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鲍德温：土生子札记（陆兴华 译）
父亲去世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只几小时，他最后一个孩子也出生了。这以前一个月，我们正憋足了劲等上面两件事发生，却等到了在底特律发生的本世纪最惨重的种族流血冲突。父亲葬礼后几小时，他人还躺在殡葬场的礼拜堂里呢，哈莱姆就爆发了种族冲突。八月三日清晨，穿过满是碎玻璃的荒野，我们把父亲拉到了墓地。
父亲葬礼那一天恰好也是我十九岁生日。那天，到处肆虐的无理、无法无天的暴行、郁郁不平的悲愤以及仇恨缠绕着拉父亲去坟场的我们。我当时想，兴许这是上帝编排好的尾声呢，要这么持久，这么不协调，甚至粗暴地安在父亲一生的最后。我又想，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引发了这么多暴力冲突，一定是替我这个大儿子安排的，好治一治我的骄傲。这样的启示我一直拒不相信，可是在父亲的心目中这曾经是很重要的哩；好吧，生活似乎在说：一些事又发生啦；我们又体验到了事件发生后的自发的偶然性，这方面是我们自己发现的，而且满有把握。我一直都想对父亲表示一点轻蔑，就冲着他的生活处境，我们的生活处境。现在，他的生活打上了句号，我也就要琢磨起他的生活来，不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了，因为我心中已脱不开自己的生活。
我不算很了解父亲。我们相处得不好。大半的原因，就落在我们俩以不同的方式共享了同一种恶：固执的骄傲。他死时我才明白，我还从未好好地与他说上几句。等他去世很久，我就惋惜起来，恨自己当初不该那样。美国的生活好像总是这样，机会多了──管它是现成的呢还是臆想的，反正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国度都要积存得厚些──下一代的人就抽不出工夫和上一代人说话了。没有人，当然也包括我父亲，会搞清自己有多大岁数。只是他父亲的母亲必定生于蓄奴时代，他还算得上自由人的第一代呢。一九一九年后，成千上万的黑人蜂拥北上，他也跟着来了。于是，属于黑人的后代，却从未见过长辈们称做“远乡”的南方景色的那一代人里，我也算上一个。
他生在新奥尔良，一直是个文静的年轻人。那时，路易·阿姆斯特朗还是少年，为推销潜水服和汽车喇叭──这些东西直截了当地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最邪恶的一个──到处跑差。到了今天，谁跟我提新奥尔良，我心里总会不可救药地现出男妓和毒鸨的形象。父亲嘴里从没提过阿姆斯特朗，除非在呵斥我们别放他的唱片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墙上还挂着这位小号手的照片，是父亲的某个说到做到的女亲戚挂在那儿的，她和父亲有约在先，不让他取下来。他真没动它，不过最终还是想法儿把她打发出了家门。好些年后，她惹了麻烦，快要断气了，父亲还拒绝帮她一把。
照我看来他算是蛮漂亮了。这从照片上就能估摸出，妈妈的记忆也可作证。身上是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那一套，看样子是正赶着去哪儿布道。那时的我还小。好看、骄傲、老长不大，“像个脚指头嗳”，有人这样说我。等我大了一些，再去看，照片上的他就像我在哪张照片上见过的非洲某部落酋长：他真该裸身的，全身涂满开战的颜色，还别着蛮性很浓的饰挂，就这么挺立在林立的长矛中。讲坛上的他可能是森冷的，个人生活中的他会说不出的残酷，而他也确是我遇到过的最没好声气的人；不过还得说，他身上还埋着别的什么东西，这东西赋予他巨大的力量，甚至一份征服左右的魅力。这东西我想与他的黑有关系──他非常黑──也与他的既黑又美，与他只知道自己很黑，不知道自己很美有关系。他声言为自己的黑而自豪，为这缘由，就招来很多耻辱，生活也就被限制在苍凉肃杀的圈子里。是在成长的岁月，可他早不是年轻人，生活的创痛已经饱尝。他用了一种过分的苛刻和护卫，去爱与他一样黑、一样身临敌视的孩子们。这一切，在他尽力想和我们友好相处时全露在脸上，而我记得他从未有过成功的时候。那天他邀孩子去他膝下玩，可是不管轮到哪个，不一会儿都会哇地哭起来；他想帮我们做作业，可他身上辐射着紧张，在我们身边经久不散，乱了我们的心，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于是他摸不着头脑，一阵火气上来，我们就得受罚，也搞不清自己的错。