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鲁迅：摩罗诗力说（赵瑞蕻译）

鲁迅黄灿然小站 2022-04-26

探求那古老的源泉已经穷尽了的，将要去追寻未来的源泉，那新的起源。兄弟们呵，新生命的兴起，新的泉水，从深渊中喷涌出来，那日子不会遥远了。——尼采

一

人们读古代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一定会感到有些凄凉，仿佛脱离了春天的温馨，而坠入了秋天的萧瑟；一切萌芽生机都消逝了，眼前只显得一片枯萎凋零。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姑且说它是萧条吧。人类流传到后代的文化，最有力量的大概要算语言文学了。古代人民的想象，奔驰于大自然那神秘的领域，同万物暗暗地相吻合，在心灵上沟通，表达他们所能表达的，于是就成了诗歌。他们的歌声，经历过无数年代，而深入人心，不但没有同他们的民族一起沉默而消失，反而比他们的民族更加发展了。等到文化衰落了，那民族的命运也随着终止了；人民群众停止了歌唱，光辉也就消失了。这样，读历史的人那种萧条的感觉，就会突然涌现出来，而这些古代国家的文明史，也就渐渐地接近最后一页了。凡是在历史开头时期享有盛誉美名，曾经闪烁着人类文化的曙光，而如今早已灭亡了的古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要举一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例子，最恰当的就算是印度。印度古代有经典《吠陀》四种，奇丽而深远，被称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品。他们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也是非常美妙的。后来产生了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以戏剧创作著称于世，有时还写些抒情的诗篇。德国大诗人歌德（W. Von Goethe）甚至推崇为天地间的绝唱。等到印度民族逐渐失去了活力，文化也一起衰颓了，雄伟的歌声慢慢地再也不能从他们国家人民的心灵中产生出来，就好像逃亡者一样流传到别的国土去了。其次是希伯来，他们的文学虽然大都涉及宗教信仰，但以深沉而庄严著称，成为宗教文化的源泉；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未停止。而在以色列民族，也只有耶利米（Jeremiah）的歌声。以色列历代帝王昏愦无能，上帝极愤怒，于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了；这民族从此也就寂然无声了。当他们流亡异乡时，虽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念念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耶利米的《哀歌》以后，就没有继起的作品了。再其次是伊朗和埃及。这两个古国都是半途衰落下来的，就好像割断了的汲井的绳索，在古代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都萧条了。而我们中国竟能逃出这样的行列，那么人世间的最大幸福，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是为什么呢？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说过：“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的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有了但丁，国家就会统一，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支离破碎了。”

尼采（Fr. Nietzsche）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有着新的力量。这种说法也的确是有推不翻的道理的，因为文明的萌芽本来就孕育在野蛮之中；在野蛮人那种未开化的形状中，就蕴藏着隐隐约约的光辉。文明仿佛是花朵，野蛮好比蓓蕾；文明犹如果实，野蛮则有似花枝。人类就这样往前发展，希望也正在这里。然而，文化发展已经停滞的古代民族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发展已经停顿了，衰败就跟着来了。更何况长期以来，依靠老祖宗的光荣，曾经高高地处在周围落后的邻国之上，暮气发作，往往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污浊得仿佛死海一样。他们在历史的开端有辉煌的地位，而终于在历史的末页衰亡消隐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俄国虽然是无声的，却潜伏着激越的声响。俄国好像是孩子，但不是哑巴；俄国仿佛是一条暗藏在地下的河流，而不是一口枯竭的古井。十九世纪初叶，果然产生了果戈理（N. Gogol），以他看不见的泪痕和悲愤，使他的祖国人民振奋起来。有人将他比作英国的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就是卡莱尔所赞扬和崇拜的那个人物。我们放眼看看全世界，新的声音争先竞起，没有不是以自己独特的雄伟而优美的语言，振作他们民族的精神，而把伟大而优秀的东西介绍到全世界去的。至于沉默无闻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只有前面所列举的印度以下那几个古代国家罢了。

唉，那些古代人民的文艺创造，未尝不庄严，未尝不崇高伟大，但是他们的声气不能与现代的相通。那么，除了供给怀古的人们玩赏咏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遗留给后代子孙呢？要不然，也只是诉说自己民族从前的光荣，以衬托今天的寂寞，反而不如那些新兴的国家足以令人崇敬；即使他们的文化还未昌盛，可是未来却是大有希望的。所以，所谓“文明古国”，只是一个悲凉的名称，讽刺的话语罢了。那些破落人家子弟，家业已经衰败，却偏要啰啰嗦嗦地告诉别人，说他们的祖宗在世时，才智与声威是如何了不起；有过什么样的高楼大厦、珠玉珍宝以及猎狗骏马，如何比一般人高贵显赫。听到这些话的人，哪一个不哈哈大笑呢？谈到民族的发展，虽然对于古代历史的怀念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怀念，思想必须明朗，就像照镜子一样，时时向前迈进，时时回顾过去；时时奔向光明的前程，时时也怀念光辉的旧有文化。这样，新的东西就可一天天地新起来，同时古老的东西也不会死亡。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只是一味夸耀，自我陶醉，那么，黑暗的长夜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现在请到我们中国的大街上走一走吧，就可以看到有些军人徘徊往来，张开嘴巴，高唱军歌，痛骂印度和波兰的奴性。还有随意作“国歌”的人，也是这个调子。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很想一一夸耀以前的光彩，不过不能说出来，于是只能说什么左边的邻国已经成了亡国奴，右边的邻国也快要灭亡了；同那些已灭亡了的国家来相比，试图显示自己的优胜。至于印度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同中国相比较，究竟哪个差些，现在暂且不去说它。如果说这是赞美的篇章，国民的声音，那么，世界上歌颂的人虽然很多，却实在还没有见过有像我们这样的作法啊。一个国家没有了诗人，这事看起来极为细小，但是那种萧条的感觉，往往就会随之而来，侵袭人心。我认为，如果要发扬祖国真正的伟大的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别人。有了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自觉的声音一旦发出来，每一个声响一定能打动人心，那声音显得清楚而明彻，不同于一般的声响。假如不是这样，大家都哑口结舌，沉默无言，那么，我们便会比以前更加感到沉寂了。正在昏沉做梦的民族，怎能发出声音？即使受到外来的震动，自己勉强振奋起来，不但不能强大，而且只能更加悲叹罢了。所以说，民族精神的发扬，同世界见识的广博是很有关系的。

