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P. R. 基夫：地下军队（熊依旆 译）
杜洛尔丝，1972，意大利《欧洲人》周刊
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母亲克丽茜走在贝尔法斯特的街上。她们经过一处拐角时发现了英军的一个检查站，许多行人在那里接受盘问和搜查。克丽茜放慢脚步低声问道：“你带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杜洛尔丝回答。
“你身上带东西了没有？”克丽茜语气更加强烈地再次问道。杜洛尔丝能看见远处有年轻人被按在装甲车上，在士兵的命令下脱掉夹克衫。
“给我。”克丽茜说。
杜洛尔丝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小心地将它递给母亲。克丽茜把它藏在了自己的外套里。她们到达检查站后，杜洛尔丝被要求脱下夹克衫，而年长的克丽茜则顺利放行。回到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后，克丽茜细心地给枪支做了清洁，为每一块金属部件涂上油。接着她用袜子把枪套起来，埋在了花园里。随后，共和军的一名军需官顺道来挖掘武器。
“你老妈愿意加入吗？”他半开玩笑地问杜洛尔丝，“她藏家伙的本事可是一绝啊。”
福尔斯路和尚基尔路大致平行地通往贝尔法斯特中心，虽然越靠越近却从不相交。福尔斯路是天主教徒的要塞，尚基尔路则是新教徒的据点。这两条要道之间连接着一些与其垂直交叉的狭小街道，以及一排排有着相同特色的连栋房屋。在每一条起着连接作用的街道上，新教和天主教都会在某处划分地界。
在1969年的暴乱中，社区周围到处设起了路障，正式划分两个教派的地理势力。最后这些路障被所谓的和平墙取代，也就是将两个社区分开的高大屏障。两派的飞地由其准军事组织各自管辖，十几岁的哨兵在边界线上站岗。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时候，共和军实际上已近消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共和军沿边境进行了一场失败的运动，其行动几乎没有得到天主教群体的任何支持。到了60年代末，都柏林共和军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开始质疑武力在爱尔兰政治中所起的效用，并采取了一种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提倡以和平抵抗的方式推进政治改变。共和军组织日渐式微，等到1969年夏天暴乱发生时，贝尔法斯特只剩下大约100名共和军成员。其中许多是像杜洛尔丝的父亲艾伯特·普赖斯一样在过去的行动中积累下丰富经验的老手，但他们都年事已高。
作为一支军队而言，他们明显缺乏武装。共和军在1968年做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决定，他们将剩余的部分武器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组织内仍有人懂得如何制造粗制炸药，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于袭击他们的目标，共和军的炸弹手似乎更擅长将自己炸飞。
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北爱尔兰天主教群体都会在教派斗争期间寻求共和军的保护。然而当1969年冲突爆发时，共和军却无力阻止仗势欺人的保皇派放火将天主教徒赶出家门。遭到驱逐后，有些人开始提出，共和军的简称“IRA”实际上代表“I Ran Away”，即“逃跑军”。
贝尔法斯特有一个派系想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重燃共和军的身份，推动暴力变革。1969年9月，共和军指挥官利亚姆·麦克米伦在塞浦路斯街召开了一次领导层会议。麦克米伦因组织在暴乱期间未能保护社群而广受责难。21名武装人员闯入了会场，领头人是传奇的共和军街头霸王比利·麦基。麦基出生于1921年爱尔兰分裂的数月后，他在15岁时便加入了共和军青年团。自那以后的每个十年里，他都蹲过监狱。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基每天都会参加弥撒，并且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枪。他有着淡蓝色的双眼，以及狂热分子的坚定信念。“你这个都柏林的共产党，我们决定让你滚蛋！”他朝麦克米伦吼道，“你不再是我们的领袖了。”
艾伯特·普赖斯的老友——作家布伦丹·贝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爱尔兰共和派的所有会议上，第一项议程永远是分裂问题。在杜洛尔丝看来，共和军的分裂已无可避免。到了1970年初，一个独立组织成立了。他们被称为临时共和军，明确以武装斗争为宗旨。老共和军则更名为正式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人们通常能从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正式派会将纪念性的复活节百合用黏合剂粘在衬衫的胸部，而临时派则会更加地道地用别针将纸百合别在胸前。1971年，有44名英国士兵被准军事组织杀害。然而即便共和军的两个派系加强了和保皇派团伙、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以及英军的战斗，他们如今也开始彼此兵戈相向，互相残杀。
