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刘华杰：纳博科夫的"双L人生"

纳博科夫有三个身份：作家、文学教授和鳞翅目分类专家，前两者与文学（Literature）有关，后者与鳞翅目昆虫学（Lepidoptera）有关。我说他是双L人生，意思就是这两者。他也写诗、下棋、制棋谜等，但与上述三个身份相比都可忽略。

纳博科夫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防御》《天赋》《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爱达》《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透明》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洛丽塔》，电影好像就被拍过三回，早期中译名挺奇怪的，叫《一树梨花压海棠》。在出版《洛丽塔》之前，他虽然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却都不赚钱，用它们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但《洛丽塔》“引爆”、带动了其他作品的销售，一家人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听说过纳博科夫名字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是一名作家。纳博科夫也是一位有特色的文学教授，在俄罗斯文学评论与翻译、文体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但知道的人就少了一些。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是蝴蝶专家。了解这一点的又少了一些。

纳博科夫是怎样的博物学家？

纳博科夫作为作家是一流的，作为蝴蝶专家呢？

很多文化都关注蝴蝶。蝴蝶这类生物很有特点，在西文词源上，它也跟人的“心灵”有关系。有一份鳞翅目专业期刊《赛凯：昆虫学杂志》（Psyche: A Journal of Entomology），是剑桥昆虫学俱乐部于1874年创办的。刊名有时就简称《蝴蝶》。纳博科夫的一些蝴蝶论文就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纳博科夫并不研究所有的蝴蝶，蝴蝶种类实在太多了。仅北京就有蝴蝶近两百种。他研究的是其中的灰蝶。灰蝶也比较多，又不是特别好看。中国的灰蝶有一百多种。在灰蝶中，他又特别关注一类蓝灰蝶（blues），或叫眼灰蝶，中文有时音译作布鲁斯，即蓝色的蝴蝶。其实，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蓝色的，而是灰色、土黄色的。纳博科夫对这类蝴蝶有非常专业的研究。

《纳博科夫的蝴蝶》这部书仔细描述纳博科夫做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程度。英文版我仔细读了，非常棒，便推荐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引进翻译版权。现在中文版终于要面世了，感谢译者和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纳粉”们对纳博科夫的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兴致。研究纳氏的学者也不少，用功最多的可能要属博伊德（Brian Boyd），他的纳氏传记（中译本有4册）几乎推动了一个“纳氏产业”，他本人也靠纳氏出了名。不久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出版了《六个字母的解法》（The Nesbit Code），也是拿纳氏说事。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人们对纳氏博物学工作的更多讨论。

《洛丽塔》出版以后，纳博科夫变得非常有名。1969年5月23日纳博科夫的肖像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下子他成为昆虫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人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蝴蝶爱好者，但他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蝴蝶爱好者呢？并不是很清楚，昆虫学界对他也关注不多，虽然他发表过专业的论文。当时，昆虫学家甚至有些嫉妒他：纳博科夫凭什么如此有名？纳博科夫明里暗里不得不面对两方面的质疑：（1）来自博物传统之外的质疑，这个好理解，也不奇怪；（2）来自鳞翅目昆虫学内部的质疑，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人不好评说。就纳博科夫的个性来说，他对自己从来都很有信心。但在双L人生中，他对自己的文学能力更自信些，对昆虫学则差一些。毕竟与职业昆虫学家相比，他发表的昆虫学论文数量跟人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工作时间也相对短。在文学界，特别是在广大“纳粉”中，很早人们就知道他是捕蝶能手和蝴蝶分类爱好者，但也仅仅如此。

1977年去世前，纳博科夫一直颇在意自己在科学史、博物学史中的地位。可惜他没有等到“共识”达成的那一天。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纳氏的蝴蝶研究才得到昆虫学界最终的高度评价，纳氏的一个猜想半个多世纪后也被证实。

纳博科夫当年的论文“新热带眼灰蝶注记”（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Psyche, 1945, 52:1-61）的分类学先见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被学界完全承认。纳博科夫1945年关于南美眼灰蝶确认了19个种（分在纳氏确认的9个属中。7个属为新引入，另2个修订加限制）。

