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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 | 米兰·昆德拉:无把握的智慧(孟湄 译)

Milan Kundera 黄灿然小站 2021-07-02


哲学与科学忘记了人的存在,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更为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



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埃德蒙·胡塞尔在去世前三年,即一九三五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类危机的著名演讲。对他说来,“欧洲的”这个形容词指的是伸展到地缘欧洲之外(比如说美洲)的精神认同,它是与过去的希腊哲学一起诞生的。他认为这个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世界(整体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它对世界提出疑问,不是为了满足这个或那个实际需要,而是“因为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

胡塞尔讲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那样深刻,致使他问自己:欧洲是否能度过危机生存下去。危机的根,他认为在现代的初期就已经看到,它们在伽利略、笛卡尔那里,在欧洲科学的片面性那里。这些科学把世界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技术与算术勘探的对象,而把具体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说的die Lebenswelt 排除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科学的兴起把人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们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近乎魔术般的名言所形容的“存在的被遗忘”中。

过去,笛卡尔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与占有者”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die 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它预先早已被黯淡,被遗忘。



然而,如果把对现代的这一严肃看法当作一种简单的谴责,我认为是天真的。我更愿意说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揭露出这个时代的模糊性,它既是衰落的,同时也是进步的,它与一切人类的东西一样,在它的诞生中包含着死亡的萌芽。这种模糊性在我眼中并不使欧洲最后的四个世纪降低其价值,我对它们情感之深还因为我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小说家。事实上对我说来,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

也许那两位现象学者在对现代的论述中忽略了对塞万提斯应给予的重视。对此我想说:哲学与科学忘记了人的存在,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更为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了有关存在的全部重大主题,他认为这些主题被他以前的全部欧洲哲学抛在一边,其实,它们已经被四个世纪的小说(四个世纪欧洲小说的再生)所揭示、表现和说明。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与塞万提斯的同代人一起,它询问什么是冒险;与萨穆埃尔·理查德森①的同代人一起,它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与巴尔扎克一起,它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与福楼拜一起,它勘察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土地;与托尔斯泰一起,它关注着非理性对人的决定与行为的干预。它探索时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索无法捉住的过去的时刻;与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索无法捉住的现在的时刻。它和托马斯·曼一起询问来自时间之底的遥控着我们步伐的神话的作用。等等,等等。

①萨穆埃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小说家。(译注,下同)

自现代一开始,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认识的激情”(胡塞尔认为它是欧洲精神的本质)攫住人,使他去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很理解和赞同海尔曼·布洛赫①的固执的重复: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的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

①海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小说家。

我还要补充这点: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是欧洲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是在不同的语言里进行的,但它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连续不断(并非写出的作品的增加)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只有在这种超越民族的背景中,一部作品的价值(即它的发现之意义)才能完全被看到和理解。



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堂吉诃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和小说,以及与它同时的它的形象与模式。

和笛卡尔一起理解我思(ego pensant),将它作为一切的基础,并这样单独面对宇宙,这种态度被黑格尔认为是英勇的。黑格尔是对的。

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的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人物的想象的自我ego imaginaires 中),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sagesse de l'incertitude),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想说什么呢?对于这个题目,有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有的声称在小说中看到了对堂吉诃德令人晕眩的理想主义所进行的理性主义批判;有的在其中看到了对这一理想主义的歌颂。这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想在小说的基础上找的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种道德信念。

人希望有一个世界,其中的善与恶泾渭分明,因为人心里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进行判断。在这种欲望之上,建立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它们不能与小说调和,除非它们把它的相对性和模糊性的语言传译在自己断然的和教理的说教中。它们要求人有个道理: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狭隘的暴君的受害者,或许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女人的受害者;或者无辜的K被不公正的法庭所压垮,或者在法庭后有上天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在这种“或者,或者”中,包含着对人类事物的基本相对性无力承受,在没有最高法官时无力直面一切。由于这种无能为力,小说的智慧(无把握的智慧)难以被接受和理解。



堂吉诃德向着朝他宽阔敞开的世界出发了。他可以自由地进入或回到家中,只要他愿意。欧洲最早的小说就是在被人看来无限大的世界中的旅行。《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①一开始就意外发现两位在路途中的主人公。人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们处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时间里,在没有边界的空间,他们处在未来永远不会结束的欧洲。