如今暂且放下古代的事情不去谈它，另外到国外去追求新声吧，而这个起因就是对古代的怀念所激发的。新声类别很多，不能详细地去研究。但其中最能振奋人心，而且语言较有深长意味的，实在没有比得上“摩罗诗派”的了。“摩罗”这一名称，是从印度借来的，原来是指天上的恶魔，欧洲人称为撒旦，人们本来是用来称呼拜伦（G. Byron）的。现在把那些立志要反抗，目的在行动，并且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并到这一派里，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流派和影响，从这一诗派的领袖拜伦开始，最后谈到马扎尔（匈牙利）诗人。这些诗人外表很不一样，各以本民族的特色发出光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却都是趋于一致的。他们大都不愿唱那种随波逐流，和平欢乐之歌。他们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除非那些还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的歌声是不值得听的。如果让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身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中，流离颠沛，而又无法摆脱的人们，听到了这种声音，就会感到这是最雄壮、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声了。但是，把这些告诉喜欢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会更感到恐惧了。

二

和平这种事，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勉强可以叫做“和平”的东西，不过是战争才停止，或者尚未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罢了。外表上仿佛是一片平静，暗中的激流却早已潜伏着；时机一到，动荡就开始了。且看那大自然吧，和煦的风吹拂着树林，及时的雨滋润着万物，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人间造福的。但是，烈火藏在地下，一旦火山喷发，万物都被毁灭了。所以那时时降临的和风细雨，只是暂时存在的现象；世界并不能永远安逸，好像亚当的老家那样。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衣食、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表现得很明显，已是不能掩盖的事了。甚至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呼吸空气，就发生争吸空气的斗争，肺量强的人就会得胜。所以说，残杀的动机，是随着生命开始的；所谓和平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开始的时候，原始人都以英勇、顽强、猛烈的精神，进行着反抗战斗，逐渐地发展到文明社会了。他们有了教化，风俗也变迁了，便开始变得懦弱起来。他们知道前途是那么艰险，就索性保守，想逃避斗争了。但是，战场就在眼前，又明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理想国来。他们或者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们所不能到的地域，或者把这种理想推迟到不知多少年代以后。从柏拉图（Platon）的《理想国》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抱着这种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虽然从古代到现在，绝对没有这种和平的征象，但是他们仍然伸长头颈，遥望将来，心神奔驰到所向往的目标上去；成天追求，不肯放弃，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根本不同于西方。他们的心神所向往的，是在唐尧虞舜那么遥远的时代，或者索性进入太古时代，神游于那个人兽杂居的世界之中。他们以为那时候什么祸害也没有，人们都可以顺从自然，不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污浊而艰险，使人无法生活下去。这种说法，同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事实对照起来，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远古人民在发展和迁移中，进行着的抗争和辛勤劳动，即使不比现在更为艰苦，也绝不会比今天稍微轻松些。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记载没有遗留下来，他们流血流汗的痕迹，都已统统消灭了，因而后人追想起来，好像那时代是非常快乐似的。如果叫这些哲学家们生活在那个时候，跟古代人民一起同患难，他们便会感到颓唐失望，进而追念盘古氏还没有出生，天地还没有开辟的世界，这又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所以，凡是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必定是没有什么希望，不想前进，不肯努力；这同西方的思想比较起来，就有如水火不能相容。如果不是自杀去追随古人，就必定一辈子毫无希望，无所作为，使大家奔向所信仰的主要目标；只好束手无策，长声哀叹，精神和肉体一起堕落罢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论调，还可以看出我们古代那些思想家，决不认为中国是一片乐土，好像现代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只感到自己十分懦弱，无所作为，于是只希求超脱尘世，神往于远古，让人类堕落到爬虫、野兽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可以隐居山林，了此一生。哲学家是这样，而社会上却吹捧他们，说他们是超脱清高的人，而他们自己则说：“我是禽兽虫豸，我是禽兽虫豸啊！”也有些想法不同的人，就著书立说，想把人们一齐带到那遥远的古代，像老子这种人，就是最杰出的代表。老子写了五千字的著作，主要的意旨就在于不触犯人心。为了不触犯人心的缘故，就得首先使自己做到心如槁木，提出“无为而治”的办法；用“无为”的“为”来改造社会，于是世界就会太平了。这方法真是好得很呵。然而，可惜自从星云凝固，人类出现之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物无不存在着拼死的斗争。就算自然界进化也许会停止吧，但是生物绝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如果阻止它向前发展，那就势必走向衰落。像这样的具体例子，世界上是很多的，看一看那些古代国家，都是可靠的例证。如果真能逐渐使人类社会，回到禽兽、爬虫、草木以及原生物的状态，又逐渐变成无生命的东西，那么，虽然宇宙还是那么广大，有生命的东西却都已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虚无，那岂不是最清净了吗？但是，不幸的是进化犹如飞奔着的箭，除非掉下来，是不可能停止的；除非落到物体上面，是不会打住的。祈求飞箭倒过头来，飞回原来的弦上，这是情理上不会有的事。这就是人世之所以可悲，而“摩罗诗派”之所以伟大的道理。人类得到这种力量，就可以生存，就可以发展，就可以进步，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犯，这同上面所说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有人触犯别人，或者有人受到别人触犯，这是皇帝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保护统治地位，使子孙万代，永远做帝王，没有止境。所以，天才（Genius）一出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把他毁灭了。如果有人能触犯我，或者有能触犯别人的人，这是人民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平安地生活着，宁愿蜷伏着，堕落下去，而厌恶进取。所以，天才一出来，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把他毁灭掉。柏拉图创立一个理想国，认为诗人会扰乱统治，因此必须把他们流放到理想国外面去。尽管国家有好有坏，见解有高低不同，但是两者的统治手段实际是一致的。