更吸引眼球的是，2011年《伦敦皇家学会学报》发表一篇有10位作者的论文（R.Vila, et al., Phylogeny and palaeoecology of Polyommatus blue butterflies show Beringia was a climate-regulated gateway to the New World, The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011, 278(1719): 2737-2744）【小站补译：对眼灰蝶属蓝蝶的系统发育和古生态学的研究表明白令陆桥是一条在某些气候条件下可通往新大陆的途径】，宣称纳博科夫关于灰蝶科眼灰蝶属演化的大胆假说65年后被DNA 测序证实。那几天大众媒体也都有相关报导，我列出几则标题：2011年1月25日《纽约时报》：“纳博科夫关于蝴蝶演化的理论得证”（Nabokov Theory on Butterfly Evolution Is Vindicated）；1月27日《每日电讯》：“《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蝴蝶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Lolita Author Vladimir Nabokov's Butterfly Theory Proved Right）；1月2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鳞翅目昆虫学家纳博科夫；科学家证实他关于蝴蝶演化的理论”（Nabokov the Lepidopterist; Scientists Vindicate the Writer's Theory on the Evolution of a Butterfly）。也就是说，纳博科夫去世很久以后，他的博物学成就才得到科学界的完全确认。纳博科夫1945年提出一个假说：南美洲的那些眼灰蝶是从白令海峡过去的，即从亚洲到美洲的。纳博科夫当年根据博物学层面的研究给出这样一个猜测，半个多世纪以后，得到了还原论科学的证明。

自小的梦想：发现一个新种

纳博科夫从小就特别喜欢蝴蝶，他的爷爷、父亲都喜欢蝴蝶，他母亲则喜欢蘑菇。他母亲也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不是小贵族而是一个大贵族，家里有好几个庄园。他很小的时候，他家里就有两辆汽车，有专职的司机。他父亲是那时俄国政府官员，也是一位法学教授。1906年纳博科夫7岁的时候开始抓蝴蝶，母亲教他展翅。他一直希望能够发现蝴蝶新种，这也是所有博物学家的一种念想。但是几次努力都不成功。9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种，给鳞翅目专家库兹涅佐夫写信说发现了一个新亚种。等来的回信只有几个词：亚种名和发现者的名字！回信的意思是：“你看到的这种蝴蝶已经有名字了”，也就是说，纳博科夫不可能享有优先权了。纳博科夫在鳞翅目上取得成就的渴望大于文学。12岁写信给《昆虫学家》杂志描述一种新蛾子，经核实，已经被别人描述过。接下来20年仍然没有发现新种！描述新种对于博物学家，要说没有诱惑，是假的。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真正发现了新种？最后他当然发现了新种，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由俄罗斯到克里米亚，由克里米亚又到英国剑桥，由剑桥又到德国，由德国最后流亡到美国，在美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在美国他一边教文学，一边看蝴蝶，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种，完成了一个宿愿。

纳博科夫经常写诗，从小就开始写诗。他用小诗《发现》描写了此发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I found it and I named it, being versed in taxonomic Latin; thus became godfather to an insect and its first describer—and I want no other fame….But ape the immortality of this red label on a little butterfly.

（V.Nabokov, Collected Poems. Edited by T. Karshan,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173-174.）

小站补译：我发现它并命名它，不负我精通分类学拉丁语；从而成了一种昆虫的教父和它的第一个描述者──而我不想要别的名声……（传诵千年的诗）不过是模仿这枚称谓一只小蝴蝶的红标签的不朽。

纳博科夫最在乎什么？在博物馆、标本馆中的标本上贴上一个红标签，红标签意味着“模式标本”，发现了新种。命名是跟模式标本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第一个新种，是在1941年。他是这样命名的，“本种名”（相当于植物双名的“种加词”）多萝西来自他的一个女学生。他到美国的时候，家里非常穷。一家三口人，没有房子住，更没有汽车了，因为俄国革命以后，他们逃亡在外。当时他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兼职教授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去看蝴蝶、抓蝴蝶。有一个假期，他从东部的波士顿到西部去看蝴蝶，班上的一名女学生多萝西（Dorothy Leuthold）自愿从波士顿开着自己的车带他夫妇俩横穿美国的大陆，走了几千英里。恰好在此过程中，纳博科夫发现了一种新蝴蝶！作为回报，纳博科夫就以这名女学生的名字命名了这种蝴蝶Neonympha dorothea（后来更名为Cyllopsis pertepida dorothea）。这也是他实现的第一个物种发现。

