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庞德：严肃的艺术家（罗式刚、麦任曾 译）
一
如今已是一九一三年，居然还有人要我重写锡德尼①的《为诗一辩》，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在锡德尼生前和死后这数百年里，别的文化中心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好艺术是一种幸福，坏艺术则是一种罪恶；为了寻求辨别艺术的方法，这些文化中心曾化费过一些时间和心血。然而在现今的英国，在戈斯②的时代，居然像在戈琛③的时代一样，还有人问，艺术是不是道德的；还有人要求说明艺术和经济学的关系；还有人问艺术在理想国里究竟占何种地位。显然，就连许多不像韦伯夫妇④那样使人起反感的人也认为艺术根本不存在还要好些。
①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诗人兼批评家。
②戈斯（Edmund Gosse，1849—1928）：英国散文家。
③戈琛（Stephen Gosson，1554—1624）：英国剧作家，曾攻击文艺，故锡德尼写《为诗一辩》。
④韦伯夫妇（Sidney James Webb，1859—1947；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5）：英国费边社创立人。
我并不怎么喜欢写关于美学的文章。我认为一件艺术作品胜过四十篇序言或辩解。然而，问我这个问题的那个人却是非常诚恳并且显然是怀着善意的。这简直像有人问我：这座城市留着这些空地有什么用？玫瑰花究竟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种树和设置公园与花园？有些人确不喜欢这些东西。最艳丽的玫瑰花是从某位长眠地下的帝王嘴里长出来的，有着四片花瓣的红茱萸（我国的那种茱萸花，不是一般所说的茱萸树）是从奥卡塞①的心房里长出来，这也许仅仅是想象。我们不妨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追究一下这个文艺问题。
①奥卡塞，法国中古爱情传奇《奥卡塞与尼珂莱特》中的男主角。
伦理学显然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就如同公民学以群居的人的人性为基础一样。
显然，只有在多少知道了究竟什么是幸福以后，才能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换言之，只有在了解了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动物以后，我们才能使他获得最大的幸福，我们才能断定，他究竟可以获得多大的幸福，而不致过分影响到他周围人的幸福。
艺术、文学和诗，如同化学一样，都是一种科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人，包括人类和个人。化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也就是物质的成份。
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涉及人性，涉及抽象的人，涉及作为一种有思想感情的动物的人，这些材料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是无懈可击的。艺术同医学相衔接，甚至和医学相重叠。这两种学术的界限是彼此交错的。
我们从医学中认识到，人只有在充分享受到沐浴、空气和阳光之后，才能发育完善。我们从艺术中认识到，人是反复无常的，也是彼此不同的。他们像树上的叶子一样，各不相同；不像机制钮扣那样一模一样。
我们还从艺术中认识到人和某些动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我们认识到：有些人比起与他们天性不同的人来，更像某些特殊的动物；我们认识到：每人所憧憬的东西并不相同，因此发给每人两亩地一头牛，就是不合理的。
如果对待鸵鸟和对待北极熊都用同一方式，那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哪怕把这两种动物关起来一起喂养还是合情合理的话。
如果有一种伦理学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即人和他的本来面目不同，那么，这种伦理学就显然是愚蠢的。如果把这种伦理学运用到拥挤在现代大都市贫民窟里的居民身上，那显然也是愚蠢的，就如同把原为一个游牧民族或未开化的民族制定的法律和道德标准应用到这些贫民身上一样。比如在游牧民族或未开化民族里，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因为强健的男孩越多，被邻族男子打得头破血流的可能性就越少，女孩越多，这个种族就繁殖得越快；而在贫民窟里，生儿育女却是一件比谋杀还要严重的罪行，因为这些人无论是在健康方面还是在经济福利方面，都没有为他们的子女准备适当的条件。穷人生儿育女不但影响了孩子，而且，由于穷人越来越多，还会影响工资的提高。因此，提倡穷人生儿育女的那位伦敦主教，便是一名比妓院老板还要下流，还要可恶的罪人。
