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hoven Symphony No.9 "Choral", IV, Herbert von Karajan,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书籍如果允许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我要说明这一法令①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纯；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①小站注：指《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像诸神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①。①据圣经记载，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制成的，所以作者说人体是外在的和物质的上帝形象，理智则是瞳仁中内在和非物质的上帝的形象。——译者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东西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像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谢尔顿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领袖人物，现在正和诸位一起任职于议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证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好呢？他那部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而且还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因此，我认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终没有用节制的原则，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们心灵的食粮和消化问题，他也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伟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甚至连赛克劳碌终生也拣不清的种子都没有这样混乱。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像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也就是说从恶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挥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书籍如果允许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最好能认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无定、并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末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世间有一种人是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而另一种人则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他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令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于赠与的。抛开前一种人不谈，如果诸位不想使后一种人完全感到灰心丧意，那就必须明了，一个学术名望不高，然而从不触犯法律的人，他的观点和忠诚如果得不到信任，以致被人认为没有人检查和指导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不加管制就将弄出一个教派或者散布毒素，那他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将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快和污辱。如果我们从老师的教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许可制的刑棍底下，如果严肃而认真的写作不过是课堂上一个文法练习题，不经过草率从事的检查员胡乱检查一下就不能发表；那末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多少呢？如果一个人从没有作奸犯科之名，而他自己的行为又都不能自主，那末他就只能认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傻瓜或者外方人了。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诚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结果；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被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像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要是一个作者想象力特别丰富，他在书籍获得许可以后但还没有印出之前，可能会想起许多值得增补的东西，这是最好和最勤谨的作家常有的事，有时在一本书中就可能发生十几次。可是这时印刷者却不敢越出已获许可的印本范围，因此作者往往必须不辞劳苦地跑到检查者那里去请他审阅新增的内容，同时由于审阅者必须是原来那个人，所以他就不得不跑许多趟才能找着，或者碰上他有空。这时出版过程就必须停顿下来，因而造成很大的损失。要不然作者就得放弃他最精确的思想，而把书籍以较差的水平印行出来；这对一个辛勤的作者说来是一种最大的烦恼和伤心的事情。一个人要是教书，就必须有威信，因为威信是教学的生命；他如果要写书，就必须成为一个学者，否则就不如什么也不写；但如果他所教的和所写的一切都只能由家长式的检查员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改和指导，然后才能提出来，那他又如何能有威信地教学或作为一个学者而写书呢？其实这些检查员所谓的判断都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狭隘的胃口。每一个敏锐的读者一看见这种迂腐不堪的批示，就会退避三舍，并冲口而出地说：“我最恨村学究，我不能容忍一个学究披着检查者签署的外衣来接近我。检查员是谁，我并不知道，但只要在这儿看见他亲笔写的字就知道他骄横不可一世，试问谁又能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国家可以保证，先生，”书商答道。但他马上就接口说：“国家的当政者可以作我的统治者，但不能作我的批评家。他们在选择检查员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选择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还可能加上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话说：“这种被批准的书里只不过是些一时流行的话而已。”一个检查员可能比一般人更贤明（这在今后的检查员中是可想象而不可求的），然而他的职务和工作却规定他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其他东西。