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伊拉斯谟：愚蠢是幸福的本源（刘曙光译）

Erasmus 黄灿然小站 2019-10-30

或许，有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前面提到的这种感官快乐。而是把他们最大的满足感置于朋友间的交往。他们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是一切事物中最为可贵的。它是如此的有益而且必需，好像任何东西如果不和它结合就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样。它是如此的令人愉悦，给人的温暖就像太阳本身一样。它是一种忠诚的情感（如果忠诚值得考虑的话），这些哲学家都坚持把它当做自己的主要美德之一来加以夸耀。但是，如果我能证明我就是这种互相钟爱的感情的根基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不错，我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而且，我无须借助于深奥难懂的三段论逻辑推演，也不用凭借那些欺诈性的和莫名其妙的争论方式。我会使它（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像你脸上的鼻子那样显而易见”。你想一想，朋友之间彼此互相褒奖奉承，对对方的缺点都假装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把对方的缺点错误说成是高尚的品德和值得称颂的东西，这样的人同傻瓜之间难道不只是一步之遥吗？当一个人目不转睛地注视自己情人的脸蛋，把一颗黑痣说成是一个极美的点缀时；当一个人面对他太太极其难闻的口臭却发誓说这是最芬芳迷人的气味时；当一位慈爱的母亲搂抱着自己眼睛斜视的孩子，却伪称这样比任何其他的视力缺陷都更合适都更动人时，难道这一切不都是愚蠢之至了吗？我可以说，正是愚蠢使人得到朋友并且使友谊天长地久。这里我所谈及的都是具有一些小缺点的人，当然，缺点最少的人，他会生活得最幸福。当我们探讨神灵时，我们发现他们太过于理智，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友谊可言。也就是说，在神灵那里，友谊是不真实和不忠诚的。为什么只有人类才会在友谊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这是因为只有人类才会轻信，只有人类才具有轻信的本性。而朋友必须是具有相同性情和爱好的人；否则，这种友善关系很快就会被破坏，不管这种友情是用多少宣言构成的。因此，神情严肃和郁郁寡欢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忠实的朋友的。他们太喜欢吹毛求疵，太爱挑人毛病，并且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他们的眼睛像老鹰一样敏锐，时时刻刻都能找到别人的过错。然而，他们对自己的过错却视而不见，就是看见了也不以为然。总而言之，人的本性就有品格上的弱点，他们情绪不定，喜欢想入非非，难于与人相处，很容易产生挫折感和失败感。如果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宽容，不能容忍对方的缺点，是不可能存在什么恒久的友谊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宽容精神称为良好的性情。其实，这不过是愚蠢的代名词。为什么这样说呢？丘比特难道不是一切关系之父吗？他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瞎子吗？他本人连颜色也不能分辨，所以，他使得我们在一切爱情事务中都是近视的，使我们作出一些虚假的判断，让我们自欺欺人，自以为是。只有这样，每一个男人才忠于他的妻子，每一个补锅匠才尊重他的情妇。而且，乡下的求婚者宁可选择挤奶的女子而不选择任何贵妇人的女儿做妻子。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且往往让人忍俊不禁。然而，不管他们显得多么滑稽可笑，它都只是表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结合和稳固方式。

