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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周作人:翻译的三种类型

2017-01-04 周作人 黄灿然小站




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


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在这一定的范围内广泛的从事译述绍介。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


个人尽他的良心与能力,翻译自己所想译的书,那就好了,社会与国家可以不要他的翻译,以至于不准,即是禁止出版,可是不能强迫他必须翻译某一种某一册书,因为翻译并不是通译。



谈翻译


有好些事情,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以后,并未能做出什么成绩,可是有了这许多经验,能够知道其中的甘苦黑白,这也是可珍重的一件事。即如翻译就是一例。我从清光绪甲辰即一九零四年起,在南京的学堂里就开始弄笔,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零整译品无甚足道,但是凭了这些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就有了经验之谈,现今大可拿来谈谈了。

第一可谈的是翻译的文字。这里可以分作两面,一是所译的本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易讨好。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


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


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甚难,以我自己的经验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怎么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我们于一九零九年译出《域外小说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后又译了《炭画》与《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至民国六年为《新青年》译小说,始改用白话文。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正是不得已也。


至于说到外国文这一边,那就没有几句话即可说了。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可是这里有几个难问题。一、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二、外国语的知识不深,那时不识艰难,觉得翻译不很难,往往可以多有成绩,虽然错误自然也所不免,及至对于这一国语了解更进,却又感到棘手,就是这一句话,从前那么译了也已满意了,现在看出这里语气有点出入,字义有点异同,踌躇再四,没有好办法,结果只好搁笔。这样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国语的前辈谦虚的说没法子翻译,一生没有介绍过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著作。这里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只有迂阔的一句话,希望译者努力勉为其难而已。


其次且一谈翻译的性质,或者可以称作态度。这里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职务的翻译是完全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这种人在日本称为通译,中国旧称通事,不过从前只重在传话,现在则改为动笔而已。跟了教士传道,则说天堂,在洋行里谈生意经,如办外交又须讲天下大事,此种工作要有极大语学能力,却可以不负责任。用在译书上也正是如此,时代有时很需要他,而人才难得,有些能力的人或者不大愿意做通事的生意,因此这类工作难得很好的成绩,至于读者方面之不看重还是在其次了。


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在这一定的范围内广泛的从事译述绍介。中国自晋至唐的译经事业是一个好例,最值得称赞,近时日本翻译外国文学,有专译特别一国的,如古希腊罗马,中国,俄国,意大利以及西欧各国,都有若干专家,孜孜矻矻的在做着这种工作,也是很足供我们取法的。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可惜这在我国一直就不很发达。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可是其价值与意义亦仍甚重大,因为此种自动的含有创作性的译文多具有生命,至少也总是译者竭尽了心力,不是模糊敷衍之作,那是无疑的。


所谓趣味的,或者这里也略须解说。这并不说是什么有趣味的书,实在只是说译者的工作纯粹从他的趣味上出发,即是对于所译的书译者衷心的爱好,深切了解作者的思想,单是自己读了觉得可惜,必须把它写出来多给人看才为满意,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不过这样的翻译极不容易,盖因为知之深,爱之极,故着笔也就很难,不必等批评家来吹毛求疵,什么地方有点不妥当自己早已知道,往往写不到一半,就以此停滞,无法打通这难关,因而只好中止者,事常有之。要想翻译文学发达,专来期待此项作品,事实上本不可能,但是学术文艺的译书中去找出有生命的,大抵以此项为多,此亦是自然的事。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


上边所说三种或者都有必要,事业的翻译前已说过是为正宗,但是这须政治与文化悉上轨道,有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才能发展成功,趣味的翻译虽是一星半点,不能作有系统的介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或者倒是唯一的办法,于学艺前途不无小补。职务的翻译也是好的,不过这是属于机关或公司的事情,有些在政策或什么上要赶紧译出的东西便应交给办理,与普通的翻译家无干。个人尽他的良心与能力,翻译自己所想译的书,那就好了,社会与国家可以不要他的翻译,以至于不准,即是禁止出版,可是不能强迫他必须翻译某一种某一册书,因为翻译并不是通译。世间热心的人们看见一篇译文,常说这也不错,但为什么不译某一方面的作品呢,可惜见识尚缺,或是认识不足。译者对于各种批评固然愿意听受,但是也希望批评者要承认他不是雇定的通事,他没有一定要那么做的义务。这道理本来很简单,却常有人不免误会,顺便于此说明几句。


此外还有些琐屑的翻译经验,本想写进去,因为这是自己的事,写得不好便容易俗,而且反正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今且从略,或者将来看机会再写吧。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初春,北京。


──载一九四四年《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七期


选自《翻译论集》(修订本),罗新璋、陈应年编,商务印书馆,2009


预读/校对:圆火、一茶、Turquoise、胡江涛、zzj、Ms.H、李冉、梓悦、山、Mio、陈涛、阆阆

整理: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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