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希望进入之处

米沃什自称是一个神灵附体的诗人，故不轻易谈诗。他写了很多散文和评论，评论所谈的，大多数是广义的文学问题和文学以外的哲学、宗教问题。《诗的见证》是他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担任哈佛诗歌教授期间写的，这也是第一位斯拉夫人担任诺顿讲座教授。这个时候，他已写了一生的大部分著作，过了七十岁。这本诗论集的一些观点，已散见于他一些散文和访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但这一次他可以说是一方面总结一生的经验，另一方面总结二十世纪诗歌的经验，正式地、集中地、浓缩地谈诗。在诗歌经验方面，米沃什青年时代接受古典主义和神学训练，又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去过法国游学。在游学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文学艺术首都巴黎的风貌，而且主要还接受他的远房表兄奥斯卡·米沃什的教诲。奥斯卡是一位杰出但隐遁的法国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在法国诗坛他可以说是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他留给年轻的米沃什的诗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真正内行人的诗学。而米沃什本人也变成这样一位真正的内行人。

米沃什提出的问题，概括地说，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这三者各自构成的樊笼，以及诗人如何应付或突破这些樊笼。古典主义问题在于传统手法变成惯例，容易造成诗人缺乏原创性，因而脱离现实。现实主义问题在于缺乏距离感和容易流于琐碎，以及导致诗人在面对大灾难时变得哑口无言或诉诸陈腔滥调。现代主义问题则是一个更大问题，它音调阴郁、色彩昏暗，为写作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也是陈腔滥调和自我复制。与此相关的是三条线索。第一，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分离，变成一个孤独者、隔世者，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这也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另两条线索，也即（第二）追求真实、正视客观世界和（第三）超越阴郁和颓废的末日论，怀着希望。

第二条线索也是米沃什关于诗歌的定义“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核心，这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现实主义，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因为，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现实主义已变成一个陈腔滥调的肤浅概念。米沃什心目中的真实是世界的真相。因而，它可以说是无边的，而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应是一种无边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我们现时所见的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狭窄现实主义或中国新文学以来对外国现实主义的狭窄理解。在米沃什看来，现实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捕捉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容易捕捉的。事实上可能正因为如此，古典主义才那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现代主义也才那么吸引人。正因为现实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才必须警惕掉入肤浅的现实主义的陷阱──这方面，米沃什以波兰诗歌的战时题材为焦点，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证明现实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容易陷入跟古典主义相同的陈规。我们常常听人说，诗人要关注现实，尤其是发生大灾难的时候。可是米沃什提出警告：“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他指的是一些非常残酷的现实例如大屠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需要巨大的勇气，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就说：“对现实的拥抱如果要达到把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一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第三条线索是超越阴郁的悲观音调。在本书中，米沃什有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他说诗歌就应当是末世论的，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诗的末日论音调表示不满。我的理解是，末世论是怀着期待和希望的，相信一切阴郁的事情过去之后，将会有人性和文艺的复兴，而末日论则是深陷于主观性之中，看不到任何未来。这就像我们都深陷于某种长期的困境或黑暗中，很多人完全被这个环境所左右和摆布，但也有少数人坚韧不拔，在同样的困境中挺住，不仅怀着希望而且为新的复兴做好准备。米沃什非常动人地说：“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许很有机会以解体的胜利告终。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正是在这里，米沃什显示出他的智慧。而他坚韧不拔的生命历程，本身即是这种希望的见证。这智慧，也见诸米沃什在刚才这段引文中对阴郁音调的充分理解，如同他在本书别处也都对他诗学的对立面有充分理解，因为他也常常站在他自己的对立面中。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绝望的对立面提出希望，而是他本人就站在这绝望中，他的希望是靠消化大量绝望来维持的，因而像他这样一种怀着希望的人是要比绝望的人艰难好几倍的。美国诗人、米沃什诗歌长期英译者罗伯特·哈斯曾说，米沃什“对生活有着巨大的胃口，但他见过的恐怖是如此多，以致他不觉得他应该喜欢生活”。

