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兰斯，不过大部分却在昂茹省的拉弗莱什），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法国舒适地过了三年之后，我就在1737年返回伦敦，在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1749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文集》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回应一年中有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Dr. Warburton）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1752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来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持续叙述一千七百年的时期，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从斯图亚特王室的登台写起；我以为在那个时候，政党的播是弄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抱乐观。我曾想，历史家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托利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在此时期，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却是无声无臭，只有虎尔德博士（Dr. Hurd ）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 School）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