如果他想得起，要给全家一次想不到的惊喜，每次都是他自己弄不对情形，自己砸自己的锅，就说他夏天经常背个大西瓜回来，也总要弄到以骇人的结局收场。这么多年中，我没发现哪个孩子见他回家而高兴的。估测一下他早期的生活，与人接触方面的缺陷显然是他的特点，这也是他被逐出新奥尔良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身上总透着某种既追索又踌躇的倾向，从未流露眼前，也许将与他一起埋葬。但凡遇到陌生人，又想给他们留个好印象，这一点就明显了。可他从未给过人好印象，从来没有。我们从一个教堂流落到另一个更小、更没出息的教堂，他也发觉人们越来越不把他当牧师对待，他死时，朋友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来看他了。他生活于又死亡于无法忍受的精神抑郁。拉着他穿过喧嚣、破败的街道去墓地时，我领悟到这种抑郁非常强烈，浸漫遍地。现在，这抑郁也就是我的抑郁了，我心里不禁寒栗阵阵。
他去世前，我不在家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年的时间，去思量父亲恶声恶气的言下之意，终于发现了隐埋于他高傲地撇着的唇和倔犟过头的举止背后的秘密：我窥出了白人在这世界中的分量。我明白了，过去是我的先辈，现在是我，大家的生活里总也卸不掉这块分量。那杀灭了父亲的抑郁，也能杀灭我。
他病了很久很久──在心里，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此刻体尝他内心的苦痛，再回想他山倒不动的犟劲的一次发作，就多了一份体谅，可再要努力替他分担一些悲哀，也徒劳了。我们并不知道他正被妄想症蛀蚀，可即或当时我们明白，他对我们心灵和身体上的残酷是病症发作，也难原谅他的。现在，家中幼小的弟妹们觉得可以松口气了，原因是他不再回家来了。母亲坚持说，这么多年下来，到底是他养活了全家，可这话在孩子们的耳朵里简直等于没说，对他们来讲，养活孩子这个问题是不真实的。稍大一点的弟妹觉着了一种放心，往后邀朋友上家里，再不用怕爸爸侮辱他们了，或者像经常警告我似的，混说什么朋友和魔鬼是串通好的，就等着抢我们的东西。（我就不服气这一点，我们家哪样东西人家会看得上眼，为了这个因由，我恨他。）
等人们明白过来他是病了，他也就没得救的希望了。他就是这么怪，活得像个先知，坐在起居间的窗下，和上帝作着不可思议的亲密交往，悠悠的沉默里不时被呻吟、哈利路亚以及某些老歌的片段打断。我们都已经不把这些当怪事了。直到他拒绝进食。因为，他说，家里有人想毒死他，这时，我母亲才不得不接受一直悬在心中的事实。一住院，发现他患了肺结核，而且显然，他心里的病串通了身上的病，纵容后者去摧毁他。医生们也没法让他吃进东西去，当然可以使他从静脉进食，可一开头，他就是没指望的。
我心里依然能看见他：他坐在窗下，锁在自己的恐惧中，对每个活人都又恨又怕，包括他的孩子们，他们因为向这个蔑视他的世界靠拢，也就背叛了他。我们共有九个。我不禁要想，养九个他不大养得活的孩子，他心里曾是什么滋味？过去，他总爱对我们的贫穷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当然啰，我们从来没觉得这有意思，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不然，我们懒洋洋的回应不会惹起他那样大的肝火。他苦心孤诣，而且也很得手地使我们与周围人隔绝，我为此而感到羞辱。周围的人们总有开不完的晚会，听得我们不想睡觉，他们可以诅咒，可以喝，可以在雷诺大街上挥舞剃刀。他总不明白，这些人有那么多精力闲着，怎么不上心把日子糊弄得好一些。对这个街区的每一个人，他的态度都是粗暴，而他们，当然还有自己的孩子们，也没少给他还击。
唯一来我家的白人是社会福利工作者和收账单的。总是母亲出去照应，因为父亲的脾气是受他的骄傲差遣的，断不可信任。他显然把白人在家中的出现当成了违犯，这在他几乎是荒谬的举止上、声色里，苛刻而带着报复意味的礼貌中已一览无余。我九岁十岁的当儿写过一个剧本，一位年轻的白人老师，还是个女的，导演了它，也因此，她对我分外地照应，拿书让我读，以便培养我的戏剧天分。她要带我去看她直白地称为“真正”的戏剧。去剧院在我家是一桩禁忌，不过，凭着一个孩子的残酷的直觉，我猜想那女人皮肤的颜色会保证我有冲破这个禁忌的那一天。在学校她暗示可以带我去看戏，我没有像打发一个黑人似的回绝她，只同意她晚上来家里接我。然后，我很明智地把其余的一切推给我妈。她暗示了父亲，我想她会的，让这样好心肠的女人白跑一趟总不大好吧，再说，来人还是个老师。我想象母亲用了“教育”的观念去对付“罪恶”的观念。“教育”这个词，即便对我父亲，也是有点分量的。