安德森斯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长大的地方，它位于福尔斯路的上方，处在遥望整座城的平顶的黑山脚下。1969年，随着时局的冲突愈演愈烈，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止。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已不再安全，于是许多人不再上学。杜洛尔丝有两个姨妈住在其他地区，后来被放火赶出了家门，搬到了她所在的社区。英军频繁突袭安德森斯顿，搜查共和军嫌疑犯或者他们的武器。当地的一栋房子兼具炸弹学校的作用，临时共和军的新兵可以在这个秘密炸药厂里学习如何操纵装置和处理引燃材料。当地居民厌恶军方的突然袭击。那些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代表着英国政府，他们的出现只是让贝尔法斯特人更确信自己的城市遭到了侵占。
这种战时的围困状态使得整个社区为了反抗而变得团结协作。“当地人突然变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后来回忆道，“他们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军方来人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和小孩会从家里冲出来，扯下垃圾桶上的金属盖。接着他们跪在人行道上，像敲铙钹一样用金属盖不断撞击铺路石，随之产生的巨大而激烈的喧嚣震彻后方的大街小巷，警告反叛者一场突袭即将来临。好斗的学龄孩子会懒洋洋地坐在碎石满地的街角，并在发现风吹草动的第一时间用手指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
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团结。随着暴力不断升级，宏伟的葬礼变成了常事。人们在坟墓旁慷慨陈词，将爱尔兰的三色国旗覆盖在棺材上。有人开始开玩笑，说贝尔法斯特的社交活动只剩下为逝者守夜了。这些围绕死亡和民族主义的隆重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事件结束后，她回到了高中。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到艺术学校深造，但申请后的落选却令她失望至极。她转而在位于福尔斯路尽头的圣玛丽学院获得了入学资格，准备求取教育专业的学士学位。
艾伯特·普赖斯这几年一直行踪不定，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新的斗争。如果共和军需要枪支，艾伯特便出去寻找武器。有时在晚上，杜洛尔丝会发现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们正低声和她的父亲计划着什么。风声紧时，艾伯特就得出去避风头，越过边境到爱尔兰共和国躲起来。1970年，杜洛尔丝开始了在圣玛丽学院的课程。她天生聪明好问，并对学业全力以赴。然而，经历过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后，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这一经历而产生了变化，这是她们的父亲后来的评价。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她们完全变了”。
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找到当地的一名共和军指挥官说道：“我想加入。”正式加入组织的仪式是在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屋客厅里举行的。有人随意地说了一句：“嘿，进来一下。”杜洛尔丝随之进门，并举起右手进行忠诚的宣誓：“我，杜洛尔丝·普赖斯承诺，我将竭尽全力推动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她誓言将服从“上级军官”对她下达的一切命令。即使杜洛尔丝正在参与如此重大的仪式，她的母亲却仍坐在隔壁房间里喝着茶，仿佛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在伯恩托莱特桥上和那个殴打她的保皇派对视之后，杜洛尔丝断定和平抵抗不过是她无知的幻想。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些人，她心想。再怎么游行示威也无法带来爱尔兰所需的变革。年少时她背离了家族传统的信念基石，后来她将自己加入共和军的那一刻视为“回归”，有点浪子回头的意味。