诗人，就是那些能触犯人们心灵的人。所有人的心中，本来都是有诗的。如果诗人写诗，诗决不是诗人所独有的。人们一读他所写的诗，便能领会，这就是说，人们心中本来就有诗人的诗，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不能说出来，诗人代为表达出来，仿佛拿起拨子把琴一弹，心弦立即受到感应。那琴音震荡在心灵深处，使一切蕴藏着感情的人都抬起头来，好像望见朝阳一样；使美丽、雄伟、坚强以及高尚的精神更加发扬起来。于是污浊的和平状态，就会被打破了；和平一被破坏，人道就发扬了。然而，从最高的上帝，到最下层的奴隶们，也就不能不因此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了。于是他们便同心协力，加以摧残，希望永远保持老样子，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一直保存着老样子，这就是所谓古老的国家。可是，诗歌毕竟是不可能消灭完的，于是，他们又造出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它。比如我们中国的诗歌吧，虞舜说“诗言志”，后来圣贤著书立说，则认为诗歌能约束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基本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无邪”二字。但是，既然说诗是言志的，为什么加以约束呢？如果强加以“无邪”，那就不是言志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不等于在牢笼和鞭子的抽打下，还说什么给你自由吗？不过后代的文学，颠来倒去，果然都超脱不出这个界限。那些颂扬统治阶级，讨好豪门权贵的作品，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有感于鸣虫飞鸟，山林泉壑，从而产生的诗篇，往往也受到种种无形的拘束，不能抒写天地间真正的美妙东西。要不然，就只有那些悲痛愤慨世事，怀念从前的圣贤，可有可无的作品，勉强在世上流行。如果他们在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偶尔流露出一点男女情爱的东西，那些儒家门徒便纷纷加以责备，更何况那些大反世俗的作品呢？只有屈原在临死之前，心里涌起波涛，想投入汨罗江中；他回望那家乡的高山，悲叹着祖国没有贤人，于是抒发哀怨，写成了瑰奇的诗篇。他面对着江水，一切顾虑都抛弃了；他怨恨世俗的混浊，歌唱自己的美好的才能。从太古时代开始，一直到万物中最细微的东西，他都提出了种种疑问。他大胆抒怀，无所忌惮，说出了从前人们所不敢说的话。但是，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艳丽的词藻，凄凉的音调，而反抗和挑战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呈现出来。因此，他的诗对后代人的感动力量不是怎么强大的。刘勰说：“才能高的人，就从中吸取宏伟的体裁；内心灵巧的人，就猎取些美艳的词藻；一般欣赏的人，喜欢其中山水的描绘；初学的人，只效法美人香草的比喻。”总之，人们都只是注重屈原作品的外表，没有接触到它的本质。因此，这位孤独的伟大诗人死了，社会还是那个老样子。在刘勰所说的这四句话里，包含多么深沉的悲哀啊！所以，那些雄伟壮美的声音不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也不是今天才如此的。这大都是诗人们唱唱自己的歌，一般人民是不喜爱的。

