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论W. B. 叶芝和巴利李塔楼（黄灿然 译）

希尼：论W. B. 叶芝和巴利李塔楼（黄灿然译）

2018-04-09 Seamus Heaney 黄灿然小站

希尼不仅是继叶芝之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而且是继艾略特和奥登之后，20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并驾齐驱。《希尼三十年文选》如同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中国读者期待已久的随笔集。

《希尼三十年文选》是希尼亲自编辑和精选的文集，不仅是了解希尼诗歌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了解英语诗歌和世界诗歌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希尼的文章论述之严谨和细腻，视野之开阔和深邃，乃当世罕见，让读者一窥当代文论可以达到何等精妙的境地。

论W. B. 叶芝和巴利李塔楼 ①

① 巴利李塔楼原名巴利李城堡。20世纪初，该物业的拥有者是格雷戈里家族，成为叶芝好友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尔庄园的一部分。叶芝购得该城堡之后，弃用城堡之名，改为爱尔兰语Thoor，意为塔楼。

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他或她成为该地区的精神的声音。作品在形体上和情感上浸透某种风景或海景的气氛，而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生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

这种与地区的隶属关系，确实对年轻的叶芝发生了作用，而斯莱戈乡村也大可称为“青年叶芝之乡”。但在这次讲座中，我要讨论的是年届五十以后的诗人叶芝，他建立一个诗歌现实的前哨基地，并把它塑造成一个实际地标；他与地点的关系是一种支配性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感激的关系；他的诗创造了一个心灵的国度，而不是相反的和更常见的方式，也即国度创造了心灵而心灵又反过来创造诗歌。

例如，不妨想想托马斯·哈代在多塞特郡上博克汉普顿村的家。它坐落于树林中，在一个布满小路和支路的网络中央的深处，在古老花园成熟的宁静中，在小窗户、暗天花板、石地板、斜面茅草顶盖的小屋里，哈代的出生地点使人感到一种该地点才有的生活方式。它暗示着一种普通的遗产，一种对韦塞克斯的壁炉世界的坚持。如果它是秘密的，它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认出了那座屋子的内部和外部与哈代视野的中心和圆周之间的和谐。换句话说，哈代的乡村在时间上早于哈代。它等待它的表达。它的民谣记忆，它的罗马－凯尔特暮光和19世纪的曙光，所有这一切都是哈代著作的幻境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是固有的，是产生哈代的环境的一部分。他并不像叶芝把其叶芝性强加在其风景之上那样，把哈代性强加在他的风景之上。他行使耐性而不是先发制人，承受被赋予的生命而不是压倒它。哈代的眼睛之警惕和缄默就如同他的出生地背后那个小窗口，他那位泥瓦匠父亲正是透过小窗口给工人发工资的。然而它是一只不引人注目地在其社区里运作的眼睛，如同在墙里运作的小窗口。

或者拿马克斯门来说，它位于多切斯特郊区，是哈代亲自设计并为自己建造的大屋，这大屋表明了他是杰出作家，而不表明他是一个博克汉普顿建筑工人的儿子：这里的象征意义，与叶芝在其写作生涯中一个类似的时刻为自己和妻子修复的那座塔楼的意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使我们从马克斯门与越过田野的哈代出生地形成一条直线这个事实中看出深意，马克斯门也没有寻求纪念碑的地位。它是一座红砖结构的住屋，属于当时流行的样式，并且保持其郊区的端庄。它既拥抱平凡性又体现了平凡性，完全可以作为保护色或隐退处；它显然没有宣告自己或其主人是独创者、开创者、看守者、哨兵或被围困者。

无可否认，叶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同样只算是普通的屋子里度过的。他的出生地，也即位于都柏林桑迪芒特大街的屋子，不过是常见的半独立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有凸窗、有台阶和地下室的住宅，它除了坚固的中产阶级可敬性之外，很难神话化。他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公寓和都柏林梅里恩广场的排屋也是如此，该排屋是他写后期塔楼诗时的主要基地。这些住址意义不大，就叶芝的想象而言，不会使它们具有重要性。它们只是一些不会变成象征的建筑物。它们是叶芝会保持其未被书写的自我的地点。