玛丽安也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姐妹俩白天继续上学，但晚上她们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家。在这种情况下，西贝尔法斯特的父母常常什么也不问。年轻人可能一连消失一个星期，等他们回到家后，谁也不会追问他们的行踪。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是被禁组织，就连承认是共和军的成员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这个组织对保密非常狂热，加入共和军的青年倾向于对父母守口如瓶。有时做父母的也许会不同意：贝尔法斯特已经够危险了，加入准军事组织简直是玩命。偶尔会有年轻的共和军枪手出去执行狙击任务，结果却在街角拐弯的时候撞见自己的妈妈。于是她会揪着儿子的耳朵把他拽回家，丝毫不怕他手里的枪。
玛丽安（左）和杜洛尔丝档案照片
而即便你的父母是共和军的热心支持者，你加入后也有理由不告诉他们。一旦警方或者军队冲进家门对他们进行盘问，那么他们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杜洛尔丝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是一个方下巴的大个儿青年。和普赖斯家族一样，麦圭根一家是忠实的共和派家庭。因为两人的父母是世交，所以杜洛尔丝和弗朗西从小就认识。弗朗西加入共和军后，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但他们从未讨论过此事。由于两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有时让情况变得很滑稽。弗朗西的父亲是一名军需官，掌管武器和弹药。可当弗朗西需要子弹时，他不会向父亲开口，而是转问他的朋友凯文：“凯文，我爸有子弹吗？”凯文会去问弗朗西的父亲，后者将子弹交给凯文，再由凯文转交给弗朗西。这或许不是办事效率最高的方法，但却意味着有些事不必明说。
临时共和军的总参谋长名叫西恩·马克·斯蒂奥芬，40岁出头的他是个禁酒主义者，斯蒂奥芬脸圆圆的，说话带着伦敦东区口音，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他出生于伦敦东区，原名约翰·斯蒂芬森。其母亲从小便向他讲述自己作为爱尔兰人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故事。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后，他学会了爱尔兰语，娶了一位爱尔兰妻子，更换了一个爱尔兰名字，并且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人们后来才知道，马克·斯蒂奥芬根本不是爱尔兰人：他那擅长讲故事的母亲并非出生于贝尔法斯特，而是出生在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但有时我们最热衷于相信的，恰恰是这些虚假的故事。(马克·斯蒂奥芬的一些共和军同僚想招惹他的时候，便会“忘记”用他的爱尔兰名字，而叫他约翰·斯蒂芬森。)
尽管马克·斯蒂奥芬以新教徒的身份出生，但他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53年，他因参与共和军突袭兵工厂的行动而在英格兰蹲过监狱。他是个“暴力型”共和党人，坚决主张以武装斗争作为唯一手段来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他曾用三个词总结自己的军事战略：“升级，升级，再升级。”马克·斯蒂奥芬对暴力有着极端的信仰，以至于有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称其为“锋刀马克”。
在他1975年出版的自传中，马克·斯蒂奥芬用其中一段回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来找他的经过。“她打算做一名老师，”他写道，“尽管她来自共和党家庭，但在此之前她一直坚信非暴力抗议能成功解决北爱尔兰的社会不公问题。”他明确指出，是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最开始，马克·斯蒂奥芬建议杜洛尔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即由女性组成的共和军辅助组织。克丽茜·普赖斯和布蕾迪姨妈以及外婆多兰都参加过这个团体。妇女会的女性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她们会照料受伤的男人，或者将一把刚刚用过的发烫的枪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
然而马克·斯蒂奥芬的提议却冒犯了普赖斯。她的女权意识，或许再加之其显著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些许特权，让她无意屈当配角。“我想参加作战，不是来泡茶或者照顾伤员的，”后来她如是回忆道，“要么战斗，要么什么也不做。”普赖斯坚称自己不输给任何人，她想承担和男人完全一样的任务。她告诉马克·斯蒂奥芬，她想要做一名“战士”。