试看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直到如今，那些诗家词客能够运用他们美妙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感受，以陶冶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的，到底有多少呢？从古到今，到处寻觅，几乎找不到一个。但是，这也不能只是责备他们。因为人们心中都刻着“实利”这两个大字。没有得到实利的人，就成天劳劳碌碌；一旦得到了，就昏沉入睡了。即使有激昂的声响，又怎么能触动他们呢？他们的心灵既不被触动，不是枯死，就是萎缩罢了。况且实利的念头，又好像火一般在胸中燃烧，而且所谓实利，又是那么卑劣，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样，他们就逐渐地变成卑鄙、懦弱、吝啬，以及保守而畏惧了。他们没有古代人民的纯朴粗犷，却有末代人世的势利刻薄，那又是必然的趋势了。这也是古代那些哲学家们所没有料到的吧。至于说到要用诗歌改变人的性情，使人们达到真诚、善良、美好、雄伟、刚强而敢作敢为的境界，听到的人也许会讥笑这种想法是很迂腐的吧。何况这种事本来是无形的，它的效果也不会在顷刻之间就能显示出来。如果要举一个明确的反证，恐怕没有比那些古代国家被外来敌人所灭亡的事更恰当的了。凡是这样的国家，不但对它们加以鞭打、拘禁，比对野兽还容易些；而且也没有人发出沉痛而响亮的声音，触动后代人，使他们振奋起来。即使有时产生这样的歌声，听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感动。当他们的创伤痛苦稍稍减轻时，他们就又要营营碌碌忙于谋生，只求活命，不管什么是卑鄙龌龊的了。外国敌人再来，他们就跟着被摧毁了。所以，那些不斗争的民族，他们遭受战争的机会，常常比好斗争的民族要多；而胆小怕死的民族，他们的衰落灭亡，也往往比那些强硬不怕死的民众为多啊！

一八〇六年八月，拿破仑大败普鲁士军队。第二年七月，普鲁士求和，成为法国的附庸国。但是，当时德意志民族虽遭到战败的屈辱，但古代的精神的光辉，还仍然保存着，没有消逝。于是产生了阿恩特（E. M. Arndt），写出了《时代的精神》（Geist der Zeit）一篇，以雄伟壮丽的笔调，宣扬独立自由的呼声。德国人民读了以后，同仇敌忾的心情大大炽烈起来。不久，他被敌人察觉，追捕很紧，就逃到瑞士去了。到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严寒和大火之中被打败了，逃回巴黎；整个欧洲因此就风起云涌，纷纷组织兵力，进行反抗。第二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下令征召人民，建立军队，宣告为三件事而战斗，那就是：自由、正义、祖国。青年学生、诗人和艺术家都争先恐后地投笔从戎。这时，阿恩特也回国了，写了《什么是国民军？》和《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她的边界》两首诗，以鼓舞青年们的斗志。当时在义勇军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特沃多·柯尔纳（Theodor K ö rner）。他毅然放弃笔墨生涯，辞去维也纳国立剧院诗人的职位，离别了父母和爱人，拿起武器就走了。他写信给他的父母亲说：“普鲁士的雄鹰，已经以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胸，唤醒德意志民族伟大的希望了。我的歌唱，都是向往我的祖国的。我要抛弃一切幸福和欢乐，为祖国而战死！啊，我依靠上帝的力量，已经彻底觉悟了。为了祖国人民的自由和人生的美好意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牺牲吗？无限的热力在我的心中汹涌着，我站起来了！”后来他的《琴与剑》（Leier Und Schwert）诗集，也都是以这种精神凝结成激昂的歌声。只要翻开他的诗集一读，热血就会沸腾。不过，当时像这样胸怀热情而觉醒起来的，并非只有柯尔纳一个人。整个德国青年，都是如此。柯尔纳的声音，就是全德国人的声音；柯尔纳的热血，就是全德国人的热血啊。所以，推广来说，打败拿破仑的，不是什么国家，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人民。人民都有诗，也就是有诗人的才能，于是德国终于没有灭亡。这难道是那些死抱着功利，排斥诗歌，或者依靠外国的破烂武器，图谋保卫自己的衣食和家室的人们，所能意料得到的吗？不过，这只是把诗歌的力量同米和盐相比较，借以震醒那些崇拜实利的人们，使他们知道黄金和黑铁，绝对不能振兴国家；而且德、法这两个国家的外表，也不是我们中国所能生吞活剥的。这里我揭示他们的实质，只希望我们有所理解罢了。这篇文章的本意，还不在这里呢。

三

从纯文学的观点说来，一切艺术的本质，都在于使观众和听众能感到振奋和喜悦。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本质也应该是这样。它同个人和国家的存亡，没有什么联系。它完全脱离实际利益，也不是穷究什么哲理。所以，从它的功用上来看，在增进知识方面，不及历史书册；在劝戒人群上，不如格言；在使人发家致富方面，不及工商业；在获取功名上，不如毕业文凭。不过，世界上自从有了文学，人们便因而接近满足了。英国道登（E. Dowdon）曾经说过：“世界上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观看、诵读以后，对于人世似乎没有什么裨益，这种情况是常常有的。但是，我们却喜欢观赏和阅读，就好像在大海中游泳，面前是茫茫一片，我们在波涛间浮游。当我们游泳完了，就会感到身心有了变化。而那大海本身，实际上只是波涌涛飞，没有什么思想感情，也始终没有给予我们什么教训和格言。但是游泳者的元气和体力，却因此而突然增强了。”所以，文学对于人生，它的功用决不在衣食、房屋，以及宗教、道德等之下。这是因为人生活于天地间，必定有时自觉勤奋劳动，有时也会精神颓唐而迷惘；有时必须努力去谋生计，有时也会忘记谋生的事情而去寻欢作乐；有时活动在现实世界，有时神驰于理想的境界。如果只是偏在一个方面努力，这就是不完满了。严寒的冬天永远存在，春天的生气就不会降临；虽然躯壳活着，灵魂却死了。这种人虽然活着，但是人生的意义丧失了。文学这种没有用的有用，那道理就在这种地方吧？约翰·密勒说：“近代文明，没有不以科学为手段，以合理为准绳，以功利为目的。”世界潮流是这样，因此文学的作用更加突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文学能培育我们理想。培育人们的理想，就是文学的任务和作用。