①狄德罗的小说。

狄德罗过后半个世纪,到了巴尔扎克,远景像现代楼房后面的景色,它消失了,而那楼房则是社会机构:警察、法院、金融与罪恶的世界、军队、国家。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的幸福的无所事事。它登上了被人们称为历史的火车。上去是容易的,下来却困难。然而,这列火车尚未有什么令人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有魅力的;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给予冒险,和冒险一起的还有元帅的权杖。

再往后,艾玛·包法利的视线缩小到如同一块围墙内的地方。冒险在围墙之外,怀旧变得无法承受。在对日常的烦恼中,梦与梦想日益重要。已失去的外部世界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对个人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性所产生的伟大幻想,欧洲最美丽的幻想之一,盛行起来。

但是,当历史或者说剩下的那些,即不可一世的社会的超人力量夺取了人以后,对人的灵魂无限的梦便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给人许诺元帅的权杖,它勉强许给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K面对法庭,K面对城堡,他能做什么呢?没什么大事。他至少能像过去的艾玛·包法利那样去梦想吗?不。处境的陷阱过于吓人并且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他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感情:他只能去想自己的审判,和自己的土地测量员职位。灵魂的无限,假如曾经有,也已变成人的几乎无用的阑尾。



小说的道路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我回过头注视它,在我看来,它短暂并已结束,令人惊异。堂吉诃德经过了三个世纪的旅行,不是化装成土地测量员回到村里了吗?过去他出门是为了选择他的冒险,现在,在城堡下的这个村庄,他没有了选择,他被命令去冒险:与行政机关就自己档案上的一个错误进行一场倒霉的诉讼。三个世纪过去,冒险这个小说第一大主题发生了什么事?它成为自己的可笑模仿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小说的道路以悖论而告结束吗?

是的,可以这么想。而且,悖论不是只有一个,它们是许多个。《好兵帅克》也许是最后一部大众欢迎的伟大小说。这部令人发笑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小说,其情节发生在军队和前线,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如果战争及其恐怖变成笑的题材,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那里,战争具有的意义完全清楚:人们为了美丽的海伦或为了俄罗斯而战。帅克和他的战友走向前线,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此毫不关心。

如果不是海伦,也不是祖国,一个战争的动力是什么呢?想证明自己力量的那个简单的力量吗?那个后来海德格尔谈到的“意志的意志”吗?然而,自古以来它不是一直在所有战争的后面吗?当然是。但是这一次,在哈谢克那里,它被剥掉了一切合理的理由。没有人相信宣传的外衣,甚至制造者们也不相信。力量是赤裸的,如同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一样赤裸。其实,法庭处决K得不到任何好处,城堡给土地测量员找麻烦也无利可图。为什么昨天的德国,今天的俄国想要统治世界呢?为了更加富有?更加幸福?不。力量的侵略性是完全无利害关系、无理由的;它想要的只是它的意愿,它是纯粹的非理性。

卡夫卡和哈谢克使我们面对一个悖论:在现代,笛卡尔理性一个接一个侵蚀了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价值。但是,当理性获得全胜时,夺取世界舞台的却是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只想要自己的意愿),因为不再有任何可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它的障碍。

这个悖论在海尔曼·布洛赫的《梦游人》中得到权威性的阐述,它是我喜欢称作终极的悖论之一。还有别的。比如:现代培养着某种人类的梦想,那个人类有着互相分离的不同的文明,并被它们所分裂,有一天,它将获得统一,从而找到永久的和平。今天,地球的历史终于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但这是战争,流动的,永远的,是它实现和保障着长久以来人们梦想的人类的统一。人类的统一意味着:所有人都在劫难逃。



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消失的可能性的报告是他的哲学遗嘱。他是在两个中欧首都作这些报告的。这一巧合具有一个深刻的意义:正是在这个中欧,西方在自己的现代史上第一次看到了西方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被俄罗斯帝国所吞没时,西方看到自己的一部分被切除了。这一不幸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战争由哈布斯堡帝国发动,它使这一帝国夭亡,并永远地使被削弱的欧洲失去平衡。