临时共和军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并决定有史以来女性首次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共和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雄心(及其不容置疑的共和党血统)所带来的结果。但普赖斯本人却推测另一个因素可能也起了作用：由于组织的许多男性被当局关了起来，临时共和军或许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开始接受女性。
假如普赖斯以为作为女性——或者其过硬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或者她在共和军看来算得上高级的教育水平——能为自己赢得一点机会，那她就大错特错了。在宣誓加入组织后，她被指挥官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栋房子里。有几名共和军成员正在那里集合，她面前放着一堆天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又脏又锈还不匹配的子弹。然后有人递给她一团钢丝绒，说道：“把子弹擦干净。”
普赖斯嗤之以鼻，断定这是她能想象的最低贱的工作。随便哪个毛头小子都能做到。这真的有必要吗？仔细想想，这些子弹究竟能不能用都成问题。真的会有人拿这些子弹开枪吗？她想象那几个男人正坐在厨房里，哈哈大笑地议论她被贬低的样子。她想走进去告诉他们：“知道该拿这些子弹怎么办吗？”但她忍住了。她已经宣誓要服从命令，服从一切命令。这也许是一出恶作剧，但也是一种考验。于是普赖斯拿起钢丝绒开始擦起来。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告诉你这是一种光荣的人生。”普赖斯回忆道。但即便她熟知自己的新使命所带有的传奇色彩，她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共和军刚刚和英军开战。不论其他新兵说他们有多少胜算，打赢的可能性看起来仍是寥寥无几。任何一次行动，或者放眼整场战役，对方的能力或武装都可能在你之上。有鉴于此，你能预料自己将落得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以及复活节起义中那些英雄一样的下场：英国人会要了你的命，从此你的故事将在爱尔兰永远流传。临时共和军会告诉新兵两种必然的结果：“要么你会进监狱，要么你会死。”
克丽茜·普赖斯也了解这些风险。尽管她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无比的献身精神，但她仍然担心自己的女儿。“你不准备完成学业吗？”她恳求道。
“难道革命会等我上完学再开始吗？”杜洛尔丝回应道。
大多数晚上，当杜洛尔丝完成行动回到家后，克丽茜会默默地接过她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什么也不问。然而有一次，杜洛尔丝深夜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在哭。因为克丽茜听说有个地方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恐惧将她紧紧包围，她害怕女儿已经在爆炸中丧命。
加入临时共和军不久，普赖斯姐妹便被送往边境另一边的爱尔兰共和国参加共和军的训练营。参加这种训练营是一件仪式化的事。新兵会乘坐轿车或者小型巴士沿曲折的乡间小路去往远处的某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农场。可能会有一个当地向导，比如穿着围裙的家庭主妇，或者支持共和军的教区牧师。向导会领着他们到一间农舍。训练营可能持续几天到一个多星期，其中包括对左轮手枪、步枪和炸药的强化训练。临时共和军的军火库仍然十分有限，都是些陈旧的武器，其中许多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新兵学会了如何拆卸步枪并为其上油，以及如何设定炸药量并填装炸药。他们练习队列行进，正如正规军队在基础训练中所做的那样。他们甚至有制服，只不过有些特别。平时，这些年轻的叛军和百姓的穿着没什么两样，都是毛衣配牛仔裤的打扮。然而在葬礼期间，他们身穿黑色套装，戴一副墨镜，外加一顶黑色贝雷帽。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形成一条警戒线，就像果敢而纪律严明的守街部队。当局可以在这种场合拍照，而且经常这么做。但他们对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新阵容所收集的情报仍十分有限，常常无法将这些新兵的面孔和名字或其他识别信息对号入座。
倘若有20世纪60年代参加过共和军的贝尔法斯特人如今成天泡在酒吧里，连路都走不稳，却不断吹嘘往日的种种，临时共和军便会出手教训那个满嘴胡话的醉汉。他们志在打造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思想的干净的队伍，而且要做到冷酷无情。他们自称“志愿军”，这个名称让人回想起复活节起义中那些注定难逃一死的英雄，同时让人感觉爱国主义是爱国者必须准备好支付的昂贵交易。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爱尔兰的独立事业，你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这一契约的反复灌输，常常能在革命者中形成一种令人陶醉的同志情谊和使命感，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纽带。
