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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译后记

2017-07-19 黄灿然 黄灿然小站


我早已完全不看电影,所以我并不知道阿巴斯。去年他逝世,看到朋友圈转发的纪念文章,我也没看,打开都没有。直到他逝世之后不久,有朋友想找阿巴斯一句译成中文的话的英文原文,怎么也找不到,于是求救于我。我很快就把那句话的原文找到了。在查找过程中,我读到阿巴斯几首俳句。印象颇深。如此而已。


再稍后,雅众文化的方雨辰女士来约译阿巴斯诗歌。我请她寄一份原英译的打印稿给我看看,评估一下质量。我收到打印稿后,当晚就一口气把阿巴斯三本诗集的英译读完了。那时,我刚完成了希尼诗选《开垦地》的翻译。希尼这本诗集规模之大、难度之高,令我感觉就像下地狱,所以读阿巴斯就像回到人间。这促使我一鼓作气翻译阿巴斯,并且完全停不下来,哪怕是在回香港家的地铁上,我虽然站着,但还是一手拿着打印稿,一手拿着手机,在手机上翻译。不到一星期就一口气译完了,而翻译时的状态,就仿佛上了天堂。本来,翻译希尼带来的耗尽,我大概得用两三星期的休养来恢复。但是通过翻译阿巴斯三本诗集,我在一星期内就完成了休养。


脱稿后,我让我的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执编郑春娇帮我做了两次校对,最后我再亲自校对一遍,同时对原作中我不满意的,以及我自己译文中不满意的诗,做了删减,压缩成这本阿巴斯诗集。


作为诗人的电影大师阿巴斯,在20世纪里,让我想起作为诗人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是个大诗人,但他生前几乎只以戏剧家闻名。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英国诗人奥登,进而从奥登那里知道他喜欢作为抒情诗人的布莱希特,我也不会去阅读并喜欢上布莱希特,进而同样通过英译把他的诗歌转译成中文,而且碰巧也是要在今年出版。


阿巴斯从小就受诗歌的熏陶。“我家里的小说,一本本都近于完好无损,因为我读了它们之后便把它们放在一边,但我书架上的诗集缝线都散了。我不断重读它们。”他能够背诵伊朗诗人迈赫迪·哈米迪·设拉子的大部分诗。后来在伦敦,有朋友介绍他认识病榻上的老诗人。他当着哈米迪·设拉子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让诗人感动得老泪纵横。伊朗本身就是一个诗歌国度,诚如阿巴斯所说:“在那里我们装饰诗人的坟墓,在那里有些电视频道只播放诗歌朗诵。每当我祖母要抱怨或表达她对某样东西的爱,她就用诗歌。”


诗歌并非只是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悄悄绝望的时刻,感到无可安慰,我便使自己脱离野心的激流,伸手去拿一本诗集,并立即意识到我们周遭耗之不尽的丰富性,感到能够沉浸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生是有尊严的人生。于是我感到宽慰。”也因此,诗歌起到了重新定义人生的作用:“一首诗,每次阅读都会因为你的心境和人生阶段的不同而显得不一样。它随着你成长和变化,也许甚至在你内心成长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童年读的诗,会在今天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一首昨天觉得有教益的诗,明天可能就会觉得乏味。又或者,也许用对生命的新看法和新理解来读,我会兴奋于发现我以前忽略的东西。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在任何特定时期,我们都在以新的方式与诗歌发生关系。”


在他那本访谈录精选Lessons with Kiarostami (中译名《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中,他有很多地方谈到诗歌和诗歌的重要性,以及诗歌对电影和其他艺术的重要性。“在伊朗,相对质朴的民众都怀有一种表达起来很有诗意的人生哲学。一旦拍起电影来,这就是一个宝藏,可以弥补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不足”。他认为“诗歌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并说“真正的诗歌提升我们,使我们感到崇高。它推翻并帮助我们逃避习惯性的、熟视无睹的、机械性的例常程序,而这是通往发现和突破的第一步。它揭示一个在其他情况下被掩盖的、人眼看不见的世界。它超越现实,深入一个真实的王国,使我们可以飞上一千英尺的高处俯瞰世界。”


如果我们以为写诗只是他拍电影之余顺便玩玩的小消遣,那不但会误解他的诗,还可能会误解他的电影,因为他与诗歌的关系还远远不止于读诗和写诗。他还一直在编选和改写古波斯诗歌,在2006年至2011年,他终于把这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相继出版了古波斯大诗人哈菲兹、萨迪、鲁米和现代诗人尼玛(1895—1960)的诗集,此外还有两本古今波斯诗人作品的“截句”。在晚年做出如此大手笔的举措,是因为阿巴斯太知道它们的价值了,不管是对他自己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


在他的访谈录中,有一段话谈到诗与电影的关系:


我的心灵就像一个实验室或炼油厂,理念就如原油。仿佛有一个滤器,过滤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建议。一个意象浮现心头,最终变得如此纠缠不休,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我做点儿什么来摆脱它,直到它以某种方式被纳入一个计划。正是在这里,诗歌向我证明它对我如此方便和有用。我头脑中一些意象是很简单的,例如有人用一次性杯子喝葡萄酒、一座废弃的屋子里的一盒湿火柴、摆在我后院的一张破凳子。另一些则更复杂,例如一匹白驹在雾中出现,又消失到雾里去;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墓园,而白雪只在三个墓碑上融化;一百名士兵在月光之夜走进他们的兵营;一只蚱蜢又跳又蹲;苍蝇围着一头骡打转,而那头骡正从一个村子走往另一个村子;一阵秋风把叶子吹进我的屋子;一个双手黑兮兮的孩子坐着,被数百枚鲜核桃围绕。把这些意象拍成电影,要耗费多少时间?找到一个题材,把这些意象纳入一部电影,有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写诗如此值得。当我费心写一首诗,我想创造一个意象的愿望在仅仅四行诗中就得到满足。词语组合在一起,就变成意象。我的诗就像不需要花钱去拍的电影。仿佛我已找到一种每天制作有价值的东西的方法。在拍完一部电影与拍下一部电影之间,我往往有一两年空档,但这些日子很少有一个小时被浪费,因为我总是要做些有用的事情。


虽然阿巴斯的诗并不难懂,但是他在谈到诗的难懂时,却说得非常的合理和公正:“我们理解一首音乐吗?我们理解一幅抽象画吗?我们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有我们自己的门槛,过了那个门槛,理解便模糊了,迷惑便发生了。”他还认为,诗歌是一种“心灵状态”,因此,“对来自某一文化的诗歌的理解,意味着对所有一切诗歌的理解。”诗歌无所不在,“只需睁开你的眼睛。”他表示,如果有什么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决定把它拍成电影,那么别人便也有可能觉得它是重要的。诗也是如此。“好诗总是诚实和敏感的。”这使我想起叶芝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理解自己的心灵,理解那些努力要通过我们的心灵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打动别人,不是因为我们理解别人或考虑别人,而是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同根的。”


阿巴斯的诗,主要是描写大自然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危机帮助我欣赏大自然之美,那是一个全然不同和健康得多的王国。”他谈诗时,主要是谈诗歌对他的影响,而难得谈自己的诗。这是少有的一段:“传统诗歌根植于文字的节奏和音乐。我的诗更注重意象,更容易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不失去其意义。它们是普遍性的。我看见诗歌。我不一定要读它。”


除了写大自然之外,阿巴斯还写爱情,写当地风土人情,写游子归家,写孤独,尤其是晚年的孤独。这些,都是阿巴斯的私人世界和内心世界,如果结合他的访谈来读,以及结合他的电影,就组成了一个里里外外、多姿多彩的阿巴斯的世界。而对我来说,阿巴斯永远是一个诗人。我不仅通过翻译他来理解这位诗人,而且还将通过继续翻译他编选和改写的古波斯诗歌,来进一步加深理解原本就对我青年时代产生过影响的古波斯诗歌。


古波斯诗歌,主要是以两行诗组建的,有些本身就是两行诗,例如鲁达基的两行诗;有些是四行诗,例如伽亚谟著名的“鲁拜体”;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构成十二对以下的诗,例如哈菲兹的一些抒情诗;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构成十二对以上的诗,例如鲁米的一些诗;有些是以两行诗做对句,构成长诗,例如菲尔多西和贾米的长诗。所以,阿巴斯以俳句或近似俳句的格式写诗,并非仅仅是采用或效仿一种外来形式,而是与本土传统紧密结合起来的。在我看来,阿巴斯的诗是独树一帜的。这是因为正儿八经的诗人,他们可能也会写点儿俳句,因为俳句已经像十四行诗一样,每个诗人都不能不写点儿。但是诗人写俳句,往往是增加或扩大自己的作诗形式而已。他们如果有什么好东西要写,也会竭尽全力,把它苦心经营成一首正规合格的现代诗。俳句往往成为一种次要形式,用于写次要作品。要么,他们依然用现代诗对好句子的要求来写俳句,造成用力过猛。因此,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哪位现代诗人是以写俳句闻名的。像特朗斯特罗姆晚年写俳句,恰恰证明他宝刀已老,再也无力经营庞大复杂的结构了,于是顺手推舟,把一个或两三个原本可以发展成一首严密现代诗的句子记下来,变成俳句。换句话说,写俳句应该是一生的事业,像日本俳句诗人那样,才会有真正成就。而阿巴斯碰巧成了这样一位诗人。你说他“拾到宝”也无不可。


译者,2017年5月14日,洞背村



选自《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著,黄灿然译,雅众文化/中信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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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读/校对:zzj、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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