纳博科夫1940年秋到美国自然博物馆（AMNH）看标本，帮助博物馆整理标本。1942年，被委任为博物馆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直到1948年从坎布里奇离开到康奈尔。纳博科夫义务帮博物馆打工，做什么呢？他看到博物馆中蝴蝶的摆放、分类乱七八糟的，就自愿帮人家干活，不付报酬。后来人家稍微给了他一点报酬，一年给一千美元，不算多。他做这个工作，非常投入、仔细，有时一天自愿工作十个小时。当然不是天天如此，主要是在周末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去。他也开始发表蝴蝶论文。在此过程中他成为眼灰蝶方面的头号专家。要记住，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未中断。他既看蝴蝶也进行文学创作，他喜欢“并行”。说来有些奇特，纳博科夫写作也常并行操作，他可以同时写两部到三部小说。写作也不一定按顺序来，他可能先写第五章，然后写第四章，再后写第一章第二章。几个小说并行写，非常难。我这个人做事必须串行，而且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受干扰、效率较高。但是他是并行的，很厉害，我很佩服。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节来源于他的看蝶、捕蝶经历，包括他住的一些美国汽车旅馆的细节、美国郊区的样子，他在小说中都如实地描写。虽然那个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里面的细节全部是真实的，非常真实。这与某些年轻人写小说不在乎细节真实，很不一样。如果细节不真实，小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就不很真实，我的印象是这样的。科幻作品也一样，细节“真实”很重要。

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就是“新热带眼灰蝶注记”，标题非常谦虚，叫note，即注脚、注记。他依据博物馆中保存的那些标本，大概有120个左右，对南美洲的一类蝴蝶进行了分类。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被确认为极为超前的一项贡献。它是博物学层面上的贡献。在这项工作中，他对南美洲的这类蝴蝶分出了9个属，9个新的属！其中有7个是他自己引入的，另两个修订了一下。这类工作对于在博物馆工作的人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许多博物类专家也是这样工作的。但是后来，到1990年代或者到2010年代的时候，人们在重新研究南美蝴蝶的时候，发现想增加一个属非常难，想去掉一个属也非常难。增加不了，也删减不了。这就证明，纳博科夫当年的洞察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分类过程有很大的人为性，不是人们觉得“自然分类”不好。想直接逼近哲学上的“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几乎不可能。人为过程要与现实弥合得很好，需要有判断力，需要惊人的洞察力。

纳博科夫在博物观察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他在博物学探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他跟一般的蝴蝶爱好者在野外看蝴蝶还不太一样，他当然也利用大量的时间在野外看蝴蝶，此外，他还在显微镜下看。对纳博科夫而言，博物传统跟解剖传统也联系起来。镜下解剖看什么呢？主要看蝴蝶生殖器官的结构，根据它来进行细致分类。蝴蝶仅看翅膀、鳞翅，有些分类做不出来。他的镜下分类方法有多新？领先于那个时代。作为一名文学家做出这样一项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昆虫学家也没有把他的工作当回事，后来才看重。纳博科夫的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被人捡起以后，蝴蝶专家们又发现了一批新的眼灰蝶。如何命名它们呢？为了向纳博科夫致敬，就建议用纳氏小说中的人物来进行命名，其中有一种蝴蝶被命名为洛丽塔。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当博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种，在命名上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就问“纳学”专家。如博伊德等人一般会马上响应，指出应该以某某命名，还会讲讲背后的故事。于是这些名字也被科学界所接受了。到1999年学界已命名80个种。命名中“本种名”使用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许多人名，如lolita, luzhin, pnin, mashenka, ada, sirin（西林，纳博科夫年轻时的笔名），shade, humbert！命名建议人主要为纳学专家惠特克（Warren Whitaker）、博伊德、齐梅尔（D.E. Zimmer）等。

命名的细节我不讲，这是博物学界的事，可以参考这本书。

我这里列出了一个条目，展示纳博科夫在博物学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博物学是一个宽泛的领域，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么他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个很重要。

● 1942—1943，15页论文：Nearctic Form of Lycaeides Hübner，创新：建立了以镜下生殖器结构为基础的眼灰蝶分类原则，至今仍在使用。经常每日10—14 小时看镜。

● 1943—1944，35页论文，镜下看翅斑。

● 1944—1945，60页论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他本人最具创新的论文，超前半个世纪。

● 1945—1948，90页论文，总结性的。

结论是，纳博科夫是一流的鳞翅目专家，他自己描述过的新的分类群有22个，当然有将近一半被后人修订了（当时命名不准，被合并、转移或者取消等等。这类改变在分类学界十分普遍）。别人为了纪念他，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分类群有8个，还有8个英文俗名。以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命名的有29个。这个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比如我很喜欢博物学，我也观察了十多年，一个新分类群也没有发现，一个新种也没有描述过，也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为什么？非常难。想在北京轻松发现植物新种，不大可能。要是去西藏发现个新种，那是有可能的。去亚马孙，那就更可能了。发现新种是有前提的。先要排除一切已知种，要把《植物志》上已有的东西都搞清楚。把那些排除，才有可能确认新种。