女教师到来以前，父亲把我拉到一边，问为什么她要来，可是看上我们家什么了，竟要在我这样的孩子身上打主意。我说不知道，不过同时也暗示说，这与教育有关。我明白父亲还等我再从嘴里漏出些什么来──我说不清他想听到什么，也许他愿听我求他帮忙，共同对付这白人老师和她的“教育”。我什么也没再说，老师一来我们就走。看得出，我们在起居间里的意见交换中，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还是蛮支持我的；他要是想拦住我，也是做得出来的。但他没有那样做，为这一点我就瞧不起他：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站在起居间的他，那一刻正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险恶处境。
后来，父亲被解了职，这白种女人还帮过我们好大的忙。倒也真是个非常温顺、慷慨的女性，愿意费这么老大的周折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一个倒霉的冬天里。母亲用她想得出的最尊贵的名字称呼她：“基督徒”。父亲也听顺了她这么称呼我的老师。可他从没信任过她，总想从她坦荡的中西部风格的脸庞上捉摸出真正的、“藏头缩尾”的可怕动机来。后来的那些年月里，特别当他看出这种“教育”正把我引向万劫不复，他就毫不含糊了，警告我说，我中学里的白人朋友哪里是朋友，等着好了，等我再大一点，就会看得出来白人正在怎么想尽办法压制黑人了。他承认，有些白人是好的，可哪一个也不值得信任，而绝大部分的白人就不光是不怎么样的问题了。最上上策的做法就是别和他们有任何瓜葛，可我没这么想，而且以我的纯洁担保，我将永远不这么想。
父亲去世前一年，我生活中有了大变化。我一直在新泽西州一家国防工厂，整日价与南方人混在一起，白人、黑人都有。我知道一些南方的情形，当然也知道南方那儿是怎样对付黑人的，怎么样把黑人看扁的，可我心里还从未想过有一天人们也会那样待我。我在新泽西学会了怎样去做黑人，那就是从来不被正眼相看，而只是让皮肤的颜色在别人眼里引起条件反射。我在新泽西州的言行，也是我在其他地方的言行，不过看上去多了一层意思，即我老那么想到自己──我没法儿不意识到自己──结果呢，就糟到难以让人相信了。我人还未到，所有上司和同事的仇恨已到了我头上，那是非常独特、巧妙的一种。更糟糕的是，我一开始不清楚事情已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惹了谁，我熬不住要猜想谁在里面搅和，才达成了这样全体一致、跃跃欲试、令人难以相信的敌意。我知道黑鬼之说，可还从未加以体验。我三次去某家自助餐馆，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小伙子们站在柜台前，等那份咖啡和汉堡；到东西端在我面前，总得等很久很久；直到第四次去，我才发现，其实我面前什么也没放：我只是捡起东西吃。那儿不招待黑人，事后有人告诉我，他们一直在等我明白过来，我是在场的唯一黑人。一旦知道这其中的原委，我就盯着要去那儿了。可这时他们已对我有所准备，可怕的事情在那餐馆里发生了。我再也没去过那儿。
发生在新泽西州的全是和这一样的故事，在酒吧，在保龄球场，在餐馆，一切生活的地方我都被胁迫着离开，平静地，或相互诅咒着。没几天我就臭名昭著了，孩子们跟在我后面咯咯地笑我，大人们对我窃窃私语或大声吼叫──他们真相信我是疯了。这一手当然在我的心里起了反应。我渐渐怕去外面了，为了补偿，就去那些我其实不该去的地方，天晓得，我是真不想去那些地方的。我在小镇上的名声，也助长了我在工厂的名声，我的工作日是一连串的杂技动作，想尽办法不让自己落进麻烦里。我不能说这些杂技动作是成功的。我开始意识到，我为之工作的机构的机制已本末倒置，白天黑夜，它只一个目标：驱逐我。我被解雇了第一次，纽约的一位朋友帮了忙，我想办法又钻进了工资单，又被解雇了，我又反弹回去。第三次解雇时，他们费了很长的时日和心机，不过他们办成了。哪儿也找不出破绽，连想从大门钻进去都办不到了。
新泽西州的那一年会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好像我对那一年有了无可置疑的偏好似的。那一年我似乎第一次染上可怕的慢性病，确定的症状是高热，脑壳里嘣嘣地轰跳，身体的根部冒着火焰。一旦染上了这种病，谁也甭想再无忧无虑了，因为这高热，也从不警告一声，说来就来。它能毁掉比种族关系更重要的东西。活着的黑人里没有一个人的血液里不浸埋着这种火气──所能选择的只是，要么有意识地和它一起存活，要么向它投降。至于我，这高热一再向我身上袭来，现在，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也还会袭来。
