，花的低语，觉得他善于用自己的心领悟声音与含义，飞禽的哀鸣与哭诉。由此形成了诗的语言的和谐，诗章的和谐。”

花的世界是美的，屈原一直生活在花草之间。花草无时无刻不簇拥着这位诗人。他那清丽而绚烂的诗章里仿佛泼洒着水彩颜料。屈原诗中的花草植物向人发出呼吁，它们浸入了他的情感，以自己的气息和色彩点缀了他，成为他实体的一部分。他诗中的一切都彼此联系，相互作用，浙渐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态，人的灵魂的生态。

他的长诗中有很多花草植物的名称。有的花草植物仅存中国远古时代，如今大概已从地球上消逝。另一些花草植物，其名称则不止为中国所独具。举几个例子：宿莽──水洲植物，中国古代用它祭月。杜衡──春天长势茂盛的香草，常见于蔽荫之处和山岩裂隙之间。芰荷──开白花的一年生的水中植物。藑茅──开红花的植物。兰──兰花，同时代表楚王幼子兰。揭车与江离──生长在湖南的香草名称。

诗中还可以看到绽开的芳芷，用它做装饰或编花环；还有荷花、百合花、玉兰花；肉桂树、植物根、香草等等。

屈原作品中用花的形象美化崇高的人物有其积极作用与意义，同时丰富了他的诗歌色彩与音调。以花草为象征、隐喻、主题的多样化、人物活动范围的广阔性──这些特征都是首次出现在《楚辞》这片肥沃的土壤上，进而扩展到中国整个诗歌艺术领域的。不能设想屈原诗中的人物会游离于大自然之外，与树木花草无关。整个自然界──花草树木──正是凭借屈原的创作，才在中国语言艺术中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应有的作用。任何一位诗人在其创作中对身边有生命的世界都不能置若罔闻，都在努力从花草中发现自己的色调与芳香。

百花盛开的草原──对诗人来说，既是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又是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的主要因素。他以满腔热忱观察植物、枝桠、绿野、飘浮的云朵、散发着熟悉气息的香草与晶莹的露珠。

我们在《离骚》中读到：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再有：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还有：

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惟纫夫蕙茝

古人以椒与稻祭神灵。诗人以“椒”暗喻出卖他的楚国奸佞。

椒专佞以慢慆兮

榝又欲充乎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

崇高的情感会美化人的生活，使人们对文化、精神、道德瑰宝的绚丽世界的认识更加丰富，从而能够抵御卑劣的动机与龌龊的欲念。请听诗人戴上高顶礼帽、系上用花编成的漂亮长腰带时的感受：

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亏

接下去：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安娜·阿赫马托娃拿起钢笔，在译文上轻轻写起来。这不能不使我凝神注目。这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笔尖的移动上了。不，她一个字也没有勾掉，一个字也没有增添，也没有删改。她用细线把某一个词勾出来，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移到的确应该是它所在的地方。词的位置变了，词与词的相互关系变了，含义更明确了，发出了应有的声响，奏出了诗的旋律。她下笔时从容不迫，轻盈自如，真是妙笔生花。

在和安娜·阿赫马托娃一起翻译哀歌《离骚》的过程中，我时时觉察到她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我有一种感觉，也许这种说法过于自信：即使一句话中哪怕只有一个不准确的词，在她看来也会破坏艺术家创造的世界的和谐。

观察与注视阿赫马托娃推敲语言，我感到极有兴致，而且受益匪浅。当时，我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已经有几年历史了，平生第一次有幸遇到才华这般惊人的人──对语言的感受异乎寻常的敏感。几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这位女诗人却毫无倦意。

阿赫马托娃有时停下笔，她在集中精力思考某个句子的结构或某个词的安排。她不时地亲自找到必要的说法或者恰当的词汇，不声不响地作些文字上的纠正。

有时，她沉思片刻之后，对我说：

“您不认为文字本身在这个地方需要来个倒装句吗？这么试一试，看看是否好一些……”

她的意见和建议照例是有道理的，而且明显地改进了俄文文本的朗读效果。但是阿赫马托娃从不强调自己是正确的。她和你商量，一次又一次地反问，即便她的想法绝对正确，她也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词太苍白了，没有声响。请您再核对一下原文。最好找一个更鲜明、表意更明白的词来代替它……”