纳博科夫晚年在美国有钱了，后来搬到瑞士去住。他想做一项工作，写一本大书，叫《艺术中的蝴蝶》。他想研究历代艺术作品中展现出的蝴蝶，想通过这个来了解历史上有哪些蝴蝶，哪些灭绝了？这是个很有趣的工作，非常可惜，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成。真做起来也十分困难，工作量巨大，有许多不确定性。

小结一下纳博科夫的博物学成就：（1）较早采用显微镜下观察，通过比较鳞翅目昆虫的生殖器官进行分类。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新方法；（2）超前于时代对南美一类蝴蝶做了属一层面的科学分类，虽然依据的标本较少（仅一百多份），却显示出惊人的洞见，后人想缩简和扩增均非常困难；（3）提出经白令海峡迁移的假说，后来得证；（4）纳氏本人描述过许多分类群。

从事艺术与科学，是需要一点贵族气质的

说到这里，我还想讨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双L人生中纳博科夫如何做到出类拔萃？

纳博科夫这么一个人，他如何做到了文学跟博物学的深度结合，而且在两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就很难，在两个领域都做到极致就更难。这两个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一串问题需要回答。除了讲天赋外，还需要别的解释。纳氏在流亡生涯（圣彼得堡– 克里米亚– 英国– 德国– 美国– 瑞士）中，从少年富翁到遗民、贫困的代课教师，再到畅销书作家，从有车到无车，从庄园锦衣玉食到一家三口无固定居所，他真正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不变的是对文学、蝴蝶的迷恋，从未动摇。他从不妥协，他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为何能做出骄人成就？我的回答是：因素可能很多，但综合多种材料（特别是依据博伊德撰写的厚厚传记），我认为家教、贵族气质因素极为重要。

我确实认为他始终保持了贵族气质。也许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我的想法可能非常偏激，供大家批判。他无论在富贵的时候和贫穷的情况下，都保持贵族的气质，这很难。他迷恋文学和蝴蝶并坚持高标准，从来没有动摇过，看他的传记可以确证我的看法。他小时候生在圣彼得堡，在17岁的时候成为富翁。17岁的时候他有多少钱？他查了，他有一百万英镑，20世纪初有一百万英镑，那是不小的数字了，可以说他是富翁。但到美国的时候，他成了穷光蛋，连自己住的房子都没有，挨家去找地方住。但是小时候就培养起来的对蝴蝶、对文学的爱好，在他一生中都没有改变过。他始终如一地喜欢蝴蝶。有钱的时候喜欢蝴蝶，可能做得到，没有钱的时候还喜欢蝴蝶，就不是很容易了。

我想，由此引出的推论不应当是“学习贵族、攀附富贵”。“贵族气质”，未必只有贵族才具有，贵族也并非始终都保有此气质。当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时，可以通过教化和引导，使人们追求高贵的、有品位的人生。美学、博物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都有可能帮助人们实现某种超越。超越不是一步迈出很多，不是要成为超人和圣人，而是超越自己，向上提升一点点，使人生更有趣、更有意义。树立理想，做一回自己，持之以恒，必有成就。这就是超越。原来已经达到一定境界者，可以做得更精致化一点，向往更儒雅更有情趣的人生，便是新的超越了。

科学史的许多案例以及纳博科夫的经历，确实在启示人们：在艺术上、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是需要一点贵族气质的。艺术与科学，本来都是“无用”的，为“无用”的事情劳神费力，是需要判断力和智慧的。当艺术与科学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人人可视的果实，再直接追求那些鲜花与果实，并不值得夸奖。

“细节就是一切”