以上所说的这些也同样适用于婚姻。婚姻只不过是友谊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是友谊的最亲密的结合方式。天啊！如果男人和妻子在发生小小的口角时，不是小心谨慎，用一些自嘲、玩笑、打趣、掩饰和诸如此类的装疯卖傻来渡过难关；那么，离婚将会是多么的经常，一些更大的伤害也会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那些仓促陷入爱河的情人，除非他们事先知道他那腼腆羞怯或者说表面上显得怕丑害羞的女友对哪些激起性欲和嬉戏的方式十分反感，否则，很少有人会终成眷属。那些本来很完美的婚姻，如果丈夫不装聋卖哑，对性情温柔的妻子的轻佻和冒失麻木不仁，或有意地视而不见，那么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继续幸福地维持下去的。所有这些平和与宁静都应归因于我的有效管理。因为缺少理智不仅仅可以使一个妻子有外遇的人心理平衡，使家庭宁静，而且，还能平息那些持续不断的争吵，平息一个人心中的怒火，容忍那些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一只布谷鸟成了不速之客闯入家门，并且在后院里歌唱，而那位因妻子与人通奸而受辱的人对别的鸟蛋下在自己的窝中这种不祥之兆不加理睬，漠然置之，或只是笑笑，继续亲吻自己亲爱的妻子，那么一切都会归于平静。事实上，有耐心地做一个惧内的男人，比做一个时常处于怀疑和嫉妒的苦恼与折磨之中的人要好得多。总而言之，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人类所处的任何社会，人类所处的任何交往关系，就没有一个会是舒适的，没有一个是可以忍受的。没有我的帮助，君王和平民百姓之间，主子和仆佣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关系之间，他们就不会彼此小心谨慎地滥用骗术，有时阿谀奉承，有时曲意讨好，也就不会有相互的容忍和理解。人们就是这样相互骗来骗去。这已经够了，或许你会说。其实，事情远远还不只是这样，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更多的东西。请问，有谁会爱上一个从一开始就痛恨自己的人呢？一个人会不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和自己的理性去附和一个朋友的意见呢？或者说，会不会有谁去取悦一个对自己来说是永恒的灾难和麻烦的人呢？似乎没有谁会如此疯狂，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确，要是没有我的干预或者说如果我被排除在人类活动的事务之外，那么，每个人都不会容忍别人，因为他的心里觉得难以平衡难以接受，因此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安逸和满足。对有的人来说，大自然与其说是一位溺爱的父母，不如说是一位刻薄的后母，它赋予他们的都是一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这些人自己讨厌自己，而对别人却极度崇拜，因而，他们根本不可能享受大自然所赋予自己的禀赋。如果一个人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即使上天给予他最美好的禀赋，他也绝对不会展现出什么高雅的风度。或者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性情暴躁、固执己见、刻薄尖酸、令人讨厌，那么，他还有什么魅力可言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事实上，如果不是我的侍女“自怜”——也就是愚蠢的姐姐——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她的朋友和助手的帮忙，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取得什么值得称颂的成就，而只会不可救药地陷入悲惨和失望的境地。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成为自己的热爱者和崇拜者更愚蠢的呢？但是，如果我们不自己成为自己的热爱者和崇拜者，那么，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这些愚人没有这些特性，那么，雄辩家就会像他所站立的讲坛一样默不作声，一言不发；音乐家就会将乐器束之高阁，任凭它长满灰尘；那些声名显赫的演员就会嘘的一声从舞台上溜走；那些诗人也会为自己的那些打油诗感到滑稽可笑；画家本身也就成了一幅虚构的山水画；内科医师就会为面包而奔波，而不会有耐心去做什么医药研究。简而言之，没有自爱自怜，就不会有如花似玉的容颜，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老朽不堪将近八十的老太，你就不会感到年轻充满活力，相反，你会感到自己正在被拖进坟墓；你就不会是一个口齿伶俐、口若悬河的人，而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你就不会是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相反，你会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粗鲁而又愚蠢。

每个人在期望别人提出良好的意见之前，就必须很好地掂量掂量自己。最后，使我们对现实生活充满无限憧憬和美好渴望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因于自怜自爱。它使每个人都有一份自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并由此受到鼓舞。这样，每个人不会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才智、自己所受的教育或者自己所处的国度而悔恨和懊恼。这样，生活在极其肮脏的环境中并且时时受到海水侵袭的荷兰人就不会愿意迁徙到环境幽雅、平原广阔的意大利。粗鲁野蛮的色雷斯人就不会愿意离开自己那块沼泽地而搬到土地肥沃的雅典去居住。而像野兽一样粗野的斯基台人也不会离开自己生活的沙漠地带而成为幸运岛的居民。啊，自怜自爱是大自然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创造物，凡是在她的赋予不够慷慨的地方，她都以此作为一个平衡方法，给予这里的人们更多的自怜，这样就弥补了前面的缺陷，从而达到了平衡。这里发生作用的，我可以断言，不是什么可值得考虑的冒险，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的技巧，而是我在各个方面的创造和主宰：首先，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崇高更有英雄气概的吗？然而，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心胸狭窄、微不足道的公开冲突更愚蠢的事吗？像这样为了互相报复，交战双方都只能是失败者，要解决这种冲突就必须付出人的肢体甚至生命的代价。当双方开始交战时，那些脸色惨白的士兵能够做什么呢？他们只能在智者的逼迫之下，竭尽全力拼杀。而这样做的唯一好处是使这些没有智慧的人更加愚钝，使他们体魄强健。或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士兵就像德摩斯梯尼一样，在战场上一看到敌人就丢盔撂甲，溃不成军，他们在讲坛上好不容易得来的声誉毁于一旦，脸面全无。也许你会说，在战争的指挥中，协商、深思熟虑和忠告都是必不可少的。不错，但是，这并不是说战争要制定出一个智慧和正义的严格的规则。因为战争与其说是通过最杰出的哲学家还不如说是通过士兵、挑夫、执行官、流氓、无赖、恶棍和诸如此类的乌合之众来获胜的。哲学家们在对这类事务的管理中都是极度的不愉快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神谕称他是人类最有智慧的人）。他曾经试图去管理公共事务，但是，从一开始，他就缩手缩脚，逡巡不前，而且自始至终他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被轰赶下台，叹惜着回了家。然而，这位哲学家还不是那么愚蠢，因为他拒绝了智者的称号，也没有接受那些圣哲们的恭维。并且他提出忠告，任何哲学家最好不要插手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哲学家插手公共事务就会遭到人类社会的驱逐。是什么使这位伟大的人喝下毒药使他的控告者的阴谋破产呢？是什么使他放弃生命杀害自己呢？这不是别的，而是他的过多的智慧。正因为如此，他致力于未知事物的性质的研究，他辛勤工作，整天冥思苦想，他思考着用什么样的数学方法去测量一只跳蚤的长度，潜心于高深的学问，思考着那些昆虫，形体如此之小，可是却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大的声响？当他专注于这些愚蠢的事情时，他对世俗世界或者说对日常事务也就一无所知。