普赖斯姐妹也许想做冲锋陷阵的士兵，但最初她们担任的是通讯员。这是一项重要的职责，因为经常有资金弹药或者志愿军需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而地点的转移暗藏着许多风险。杜洛尔丝的朋友休·菲尼有一辆车，她有时会用这辆车执行任务。菲尼戴着眼镜，他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吧。和杜洛尔丝一样，他曾是人民民主组织的成员。正当他为教师生涯做准备时，却跟共和军一拍即合。
即便成为活跃的志愿军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仍在继续上学，这起到了绝好的掩护作用。她们会在下课后回到家里，放下书本出门执行任务。作为女性，普赖斯姐妹不像组织里的男性成员那样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杜洛尔丝经常在一天之内数次穿越边境，出示一张名字为罗茜的假驾照。她的通行十分频繁，边防检查站的士兵开始认出她来。他们从来没有产生怀疑，反而以为她肯定在边境附近做着一份乏味的工作，让她不得不来回跑。杜洛尔丝十分健谈，她不仅会讨好人，而且不乏卖弄风情的一面。她很招人喜欢。“罗茜！”士兵们看她过来时会说，“你今天怎么样？”
通常，普赖斯姐妹运输的是引燃材料。她们逐渐熟悉了硝基苯的气味，那是一种简易炸药的原料，闻起来像杏仁蛋白糖。制造炸弹的材料在爱尔兰共和国被准备好，然后穿过边境被偷运回北爱尔兰。有一次，玛丽安在开着装有炸药的车时发现了一个军方的检查站。尚未成年的她当时正无证驾驶。炸药藏在驾驶员旁边的车门嵌板里。这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伸出手准备开门对车子进行检查。玛丽安明白，一旦他打开车门便会立刻注意到里面的重量不对劲。
“我来吧！”她一边说一边连忙把门打开，下车后伸了伸腿。贝尔法斯特当时正流行超短裙，玛丽安恰好穿着一条。那个士兵看到了。“我想比起检查我的车，他更有兴趣看我的腿。”玛丽安后来说。士兵将她放行了。
在共和军的有些行动中，女人会拿自己的性魅力当作武器。对于爱尔兰共和妇女会中一些更加传统而保守的女性而言，承担这种任务的女人是可怕的，甚至有些可耻。妇女会的一些老兵把这些前线的共和军女性称为“军妞儿”，并暗讽她们淫乱。作为战斗策略，共和军的女性有时会设所谓的美人计。她们在城内的酒吧搜寻毫无戒备的英国士兵，然后将他们引入埋伏。1971年的一天下午，三名未执勤的苏格兰士兵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喝酒，有几个女孩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派对。三名士兵的尸体后来在郊外一条偏僻的路旁被发现。他们似乎在去派对的路上停车小便时被人朝头部开了枪。普赖斯姐妹鄙视这种行动。杜洛尔丝特别要求组织不向她指派美人计的任务。战争有战争的规矩，她坚持道：“士兵应该死在战场上。”
女性化身为激进暴力的场景或许让人觉得十分新奇，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人物已经在革命进程中找到一席之地。1969年，当贝尔法斯特激战正酣时，一个名叫莱拉·哈立德的25岁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一架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这次行为举世瞩目。哈立德更改航向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劫持飞机的女性。她几乎成了新交战状态的代言人。其照片被刊登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她双眼黝黑，阿拉伯头巾下露出高高的颧骨，手中紧握一把冲锋枪。几年后，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中，美国赫斯特媒体帝国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头戴贝雷帽挥舞着一把锯短的卡宾枪。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一位好友表示，那几年的“叛军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她。
有关普赖斯姐妹的故事开始在驻扎于贝尔法斯特的英国士兵中流传，到访的战地记者也开始对她们进行报道。外界将她们夸张地喻为“夺命美人”，说她们把突击步枪“藏在喇叭裤的裤腿里”，冒险进入贝尔法斯特的穷街陋巷。人们传说玛丽安是一名专业狙击手，英国士兵给她冠上了“寡妇制造者”的名号。杜洛尔丝则被媒体形容为“阿尔斯特最危险的年轻女性之一”。