阿赫马托娃从不批评别人的劳动成果，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人──不是她的作风。她宁愿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而且既掌握分寸，又不失身份。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她有所顾虑或优柔寡断。这是她心灵高尚──对人谦虚恭谨。我甚至从未发现阿赫马托娃有教训人的企图，从未发现她在同行中有好为人师的态度流露。她知道每个人是自选师长的。

在我的记忆中，安娜·阿赫马托娃从不想表现自己高人一头，其实这是公认的事实，而且也无人对此有所怀疑。

有一次，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我们反复推敲而无所得。我们想出了很多同义语，多得可以排列成行，但却不合适。

原作中的四句是：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

“麻烦您再看一下原文。我觉得俄文的нипочем和чую в сердце与屈原原作的词汇和风格肯定不相称，可是现在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来。”阿赫马托娃的语气十分坚定。

我们以后再没有重提这段译文。编辑部催促交稿，我们已无暇继续推敲，因此，这几个词别别扭扭地保留在译文中，如同对我们的永恒的责备。出版单位经常像是罗马管辖省城的总督。权力当然必不可少，但何必存残留废呢？

诗的译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还是那些词，我译时用的词，但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词的排列次序变了，与以前不同了。它们好像听从了无形的魔力的差遣。主要还不是词在视觉上的准确排列，而是诗的萌芽破土而出了……

阿赫马托娃仿佛让时光倒流了，她使屈原的诗变得为她的同时代人易于接受了。

时光流逝近四十载了，如今我又回忆起与安娜·阿赫马托娃相处的瞬间。时代全然变了，她的诗已能够在她的祖国的读者中流传了。我吟咏她的诗作，浸沉在她那巧夺天工的神秘世界的音乐声中。虽然她的诗有另一种曲调，结构和节奏也别样，但她再现中国古诗神秘感的才能，使她的译文接近了屈原的原作。这一切仿佛说明，存在着人类的联系：高尚的人和无畏的人都会流芳百世。中国古代歌者与俄罗斯女诗人把诗歌推向极致的篇章正说明了这一点。她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并找到了深入理解作品的上下文、作者的生活、个性和他的语言的道路，而这些要素正是诗歌艺术的组成部分。

没有喝尽的杯子里，茶叶已沉到杯底。刚刚还是蜷缩的干叶，这时舒展开了，闪出了嫩嫩的绿色。

“请您注意一下茶杯里的奇观！”阿赫马托娃正在思考诗句，我对她说道。

“的确，真是怪事……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我从茶叶筒里取出一些没有形状的干茶叶，她一看，大吃一惊。

“我随便作个比喻，请您不要介意，我们从事的工作──加工我那干瘪乏味的逐字译文，就像是……”

“又是一个比喻……的确，在中国土壤上，在充足的阳光下，培植出来的茶叶，甚至到了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也能复活，重新散发出清香的味道。我们有时很难从自己固执观念的樊篱中挣脱出来。”

我不知道阿赫马托娃是否已经改变了自己对译诗的看法，但她从事的至关重要的事业的成果，已为世人共睹。这里只消提一下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东方古典诗歌》集就够了。集中有她译的印度诗、中国诗、朝鲜诗和埃及诗。我不了解别国文学家对她的译文的评价，但中国报刊不止一次地谈到阿赫马托娃翻译中国诗的重要意义。在此让我引证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高莽最近在《人民日报》（1989年5月13日）上发表的《阿赫马托娃与中国文学》一文，他对阿赫马托娃的译文评价甚高。

这位天才的女诗人就是这样在我们眼前复活了中国远古歌者的声音。那声音清纯不虚假，充满心灵的激情与悲剧情节。原本是陌生的外国诗，我们眼看着它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我们感到亲切的诗。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让中国诗在俄国土壤上二度开花。

我越是细心观察阿赫马托娃如何加工哀歌《离骚》的译文，越感到她绝不想把自己的东西硬塞进长诗的文字中去，也许她自己的东西让俄国读者感到更亲切。她不想把自己对旧世界的看法强加给中国诗人，从而增加吟咏对象和主题的个人感情色彩。再说，被罢黜的屈原那感人肺腑的诗句，难道没有表达阿赫马托娃的情绪吗?难道那不也是女诗人自身的思想感情吗？