此外，与文学的功能有联系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够启发人生的奥秘，并能直接揭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这是科学所不能做到的。所谓奥秘，也就是人生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很微妙而深奥的，一般学生都无法说出来。就好像热带地方的人在没有看到冰以前，你同他谈冰，虽然用物理学、生理学加以说明，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水能凝固，冰是寒冷的。只有直接给他们看看冰块，叫他们用手摸一下，你即使不说什么冰的性质和能力，冰这东西，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就可以直接了解，再不会有什么疑惑了。文学也是这样，虽然分析判断方面，不如科学那么严密，但是，人生的真理，却直接蕴藏在言词之中，使听到那声音的人们，心灵便豁然开朗，立刻与现实人生结合起来。犹如热带人在看到冰以后，以前竭力思索和研究而不能明白的道理，如今完全清楚了。从前安诺德（M. Arnold）认为“诗是生活的批判”，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们如果读荷马（Homeros）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仅仅接触了诗歌，而且就与人生相联系，从而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生中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便会更加努力，以实现那美满的理想。文学的这种功效，就是教育意义了。既有教育意义，才能有益于人生。而且文学的教育又不是一般的教育，它能实际启发自觉、勇猛、力求进步的精神。凡是衰落、颓败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由于不愿听取这种教育而开始的。

但是，也有人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诗歌的，那就又有不同的见解了。他们的要旨在于，认为文学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说，诗歌有主要因素，这就是表达观念的真实。这真实是什么呢？他们说，这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同人类的普遍观念的统一。怎么样才能得到真实？他们又说，在于掌握最广泛的经验。所以，掌握人类的经验愈是广泛，诗歌的意义也就愈广泛。所谓道德，不外是人类的普遍观念所形成的。因此，诗歌与道德的联系，就因为都出于自然。诗歌与道德相一致，就是观念的真实，诗歌的生命在这里，不朽的精神也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与社会的法则背道而驰。由于违背了社会法则，就一定会违反人类的普遍观念；而违反了人类的普遍观念，必定得不到观念的真实。观念的真实一旦丧失，这种诗歌也就应该消亡了。因此，诗歌的消亡，往往是由于违反了道德的缘故。不过，诗歌也有违反了道德而居然能存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是暂时的现象罢了。我国所谓“无邪”之说，正好与这种理论符合。如果将来中国文学事业有一天真会复兴起来，我担心主张这种学说，并且竭力摧毁文学新苗的，必将大有人在。而欧洲那些批评家们，也有不少是抱着这种见解来评论文学的。

十九世纪初年，全世界为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所震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都振奋起来了。往日的沉梦，都一下子苏醒过来了，只有英国比较没有什么变动。但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冲突，时常产生不平的现象。诗人拜伦，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他之前，有司各特（W. Scott）等人，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平稳妥帖、详尽切实的，同旧的宗教道德极为融洽。等到拜伦起来，才摆脱陈旧的传统，直接抒写他所信仰的东西，而且他的作品都充满了刚强、反抗、破坏和挑战的声音。和平的人们，怎能不害怕呢？于是人们就叫他撒旦，这个称呼是骚赛（R. Southey）开始用的，而大家就随声附和。后来，又有人扩展到称呼雪莱（P. B. Shelley）以下几个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骚赛也是诗人，由于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当时人们普遍的同情，于是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他竭力攻击拜伦，拜伦也进行反击，痛骂他是诗商。他的著作有《纳尔逊传》（The Life of Lord Nelson），现在世上还很流行。

《旧约》记载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最后用泥团捏成一个男子，取名为亚当。后来上帝担心他一个人太寂寞了，又把亚当的肋骨抽出，造个女人，名叫夏娃；他们两个都住在伊甸园里。接着还增添些鸟兽和花木，开出了四条河流。那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另一棵叫做“知识”。上帝禁止人类去吃树上的果子，魔鬼就化成一条蛇来引诱夏娃，叫她吃了果子，于是她就获得生命和知识了。上帝大怒，立即把人赶出来，而且诅咒这条蛇。从此，蛇只能在地上爬行而吃泥土。人则既要劳苦谋生，又要老死，子孙后代一直在遭受着这种惩罚。英国诗人弥尔顿（J. Milton）曾采取这个故事，写成《失乐园》（Paradise Lost），描述上帝与撒旦的战斗，以象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撒旦的形状是非常狰狞可怕的。自从这诗问世以后，人们就更加憎恶撒旦了。可是，从信仰不同的我们中国人看来，亚当住在伊甸园中，同笼子里的鸟雀，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无知无识，只知道信奉上帝，如果没有魔鬼的诱惑，人类将不会产生出来。这样说来，世界人类无不有着魔鬼的血统。对人类社会有好处的，撒旦是第一个了。但是，作为基督教徒，身上背着魔鬼这个恶名，正如中国所谓“离经叛道”一样，人们就会一起鄙弃他，使他在社会上站不住脚。不是顽强，善于斗争，胸襟开朗，而长于思考的人们，那是经受不住的。亚当和夏娃离开乐园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亚伯，小的叫该隐。亚伯放羊，该隐种地；他们俩都曾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献给上帝。上帝是喜欢吃荤腥的东西，而厌恶果子的，就拒绝了该隐所献的东西。由此，该隐逐渐同亚伯争吵，终于把亚伯杀死了。上帝便诅咒该隐，使他的地里长不出东西来，他只好流亡到异乡去了。拜伦采用这个故事，写了一部诗剧，对上帝大加指责。于是那些基督教徒都被激怒了，说这是亵渎神圣，败坏风俗，宣扬灵魂有尽的诗篇，对拜伦竭力进行攻击。直到现在，有些评论家还拿这个理由责难拜伦。当时只有摩尔（Th. Moore）与雪莱两个人，极力称赞拜伦的诗篇的壮美伟大。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认为这是千古绝唱；在英国文学中，这是最杰出的作品。后来他劝艾克曼（J. P. Eckermann）学习英国语言，就是希望他直接读这部作品。