你很难判断这些民间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其中有些是大动乱时期人们为了寻求刺激偶尔散布的性谣言。一个长久以来处于守旧和压抑状态的社会突然以最极端的方式产生了分裂。性解放所潜藏的威胁和准军事组织造成的混乱都集中在了两个虚构的携带武器的长腿女人身上。
但倘若这种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战场的一种幻想，那么投射这种幻想的关键人物之一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本人。“你想参观一下我们的炸弹工厂吗？”1972年她对一位造访的记者问道，并说，“《巴黎竞赛画报》杂志上周来这里拍过照片。”来自德里的埃蒙·麦卡恩，也就是在伯恩托莱特游行中和普赖斯成为朋友的那位积极分子，仍会不时和她见面。她从未向他明说自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但麦卡恩心知肚明。这让他感到沮丧。他迫切希望爱尔兰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但他确信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他告诉那些已经参与武装斗争的朋友：“你们的努力将无法收获对等的结果。”
麦卡恩和普赖斯见面时总会被她纯粹的魅力所震撼。他自幼认识的大多数共和党女性都是一副严厉而虔诚的样子——不说跟圣母玛利亚一样，但跟端起枪的圣母形象就差不多了。普赖斯姐妹却截然不同。杜洛尔丝一向打扮得十分优雅，头发和妆容无可挑剔。“她们都是时髦的女生，”麦卡恩回忆道，“并不是目光冷淡的辩论能手或者狂热分子。她们脸上总带着笑。”那时，贝尔法斯特有一家名为“疯狂价格”(Crazy Prices)的折扣商店，于是朋友们自然而然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姐妹称为“疯狂普赖斯”(Crazy Prices)。
普赖斯姐妹在狱中
有一次，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清晨6点闯入了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子里，并宣称因怀疑杜洛尔丝加入非法组织而要将其逮捕。“让她先吃早饭，否则休想带她走。”克丽茜说道。警方被这个身材虽小但气场强大的女人震慑住了，于是同意等她。克丽茜吩咐女儿去化好妆。这是在为杜洛尔丝争取时间，好让她能急中生智。杜洛尔丝准备好出发后，克丽茜穿上了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穿的毛皮大衣。“我跟她一起去。”她说道。
有那么一会儿，杜洛尔丝觉得很尴尬。她心想，我都参加共和军了，我妈竟然要陪我一起被捕。但她们还是去了。杜洛尔丝在卡斯尔雷警察局接受审问。不过她知道规则，而且没有向警方透露任何信息，只是不断重复道：“我无话可说。”最终她被无罪释放。要指控杜洛尔丝并非易事：毕竟她还在上学，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考勤记录良好。在她们离开警局之前，克丽茜驻足对警察给她女儿拍的入案照片欣赏起来。
“这张我能要了吗？”她面无表情地问，“拍得不错。”
作为筹措资金的新方案，临时共和军开始抢劫银行。许多银行因此遭殃。1972年的一个夏天，三个面带稚气的修女走进了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联合银行。正当这个分行准备歇业时，三名修女从长袍下拔出枪，接着持枪抢劫了银行。这三名劫匪分别是普赖斯姐妹和另一名女志愿军。初次盗窃的一个月后，有三名女性步入同一家银行再次进行抢劫。(这些盗贼的身份从未被查明，可你禁不住猜想普赖斯姐妹是否故地重游了一回。)还有一次，杜洛尔丝劫持了一辆邮局货车，因为共和军得到的情报称里面运送有大量现金。
尽管杜洛尔丝和同伴们不断出生入死，但这对她们而言却有一种冒险的刺激。她们觉得自己是全然失序的社会里逍遥法外的逃犯。詹姆斯·布朗和杜洛尔丝是亲近的共和军战友，当监狱里的詹姆斯因为阑尾破裂被送往安特里姆的一家医院时，普赖斯姐妹实施了一场大胆的营救任务。她们突袭医院后迫使警方缴械，并协助布朗成功逃走。姐妹俩设法逃脱了军方和警察的逮捕，这称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无论什么时候接受审问，她们都能表现出一副文静的天主教女学生的模样。或许这种能力足以让她们蒙混过关。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严重暴乱本就让当局难以招架。
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不乏有趣的人。杜洛尔丝和比她年长的乔·林斯基相处融洽。林斯基在福尔斯路附近的卡文迪什街长大，并且在将近40岁的年纪仍和父母与妹妹住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期间，林斯基在波特格兰侬的一座修道院接受修道士培训，他立誓保持沉默，并在黎明之前起床祷告。然而他最终离开修会加入了共和军。在修道院度过青春期的经历让他有点像个孩子。年轻的志愿军认为他像个怪人，他们都叫他“疯狂修士”。然而他目光柔和、温文尔雅，杜洛尔丝变得非常喜欢他。