人的最后的平静的时代已经过去。在那个时代,人要与之斗争的只有灵魂的恶魔,那是乔伊斯的时代,普鲁斯特的时代。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的小说中,恶魔来自外界,人们把它叫做历史;它不再像那列冒险家的火车;它是无人的、无法统治、无法估量、无法理喻——而且也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中欧伟大小说家群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的时刻(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第二天)。

但是不应把他们的小说作为一个社会与政治预言来读,不能作为一个早先的奥威尔!奥威尔对我们说的也可以(或者说更好的是)在一篇文论或一个小册子里说出来。反之,小说家们所发现的,再次用布洛赫的话来说,是“只有小说能够发现的东西”:它们表明在“终极悖论”的条件下,存在的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如果K的行动自由是完全的幻想,那么冒险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个性的人》的知识分子丝毫不怀疑明天将扫除他们生活的战争,未来是什么呢?如果布洛赫的于格诺不仅不惋惜,而且还忘记了他所犯下的杀人行径,罪行是什么呢?如果本世纪唯一伟大的喜剧性小说,即哈谢克的小说把战争作为舞台,喜剧性有了什么变化?如果K即便在做爱的床上也总是有城堡的两个男职员在他旁边,隐私公共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又是什么呢?一个负担,一种不安,一个恶运,如同人们企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吗?或者相反,是正在被无所不在的集体所压碎的最宝贵的价值。

小说历史的各时期都很长(它与各种时髦的狂热变化毫无关系),并都是以小说所首先审视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点。所以,福楼拜式的对日常生活的发现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只是在七十年以后,在乔伊斯的巨著中才被充分展开。五十年前由中欧小说家群所开始的时期(终极悖论的时期)在我看来远远没有结束。



人们很久以来就大谈小说的末日:特别是未来派、超现实派和几乎所有前卫派。他们认为小说将在进步的道路上消失,将有一个全新的未来,一个与从前的艺术丝毫没有相像之处的艺术。小说将和贫困、统治阶级、老式汽车或高筒帽一样,以历史的公正的名义被埋葬。

然而,如果塞万提斯是现代的奠基人,它的遗产的终结应该意味着比文学形式的历史中的一个简单接替更多些什么;它将宣告现代的末日。所以人们宣读小说的讣告时那个恬静的微笑在我看来是无价值的。无价值,是因为我早已见过和经历过小说的死亡,它的激烈的死亡(借助于禁止、新闻检查和意识形态压力的手段),发生在我度过了大半生命的世界。在那里,很明显小说是会死亡的;如同现代的西方会死亡一样。而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与模糊性基础上的这一世界的样板,它与专制的世界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的一个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是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合。

在俄国,小说已发现不了任何新的存在的土地;它们只是确认人们已经说过的;还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光荣,它们在社会上的有用之处,都包含在它们对人们所说的(或应该说的)那一切的确认中。它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从而不再参加被我称为小说历史中的发现的继续。它们处在这一历史的外面,或者说,它们是小说历史之后的小说

小说的历史在俄国停止已有近半个世纪。从果戈里到别雷(Biely),俄罗斯小说伟大无比,从这一点看,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狂想。它已有发生。我们现在知道小说是怎么死的;它并不消失,它掉到了它的历史之外。因而它的死发生得很平静,不被察觉,也不使任何人有丑闻的感觉。



但是,小说通过自己内在的专有的逻辑达到自己的尽头了吗?它还没有开发出它所有的可能性、认识和形式吗?我曾听人把它与久已被采尽的煤矿相比较。但是,它与失落的机会和无人听到的召唤的墓地难道不是更加相像吗?有四个召唤,我对它们尤为敏感。

游戏的召唤——在我看来,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德尼·狄德罗的《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是十八世纪两部最伟大的小说,是两部被作为一场伟大的游戏来虚构的小说。它以前和以后从未达到过这样的轻松。后来的小说被对逼真的要求、现实主义的背景、年代记事的严格所束缚。它们放弃了包含在这两部杰作中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能够造成另一个与人们所经历的小说的演变所不同的演变(是的,人们也可以想象欧洲小说的另一个历史……)。

梦的召唤——十九世纪沉睡的想象突然被弗朗兹·卡夫卡所唤醒。卡夫卡实现了超现实派在他以后所谋求但却没有真正实现的东西:梦与真实的混合。事实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小说美学的雄心,它早就被诺瓦利斯预感到,但是它所要求的艺术的炼丹术只有卡夫卡在一百年后才发现。这个巨大的发现与其说是一个演变的完成,不如说是意外的开放,它告诉人小说如在梦中一样,它是使想象爆发的地方,小说可以从看上去不可逆转的对逼真的要求下解放出来。 

思想的召唤——穆齐尔和布洛赫使一种独立自主的光彩夺目的智慧进入到小说的舞台上。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它们的功绩是完成小说的历史吗?毋宁是让人走上漫长的旅行? 

