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诗人（黄灿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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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后

这本详尽的著作主要是写给历史学者看的：学生、老师和专门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不管怎样，它不是写给诗人看的。诗人从这类著作中获益不多。就是说，他们获益，但不是博学的作者想看到的那种意义上的获益。我以下说的话都不是对这本书的批判，而是解释为什么我写不出这样的批判。诗人，不管其教育、年龄、性别和品味，在其内心深处依旧是原始人类的精神传人。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是一个泛灵论者和一个物神崇拜者，他相信沉睡在万物之中的秘密力量，并相信他也许可以在若干精挑细选的词语的帮助下唤起这些力量。诗人甚至可能拥有七种以优等成绩毕业的学位——但在他坐下来写诗的那一刻，他的理性主义校服就会开始在他双臂下夹紧。他扭来扭去，气喘吁吁，解开第一个纽扣，然后是另一个，最后完全挣脱他的衣物，暴露无遗地站在一切面前，如同一个鼻子上穿环的野蛮人。对，对，一个野蛮人，因为对一个用诗歌跟死者和未出生者、跟树、跟鸟儿，甚至跟灯盏和桌脚说话的人，你还能怎样称呼他呢，也许除了白痴？那么像这样一个诗人，又怎能从自然科学中获益呢？动物学家掏心掏肺，试图向我们证明一匹马是一匹马，一只鸡是一只鸡，它们的精神状态不能以人类心灵做参照来解释。鉴于他们还未想好适当的术语来适当地表达这个区别，他们便诉诸引号。因此动物不思考，它们“思考”，它们不决定，它们“决定”，如此等等。不过，诗人是如此退化，以致这类说法都不能使他接受。如果你不同意，那就向我证明有一个诗人用这类预先警戒的引号来描述他自己的狗。诗人的狗依然是聪明的，而“聪明”人则是那些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但是这段导语已经拖得太长了，让我们回到历史这个正题吧。诗人在这个领域也同样受到他的落后的损害。过去对他来说依然是战争和具体的个人的历史。而对今天的历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专心于建构宏大综合体的历史学者来说，战争和个人充其量只是次要问题。对这些历史学者来说，主要历史推动者是生产资料，是财产拥有权的条件，以及气候。零散的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并不担当重要角色。你要么完全绕过它们，要么以一种不会使读者分散对更重要事件的注意力的方式讲解它们。一些特别为此类目的而翻新的词语，在这里协助他：“最高成就”“失去支配权”“压制分离主义趋势”“发展突然受阻”，如此等等。血不从这类词语里流出，火花不从这类词语里散出。不再是某次阴险的进攻、埋伏、屠杀、强奸和压制，而仅仅是甲国“发现自己置身于外国侵略者的范围里”，准确地说，是“新来者的范围里”，更准确地说，是“乙国文化的范围里”。历史学者的语言努力要抽象，并且基本上达到了。当他们讲到“迁移性运动”，你很难猜得出他们是指新领土的和平定居点，还是指一个部族遭另一个部族袭击时争先恐后的逃难。很不幸，诗人依然以形象思考。例如，在读到某个群体的农业计划“与其邻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立即看到被砍下的头颅被抛入柳条筐。此外，所有原始动物都具备的直觉会低语说，这些柳条筐是失明的奴隶编的，他们在较早某次“冲突”期间被俘虏并且被弄瞎了眼。不用说，讨论中的时期愈是久远，历史学者便愈容易达到这种洁净无菌的风格。历史学者平静地翻阅最古老的人类史诗《吉尔迦美什》，立刻抓住他所需要的东西，也即“这是证明国家领导权的社会基础的构成的最早证据之一”。诗人没有准备好以这类理由来欣赏这部史诗。如果《吉尔迦美什》只包含这类信息，则这部史诗完全可以不存在。但它存在，因为被用作书名的英雄哀悼其友人的死亡。一个人类悲叹另一个人类的悲惨命运。对诗人来说，这个事实具有巨大重量，哪怕是在最言简意赅的历史综合体中也不可忽略。正如我所说的，诗人跟不上，他落后。为了替他辩护，我只能说，总得有人掉队。哪怕是为了捡起在客观规律的胜利队伍中被践踏和丢失的东西。

《古代近东史》，尤利娅·扎布罗茨卡著，华沙：奥索林斯基国家研究所，1982年。

紧张

在《非必要阅读》里谈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毕竟，这是任何偶尔有思考习惯的人的必读书——或至少应该是。所以我不在这里谈论他的诗。我有个更糟糕的想法：我谈自己，或更准确地说，谈我在米沃什的诗歌和它的作者面前是多么紧张。这很早就开始了，在1945年2月。我去克拉科夫的星光剧院，那里即将举行战后第一场诗歌朗诵会。参加者的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读过的散文相当多，但诗歌知识等于零。但我仍然听和看。不是每个人都朗诵得很好。有些人难以忍受地装腔作势，另一些人则声音破碎，纸在他们手里颤抖。在某个时刻他们宣布一个叫米沃什的人登场。他读得很平静，没有矫揉造作。仿佛他是在自言自语，并邀请我们加入他。“这就对了，”我跟自己说，“这才是真正的诗歌，他是真正的诗人。”我显然是不公平的。那里还有两三个在场的诗人值得特别注意。但例外是有等级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要密切注意米沃什。不久之后我的赞赏便受到严格考验。在某个特别场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置身于一家真正的餐厅。我环顾四周，发现米沃什和几个朋友就坐在我附近，狼吞虎咽地吃着泡菜猪排。那是一个打击。原则上我知道就连诗人也得时时进食，但他们需要叫这么粗俗的菜式吗？我以某种方式应付我的恐怖。此外，我有了一些更重要的体验，并开始成了认真的诗歌读者。米沃什的诗集《拯救》出版了，我还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新诗。我的紧张增加了，并随着我读到的每一首诗而更加根深蒂固。我下次见到米沃什是在1950年代末的巴黎。他正慢慢从咖啡馆的桌子间穿过，很可能是要见某个人。我有了一个机会，去告诉他一个他也许乐意听到的消息——他那些禁书在波兰仍有人在读，被一本本地抄写，然后偷偷带进国内。任何人只要够努力，迟早都能弄到它们。但我没有走上去告诉他。紧张使我瘫痪了。米沃什要等到很多年后才得以回国。在克拉科夫的克鲁普尼恰街，带着闪光灯和麦克风的摄影师们吐出的烟，几乎把他遮蔽了，使我们这些站在那里等待的人群看不清他。当他精疲力尽地摆脱记者，便轮到大群索要签名者包围他。我缺乏勇气去在那人群中打扰他，作一番自我介绍，也许还请他签名。我是在他第二次回国时，才有幸和他本人见面。自此以后，很多事情改变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必须承认，我有了很多机会跟他说话，在共同朋友的陪同下跟他见面，甚至在各种场合一起朗诵和在官方活动上一起受苦。但至今我仍然不懂如何与这样一位伟大诗人打交道。我在他身边依然像以前那样紧张。尽管我们有时候说笑话和在喝冰镇伏特加时碰杯，以及尽管有一次在一家餐厅我们碰巧都点了一客泡菜猪排。

译自辛波斯卡专栏“非必要阅读”，《选举日报》2001年6月30日—7月1日星期六、星期天版，第9页。米沃什九十大寿纪念特刊。

选自《非必要阅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著，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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