我越是深入地思考阿赫马托娃翻译的屈原的诗，越感觉到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一种创作上的共同追求，似乎阿赫马托娃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为之焦躁、为之激动、为之痛苦和向往的一切，也主宰过中国古代那位歌者──思想家的理智和情感。历代诗歌从来不曾回避探讨最关键的问题，即人的本质，人存在的意义，难道不是如此吗？真正的诗歌，过去和现在都反映了现实的存在、真实的人生、人生的悲欢离合、诗人本人的品德与行为。我觉得，屈原的诗吸引阿赫马托娃之处首先是真情实感、严于律己律人和凝集的道德理想。

我逐渐形成一种印象，即屈原对他的一系列形象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他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作用力非同小可，因为其力量正在于他身处的是一个风云多变的世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他的诗段常常以寥寥数笔从描写风景、树木、花草入手。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为作者直抒胸臆作了铺垫。屈原与阿赫马托娃生平自述的某些个人的特点也颇惹人注目。

我们阅读俄国女诗人的传记，那里有这样的话：“洗礼时给我起的名字叫安娜，唤起来听起来都极为甜蜜。”现在人类感戴这个名字的诞生。

我们翻开长诗《离骚》：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按中国月历计算，是正月初七。中国民间认为“七”是最受喜爱最值得传诵的数字。这一天也正是诞生男婴的黄道吉日。

数字与符号在民间意识中有某种规律性。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以毕达哥拉斯为首的学派。这个学派在古希腊发展了有关数字的神秘主义学说，认为数字是万物之本；他们还发展了自然界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学说，这个学说否定对立面的斗争。

未来的诗人的父亲第一次看见儿子，给他起了一个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正则”二字，按字面解释，就是“忠于原则”，祝福他一生一世保持这种精神。

阿赫马托娃的一生，如同屈原的一样，惨痛的经历太多了。他们二人的创作都是在严酷的年代进行的。那个时代对于脆弱的心灵是毫不留情的。灾难、战祸、丈夫惨死、独生子流放。因为阿赫马托娃有一颗高尚的自由的心，才使她绝不阿谀逢迎，才使她在诽谤与诋毁的冷风中没有卑躬屈膝。

阿赫马托娃写道：

那时我和祖国人民在一起，

我的人民正经历不幸。

让我们把这两句诗和《离骚》中的句子比较一下：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屈原与阿赫马托娃虽然相隔千年，相距万里，但我越来越认为他们是同一素质的诗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诗人，生来负有使命：超越时空，以自己的诗作美化人类，帮助人清除恶习，摆脱污秽，净化自身，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完美。他们心灵相通，他们忠于同一真实、同一真理，即人的存在不能没有太阳、没有歌声。

诗的奥妙也许正在于它能帮助人理解他人，减轻心灵相近的人们的痛苦。

屈原的洞察力，也是她──阿赫马托娃──的洞察力，这是真正艺术家所具备的一种令人诧异的本领。他们能用最朴实最准确的语言表达出对大自然的美、对人的感情和人的精神力量的见解。他们的诗居同一层次，都是才气横溢的作品。

无论是屈原还是安娜·阿赫马托娃都热爱五彩缤纷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爱既具有突出的个性，又有普遍意义。这是实实在在的爱，拥抱每一个人，又拥抱整个世界。他们认为这是生存的意义，是心灵的自然状态。

脑海中又浮现出与郭沫若的一次亲切交谈。

“我们认为《离骚》这部长诗，是诗人直抒胸臆之作。”郭沫若说，“每次吟诵屈原的诗，都会摇魂荡魄。他的诗，只要看一遍，就让人激动不已，感受到高尚的情怀。屈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首先是崇高意义上的人……他的作品极其真挚又极其真实。”

“……是自然的人，生来具有自然志向的人。”我加了一句。

“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生物电流议论颇多，”郭沫若继续说道，“科学正在研究生物电流对人的影响。我认为，人的这种天赋说明人与自然界保持着一种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明人的宇宙属性。难道感人的诗不正是人的生物电流的神秘场吗？”

我们注意到，阿赫马托娃首先努力理解屈原的形象的语言和诗的韵律，因为诗正来自语言。语言是通往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正确道路，是通往科学的正确道路。一旦冲开语言的屏障，我们就能理解语言艺术家的内心活动和微妙的心理变化。