但是基尔塔尔坦男爵领地的一座诺曼风格城堡主楼，那又得另当别论了。它创建于13世纪或14世纪，由德伯戈斯的伟大家族世代相传下来，并在16 世纪末被记录在《康诺特书》中。虽然叶芝以三十五英镑从一个政府机构──它有一个很不浪漫的阴郁名字，“人口拥挤区委员会”──购得它，但是对他来说，它保留了其有历史回响的过去的气息，并成为他心灵里的一股核实的力量。它支持了一种态度和一种风格，在他著作中获得一种惊人的第二维度，这维度将最终转化它原来的作为巴利李田野中一处别致古迹的地位。

叶芝于1916年购得该塔楼（作为送给他自己和他的新娘乔治·海德－李斯的结婚礼物），但要到三年后的1919年夏天才与妻子乔治搬进来；但即使是这个时候，该塔楼也不是长住的居所。巴利李塔楼依然是某种避暑别墅，叶芝一家在1919年至1928 年间偶尔来居住，之后，他们也完全不来了。当时，叶芝的健康已开始衰弱。此外，在1928年，那本书名叫作《塔楼》的诗集出版了，其续集《旋梯》（1933）也已构思好了。该塔楼如今已如此深刻地进入他的声音那先知式的旋律，以至即使没有在那里居住他也可以乞灵于它。他不再需要住在里面，因为他已进入了他可以靠它生活的境界。

因此，把它称为避暑别墅，着实有点儿不切题，因为该塔楼的首要功能显然不是家庭生活的。这是他写作的地点。它是他的歌唱学校之一，一个有其自身重要性的灵魂纪念碑之一。他别的住址不用说都是栖身之所，但是巴利李是一个神圣场所，是内在典雅的外显。该建筑物的姿势呼应了他要达到的姿势。那块固执而一动不动的石头，那城堡主楼垂直的体积和抵抗的轮廓，那同时给心灵和五官带来深刻印象的梦幻形状和无情事实，所有这类感觉的传递和象征的气息都把实际的建筑石变成他希望写出的作品的试金石。而这作品必须成为稳固的行动，去直面老年、死亡和解体中的文明，尤其是他“内心遭受情感的重击”，觉得这文明正在衰微。

毕竟，诗的最重要功能之一，乃是满足诗人心中的需要。达致充足的形式和圆满的音乐，这份成就，在他生命内部具有一种证明正当的效应。诗人生活在某些地平线范围内，如果这些地平线对他产生威胁，则他对创造精湛艺术的稳定性才能的需要就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必须在如此一种不断闪耀的暴力和崩溃的地平线的光照下，来理解塔楼诗和叶芝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大部分作品。

在1916年他与“人口拥挤区委员会”协商之前几个月，发生了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索姆河战役亦发生在这一年夏天。俄国革命爆发于1917年。从 1919年起，爱尔兰的独立战争已全方位展开，而在1922 年至1923年，内战已如此逼近巴利李，以致建筑工托马斯·拉弗特遭枪杀，塔楼外的桥被炸毁，这位最具公共精神的诗人的心灵因意识到个人危险和市政瘫痪而变得阴郁。

在那首用作《塔楼》书名的诗中，巴利李塔楼是一个讲台，他从这个讲台把精神的声音坚定地投射出去。在该诗第三部分，塔楼的坚固性重现于清瘦、精雕、高筑的诗歌形式中；塔楼那令人头脑清醒的轻盈性表现于三重音诗行的升调和跨行中。实际上，塔楼如今已不只是一种具体化的忠诚态度或象征，而且是能量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塔楼继续使叶芝隶属于其英裔和爱尔兰人的社会等级，并选派他扮演一个自我任命的颂词作者的角色。但它也划出了一个原创性的空间，在那空间里发声即是存在。这部分的《塔楼》是如此努力要超越其个人境况和历史境况，使我们不禁想起另一个居住塔楼的远视者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的狂喜与绝对主义。正是里尔克在其写于1922 年也即仅早于叶芝这首诗几年的俄耳甫斯十四行诗第三首中宣称Gesang ist Dansein，歌唱即存在，或歌即现实，这个说法完全可以轻易地作为叶芝卓越的结尾的引语：

现在我要创造我的灵魂，
迫使它在一所
渊博的学校学习
直到肉体朽坏，
血液慢慢腐烂，
暴躁的谵妄
或沉闷的衰老
或不管是什么更邪恶的事情到来──
朋友之死，或每一只
令呼吸为之停顿的
明亮眼睛之死──
都显得只像地平线褪尽时
空中的缕缕浮云；　
或鸟儿在渐深的暗影里
昏昏欲睡的叫声。