继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雄辩家。他的一句简短的话语还未说完，甚至那些不识字的文盲也会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而泰奥弗拉斯托斯却是如此一个胆小的人，每当他做一次演讲，他都会被恐惧击倒，就好像看到了什么魔鬼或妖物。伊索克拉底却是如此的害羞和胆怯，虽然他一直讲授修辞学，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的自信心。西塞罗这位古罗马杰出的雄辩家，总是习惯于以一种低沉和颤抖的声音发表演说，就好像一个学生害怕因不能完整地背诵课文而遭到鞭打。非比阿斯评论说西塞罗的这种特性表现了他是一个考虑周详的演说家，他敏感地觉察到了维护自己声誉的困难。但是，他这样做更直接更明确地承认了智慧在任何事情的处理过程中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些讲坛上的英雄一见到出鞘的剑，为什么总会蜷缩一团，吓得目瞪口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柏拉图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幸福只存在于那些哲学家被选出来做国王或国王成了哲学家的国度里。”天啊！事实远非如此。只要我们看看以往的历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哪里的行政事务的管理落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书呆子一样的统治者身上，那么，那里的王权就是最薄弱，那里的人民就是奴性最足、生活最为悲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真理性，大小两个加图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例子。大加图被卷入了城邦，他通过那些令人厌烦的长篇大论，使得元老院成员一个个精疲力竭，这样，他既为自己作了辩护又指控了别人。而小加图使人民失去自由权本来是让人不快的事情，但是他却通过不适当的手段，让人觉得他是在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布鲁图、卡西乌、格拉古兄弟以及西塞罗本人，也都使用过与此相类似的手段，不过，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对古罗马来说还不是致命的，不像德摩斯梯尼对雅典所做的一切。马可·奥勒利乌斯和德摩斯梯尼一样，或许我们可以把他看做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哲学家。毫无疑问，虽然他本人在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中谨小慎微，尽心尽职，但是，他对帝国并不友善，并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为他留下给帝国的接班人也就是他的儿子康茂德是一个堕落的家伙。不过，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个聪明的父亲会有一个极度愚蠢的儿子”。这就是大自然的精心设计，以免智慧这种灾难性的东西，像遗传病一样，通过遗传代代相传。因此，塔利的儿子马库斯，即使是在雅典抚育长大的，结果他仍然是一个反应迟钝、平淡乏味而又十分愚笨的人。而苏格拉底的子女们（就像一个贤明的人所说的那样）“遗传了母亲的品格而没有遗传父亲的智慧”，这一短语说明了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当然，如果聪明的人在家庭事务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如此糟糕、如此狼狈的话，那么，他们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笨拙和尴尬倒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天啊，他们在哪方面都不能让人满意，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社交场合的宴会吧，这些聪明人要么性情忧郁，一言不发，让出席宴会的人都大为扫兴，开心不起来；要么谈论一些轻浮或琐屑的问题，使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人感到失望和厌烦。邀请他跳舞吧，他却比笨拙的骆驼还要笨拙。邀请他参加任何公共活动，他的面部表情就足以使所有观众感到沮丧和扫兴。就像加图，到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剧场，因为他无法收敛他一脸的严肃，换上一副令人愉悦的神情。如果让他参加一场讨论，如果不直截了当地打断他，他就会一直没完没了地作冗长单调的发言，使得整个团体都产生听觉疲劳，没有耐心再听下去。如果他有什么契约、买卖或其他什么世俗的生意要办理的话，那么他的举止与其说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如说是一棵没有感觉的树。他对于自己、对于他的朋友、对于他的祖国都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因为他对于世界的运行根本就一无所知，因为他对平民百姓的性情毫无了解。正因为他们和平民百姓毫无共同语言可言，他们只能遭到痛恨。