第二个问题更关键：在他做的这两项工作中，科学跟艺术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纳博科夫本人留下了一些描写，他对于自己在两个领域的创新有一些刻画。记者们也经常采访他，他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在高雅艺术和纯粹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In high art and pure science detail is everything， 据K. Johnson and S.L. Coates,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9: 306）直观上，大师级人物可能不在乎细节，而更关注宏观战略。实际上，成为大师，自然在战略选择上是独特的，在此基础上对细节又有强调，才显得更特别。比如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很强调细节，其评传中有一小节“细节，还是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他的蝴蝶研究。如果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这句话不重要。但是，如果是纳博科夫本人来讲，这句话就有分量，就像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样，那就很重要了，别人说无所谓。我觉得纳博科夫一定意义上回答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一种相似关系。科学或者说他所从事的博物学研究非常讲究细节，那类小蝴蝶的分类非常复杂，不细心根本分不出来，不可能有超前半个世纪的惊人预见。没有细节，他的小说不会那么吸引人。

纳博科夫看到了真之美，也看到了美之真。他说：“我认为，艺术品是两种东西的融合：诗歌之精确性和纯粹科学之激情。”（I think that in a work of art there is a kind of merging between the two things, between the precision of poetry and the excitement of pure science，据Johnson and Coates，1999: 307）他竟然提到诗歌之精确性、纯科学之激情，确有非凡之处。他故意反着说的。一般说诗歌不很精确，诗歌讲激情，而科学是讲精确性的。他反着讲，给出一种悖论性的叙述。细想一下，这并非只是一种好玩的修辞。读他的作品，能够感受到精确性、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而他做博物学研究呢，却充满了一种特有的激情！

他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There is no science without fancy, no art without facts，据Johnson and Coates，1999: 307）这同样反常规。这句话被人经常引用，还写到标题中。这个话好像也说反了，但名言经常反着说，直接说就不是名言了。说时间就是速度，这是名言；说时间是时间，只是直接描述，同义反复。这个也要结合其一生的经历来讲，在他那里，文学和科学的关系，确实是这样的。

他说：“我不能把看到蝴蝶的美学愉悦与知道它是什么种的科学乐趣彼此分离。”（I cannot separate the aesthetic pleasure of seeing a butterfly and the scientific pleasure of knowing what it is。转引自S. J.Gould, I Have Land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51）他在科学和艺术中均能找到乐趣：观赏蝴蝶的美学愉悦；知道它叫什么、分类地位如何的科学愉悦。这两种愉悦不能分开。纳博科夫也描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是什么？他在文学创作中和观蝶、蝴蝶分类过程中，有一种深层的审美快感。他说，知道它叫什么、懂它，和欣赏它，是非常一致的。

关于纳博科夫的四个神话

针对纳氏，文学与科学之关系如何？学界已有一些讨论。

我很愿意介绍一位博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的看法。这位博物学大师刚去世，他最后一本书叫《我已着陆》（I Have Landed）。他为美国《博物学家》杂志连续写一个专栏，写了30年，每三年汇集成一部文集，一共出了十本，有一部分已有中译本。出到最后一本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名字。第二年，他去世了、“着陆了”，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他不否认科学与艺术彼此影响，但认为在两者之前或者在两者的背后有某种共同的基础：对细节的追求。这与纳氏的表述相似。

针对纳氏的公众形象，古尔德指出了四类误解。古尔德反驳了一些“纳粉”的评论。“纳粉”有些描述不准确，建立了很多神话，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神话：

（1）创新（Innovation）神话，针对理论、方法。一些“纳粉”认为纳博科夫在文学上如此伟大，那么在科学上，他也一定是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一样，有巨大的创新。古尔德说，这个是不对的。纳博科夫在科学上没建立什么大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新方法。只是在昆虫解剖上有一点创新，他主要的成就是观察、描述、分类，他做的工作属于博物学那个传统。所以，第一个神话不成立，那些粉丝的想法是一厢情愿。

（2）勇气（Courage）神话，针对纳氏对达尔文演化论的评论。纳博科夫在很多场合发表了对达尔文演化论的一些评论。那些评论在外行看来好像就是否定达尔文，实际上那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共同的表述习惯。古尔德作为一名博物学家，也是演化论的一位思想大师，深知这一历史状况。因此按古尔德的看法，这一神话也是不成立的。

（3）艺术（Artistry）神话，针对其博物画。纳博科夫画了很多博物画，他经常画蝴蝶。比如给他妻子写信时也附上一幅蝴蝶画，在给朋友的一些信件上也会画蝴蝶。他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他的粉丝们当然就会夸张，说他这类东西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因而他是一位艺术大师。古尔德说，他画得一般般，在博物绘画的传统中，他仅仅算个爱好者。所以这个神话是不成立的。

