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阿巴斯：世界上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你自己的社区里找到（btr 译）

2017-10-28 Abbas Kiarostami 黄灿然小站

王寅摄（2015）

有些人在和青年电影人交谈时会坚持说，存在应该遵守的特定“规则”。但电影并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方法或观念。

我从未受过任何正式的电影训练，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当我作为电影人起步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职业如何运作，这意味着我不害怕。我只是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对那些已经从电影学校毕业的人来说，别因已经接受了正式的电影教育而骄傲。学校从来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场所。指导可能有用，但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去读一本书或拍一部电影。你要么想学习，要么不。太多人花费了四年来学习可能用四个星期就能消化和理解的东西。

在一个风景画展上，巴尔扎克和画家站在画布前。在这幅画的背景里，远离主要情节处，田地中央有一栋小房子。烟从烟囱里升起。那儿有人。巴尔扎克转向画家。“那栋房子里住了几个人？”他问。

“我不知道。也许六七个。”

“你是指一家人？”

“也许。是的，一家人。”

“有几个孩子？”

画家想了想。“三个。”他说。

“他们几岁？”

“唔……也许八岁、十岁和十二岁。”

对话以这样的基调继续，直到那位画家有点恼火似的说道：“巴尔扎克先生，这只是画的背景里的一栋小房子。有几个人住在那儿无关紧要。我并不知道所有这些细节。”

“我知道你不在意像这样的事，”巴尔扎克说，“我很清楚你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住在那儿、屋前的花园里有几只公鸡、母亲准备了什么晚餐以及父亲是否付得起女儿的嫁妆。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看见烟囱里有烟，但我并不相信。对我来说它看起来不像真的。假如你知道这些事，这会是一幅更好的画。”

我偏爱另一种类型的电影。当观众们──如此脆弱地坐在漆黑的放映厅里──未被剥夺理性，不必屈服于情感勒索时，他们用更有意识的眼睛观看事物。一部好电影让你无法动弹。它挑衅，唤醒内在的东西，在电影结束后很久仍在拷问你。一部好电影需要由你来完成，在你脑海中，有时在很久之后才真正完成。它在你观看时可能会让你睡着，但几星期后你会醒来，满怀热情，肆意想象，并对自己说“我要再看一遍”。我不会介意有人在看我的电影时睡过去，只要他们后来想象过它。

他们说艺术家画他看见的东西，那么电影应该拍你所知道的。对导演而言我想不出更糟糕的建议了。诚然，现实生活经常是我的故事的基础和电影的推动力，街上行走的人们每天给予我灵感。我甚至不太编造，而是保持警觉，关注我周围的事物，然后在将其呈现于镜头前的时候，我激发并组织它们。我就像一个不种花的花商，只是组织它们。导演翻阅书籍杂志寻找要讲的故事，就如同人们住在湍急的水流及肥鱼旁，却在吃沙丁鱼罐头。

当我谈论诗意电影时，我是在思考那种拥有诗歌特质的电影，它包含了诗性语言的广阔潜力。它有棱镜的功能。它拥有复杂性。它有一种持久的特性。它像未完成的拼图，邀请我们来解码信息并以任何一种我们希望的方式把这些碎片拼起来。

观众习惯于那种提供清晰、确定的结尾的电影，但一部具有诗歌精髓的电影有一定的模棱两可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看方式。它允许幻想进入，在观众的想象中发展，引发各种诠释。诗歌要求我们把主观感觉和想法与纸面上的感觉和想法结合起来以发现它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解是非常个人化的。要不是有潜意识，大部分我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都不会成功。一首诗字里行间发生的事情只在一个地方存在：我们的脑海里。电影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如此？电影为何不能像诗、抽象画或乐曲一样被体验？电影永远不会被视为主要艺术形式，除非我们把不理解的可能性看作一种优点。

在只允许一个版本的现实的那种电影里几乎没有什么尊严。一个希望作品被观众一致接受的导演错在忽略了观众的潜能。个性和不同观点是我想从观看我的电影的那些人那儿获得的东西。一致的观点让人厌倦。