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是因为人们一直不肯根据原为某一种社会制定的道德标准和另一种社会的关系来考虑它，就像我们在物理学和工程学中，不肯根据原定作用于某一物质的力和另一种迥然或显然不同的物质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力一样。
既然由于人们不肯根据社会情况来考虑法律的现实性从而产生了不合理的现象，那么，由于人们不肯考虑对法律适用对象的群众真实的性格或个人的真实性格，也会造成不合理的现象。
倘若每人最需要的就是两亩地一头牛，那么，一个给每人两亩地一头牛的国家便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了。
倘若有一种其他的学术比艺术更能准确地断定人的真实愿望，那么，这种学术就比艺术更能为伦理学提供材料。
同样，倘若还有其他的学术比医学和化学更能准确地断定什么对健康更为有益的话，那么，这些学术就比医学和化学更能为卫生学提供材料。
这就使我们想到坏艺术是不道德的。坏艺术便是不精确的艺术，就是作虚假的报告的艺术。倘若一位科学家，不论是出自有心或无意，写出了一篇虚假的报告，我们就根据他所犯的罪行的轻重，把他看作一个罪人或一个坏科学家，他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蔑视。
倘使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或是为了在市政厅中升官发财而写一篇有关产科医院的假报告，也许不会被人们发觉，倘若他拒绝写这样的假报告，也许他会失去发财的机会。但不论他怎么作，他的卑鄙或光明磊落的行为却可能不为人所知，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尽管如此，没有必要为他的行为争辩。普通人一听，就知道他应当受到谴责还是应当受到赞扬。
倘若一位艺术家在写他的报告时，歪曲了人性、歪曲了他的本性、歪曲了他理想中至善的本质、歪曲了他对理想中的这一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上帝的本质——倘若确实有上帝的话——歪曲了生命力的本质、歪曲了善与恶的本质——倘若确有善恶之分的话——歪曲了促使他相信或不相信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的动力的本质，歪曲了他所受的不同程度的痛苦或幸福的本质；倘若他为了迎合时尚、为了迎合君王、为了迁就某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标准，而在他的报告中歪曲了上述事情或任何其他事情，那么，他就是撒谎。不论他撒谎是出于有意或无心，出于疏懒或怯儒，不论是出于何种疏忽，总之他是撒了谎，因此便应当根据罪行的轻重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蔑视。他的罪行和那位医生的罪行是性质相同的，因此他应当根据地位的高低和罪行的轻重，对未来的痛苦或错误理解负责。虽然知道他撒谎或说实话的人有限；虽然他没有因为说谎受到制裁或因为说实话受到赞扬；虽然我们只能根据他犯罪的性质来惩罚他，那只不过是那些知道他的罪行的人的蔑视；也许这仅仅是一桩卑鄙的行为而算不上罪行，但是，对一个人说来，最不好受的恐怕就是知道自己是个坏蛋，并且知道旁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知道他是个坏蛋。
有一种医生，费尽心血医治病人，但是失败了；不过他使用了他认为有效的药材，也许他是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不能给病人找到旁的医药之助；有一种医生，他对病人的病症既不了解，附近又有比他高明的医生可以帮忙，但他却故意不懂装懂，不肯向旁的医生请教，不让病人去请比他高明的医生，或者别有用心地折磨病人。在我们眼里，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行径显然是大有区别的。
人们不必在白纸上看到黑字，就可以懂得关于医生的这种道德。但是，要使一个普通人相信坏艺术也是“不道德”的，却得大费口舌。好艺术完全高尚，不论它多么“不道德”。因为好艺术根本不会是“不道德”的。我所谓好艺术是指那种作真见证的艺术，最精确的艺术。表达模糊的东西可以十分精确，也可以纯粹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种特别模糊的东西具有明确的轮廓。如果你从诗中无法体会我这番话，不妨从绘画来体会它。