时间的召唤——“终极悖论”时期鼓动小说家不再把时间问题局限于个人记忆中的普鲁斯特式问题,而是将它扩展到集体时间的谜之中,欧洲时间的谜之中;欧洲正转回身看自己的过去,做自己的总结,以便理解自己的历史,如同一位老头用一瞥去回顾自己的一生。由此而产生跨越一个个人生命的时间限度的愿望,过去小说一直被困在这种时间限度中,现在则是想把若干个历史时代放进它的空间(阿拉贡和富恩特斯都作过这种尝试) 。

但是,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



上帝恶毒地允许实现人类统一地球历史的梦,这个梦却被一个令人晕眩的缩减过程所伴随。的的确确,白蚁式破坏性的缩减始终在侵蚀人的生活:即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被缩减为一个枯瘦的回忆的骨架。但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却恶魔般地加强了这种恶运:人的生活被缩减为它的社会职能;一个人民的历史被缩减为若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缩减为有倾向的评注;社会生活被缩减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缩减为仅仅是地球上两大强国之间的对立。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的世界”在漩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

然而,如果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并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那么小说的存在在今天难道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必要吗?

是的,我这样认为。但是可惜!小说自己也慢慢地被缩减所破坏,缩减的不仅仅是世界的意义,还有作品的意义。小说(和整个文化一样)日益落入传播媒介的手中;这些东西是统一地球历史的代言人,它们把缩减的过程进行扩展和疏导;它们在全世界分配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能被最大多数,被所有人,被整个人类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儿。不同的政治利益通过不同的喉舌表现自己,这并不重要。在这个表面不同的后面,统治着的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只屑翻一下美国或欧洲的政治周报,左翼的和右翼的,从《时代》到《明镜》;它们对反映在同一秩序中的生活抱有相同的看法,它们写的提要都是根据那同一个格式,写在同样的栏目中和同样的新闻形式下,使用同样的词语,同样的风格,具有同样的艺术味道,把重要的与无意义放在同样级别上。被隐蔽在政治多样性后面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共同精神,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是与小说精神背道而驰的。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但是在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迅速而又吵吵闹闹的回答声中,这个真理人们听到的越来越少。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来说,有理的要么是安娜要么是卡列宁;塞万提斯给我们讲知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捕捉这一古老的智慧却被看作讨厌和无用。

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但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却固定在现时性之上,这个现时性如此膨胀,如此泛滥,以至于把过去推出了我们的地平线之外,将时间缩减为唯一的当前的分秒。小说被放入这种体系中,就不再是作品(用来持续,用来把过去与未来相接的东西),而是像其它事件一样,成为当前的一个事件,一个没有未来的动作。



这是不是说在“不再是自己的”世界中,小说将消失呢?是不是说它会使欧洲沦入“存在的被遗忘”中呢?是不是说剩下的将只有研究文字的狂癖者们没完的扯淡,和小说历史之后的小说呢?我一无所知。我觉得我只知道小说与我们时代的精神不能再共同生活下去:如果它想继续发现尚未被发现的,如果它想作为小说而“进步”,它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

前卫派以另一种方法看事情;他们被与未来相和谐的雄心所主宰。前卫艺术家们创造了的确是勇敢的、有难度的、挑衅性的、被喝倒彩的艺术品,但在创造时,他们肯定“时代精神”与他们同在,明天将承认他们有道理。

过去,我也认为未来是对我们的作品与行为唯一有能力判断的法官。后来我明白,与未来调情是最卑劣的随波逐流,最响亮的拍马屁。因为未来总是比现在有力。的确是它将判定我们。但是它肯定没有任何能力。

假如说未来在我眼里不代表任何价值,那么我喜爱的是谁呢?上帝?祖国?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喜爱,除去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选自《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小站发表时根据通用译法,对若干人名和书名做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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