除此之外，我认为阿赫马托娃十分清楚总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总体，即屈原笔下的祖国面貌；个体，即诗人多难的坎坷一生。在探讨总体时，她没有忽略各种不同的个体。正因为如此，她能够让屈原的诗从远古时代迸发出火花来。她能撩动人的心绪，从而使形象与图景映现在心板上并保留下去。她明白，被罢黜的诗人的感人诗篇的意义在于其凄凉的孤独，在于英雄与无限的空间、与周围的世界、与敌对的社会环境的抗争。屈原的诗是大胆思维的典范，他凭借这种思维勇敢地开辟道路。她看出，诗人听从自己的心声，恪守对美好未来的信念，不违心唱赞歌，不故作愤怒，因为屈原置身于时代气氛，对祖国命运忧心忡忡。

有一次，我对安娜·阿赫马托娃说：“屈原的诗是燃烧在他心中的火。这把火吐着烈焰，温暖着他，照亮了他的活动、做人的真诚和他的行为。”

“也许正因为如此，凡是这位狂放的艺术家触摸过的东西，都留有他的印痕，如同刚刚留下的手印。当然，屈原把以往历史的色彩，把内容丰富的时代因素有机地注入他的著述之中，这也是极其重要的。”阿赫马托娃用深情的手势结束了自己的话，仿佛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难道不正是由于有了屈原的充满灵性的诗歌，而使我们对中国感到更亲近、更易懂、更知情了吗？中国诗人用俄语发出了庄严嘹亮的声音，明白晓畅，充满诗意。我找不出一个多余的词，一个多余的字。字字摆在我眼前，绝对正确，绝对合理。重要的是屈原的每节诗、每句话都透着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诗的气息，如同中国作者存在于自己的每行诗中。

屈原写道：

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而阿赫马托娃的诗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向儿女们宣誓，向坟墓宣誓，

谁也不能使我们屈服！

我常常发现有些译自中文的作品留有某位俄语诗人的风格、手法或色彩的痕迹，更常见的是译文的字里行间都有译者的味道，恰如具有独创精神的作者会在长诗主人公的一举一动中表现自己。由此我想到，所谓“艺术”翻译和逐字翻译一样，最终都可能使原作有所损失。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突出自己，以为译文如果不比原文高明，起码也与原文相等；二是译文出自没有个性的人之手。两种情况都会失掉读者。使原作失真，淹没了作者，如同译者向读者述说与作者原作不相符的内容，实际是把作者变成了哑巴，这两种情况危害同样大。译诗，不仅应当道出诗人说了什么，而且应当道出他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这么讲并不过分。做到这一点，光靠玩弄作诗技巧是不够的。首先应当有一颗体贴人、同情人的心。还应当具有人道主义和对人的爱心这种崇高的情感。

真正的诗人对人、对人类满怀同情。助人为乐的意识支配着他的行动。正像诗人勃留索夫所说：“当雷雨交加时，诗歌与风暴便是姊妹。”在这种时候，诗人总是竭尽全力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

“屈原的诗，”阿赫马托娃轻声说，“自然得犹如白昼的光。他的诗渗透着山泉源头的清新气息。他倾诉了自己的幻想……也许诗人吟唱的神秘才华就来自于此？”

听安娜·阿赫马托娃述说时，我默默反问自己：她那高超才艺又来自何处呢？每句诗那么精炼，每个词那么精巧，赋予文思那么精美的魔力。她的作品的魅力是否就在于她的思想展现在诗的表述中呢？这是使灵感得到最佳发挥的途径。

现在应当把安·普拉东诺夫一九四〇年写的一段话重复一遍，他认为阿赫马托娃才气过人。他说：“我们珍惜诗人阿赫马托娃，因为她那美好的语言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讲出这些话时为我们付出得太多，我们将对她感念不尽。”（转引自《苏维埃文化报》，1989年6月10日）

安娜·阿赫马托娃凭借自己的才华把中国诗人屈原的创作变成世界精神文化的财富，她本人的创作也是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她很少在乎她个人的功绩是否得到肯定。