在19世纪的巴利李，其中一只令呼吸为之停顿的明亮眼睛，是盲诗人安东尼·拉夫特里① 在歌中赞颂过的美人玛丽·海因斯。在《塔楼》一诗较早的部分，叶芝都有提及这两人，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写作中，叶芝始终置身于一个被拉夫特里在其最著名诗篇的最后一节中戏剧化了的处境：

Féach anois mé,
Mo chúl le balla,
Ag seinm ceoil
Le phócaí folaimh.

那就看看我吧，
背向一堵墙，
对着空口袋
弹奏音乐。

① 拉夫特里（1779—1835），爱尔兰语诗人，被称为“最后的吟游诗人”。

当叶芝把自己和他的诗歌安置在巴利李塔楼，他也被推回到了一个极端的位置。他的年纪和时代正迫使他产生一种新意识，意识到他是他自己的孤独主人公，走出来站在极度危险的角斗场上，然后，就在那个逼仄的空间里，猛地升起一座塔楼。不是一株像里尔克致俄耳甫斯第一首十四行诗中那样的树，不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奇迹，而是一座层层筑起的、忍耐的、刻意地坚守的塔楼。然而如今它耸立在我们听觉的深处，就如同里尔克想象的歌神俄耳甫斯建筑在聆听的动物意识里的那座庙宇。在这位歌神的歌声传来之前，它们的耳朵充满了卑微、不自信的动物性的生活，简陋的茅屋充满了普通言语和没有诗意的杂乱无章。但是他的歌声带来奇观：

一株树在那里升起。啊，纯粹的超越！
啊，俄耳甫斯歌唱！啊，耳中的高树！
一切事物屏息。然而就在这寂静中
一种新的开始、示意、改变出现了。
沉默的动物从明亮、无边际的森林里，
从它们的藏身处和窝巢里爬出来：
不是因为任何愚笨，不是因为
恐惧，使它们自身如此安静，
而仅仅是因为聆听。咆哮、怒吼、尖叫
在它们心里似乎太小了。而就在曾经只是一间
它们接受这音乐的临时茅屋的地方，
一个从它们最黑暗的渴望中搭起的栖身之所，
连同一个在风中战栗的入口──
你建立一座庙宇，在它们听觉深处。

（斯蒂芬·米切尔英译）

意识到听觉深处耸立一座庙宇，一座无可否认的音响建筑物，一个书写的拱形结构，一个稳固、适得其所和难以移动的诗学形式，这乃是叶芝给予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礼物之一；而他有能力获取这种意识，很大程度上源自巴利李一座古老的诺曼城堡的“示意”“新的开始”和“纯粹的超越”，那是一个直到它成为一个被书写出来的地方之后才存在的地方。

然而我们不应仅止于此，因为叶芝本人并不是仅止于此。他的另一个礼物，是他自己有勇气去追问耳中这座强大地组建的塔楼的最后价值和可信性──因为充分实现的诗歌的一个标志，乃是它绝不回避充分地觉醒的才智所能提供的一切挑战。例如，《万灵夜》的最后一节代表了叶芝那受过塔楼磨炼的心灵可以调动的一切积极力量：他祈求集中精神，本身就是专注和闪亮的，带着一种内向、自我照耀的激情：

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我这样紧抱不放
直到沉思把它各部分都融通，
没有什么可以经受我的目光
直到那目光不顾世界的看法
奔向下地狱的灵魂把心号叫出来的地方，
奔向受赐福者起舞的地方；
这样的思想，我在它的束缚中
不需要别的东西，
在心灵的漫游中受伤
如同木乃伊在木乃伊裹布里受伤。

我谈论这种有中心、有目的的写作，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叶芝诗中最直接地感到欢欣的东西。这里，信念恰恰就流露于那些寻求信念的文字中，耐力则由诗人强烈表达他需要耐力的措辞显现出来。但是，如同理查德·埃尔曼坚称的，这门艺术的信誉最终是由叶芝随时准备怀疑其有效性提供担保的。他对根基的渴望产生的巨大力量，本身就应引起我们警惕，警惕潜伏在它下面的无根基。叶芝最伟大的胜利，是他既可以承认这个可能性，又能坚持绝对相信艺术创造的价值。在一首诸如《人与回声》这样的后期诗中，这位塔楼居住者那自夸的隔绝状态，在面对受苦的本性那不适应的呼喊时，是无助的。人的平静显然遭受他自己怀疑的心灵那带嘲弄的回声的打击，但终极而言它最容易遭受的，乃是一只受伤的动物痛苦的尖叫的打击：