确实，整个世界的运行过程只不过是一场愚人扮演的永不停息的闹剧。在这里，所有的演员都是同样的愚蠢和疯狂。因此，如果有谁特别的聪明，是个超凡脱俗的人，那么，他一定会成为第二个提蒙，或者说成为一个仇视人类的人，他抛弃人类也被人类所抛弃，最终成为一个隐居者，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什么东西使得当初凶残野蛮的人组合成文明的社会呢？唯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这也是我的最主要的品格。关于安菲翁和奥菲士及其竖琴的神话除了说明人要献媚之外，并没有其他更深的寓意。安菲翁通过竖琴使石头飞舞跳跃，垒成了建造精美的城墙，而奥菲士通过竖琴使得树木从地下拔出了大腿，随着他的强劲的节奏跳起了莫里斯舞。当罗马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举行暴动而陷入骚乱时，是什么使他们平息下来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呢？是不是那些语言强劲有力而形式生硬死板的演说呢？绝对不是，哎呀，美尼琉斯・阿格里帕所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愚蠢之至而又荒唐可笑的故事。他讲述说，身体的其他组成成员和肚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身体的其他成员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为了报复肚子，他们作出决定：不再从事这苦役一般的劳动，不再为肚子筹办美味佳肴。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大大打了折扣。于是，他们开始忏悔，各自又心甘情愿地很快投入自己的工作。因此，当雅典的平民因为地方官员繁多的苛捐杂税而怨声载道时，地米斯托克利讲述了另一个关于狐狸和刺猬的传说：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有一只狐狸，它的周围集结了无数的苍蝇，这些苍蝇紧紧地叮咬着狐理，它们几乎吸干了狐狸的血，一只刺猬开始向狐狸大献殷勤，把那些叮咬狐狸的苍蝇一个个地赶走。“不，你不要赶走它们，”狐狸说，“如果你赶走了那些附在我身上的苍蝇，那么马上会有一批新的更饥渴的苍蝇蜂拥上来，它们比先前的苍蝇要百倍地贪婪和饕餮。”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这则寓言的道德教训适用于那些想摆脱敲诈勒索的地方官员的平民百姓。因为如果他们罢免了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官员，毫无疑问就会有另一些人替补上来，那些继任者的贪婪比前任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政治上的什么重大进步，使得塞多留能够让那些粗鲁无礼的人感到敬畏呢？只不过是他牵来一只白色的雄鹿，假称这是黛安娜送给他的礼物，并且谎称黛安娜给了他识破一切敌人的阴谋诡计的智慧。莱克格斯用来论证教育的力量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他只不过带来了同一条母狗所下的两条小狗，然后，在它们面前摆放了一碟菜和一只活兔，那只作为猎犬抚养的小狗立即捕食小兔，而那只把狗窝建在厨房的小狗则只会舔食碟子中的东西。因此，前面提到的塞多留想让他的士兵们明白，智慧和发明比纯粹的力量更为有用，他运用了下面这件事例，他安排了两个士兵去拔两匹马尾巴上的毛，第一个士兵一把抓住马尾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可是却未能扯下尾巴上的毛，第二个士兵身体比第一个士兵要瘦弱得多，但他一根一根很有耐心地拔着马尾巴上的毛，很快，他就完成了所安排的任务。通过欺骗和玩弄戏法来愚弄人民使之顺从自己的，还有弥诺斯和努马。弥诺斯假托受了朱庇特的忠告，而努马则伪称在各种争斗和交易中，自己有伊吉丽亚仙女的帮助。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哄骗，使得人民受骗上当和被利用。