如果你不记得我说过，艺术是作证的，并能使我们认清人的内在本性和处境的话，不妨想想在萨莫色雷斯岛①的胜利女神像和阿格拉②的泰姬陵。在雕刻胜利女神和设计泰姬陵的这两个人中间，说不定有一个很像猿，也许两个都像猿。他们也许像其他像猿、像猪的人。但是在这两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些某种同像猿或其他像猪那样的人迥然不同的东西，胜利女神和泰姬陵便是证明。因此，我们发现，人是一种能够变化的动物，他既能憧憬一座泰姬陵，又能憧憬一尊胜利女神像，而且还能用大理石创造出泰姬陵，或胜利女神像来。我们由其他艺术作品的例证中，或从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体会到，想有效地表达心中所憧憬的东西时，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可以断定，想创造出一座泰姬陵或雕出一尊胜利女神像的人也许不止他们两位。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人们都渴望创造出比胜利女神或泰姬陵更美丽的东西，不过在我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自己的脑海中，以特殊的方式，造成比胜利女神或泰姬陵更加美丽的准确形象。这是件极端困难的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修复胜利女神像所失去的头部。据我所知，至少还没有人试用大理石来雕刻它。当然，一定有不少的人曾经站在这尊神像面前，试图在自己的脑海中创造出这样一个头像来。
①萨莫色雷斯岛，在爱琴海。
②阿格拉，在印度。
在医学中有诊断和治疗的艺术，同样，在艺术中，在诗歌和小说这两种特殊艺术中，也有诊断和治疗的艺术。人们把诊断称作对丑的崇拜，把治疗称作对美的崇拜。
对美的崇拜可以说就是卫生，就是阳光、空气、海水、雨露和游泳。至于对丑的崇拜，维庸①、波德莱尔、考比埃尔②、比尔兹利③的作品也可算是诊断。福楼拜的作品也可算是诊断。倘若我们把这个比喻过分引伸一下，那么，讽刺作品便是外科手术，是愈合和截肢。
①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②考比埃尔（Édouard-Joachim Corbière，1845—1875）：法国诗人。
③比尔兹利（Aubrey Vincent 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
艺术中的美令人想起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指的不是那些赝品，我指的是真正的美，不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伤感的赞扬美，也不是教训人说，美是如何高尚、可敬。我指的是美。当春风拂面时，不消争辩，你就感到精神振作。当你读到柏拉图的作品中那敏捷的文思，见到一尊雕像中那优美的线条时，也会感到精神振作。
甚至连我这篇关于艺术大师的胡言乱语也可以令人想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讽刺作品则令人想起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令人想到虚度的光阴。
对美崇拜和对丑的描绘，是并不矛盾的。
二
前面已经说过，艺术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断定，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动物。艺术也为伦理学提供了材料，因为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对人的了解或认识来对待人。
这些材料是可靠的，而喜欢概念化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材料却是不可靠的，因为严肃的艺术家是科学的，而理论家则往往像中世纪的人那样，是经验主义的。这就是说，一位好的生物学家对任何现象，都要经过相当次数的观察，然后才作出结论；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陈述：“经三十名护士及助理人员对五百名病人的气管分泌物进行了一千一百次以上的培养后……”每次观察的结果，必须准确无误，并且绝不能以一次观察的结果来决定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法则，虽然在经过实验后，可以把某一些观察结果看作是典型的或是标准的。严肃的艺术家是科学的，就因为他精确地表现他的希望，憎恨或淡漠的形象，精确得完全和他内心那种希望，憎恨或淡漠相符。他描绘得愈确切，他的艺术作品也就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越无懈可击。
理论家则不然，理论家往往是这样行事的，仿佛他个人的经验、局限和好恶就是典型的，甚至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些描写性欲的英国作家便可以说明这一点。理论家总是要求别人也像他那样行事。但是艺术却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作什么，去想什么，去成为什么。艺术就像一棵香蕉树那样存在着，你既可以观赏它，也可以在树荫下小坐，也可以摘香蕉吃，还可以把它砍下来当柴烧，你满可以随心所欲。