普赖斯结交的另一个人名叫格里·亚当斯。亚当斯又高又瘦，来自巴利墨菲，曾在一家名为约克公爵的酒吧做酒保。约克公爵位于市中心，酒吧内的天花板很低，最受工党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与普赖斯一样，亚当斯的家庭也有着卓越的共和党背景：他的一位叔叔曾和普赖斯的父亲一起逃出德里的监狱。最初，亚当斯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该委员会曾反对建造帝维斯公寓。他从未上过大学，但却极其能言善辩。他头脑机敏，善于分析，就像杜洛尔丝一样。他比她早几年加入共和军，并且已经在贝尔法斯特的领导层快速晋升。
普赖斯小时候就和亚当斯见过面。那时他们都还小，她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家人坐同一辆车去参加伊登塔贝尔或波登斯顿的共和党庆典。但如今他再次出现时已然扮起了煽动叛乱的角色。普赖斯第一次认出他的时候，他正站在一辆卡车的后面对着一群人演讲。她惊呼道：“格里以为自己是谁啊？居然对着众人演讲。”普赖斯觉得亚当斯非常有趣，还有些可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她这样回忆道，他是个沉默而警惕的人。普赖斯热情奔放，但她发现很难跟亚当斯展开交谈。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神态，并亲切地称呼她“小孩”，可他只不过比她大两岁。普赖斯协助詹姆斯·布朗逃出医院的次日，亚当斯表达了对其行动安全的担忧：“报纸上说闯入医院的女性没有进行伪装。”他低声抱怨，并责备道：“希望这不是真的。”
普赖斯向他保证报纸上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她们姐妹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鲜艳的口红，还围了花哨的头巾，“就跟冰球比赛上的两个荡妇一样”。亚当斯很拿自己当回事啊，普赖斯心想。不过她可以嘲笑任何人。为了安全起见，亚当斯从不在自己家过夜，而是睡在共和军不同的临时营舍里，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住宅，而是当地的一些商家。他最近开始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殡仪馆过夜。这让普赖斯觉得很滑稽，她开玩笑说他睡在棺材里。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日子，”她后来说，“我应该感到惭愧，竟然觉得这很好玩。”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刚满21岁。放在别的人家，父母或许会不赞同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所作所为，然而对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来说，他们认为两个女儿不过是在继承家族的传统。与此同时，尽管你可以对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你不能责怪那个出手反击的人。“临时共和军是由最初为了抵挡那群保皇派而设置路障的人建立的，”艾伯特当时解释说，“我们最开始用石头攻击他们，可他们有枪。所以我们的人不得不到处找枪。要是就这样任人宰割，我们岂不成了十足的蠢货？我们先找来了一些猎枪，接着弄到了更好的武器。结果英国人又来了，他们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却闯进我们的家里为所欲为。你能怎么办？你只能用炸弹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没有牵涉进来，今天的临时共和军或许不会存在。”
如果有英军遭到杀害，艾伯特会坦陈每个士兵同样都是人。“可他穿着军装，”他会指出，“那他就是敌人。爱尔兰人相信这是一场战争。”他坚称自己反对死亡，但从根本而言这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让爱尔兰变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艾伯特·普赖斯总结道，“那么也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
同月，杜洛尔丝·普赖斯抵达意大利米兰进行演说，协助宣传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压迫。她控诉了“集中居住制度”以及民权的缺失问题。“如果说是我的政治信仰引导我参与谋杀，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她所采用的这种在句法上精心构思的托词，成了北爱尔兰问题时期人们描述自己参与行动的常见说辞。“如果我接到命令要除掉人民的敌人，我将毫无畏惧地服从。”杜洛尔丝在意大利露面期间有一张照片，她摆出一副逃犯的样子，用围巾将脸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