但别出声，因为我已失去主题，
它的欢乐或黑夜似乎只是一个梦；
在那上面某只鹰或鸮枭出击，
从天空里或巉石上俯冲而下，
一只受伤的兔子在哀鸣
它的哀鸣声分散我的思想。

这门艺术的胜利，恰恰是对抗一种绝望，也即对艺术作为胜利这一理念的绝望。然而它还能够从与这种绝望的对抗中攒得些许信任的余地，从而使艺术努力的重振变得可预期。在叶芝的这些最后诗作中，人文主义努力遭到作为空洞的典范的巨轮的蹂躏，而在这些诗那雄伟坚固的姿态背后，我们已能够看到贝克特的主人公不断拒绝继续下去的那种拖着脚步走的、不能抚慰的衰朽……

《黑塔楼》是叶芝的最后一首诗。它以刻意的漫不经心，把一种对立戏剧化。这种对立是，一方面精神具有种种积极的冲动，另一方面心灵则有能力讽刺和嘲弄这些冲动，把它们视为自以为是的虚构。不屈不挠的精神反映于一个古老的意象：战士以站立的姿态被埋葬，暗示他们永恒的警觉和对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团结一致的事业那誓死捍卫的忠诚。这个讽刺者和诘难者是他们的老厨子，代表一种非英雄的生命力，一种出于生存和自我保护而破釜沉舟的原则。他体现了《库丘林得到安慰》中库丘林作出让步妥协的一切东西，在诗中，叶芝把库丘林送进阴间，使他与“被亲属所杀／或逐出家门，任由死在恐惧中”的“被定罪的懦夫”为伴。然而老厨子的怀疑主义遭到这些民团战士的抵抗；他们坚持岗位，哪怕他们不断受他的谣言和质问的烦扰。他们就像T. S. 艾略特笔下的三圣贤，为了一次含糊的显灵而踏上旅程，耳中老是有声音告诉他们这一切可能是蠢行：

说那古老黑塔楼的看守们，
虽然他们所吃像牧羊人所吃，
他们钱用光，他们酒变酸，
所有皆士兵所需，
说他们都是恪守誓言的人：
不许那些旗帜进来。
那里坟墓中死者直立着，
但风从海岸吹来：
风一怒吼他们就发抖，
山上的老骨头发抖。①

① 据约翰·翁特雷克的《叶芝读者指南》，诗中黑塔里的看守者们受到直立的死者的阴魂保护，而虽然就连死者的骨头也在风中发抖，但看守者们依然恪守誓言，忠于他们失去的国王和失去的事业。

这是叶芝诗歌中最后一次出现巴利李塔楼，它屹立不动，而叶芝站在它旁边。塔楼和诗人都站立着，如同麦克白和麦克白的城堡曾经站立那样，悬于艺术时间中，获得预言的认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麦克白对不可侵犯的庇护所的意识，是建立在神谕的基础上，这神谕是三女巫预言他在勃南树林向邓西嫩移动之前他将安全无事时传达的。另一方面，叶芝给自己写了神谕并在很多有强大穹顶的诗节的房间里创造了一个坚固的空间。但是，就像三女巫含糊其辞，以及作为一片树林的世界难以想象地移动，把麦克白逐走。同样地，叶芝那悲剧性承诺和效忠的城堡最终也遭到桀骜不驯的怀疑的打击，也即怀疑所要坚守的事物的终极价值。尽管如此，叶芝这出戏依然以诗人作为麦克白告终，依然在城垛上踱步，仅仅承认勃南周边的震动，但拒绝流露畏缩的表情。那座作为逆境的象征，作为写作的地点的塔楼，昭显了最后一个特征，也即作为荒诞的图标。

（郑春娇校）

摘自《希尼三十年文选》，谢默斯·希尼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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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读/校对：zzj、陈涛、桃之夭夭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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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也许我真的值得这样一次震撼性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