《旧约》上还记载该隐流亡以后，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经过无数年代，人类更加繁殖了。于是，人们心中所想的，经常涉及坏事情，上帝又因此后悔了，便想毁灭人类。有一个人叫挪亚，只有他信奉上帝最虔诚。上帝便吩咐他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把他的家属，以及动物植物，分门别类，各选出一种，搬到方舟上去住。随后，下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泛滥，一切生物完全消灭了，只有挪亚的家族保存下来，洪水退后，他们回到陆地上居住，又生了许多子孙，直到今天，绵绵不绝。我们叙述这故事，讲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上帝也会后悔，这件事未免太离奇了吧。而人们憎恶撒旦，这个道理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既然是挪亚的后代子孙，必定要竭力斥责那些反抗者，战战兢兢地敬奉上帝，继承祖宗的事业；希望洪水再次泛滥的时候，还能得到上帝的密令，而在方舟上保存自己呵。不过，我曾经听到生物学家说过，有“返祖遗传”这种现象，这就是在生物界中常常有奇异的品种出现，同它的老祖宗很相似。有如人们所养的马，往往出生野马来，好像斑马（Zebra）一样。这是那未被驯服以前的形状，现在又重现了出来的。撒旦诗人的诞生，大概也是这样吧，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群马对着一匹不服驾驭的野马感到愤怒，一起来用蹄踢它，这才是可悲可叹的啊！

四

拜伦名叫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出身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海盗勃朗（Burun）族。这个家族后来移居诺曼底，追随威廉王到了英国，直到查理二世时，才开始改用现在这个姓氏。拜伦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诞生在伦敦，十二岁便写诗了。成年后，入剑桥大学读书，没有读完，不久就决定离开英国，作广泛的游历。他先到葡萄牙，后又东到希腊、土耳其和小亚细亚，饱览了这些地方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异的民族风俗，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两卷，内容瑰奇变幻，仿佛波光云影一般，令人惊叹叫绝。以后，他又写了《异教徒》（The Giaour）和《阿拜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两篇叙事诗，都取材于土耳其。前一篇描述一个异教徒（这是对回教而说的）同哈桑的妻子通奸，哈桑把他的妻子扔到水里溺死，异教徒也逃走了。但是后来他终于回来，杀死哈桑，进寺院忏悔。绝望悲痛的情调洋溢在笔墨之间，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后一篇描写女子楚来加爱上西里姆，而她的父亲却将要把她嫁给别人。她和西里姆一起逃走，不久被抓了回来；西里姆搏斗而死，她也自杀了。诗中充满着反抗的声音。到了一八一四年一月，拜伦创作了长诗《海盗》（The Corsair），诗中的英雄名叫康拉德。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并且蔑视一切道德，只依靠他那坚强的意志，当了海盗的首领，率领他的部下，在海上建立了一个大国。他只凭着孤独的船与利剑，随心所至，所向无敌。他家里除了爱妻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康拉德从前虽然信奉过上帝，但是他老早把上帝抛弃，上帝也已经抛弃康拉德了。因此，一把剑的威力，就是他的权势。什么国家的法律，社会的道德，他都加以轻蔑。只要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靠它来实现他的意志，别人怎么想，上帝有什么命意，他都不考虑。如果问他命运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回答：“命运就在剑鞘里。一旦拔剑出鞘，光芒外射，连彗星也会失去光彩，如此而已。”不过，康拉德这个人，并不是天生的大恶人，他内心具有高尚而纯洁的思想，并且曾经打算尽他的力量，为人间谋福利。只是后来他看到小人得势，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而且芸芸众生之中，大都具有猜忌、中伤别人的品性，于是他对人世就逐渐变为厌恶，终于用他自己受某些人的损害而产生的怨恨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了。他驾着轻舟，挥着利剑，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神，他都进行反抗挑战。原来只有报复这件事一古脑儿贯注在他全部精神之中了。有一次，他攻打塞特城失败了，被囚禁起来。塞特的一个妃子，爱他的英勇，帮助他越狱，然后跟他一起坐船逃走。他在海上遇到了部下，就大喊道：“那是我的船哪，那是我血红色的旗帜呵！我的命运还未在海上结束呵！”但是，当他回到他的老家时，银灯暗淡，爱妻已经死了。不久，康拉德自己也失踪了，他的党羽在海上到处找他，毫无踪迹。只有他那无边的罪恶，仗义的名声，永远留在世界上罢了。拜伦的祖父约翰，曾经想到自己的祖先是海盗之王，便参加海军，以后当了统帅。拜伦写这首诗的起因似乎也一样。有人甚至就称拜伦为海盗，他听到后，私下很高兴。可见诗中康拉德的为人，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三个月以后，拜伦又写了《莱拉》（Lara）一诗，描写莱拉曾经跟海盗一样地杀人。后来策划起义，战败受伤，被一支飞过来的箭穿过胸膛而死。诗中叙述这位富于自尊心的好汉，竭力反抗不可逃避的命运，情景非常惨烈，简直无与伦比。此外，拜伦还有其它的创作，不过都不是什么杰作。他的诗歌风格大都学习司各特，司各特从此专心从事小说创作，不再写诗了，是为了避开拜伦的缘故。不久，拜伦同他的妻子离婚，社会上虽然不知道离婚的原因，却纷纷责难他。每次拜伦出席议会时，嘲笑和谩骂他的声音便到处传来，甚至不许他到剧场去。他的朋友摩尔为拜伦写了一本传记，评论这件事说：“社会上对待拜伦，就像他的母亲对待他一样；一会儿爱，一会儿恨，没有一定的判断。”其实，迫害天才，乃是人间常事，到处一样，难道只是英国如此吗？我们中国从汉朝、晋朝以来，凡是享有盛名的文人，大都受到诽谤。刘勰曾经为他们辩护说：“上天赋予人的五种才能，长短不同，而各有所用；如果不是什么圣贤，很难求全责备。但是，将相由于地位而显赫，而文人则因职位卑下而常常遇到讥讽。这就是江河为什么汹涌奔腾，而那些细小的流泉只能曲曲折折地流着的缘故啊。”东方的恶习，在这寥寥数语中已经说尽了。但是，拜伦的灾祸，起因却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相反地，倒是由于他的名气太大了。社会上是那么顽固而愚蠢，仇人在他的身边窥伺，一抓住时机，便立刻进行攻击，而那些群众不了解情况，竟也随便附和。至于那些对高官显宦歌功颂德，而对穷迫的文人压制打击的人，那就更加卑劣了。而拜伦却从此就不能在英国住下去了。他自己说过：“如果世人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在英国已毫无价值；如果那些批评是错误的，那么，英国对于我也是毫无价值了，我还是走吧？不过，事情还没有完，我即使到外国去，他们还要追踪我来的。”不久，他终于离开了英国，一八一六年十月，到了意大利。从此以后，拜伦的创作就更加雄伟了。