也只有傻瓜才追求他所不喜爱的那门艺术。只有傻瓜才会因为别人的劝告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爱好而去读古典作品，只有傻瓜才在自己天生没有高尚趣味的情况下，去追求这种趣味。最愚蠢的事，恐怕莫过于在一件艺术作品面前不懂装懂了。也只有傻瓜才故步自封，不渴望享受某种他原可享受但又不知如何享受的东西。但是，艺术家也不应要求你去了解他的作品，或为他某些作品辩护，或要求你一定读他的作品。任何艺术家，越是想博得你的特殊赞赏，便越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想在舞台上出风头，想博得观众的掌声，都是同严肃的艺术家风马牛不相及的。严肃的艺术家也许喜欢在台上露面，也许除了他的艺术以外，是个大傻瓜，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它们不是一回事。甚至有许多并不自命为艺术家的人，也希望博得比他更愚蠢的人的掌声。
严肃的艺术家，像严肃的科学家一样，总是或往往是超然物外的。马可尼在发明无线电报时，曾利用了一些抽象数学家所推算出来的定理，但是这些抽象数学家一直默默无闻。公众，那些被新闻界奉为至宝的公众，他们最关注的还是马可尼公司的股东。
对整个种族来说，它所拥有的不朽遗产，正是这些严肃的科学家和严肃的艺术家所提供的材料；严肃的科学家所研究的是：抽象数字之间的关系、分子能量、物质的成份等等；严肃的艺术家所研究的是：人性和个性。
人类已不再想征服世界①或获得无所不包的知识了。但依然想要缔造一个理想国，而在人皆相同这样一种理论或假定上，是无法建立一个理想国的。除艺术以外没有别的科学能提供必要的材料，使我们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
①这是盲目乐观主义，1913年。——作者
许多人都不喜欢艺术，这一事实本身就极为重要，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他们究竟不喜欢哪一部分艺术，从而使我们能对他们的个性有所了解。我们发现，当人们说他们不喜欢艺术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说不喜欢招摇撞骗的坏艺术家而已。
我们可能发现，当一个人不喜欢某一种艺术，而对其他艺术却无反感时，往往是因为他的听觉和智力有缺陷。因此，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可能不喜欢音乐，而一位出色的音乐家也可能不喜欢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有思想感情的人当中，坏艺术家和失职的医生和工作马虎、不求准确的科学家一样，都会受到蔑视，而严肃的艺术家则平安无事，甚至还会得到支持和鼓励，在是非不明和黑暗笼罩着的社会里，没有人去设法区别严肃和不严肃的艺术家。在这种社会里，以不严肃的艺术家最为常见，其人数也远在严肃的艺术家之上，而且，对假艺术家说来，剽窃严肃的艺术家应该享受的报酬，显然是合乎眼前的利益的，因此很自然不严肃的艺术家力图混淆他们和严肃的艺术家之间的界限了。
每当有人想划清严肃的作品和不严肃的作品之间的界限时，就有人对他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罢了。”于是事情便到此为止——英国停留在这种状态，已有三百多年了。人们宁可买专卖的成药吃，也不肯接受科学的治疗。他们偶尔也听说，艺术本身并不是违反上帝最神圣的律法的。但是他们不愿听取专家关于什么才是好艺术的意见。他们不肯考虑“风格问题”。他们所要的是艺术对“根本问题”和对“生活的价值”。
说到根本问题：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心理的材料，关于人的内心的材料，关于人的思想与情感之间的比重的材料等等。
衡量一种艺术的标准便是它的精确性，精确性是各式各样，极为复杂的，只有专家才能断定，某件作品是否具有某种精确性。这并不是说，一个有头脑的人，就无法对某件作品的好坏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一个有头脑的人，通常能够看出某人是否健康。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正确的说，只有高明的医生才能诊断或发现一个貌似强健的人所患的隐疾。
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将识别一件杰作的方法全部说出，就如同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医学诊断的方法全部写出一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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