（4）文学性（Literary quality）神话，针对昆虫分类学描述所用语言的艺术性。对于纳博科夫发表的昆虫学论文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他的粉丝可能并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翻看过，就想当然地猜测科学论文中也是用文学性语言来写作的。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他的论文我基本都翻过，充满了林奈式的极枯燥的分类学描述，外行难以卒读，只有非常专业的人士能够看懂。所以这个神话也是不成立的。纳博科夫在文学界是用文学语言来写作的，在昆虫学界当然是用林奈以来的分类学那种枯燥的语言来描述的（当然那是精确的）。

古尔德否定了这四类误解，并不是想否定纳博科夫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文学家。那么，古尔德要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纳氏的科学和文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古尔德的回答非常有趣，也超出预期。他认为两者有关联，但不能只在一个层面上看。他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一致性。传统评论过分关注在一个层面上讨论科学与文学谁影响了谁的因果链，而没有看到不同层面。古尔德说，要追寻更深的一层（deeper level），寻找背后的精神特质（underlying mental uniqueness）来解释上一层面两个不同领域的成功。古尔德新见解的好处是：纳博科夫的故事教导我们，创新的背后有某种重要的统一性，传统上艺术与科学互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then Nabokov's story may teach u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 unity of creativity, and the falsity of our traditional separation, usually in mutual recrimination, of art from science. 据Gould, 2011）。

我想，古尔德的看法是对的。对纳博科夫而言，不能停留在平面化的“科学促进了文学或者文学促进了科学”般的理解。在纳博科夫的人生中，科学跟文学的背后还有人生观、一种追求，那个东西可能解释科学与文学（或艺术）这两者。也就是说，并行的两件事情，其原因可能是在前的东西或者背后的东西。

博物人生与博物学传统

第三个问题是博物学、创作与人生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更泛化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容易回答的。结合纳博科夫，可以说点个人化的看法。纳博科夫热爱生活，富有博物情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纳氏一生中，爱好、学术与做人是一体的。在“生活世界”中与大自然对话、与他人的相处，要有自己的坚定信仰，无论是做科学还是搞创作，都不要辜负自己的智慧（wisdom），不单纯是智力。

博物学与创作都要讲究细节真实！做好双L要有足够丰富的生活体验。好的科幻：讲究逻辑，在可能世界中为真。好的文学：内容可信，虽然可能是虚构的。

文学作品当然属于虚构了。文学中有一部分属于科幻作品，什么是好的科幻作品呢？好的科幻作品要有细节，要讲究逻辑，要讲究某种可行性，或者说它在可能的世界中要真实。它不是随意的虚构。科学不是由数据单纯经由归纳法而得出来的，不是单纯由经验、数据决定的。自然科学声称讲究客观性，愿意用“发现”不愿意用“发明”这样的词儿。其实，从新型科学哲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来看，发现与发明差别并不特别大！科学与文学一样，是一种人为创造、建构，当然都不是胡来。

如何创造、创造什么，与价值导向有关。

在我看来，纳博科夫的文学与博物学都是极佳的创造、发明。他做的科学并不是一般的、当下主流的还原论科学和数理科学，而是科学中的一个古老门类。他做的这类科学跟保护生物学家吕植老师做的有点相似，属于古老的博物学传统。有的人研究动物喜欢把动物关起来做人工的驯化、繁殖、切割、测序，博物学家不是这样。现代生物学喜欢做控制实验，这个传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大概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纳博科夫不属于这个新传统而属于旧的博物学传统。

我常讲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和数值模拟传统。现在，人们认为博物学传统不重要。用博物学传统去研究非常艰苦，想写出一篇论文很难，比如吕老师在野外工作几个月、几年，也不容易生产出几篇论文来，非常难。不像控制实验传统，把试管摇一摇，一个礼拜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不但如此，控制实验的结果还被认为是深刻的，是真正的科学，而博物传统做的东西被认为不那么深刻，或者不像科学，甚至还有人讽刺说“你们做的根本就不是科学”。这是科学传统歧视！从我们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角度来讲，这四个传统同样重要。今天应该强调博物学传统，而纳博科夫确实属于这一传统。当然这四个传统只不过是社会学家韦伯讲的“理想类型”，现实的科学比这复杂。另外，博物学也并非都是科学，恰好有些内容不是科学，它才更有趣，更值得关注。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一书“推荐序”，原是作者2013年在北京大学美学散步沙龙“观天地生意、赏博物之美”活动上的演讲稿）

选自《纳博科夫的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丁亮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预读/校对：Three_DN、zzj、桃之夭夭、桃花、陈涛、梓悦、俱岩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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