拜伦在国外所写的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续集，长诗《唐璜》（Don Juan），以及三个诗剧最为雄伟，都是宣扬撒旦而反抗上帝的，说了别人所不能说的话。第一个诗剧是《曼弗雷特》（Manfred），描述曼弗雷特因为失恋绝望，陷入了深沉的痛苦之中，想忘记悲痛而不可能。魔鬼看到这种情况，问他有什么要求。曼弗雷特说：“只希望能忘记一切”。魔鬼告诉他，死了才能忘记。他就回答：“死，果真能使人忘记吗？”他心中又很怀疑，就不相信这种话了。后来有个魔鬼要曼弗雷特屈服，但是曼弗雷特忽然用意志控制了痛苦，毅然斥责魔鬼说：“你们绝对不能引诱我，使我灭亡！……我呀，我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人。滚开吧，魔鬼们！死神的手掌确实已经抓住我了，但是这决不是你们的手掌！”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己做好事做坏事，褒贬赏罚也完全在自己，天神魔鬼都不可能欺压他，何况其他的东西？曼弗雷特的意志是如此坚强，拜伦也是这样。所以，有的评论家就把这个诗剧同歌德的诗剧《浮士德》（Faust）相提并论了。

第二个诗剧是《该隐》（Cain），它所根据的典故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其中有一个魔鬼叫路西弗，带领该隐遨游太空，跟他谈论善恶生死的道理，该隐觉悟了，于是拜这个恶魔为师。这部作品出版后，受到教徒们猛烈的攻击，于是拜伦又写了《天和地》（Heaven and Earth）作为答复。这诗中的英雄是杰非特，他博爱而厌世，也抨击宗教，揭露宗教中不合理的地方。撒旦是怎样产生的呢？根据基督教说来，撒旦原是天使长，只是他忽然有了一个大希望，生了反叛上帝的心，他被打败而坠落到地狱中去，于是便称为魔鬼了。这样看来，魔鬼也是上帝亲手造的了。后来，魔鬼偷偷溜进乐园，由于他的一句话，那个极美好而安乐的伊甸园就立即被毁灭了。假如不是他有那强大的力量，怎能如此呢？伊甸园，原是上帝所保护的地方，而魔鬼竟能摧毁它，这怎能说上帝是全能的呢？而且上帝自己造出那个邪恶的东西，又因此惩罚他，甚至牵连到全人类，那么上帝的仁慈又在哪里呢？所以该隐说：“上帝，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上帝自己也是不幸的，亲手制造被毁灭的不幸者，这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而我的父亲却说，上帝是全能的。我问他：‘既然上帝是善良的，怎么又做恶事呢？’他回答说：‘做恶事，就是行善之道呵！’”上帝的行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先使人受冻挨饿，然后再给人衣服、食物；先使人得了瘟疫，然后才给他们救济。上帝亲手造罪人，又说：“我饶恕你了。”而人们却说：“神恩浩荡啊！神恩浩荡啊！”人们奔波忙碌，还造起礼拜堂来呢。但是，路西弗不是这样。他说：“我对天地发誓，胜过我的强者是确实有的，但绝没有驾临于我之上的统治者。上帝战胜了我，就说我恶；如果我战胜了，恶就在上帝了，善和恶的位置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善恶论，同尼采所说的正相反。尼采认为，由于强者胜过弱者的缘故，弱者就把他所做的事叫做恶。所以，恶实在是强者的代名词。而这里，却是把恶作为弱者的一种冤枉的称呼。所以尼采主张自强，且歌颂强者。这里魔鬼也要自强，却竭力反抗强者。他们的所谓好恶很不相同，不过都想自强，这点是一致的罢了。人们说上帝是强者，因此也是最善者。但是，善者却不喜欢美果，特别爱吃腥膻的东西。该隐所贡献的，纯洁无比，上帝却刮起旋风，把它们吹落。