《诗的见证》（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免要问，一个中国诗人，站在中国写作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米沃什这本书中提出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现代主义呢？首先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是肯定的，我们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伟大诗人也都是真实的热情追求者。由于真实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我们恰恰可以利用它的无所不包来修正和拓宽我们对现实和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理解。例如当我们看到人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时，我们从人们谈论的内容看，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只是社会承担而已，而社会承担是一个十分狭窄而且常常是太过功利的概念，米沃什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但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那就完全正确了。

至于古典主义，我们新诗是告别中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产物，它的语言是相对幼嫩的，它主要是受外国浪漫主义和一小部分现代主义的影响，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大部分地受外国现代主义影响。外国古典主义如同中国的古典主义，对新诗影响似乎不大，部分原因是外国古典主义的格律和音韵难以翻译过来，外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手法”，包括大量典故，也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在这种没有外国古典主义做强大后盾的环境下，外国浪漫主义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负面的。如此一来，剩下的就是现代主义了。而纵观新诗的成就，主要正是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没错，米沃什眼中负面和消极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恰恰是正面和积极的。在四十年代的战乱和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下，新诗所使用的语言很快就变成教条语言。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一方面使新诗语言坚固起来，另一方面有效地抵抗了官方教条。即使就绝望而言，在官方的虚假希望和虚假乐观主义统治之下，绝望恰恰是更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还绝望得不够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绝望或阴郁主调反而变成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但更幸运的是，绝望和阴郁音调并非中国现代主义的主旋律，反而是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对语言的魅力本身的追求。这种对语言的重视，或者一定程度上对“纯诗”的重视，本身反而变成了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一部分。

总之，现代主义遗产是中国新诗的营养液。但现代主义包括纯诗和对语言的关注，如今在中国似乎也已来到穷途末路，进入米沃什所担忧的处境。这也正是米沃什这本诗论集对我们的意义所在。米沃什在一篇论文《反对难懂之诗》中说：“西方诗歌已如此深地走入主观性的道路，以致它已停止承认客观规律。它甚至似乎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感觉，没有客观世界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爱说什么都可以，完全失去控制。”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则对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不及物”写作的政治后果提出警告：“在文学作为书写的理论，也即语言以自身为食的理论，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增长之间，似乎有某种隐蔽的联系。”他进而说：“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不容忍一种只包含创造实验性诗歌和散文的活动……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诗人不懈地努力把自己从借来的风格中解放出来，追求现实，他才是危险的。”

我认为，现代主义已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是既成事实，而且就像我所说的，对我们新诗来说还是一份重要遗产。因此，拒绝它是徒劳的。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活用它，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继续活用，在我看来就是把现代主义当成像西方古典主义那样来训练诗人的基本功。这训练无疑将充满各种现代主义的“传统手法”和陈腔滥调，但这儿也是希望进入之处：一、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也许会像波兰诗人科哈诺夫斯基那样，在个人生活发生巨变时顺势写出足以留传后世的真实的诗歌，但这仍是被动的，尚有更主动的，也即二、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学徒训练期，朝着“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努力和奋进。当诗人已站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块坚实的土地上时，尚有更广阔的领域等待他去开采，这就是尽可能吸取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的丰富成果。这个处方，也即寄居现代主义，然后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以及进一步迈向古典主义，还可以作相应加减：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现代主义和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或仅仅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

米沃什的“希望进入之处”，是非常迷人的说法，这本身就给人以希望。虽然他针对的是二十世纪西方诗歌，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这希望并不是在西方现代诗的阴郁或绝望之处进入，这复兴也并不一定产生于已有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希望，这复兴，完全有可能产生于中国，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可能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好一切准备。至少，我是一直这样相信的。

2011

本文为《诗的见证》译后记摘录

预读/校对：zzj、陈涛、李宏飞、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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