在新泽西州只剩最后一晚了，有白人朋友从纽约来，带我去最近便的大镇特兰顿看了场电影，再喝几杯。结果，他还把我，至少，从一顿毒打中救了出来。那一夜的每个细节，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触目惊心。甚至还记得电影的名字，因为它玩世不恭得正好对了我的胃口──《这国家是我的》。我也记得电影散场后我们去的小餐馆的名字──美利坚餐馆。一进门，柜台上的伙计就问我要什么，记得我的回答中带着脱口而出的尖刻，那早已成了我的习惯了：我们要一份咖啡和汉堡。你想我们要什么呢？我不明白自己已受了一年多的冷落，怎么竟会想不出对方的回答。这一次的回答没有令我不安，至少在那一刻里。我对餐馆的名字作了一番冷嘲热讽后，就上了街。
那时，我把夜晚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昏黄”，因为这时，美国大城市的灯光都昏黄如豆。我们再一次走上街道时，我身上起了某种变化，眼前出现强烈的光学幻影，如噩梦一般。街上很挤，人们在往四处奔走，我朝北走着。可是在那个时刻的我看来，人们全是冲着我来的，还有更多人正向我扑来，个个都是白人。我记得清他们脸上发光的样子。身体上产生了一种感觉，脖子根上有东西嗒嗒嗒地猛跳，似乎联结大脑和身体的那根神经已被切断了。我听见我朋友在后面直喊，我没理他。天知道他当时什么心情，不过亏他有头脑，没有来碰我，一直远远地跟着我，不然，我不知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也不知道心中出了什么故障，我绝对没有有意识的计划。我想做些什么，好击碎这些白人的脸，因为它们快要挤碎我的脸。又大约走了一两个街区，直到我闯进一家堂皇、明亮、时髦的餐厅，我明知道，在那儿，即使有处女求情，也甭想得到招待。我推开门，盯着空位子就一屁股坐了下去，那是两人桌。我开始等候。
不知等了多久。我至今仍不清楚当时我是怎样一副面目。不管我脸上怎样，反正女招待一出来就被吓蒙了，她一来，我的怒气就冲向了她。光因为那白色的脸我就恨她，更不要说她那大大的、受惊的、吓坏了的双眼了。我心想，黑人能这么吓着你，那我今天倒真要货真价实地吓你一吓啦。
她没问我要什么，只一味地重复道，好像专程从什么地方学来似的：“我们这里不招待黑人。”她若是用了愚鲁的、调笑的敌意说出来，那我倒还习惯。要命的是，她声音里拖着抱歉和害怕的意味，这就使我更阴冷、更杀气腾腾起来了。我觉得我的手该做些什么了。我等着她再走近一些后，用双手钳住她的脖子。
于是我假装没听懂她的话，希望能使她凑近些。她真走近了一步，手中的拍纸簿上躺着铅笔，嘴里是老一套：“……不招待黑人。”
不知怎的，那重复的词句在我脑子里的噩梦中敲响了千百座大钟，我意识到她再也不会走近我了，得从远处袭击她。桌上没什么，只有一只半满的水杯，我拿起来用尽全力向她掷去。她一闪避，没击中，倒把酒吧后部的镜子给打碎了。有了那一声，我那冰封的血液解冻了。我回到了原来的自己，我第一次看见了这家饭店。人们被吓得张大了嘴，意念中感觉有人已站了起来，我也明白自己惹下了什么祸，在什么场合，我吓坏了。我起身就往大门跑，快到门口时，一个腰粗膀圆、腆着肚子的男人一把在后领口拽住我，开始揍我的脸。我踢着他，松开了身，窜到了街上。我朋友轻声说：“快跑！”我就直往前冲。
我朋友一直在饭店门口干扰追我的人，让他们和警察弄错方向。我不知那天晚上他来寝室看我时向他说过什么。我说不了很多。我感到，我以一种最最怪异、最最可怕的方式背叛了他。我后来在心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这一幕，车祸以后的人们，发现自己一个人，没伤着什么，也是这样的。我无法甩开两件事实，两者一样都难以用想象捕捉，一件是我也许会被谋杀，而另一件是，我完全可能杀了人。我那时什么也看不明白了，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不是人们能把我怎么样，而是我内心郁积的仇恨，它能加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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