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衰退中的文化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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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菲斯诗集》第一版译序

卡瓦菲斯（ C. P. Cavafy 或 Cavafis，1863 —1933）是最重要的希腊现代诗人之一。埃利蒂斯在其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另一个极点是卡瓦菲斯，他与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这句话很能道出卡瓦菲斯的重要地位和概括他的风格。

卡瓦菲斯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富裕的希腊家庭，这个家庭是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迁来的，是所谓的散居者。卡瓦菲斯少年时代在英国伦敦读书，1882—1885 年回到君士坦丁堡居住，然后返回亚历山大。从此，除了因病到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做短期旅行之外，他都一直居住在亚历山大。由于家道中落，他在当地水利局任职，1922 年才退休。

卡瓦菲斯青年时代开始写诗，但用的都是老一套的“雅语”（后来他把自己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看成一批“废料”），进入中年，他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在以另一位希腊诗人帕拉马斯为主的“新雅典派”横扫希腊诗坛的时候，他却潜心创造一种无论在词汇上或者句法上都很淳朴的希腊语言。他给希腊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觉醒。他的诗常常取材于历史神话，有时则纯粹虚构，例如把诗的背景安排在古代的某年某月，而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却是杜撰的。大概是由于他的出身和他对于过去的迷恋的缘故，他的诗总是显得很高贵（或者说，从他的诗感到他这个人很高贵）。但是不难发现，在高贵之中，蕴含着他对于处在各种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心智和灵魂的深刻透视。

很多批评家都试图给卡瓦菲斯的诗下一个总体性的定义，即试图寻找一个恰当词来概括他的诗，但都告失败。有人认为他的诗是“抒情的”，但立即有人反对，认为应该是“教谕的”，紧接着又有“戏剧性”和“反讽”之说。其实每一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但都只说到一部分。原因是在各种定义的背后，还有一个统合这一切的最本质同时又是最神秘的东西，即那种无处不在然而又无影无踪的独特的语调。这种独特的语调，正如 W. H. 奥登所言，是“不可以描述的；只可以被模仿，即是说，被拙劣地模仿或者被引用”。奥登还说：“我读过很多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卡瓦菲斯的诗，但每一首诗都立即可以辨认出是卡瓦菲斯的；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的诗。”此外，卡瓦菲斯还以一种独特的视野来看世界，这种独特的视野使得他无论用哪种方式来写，都能把平凡的场面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赋予不平凡的意义，即使是他的情诗也带有这种特色。他是个同性恋者，在他为数不少的情诗里，对象常常是模糊的，常常以“我们”“你”甚至“那……”等等不明确的称呼来代替；这大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然也有以“他”来称呼的，但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比较节制。事实上他的大部分情诗都写得温柔，略带无奈和悲哀，不至于使读者感到难堪，而即使是在这种题材上，他所揭示的仍然是人的困境和痛苦。

卡瓦菲斯生前没有正式出版诗集，他的诗只在少数的亲友中传阅。1904 年他曾私下出版一本只有 14 首诗的小册子，1910 年做了修订，增加了 7 首。之后，他的诗陆续以单面印刷的形式私下“出版”，这其实跟手稿差不多，因为印刷出来后他还用笔对一些词语做了改正。他究竟写了多少诗，说法不一。有的说一百多首，有的说二百多首。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经他亲自选定的有 154 首，此外还有几十首“没有印刷”或“没有完成”的，在他死后陆续被发现。他的诗集迟至 1935 年，即他死后两年，才正式出版。但英国小说家 E. M. 福斯特早在《亚历山大指南》一书里便介绍过他，并收录了一首诗。1924 年福斯特将卡瓦菲斯的几首诗（包括《伊萨卡岛》）推荐给艾略特，在《标准》杂志发表。卡瓦菲斯生前可以说籍籍无名，至于他是被埋没还是自己埋没自己，倒是一个没人触及的问题。或者可以做出如下猜测：首先，在他走上自己的路之后，他很自信，同时又很清楚他的作品不见得会被接受，不见得能容于当时的潮流，于是索性不投稿。其次，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诗刊或文学杂志充斥的多为二三流诗人的三四流作品，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清高如卡瓦菲斯，可能不愿意“同流合污”，不屑于投稿，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他基本是个遁世者，一个沉湎于“历史”和“过去”、对时间绝对敏感的诗人。生命的有限导致他对生命的悲观，对生命的悲观又导致他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日子是单调的，百无聊赖的，并且走到哪里都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能在哪里过得好些？下面是出卖皮肉的妓院，那边是原谅罪犯的教堂，另一边是供我们死亡的医院。”唯一的拯救便是接受，听任时间的宰割和腐蚀，这种消极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对抗，只有这样才能获取片刻的安宁。写诗也是一种消极的对抗，同时又是一种慰藉，一种寄托，以便忘记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名利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甚至是一个笑柄罢了。在时间的虚无里一切都是乌有。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描写过去还不够，还要创造过去，以忘记现在——时间的流逝。

