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科普兰：一想到莫扎特，就……（庄加逊 译）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写道：“美的定义很简单——它令我们感到绝望。”每当读到这句话，我总是想起莫扎特。无可否认，将这位维也纳音乐大师的音乐与“绝望”一词相互关联是多么古怪的做法。不过，转念一想，那些听上去并不相称的说法总在我们内心深处引发莫名的挫败与绝望，难道不是吗？莫扎特的音乐永远叫人琢磨不透。没有人能真正“抓住”它，甚至是作曲家同行，任何作曲家都不能，即便感受到与这位萨尔茨堡的英雄在音乐上存在某种特殊的一脉相承、甚至是友好的亲近感，都不足以解锁莫扎特的音乐。不过，我们毕竟可以深入研读他、解剖他，惊叹他的才华、挑剔他的毛病。但最终，仍然会有一些东西是抓不住的。正因为如此，每一回莫扎特的音乐响起，我们这些指挥家们总是竖起耳朵，带着一定的敬畏与惊奇，而非纯粹的绝望。我们与所有人分享同样的惊奇，当意识到音乐历史上唯有这个人在这个时刻可以如此毫不费力地创造出浑然天成、几近完美的作品时，内心便生出怅然与绝望。拥有多少稀有之美、完美之爱的同时，必定会引发同等程度的痛苦。

与后来的作曲家相比，莫扎特拥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优势：其创作基于共同语言的完善成熟，也就是说他以一种“完美的、众人皆能理解的语言”进行写作。若失去共同语言的基础，莫扎特式的创作与成功都不可能实现。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说：“在那样的时代，你可以沉入自己的内心，极其自然地书写，充分发挥你的思想与情感，而无须刻意用力过度，用力常常会变得病态，令一切显出造作；之所以能如此顺从内心地创作是因为当时你周围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与你思维及行事方式同步，简单说大家都在做着差不多的事情。”西方世界的作曲家们曾经如此幸运，今天我们离那样的年代如此遥远。

于是，我察觉到在他们的深情中混杂着一丝嫉妒，对莫扎特这个人、这个音乐家的嫉妒。通常作曲家对自己同行的作品倾向于做出尖锐的批评，无论是过往的前辈还是现当代作曲家。莫扎特本人就是这个规律的例证。那年，年仅十八岁的音乐神童与J. C. 巴赫在伦敦相识，两人间生发出某种情愫。在浪漫的十九世纪，这种情愫逐渐冷却，直到今天，我们重又提起这段往事，似乎这段情感又被重新点燃。奇怪的是，在二十世纪，最钦佩莫扎特的作曲家往往是创作手法更为复杂的作曲家——或许因为他们最需要莫扎特。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称莫扎特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完美的音乐天才”。理查·施特劳斯在创作《莎乐美》（Salome）与《厄勒克特拉》（Elektra）后，彻底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风格，致力于重塑莫扎特式音乐风尚，这无疑是对莫扎特的终极礼赞。勋伯格称自己为“莫扎特的学生”，这句话从无调性之父口中飘出来当真令人吃惊不已。米约、恩斯特·托赫（Ernst Toch），以及一众作曲家的老师总是将莫扎特挂在嘴边，那是他们最爱向学生提起的楷模。矛盾的是，似乎恰恰是那些让音乐变得更为复杂的作曲家喜欢别人将他们归于莫扎特门下，对此他们尤为自豪。

我个人同样是莫扎特的仰慕者，但更倾向于批判地看待他的创作，我能在脑中清楚地分辨莫扎特的音乐中哪些仅仅是平淡无奇的美，哪些是独一无二的美。（如果可以，我甚至想稍稍抱怨一番，某些歌剧过于冗长。）当我感觉到自己正在跟随他的音乐思考时，我认为那样的莫扎特真是棒极了！贝多芬紧紧揪住你的后脑，强迫你跟着他思考；而舒伯特则是吸引你，用他的魅力征服你，令你追随他的思绪。莫扎特与他们皆不同，莫扎特清晰的思维带有某种敏感的客观性，仿佛独立存在的客体对象：当你仔细体味作曲家所选择的管弦乐音色，或者追随那些在瞬间一挥而就的旋律线条，当真是乐趣盎然的体验。

音乐世界里的莫扎特恐怕是世界上最合乎理性的伟大作曲家。自由与控制、感性与自律、简单与复杂之间存在着快乐的平衡，他在其中自如地游走。相较而言，巴赫更多地为“悲天悯人”所累，而帕莱斯特里纳又太过“超凡脱俗”。在莫扎特之前，音乐经由历代作曲家从最原初的起点一路生发、衍化，业已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在至高的形式中，音乐艺术遵循严格的方法准则，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然而，莫扎特再一次汲取所有过往音乐流派的养分，以极其自然的方式表达自我。他的表达如此文雅，永远带着令人惊叹的贴切，这种恰到好处的美从此再无人可以复刻。

选自《科普兰论音乐》，艾伦·科普兰著，庄加逊译，雅众文化 | 商务印书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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