在此，我应当补充几句有关《离骚》译成俄文的经过，也许文学研究家们对此有兴趣。六十年代初，当时我在东京工作，收到亚·吉托维奇一封信。信中提及：“……筹备出版屈原诗集俄文第一版时，我从国家文学出版社得到了您的逐字译稿。后来玛·尼·维塔舍夫斯卡娅写信问我，是否愿意把哀歌《离骚》让给安·安·阿赫马托娃，而由我译《九歌》与《九章》。为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我可以赴汤蹈火，这您很清楚，更不用说把《离骚》‘让给’她了。不过您的译稿一直放在我这里，我多次拿起它，反复琢磨这部的确令人震惊的天才长诗。”

亚·吉托维奇接着写道，待他把屈原的“直接继承者”、中国古代诗人曹植的诗作译成俄文之后，他才找到了（按他的说法）翻译长诗《离骚》的正确路子。他说：“我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译完这部长诗。我没有说错，我算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只睡了不到十个小时。别无办法。请您不要把这事泄露出去……”

亚·吉托维奇接着写道：“当我译完了《离骚》，大功告成之后，我想，如果得不到您和第一位译者的赞许，我当然不敢设想将它发表，因为第一位译者是阿赫马托娃。我将长诗寄给了她，立刻收到了回电：‘为伟大的《离骚》谨表谢意。译文高于任何赞扬。’如今，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把《离骚》寄给您──因为您是为俄罗斯发现屈原的人与学者。我想，没有必要用某种方式向您暗示，我是何等焦急地盼望您的回音。”

亚·吉托维奇的译文得到了肯定，不久便在《中国古典诗人抒情诗集》中面世了（1962年，列宁格勒出版社）。中国经典名著又多了一种译本、多了一种解释，对此只能表示祝贺。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作品总是不断有人把它译成外文，譬如，《哈姆雷特》就有三百余种译本。可惜《中国古典诗人抒情诗集》的编者并不认为应当说明那时《离骚》已有阿赫马托娃根据逐字译稿翻译的译本，而且译本已于一九五四年就出版了，更何况阿赫马托娃的译本已公认为经典译文了。出现几位大师的不同译本，无疑是可喜的现象。我认为，一部作品有几位文学家的阐释，便会缩短与原作的本来面目的距离，对原作加深理解。阿赫马托娃译的哀歌《离骚》不愧为文苑范本。

《楚辞》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和珍贵的遗产，是全人类的瑰宝。正是中国人民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选择屈原作为自己的使者，让他把祖国危难之际歌者所负天职的国书呈献给人类。

遗憾的是屈原生前未能在本国享有荣誉。可悲的是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中，像他这种事例并不罕见，也并非他一人如此。他的诗歌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本民族得到承认，进而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路漫漫其修远兮。对屈原的作用，对他给人类艺术宝库的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诚然，屈原并非为文集或诗选而写作。然而今日文明国家都把他的诗收入他们编印的各种文选之中。而我国更是高度评价这位中国诗人创作的最早的一个国家。也许正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才能读懂屈原的长诗。因为我们是国家之间进行最残酷的战争的见证人与参加者，经历过为改划版图而进行的相互残杀。正是我国人民善于理解遭到罢黜的诗人的无限悲痛。

让我们由衷地感谢屈原这个人这位歌者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那一刻。感谢使诗人获得永生的伟大民族。屈原用自己的诗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和人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有所作为。

一位诗人说过：天才的出世是为了关上他的时代的大门。屈原掌握了祖国楚地的民间文学，掌握了无名作者的诗歌创作，关上了那扇创作大门，开创了作者署名诗歌的时代。

屈原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即诗的本质特点。正是在他创造的骚体的音调中蕴藏着诗的真理、对世界的认识和他的崇高理想。诗人满怀撕心裂肺的痛苦，因而他的作品真挚感人。

时代需要屈原，需要他的诗，他也离不开时代，虽然时代与他的夙愿相悖。诗人在世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也足以确立和表达他在人间的志向、他的使命与他的存在。他的诗，尤其是哀歌《离骚》，已预见到祖国面临灭顶之灾，楚国必将灭亡。因此，屈原的诗将流芳千载，并给后人以启迪。

选自《苏联经典散文》，石南征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预读/校对：yiyi、桃花、zzj、陈涛、梓悦、乌圆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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