如今，卡瓦菲斯已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之一。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说卡瓦菲斯“如此敏锐，如此忧伤，达到了如此简洁的高度，远远超越了他的语言和他的时代”。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则说：“照我看来，卡瓦菲斯不仅仅是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伟大诗人，而且是所有衰退中的文化的伟大诗人。”乔治·斯坦纳形容卡瓦菲斯的“秘密的音乐和学者式的忧伤，影响了现代诗的其他潮流”。奥登和劳伦斯·德雷尔也经常提起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进展受惠于卡瓦菲斯。波兰诗人米沃什在他的演讲集《诗的见证》里也用了颇大的篇幅来讨论卡瓦菲斯，他说：“卡瓦菲斯似乎属于本世纪的后半期，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很晚才通过翻译出现在世界诗坛。”他还觉得“卡瓦菲斯所展示的希腊的过去对于一个波兰诗人来说尤其容易理解，因为波兰跟希腊一样都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

意大利诗人蒙塔莱也很喜欢卡瓦菲斯，并写过至少三篇文章介绍卡瓦菲斯。在一篇叫作《一位希腊诗人》的文章结尾处，蒙塔莱提到卡瓦菲斯虽然没有什么名气，生前也没有正式出版诗集，但是他的自印小册子还是少量流传开去，并为年轻一代所喜欢。卡瓦菲斯死前到雅典治病时，当地文学界一些作家曾去拜访他。其中一位是杰出诗人西凯里阿诺斯，他穿了一件很大的斗篷，斗篷里藏着一大束白玫瑰，就这样来到卡瓦菲斯房间的门前。卡瓦菲斯来开门，西凯里阿诺斯解下斗篷，把白玫瑰摊开在床上，然后拥抱卡瓦菲斯，喊道：“最敬爱的诗人和兄弟！”

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也至少两次写文章谈卡瓦菲斯，在《钟摆之歌》一文中，他认为卡瓦菲斯“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并认为“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而为了进一步达到简练，卡瓦菲斯诉诸“贫乏”的手段，使用最原始意义的文字，例如把身体称为“年轻而美丽”。布罗茨基进而指出：“这种技巧源自卡瓦菲斯明白到语言不是认知的工具而是消化的工具，明白到人类是一个天生的小市民，使用语言的目的就像他使用住房和衣物一样。诗歌似乎是唯一能够击败语言的武器 ——利用语言自己的手段。”

有论者指出，卡瓦菲斯的出现使希腊诗人难以逃避他的影响。塞菲里斯就非常推崇卡瓦菲斯。读过塞菲里斯的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他在某些方面（例如偏好历史神话、简洁流畅的语言等）跟卡瓦菲斯是很接近的。但是卡瓦菲斯同时又是不可模仿的，即使是通过翻译也仍能感到，他那种略带怀疑若即若离同时又平静如清晨淡泊的月光的语调，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译文根据埃德蒙·基利和菲利普·谢拉德的英译本翻译，他们的版本被公认为最权威的英译本。部分译作曾发表于陈东东等编辑的诗刊《倾向》、我与欧宁编辑的诗刊《声音》、庞培和杨键等编辑的《诗歌月刊》，以及香港的《星岛日报》《大公报》和《E+E》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最早一批译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90 年代初期续译了一批。大约在 90 年代中期，陈东东拟为一家出版社编一套译诗丛书，约我译卡瓦菲斯的诗作。译到一半，出版计划便取消了。但我还是趁机把诗集译完，每天译一首半首，断断续续译了几个月。因此，我在这里要感谢陈东东。

这篇介绍，也是以前写的，现在重看，发现可补充的实在不少。卡瓦菲斯的诗，比我以前理解的要丰富得多，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写一篇较深入和全面的评论。奥登的文章，是他为一个较早的英译本所写的前言，现收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2002 年 3 月 22 日

黄灿然：“衰退中的文化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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