进一步要问，有哪一个城邦曾经运用过柏拉图那些严酷的法律呢？又有哪一个城邦运用过亚里士多德那些过分苛刻的禁令呢？或者说，有哪一个城邦运用过苏格拉底那些根本不适用的条例呢？没有。这些教条太过于严肃，也太让人烦恼，它们对人民的缺点、错误毫无宽恕可言。

现在，让我们转到另一个话题，是什么使得德赛人如此勇敢，为了平息神的怒气，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竟把自己作为牺牲献祭呢？又是什么使得库尔提乌斯在同样的情况下，竟然如此失望，毅然抛弃自己的生命呢？这只不过是极度的虚荣。这种虚荣心受到所有聪明人的指责，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愚人的根本所在。他们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最不切实际和华而不实的做法是：出于想谋得一官半职的野心的考虑，对那些呆头笨脑的平民百姓点头哈腰，套近乎和阿谀奉承。通过贿赂和捐赠来沽名钓誉，使自己的英名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这种做法就像站在群众的肩膀上，被他们抬着进行展览。有的人用黄铜铸造自己的塑像，把它置于集会场所，作为自己声望的纪念。而且，有的人总是热衷于获得一些新的头衔和与众不同的荣誉徽章。或者说，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切都是极端的荒谬可笑，委实需要几个德谟克利特来嘲笑他们。由于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英雄的光辉业绩值得纪念，于是，很多人雇佣那些辛勤劳作的作家们手中的笔来为自己树碑立传。

穿着各种服装，管理着城邦，任命着地方官员，控制着司法，正是愚蠢。总之，使得整个人类的生活过程就像儿童所玩的游戏，甚至比儿童所玩的游戏娱乐更糟糕的，正是愚蠢。所有的科学发明同样只能归结到这一原因。如果不是由于想沽名钓誉、流芳百世，如果不是被这一希望的肥皂泡所怂恿，那些惯于谈天说地、深思熟虑的人怎么会绞尽脑汁去探索那些崭新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奥秘呢？他们认为，只要那种极度的虚荣心得到一丁点的满足，那么他们所付出的所有的汗水、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他们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就得到了应有的报酬。而那些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人，想必是一些更为愚蠢的人。

既然我已经大胆地向你们详细介绍了我的头衔和我的职责，那么，如果我要求享有同智慧一样的地位，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啊！你也许会说，这太荒唐可笑并且应该反驳，如果愚蠢和智慧能够调和一致，那么东方和西方就会立刻握手言和。好吧，只要你稍稍有点耐心，我保证会向你们作出说明。首先，智慧只不过是（这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做好事情的一种准备，或者说是加速使我们成为对我们所属的这个世界有用的人的一种方法。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部分地出于谦虚，部分地出于怯懦，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决不作任何冒险。而对一个愚人来说，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总是手放在头上，从不去看前面的道路，而只是跳跃着前进，就这样，他在不知不觉中渡过了最危险的关头，或者说，他从来没有预见到危险。在从事任何一项事业的过程中，有智慧的人总是去查询书本，在对那些过去的作家的思想进行沉思时，他也会感到眼花缭乱，茫然不知所措。而那些喜欢速战速决的愚人总是匆匆忙忙地做事，当别人还在深思熟虑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工作。从事任何工作都有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是谦虚，它在人们的眼前投放一层雾障；另一个是恐惧，它让人们畏缩不前，不敢采用任何建议。这两大障碍都被愚人放逐和抛弃，而代之以蛮勇的生活习惯。或许正是这种有勇无谋的做法导致了一切事业的成功。相反，如果你让理智参与其中，你就会发现一个有理智的人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毫无疑问，就像有无数个两面神雅努斯一样，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都具有两面性，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有它虚伪的一面。绝大多数事物的真实面貌与它所展示给人的虚假的面目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东西乍看起来红光满面，似乎是充满活力，而实际上它早已死亡。有的东西远看起来似乎已经死亡，但走近一看却是活的。美丽的事物看上去似乎是丑陋的，十分富有的人表面上却是穷困潦倒的，令人反感的东西却被认为是诚实可信的，成功的东西被当做是不幸的，友善的被误作敌意的，清白纯洁的被认为是有害的。总而言之，一切事物都被置于与它的真实面目完全不同的状态。

（选自伊拉斯谟《愚人颂》，刘曙光译）

选自何怀宏主编“大家西学”之《幽默二十讲》，李静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本期编辑：陈涛

校对：zzj、许蕊、Li hongfei、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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