一部诗意的电影首先由导演、随后又在观众脑海里完成，因此我无意解释任何东西。如果观众看我的电影并以非我的意图诠释它，那么我们都从中获利，这时我会闭嘴。一旦一部电影完成了，它的创作者就应该让开。自尊的观众不会理会我对自己的作品说了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愿意自己看电影。他们为正在观看的人物和色彩、正在聆听的嗓音和声响注入自己的想法、信念、喜乐和厌憎。通过这样做，他们完成了电影。大部分观众拥有非常丰富且充满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意味着我不必做所有的工作。

每部电影都需要内在逻辑，某种主题，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元素，一个观众可以带走并仔细思考的想法。缺少的话，无论你的影像和场景多么连贯，它们都会松开并解体。无论一首诗多么优雅，如果无法用于生活──某种潜在的效应──我就会失去兴趣。一首美丽的诗有意义时更加美。为形式而形式只能走那么远。我渴望有用。

我的电影有忠实的观众──远离商业电影世界的人们。太多电影让观众不满足，这意味着其他类型的电影有机会赢它们。传统好莱坞制作的走向并非电影的最佳方向。美国电影在全球成功背后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有意地惊吓、娱乐观众，迫使他们流泪或大笑。在这种固化的因果关系中，它完全缺少微妙之处及不确定性。这类电影通常不要求观众思考。长远来看，美国电影的势力要比它的军事力量更有影响力。

每次我赢得一位观众的时候，我也失去一个。只要我继续工作，我就接受这个事实，我的观众群是相对小的。在伊朗，我的电影甚至没有赢得最小百分比的观众。发行商对它们没有信心，从不进行任何投资以使它们被看见，这促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独立工作，总是循着我自己的路。我永远不必为吸引观众而担心，因为我只花了一点点钱拍。如果我的电影没有票房大卖，那也不是说我就无法再拍下一部了。《星球大战》十秒钟的制作费和我拍一整部电影的花费一样多。钱从未影响我实现想法。

重要的是有勇气实验并冒险，不怕只有六个人看见结果。除个人满足外无所期待地做你的工作。一个朋友告诉我，别人在耕种好几亩地时，我在花盆里种蔬菜。当谈及电影时，可用的钱越多，自由就常常会等比例减少。钱会成为负担。

要创造出那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作品，必须深入你自己的文化里。从头到尾地学习它。逐渐了解地方、想法和人，他们的爱和关心的东西。有些导演想去全世界旅行来获取知识，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你自己的社区里找到。熟悉你周围的一切，那样你的作品就会是世界性的。如同苏赫拉布①所写的，“无论我在哪里，天空都是我的”。每一天里都能够发现诗，只要睁开你的眼睛。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独特召唤着你，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相同之处。如果我对某样东西感兴趣并决定把它放进电影，那么很可能其他人也会觉得它意义重大。讲故事的人从共享的水库里汲水。

① 苏赫拉布（Sohrab），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ausi，940—1020）所著的民族史诗《列王记》中的武士。

报社记者收集事实直到午夜，随后写一篇文章，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我桌上。他的作品──通常是耸人听闻的、表面的──充满了未经处理和消化的事实，而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过期日。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兴趣则是普遍的、永恒的。他的眼光超越单调短暂的东西，或许会处理并提炼那些事实好几年，最后才拿它们来做作品。最终，他使一切有意义。好诗的影响力超越时空。它的力量永不削弱。德·西卡①1948年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有一种战后意大利的风景和政治特质，但对于今天来说也有深刻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谁、住在哪里。这是一部与每个人都有关联的电影。德·西卡和编剧塞萨·柴伐蒂尼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敏感：这个星球上每个角落、人类历史上每个时间点的社会，感受的是同样的愉悦和敌意、欢乐和困苦。他们研究身边的环境，随后创造出会代代相传的电影诗。如同所有真正的诗歌表达，《偷自行车的人》是永恒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电影很可能会在那些政治观点的插头拔掉后，那个时代结束后褪色，历史最终总是会上演这一幕。

① 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01—1974），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员。代表作有《偷自行车的人》《孩子在看着我们》等。

摘自《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著，btr译，雅众文化/中信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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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读/校对：zzj、李宏飞、陈涛、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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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晚年（黄灿然译）

黄灿然：《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