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极享盛名，而要经由他们许可重新付印的话，事情就更糟了。假如在他的书中由于热情高涨而写下了一句词锋犀利的话，谁又知道这不是神的指使呢？但只要这话不符合检查员那种低级老朽的趣味；那末这话纵使是王国的宗教改革倡导者诺克斯亲口说的，也免不了要被他们划上一道。这位伟人的思想就会由于这种马马虎虎的检查者害怕出事或粗心大意而不能流传后世了。至于要问，这种侵害行为最近究竟发生在哪一位作家身上，或者发生在哪一本影响深远而必须忠实排印的书籍上，我现在就可以举出例子来，但我却要留到更恰当的时候再举。假如有力量挽回颓局的人对这些事情不及时地加以严重的指斥，那末这一批铁锈式的人物就将为所欲为地把最优秀的书中最精彩的段落腐蚀掉，而且对于已故者留下的孤儿也将施展阴险的欺诈手段。这样一来，不幸的人类就将遭到更大的不幸，而他们的不幸却正是因为自己具有理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就不必让任何人去钻研学术，大家也就只要作到人情练达就够了。肯定地说，那就只有对高深的事物既无知而又懒惰，只有变成一个庸俗不堪的大傻瓜，才能算是愉快的人生和唯一符合要求的人生。这事对于健在的明达之士说来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对于已故的贤哲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害，所以在我看来，这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决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不用说，没有他们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通过，不经过他们的漏斗滤过、没有他们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不论他们的秉赋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趸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我可以把我在宗教法庭猖獗一时的国家中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复述出来。我有幸和他们的博学之士来往。他们都认为在英国哲学理论是可以自由发抒的，并认为我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很大的幸运。而他们自己却不住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蹶不振。近年来除了谄媚阿谀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我就在这里会见了年迈力衰的名人——伽利略，他由于在天文学上的见解和圣方济各会以及圣多明我会的检查员的思想不合，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来。当时我虽然知道英国也处在主教的枷锁下痛苦地呻吟，然而其他国家既然这样相信我国的自由，我也就把这种信心当成未来幸福的保证了。某些人在不久之前几乎被人家禁止宣教，然而现在又转过来限制我们，除了他们自己高兴的以外决不让我们念其他的书；因此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只能认为他们是企图再度对学术进行暴君式的统治。圣阿尔巴斯子爵①曾说过，“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一个人在信仰真理时是可能成为异教徒的。如果他仅仅因为牧师对他作了某种解说，或是宗教裁判法庭作了某种决定，就不问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末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当一个人体内血液非常清新时，他的精神便不但对于躯体、而且对于理智以及其他极其机敏精微的智力作用都是十分纯洁而富于活力的。这就说明身体的情况是多么好。同样的道理，当人民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不但能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并且还有余力参加最神圣最真纯的问题的讨论和提出新的意见时，这就说明我们没有退化和坠入致命的腐化堕落的深渊，而是把起了皱折的、陈腐了的外壳抛弃掉，并熬过了这些痛苦而重新变得年轻起来；这也说明我们走上了光辉的真理和蒸蒸日上的美德的道路，注定地要在将来的时代中变得伟大而光荣。假如有人要写作，并对于我们黾勉从事的、稳健持重的宗教改革伸出援助之手；如果真理首先对他启示，或至少似乎启示了他；请问谁又能使我们如此地沾染耶稣会士的邪风，以致与这人为难，让他先请求许可再做这样高贵的事业呢？先不说这个，如果我们竟致采用查禁制，那就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因为我们的眼睛久已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正好像许多伟人看起来让人感到轻蔑而可耻一样。某些人所谓最新的见解其实是最糟糕的见解，他们认为，除开自己所喜爱的人以外，就不应当听从任何人；这就是教派所以泛滥成灾、真理所以远离我们的主要理由。他们这种新见解向我们谈又有什么用呢？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当上帝用一种强大而有益的扰动震撼一个王国，使它发生一次普遍的改革时，可能就有许多教派和假教士手忙脚乱地引诱好人。但更确实的是，这时上帝就会唤起才华出众、勤勉过人的人为他而工作；叫他们不但回顾以往，把已经宣教的东西重新修订；同时也会叫他们继续前进，叫他们对真理的发现再采取一些新的明智步骤。因为上帝在照耀他的教会时，方式就是逐步放出他的光，使我们尘凡的眼睛能经受得住。至于上帝将首先在什么地方或从哪里听他的选民的声音，也是不受限制和不作指定的。因为他看东西不像凡人这样看，选择也不像凡人这样选择。我们既然看到，所有尝试过学术的人都会认为：不满足于接受陈旧意见的人都可能精通并向世界上解说新的论点，使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益处，那么我们就不管为对方为自身都应当这样做。纵使他们都是我们脚下的尘土，他们也能擦亮真理的武器，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们抛弃。如果这些人还是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是上帝在这些时日中派出做特殊工作的人，他们既不是大祭司，又不是法利赛人，而我们却因为经常在没有理解人家之前就下判断，唯恐他们带来新的和危险的意见，以致卤莽地不加区分，一律禁止他们说话；我们也许认为这就保卫了福音，而事实上却非常糟糕，正好做了迫害者。自从议会成立以来，有不少的长老会信徒和其他人士，都蔑视出版许可制而出版了未经许可的书，首先打破了挂在我们心头的三块冰①，叫人民重见光明。我希望这些人在蔑视这项法令而得到许多好处之后，就不要用倡议把那种枷锁重新加在我们的头上。但如果摩西对年青的约书亚的制止和我们的救主对年青的约翰（他急于禁止自己认为未经许可的人说话）的制止都不足以告诫我们的长老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那样浮躁地查禁是如何地不合神意；假如他们清楚地记得这个许可制的障碍在教会中为害有多大，他们自己破坏许可制后受益有多深，却还不能阻止他们倡议把宗教法庭中多明我派气味最浓的制度加在我们头上，并且已经把一只脚插进马蹬子里，跃跃欲试地想推动这种压制，那么我们首先压制压制者本身就不能算是不公道的回敬了。他们虽然在不久以前吃了不少苦头，但没有怎么吸取教训，一旦飞黄腾达之后就趾高气扬起来了。
①贺拉斯说：初次航海的人心头必然悬着“一块橡木和三块铜”，意思是说心头很沉重，作者此句仿此而得。——译者摘选自《论出版自由》，弥尔顿著，吴之椿 译，商务印书馆，2018||关注重要，阅读更重要；收藏重要，转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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