人类的祖先，是上帝创造的，一旦违反了他的心意，就发洪水，连同无辜的鸟兽、花木等都被毁灭了。人们却说：“这是为了消灭罪恶，神恩浩荡啊！”而杰非特则说：“你们这些得救了的小子们呵！你们以为自己从狂暴的波涛中逃生了，就得到上帝的恩赐吗？你们苟且偷生，追求饮食男女，眼看世界灭亡，而不感到怜悯可叹；你们又没有勇气，敢于抵抗狂涛巨浪，跟你们的同胞共命运。你们只随着父亲逃避到方舟上面，而在世界的坟墓上建立城市，难道一点惭愧都没有吗？”但是，人们居然毫不惭愧。他们正趴在地上，大唱颂歌，永无休止。正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也就强大了。如果大家都走开，不理睬他，那么，他还能有什么威力呢？人们既然把威力给了上帝，又借上帝的力量来压制撒旦，而这种人，就是上帝过去所毁灭的同类。从撒旦的观点看来，它们如此顽固愚蠢而恶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要去启发他们，可是话还没有说出来，大家都赶快跑开了；内容究竟怎么样，他们是不去考虑的。如果随他们去吧，这不合撒旦的心意，所以撒旦又在世界上使用他的权力了。上帝，是一种权力；撒旦，也是一种权力。只是撒旦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产生出来的。如果上帝的力量消灭了，撒旦也不会取而代之。撒旦对上用力反抗上帝，对下用力压制人群，行为的矛盾，实在没有比这更大了。但是，他之所以要压制人群，正是为了反抗的缘故。如果大家一起反抗，还压制他们做什么呢？拜伦也是这样。他自己一定要站在人群的前面，而对于那些落后于大众的人们，他感到很愤怒。如果他自己不站在别人前面，就不能使别人不落后于大众。但是让别人跟在后头，而自己却站在别人之前，这又是撒旦认为奇耻大辱的事情。所以，拜伦既宣扬威力，歌颂强者，又说：“我爱亚美利加，那自由的乡土，上帝的绿洲，不受压迫的地方啊！”这样看来，拜伦既喜欢拿破仑的毁灭世界，也敬爱华盛顿的为自由而斗争；既向往于海盗的横行，也独自去援助希腊的独立运动。压制与反抗，一个人都兼而有之了。然而，自由就在这里，人道也就在这里。

五

凡是非常自尊的人，常常感到不平；他愤世嫉俗，发出响亮的吼声，同对手相争高下。因为这种人既然特别自尊，当然不会退让，也不会有调和余地；意志所向，非达到目的不可。由于这样，他逐渐同社会发生冲突，对于人世逐渐感到有所厌倦。拜伦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他说：“贫瘠不毛的地方，我们能收获到什么东西呢？……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用最荒谬的习俗作为衡量的标准。所谓舆论，的确具有很大的势力，而舆论正是用黑暗来蒙蔽全世界。”他所说的话，与近代挪威文学家易卜生（H. Ibsen）的看法是一致的。易卜生生于近代，对世俗的昏黑迷惑，感到很愤慨，他悲痛真理的光辉已经隐没。他通过《人民公敌》一剧，表达自己的见解，把斯托克曼医生作为全剧的主角。斯托克曼医生坚持真理，反抗庸俗愚昧，终于得到了“社会之敌”的称号。他自己既被房东赶出来，他的女儿又为学校所排斥。但是，他始终奋斗到底，毫不动摇。在剧本的最后，他说：“我又望见真理了，地球上最坚强的人，就是最孤独的人呵。”这就是易卜生的处世哲学。但是，拜伦同他不完全一样。凡是拜伦所描绘的人物都抱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为。有的是因愤愤不平而厌世，远远地离开群众，宁愿与大自然作侣伴，比如哈洛尔特；有的厌世到了极点，甚至希望自我毁灭，比如曼弗雷特；有的受到人与神的残酷的迫害，于是恨之入骨，都希望加以破坏，用这样的手段来复仇，比如康拉德和路西弗；有的蔑视道德正义，狂放不羁，浪迹漫游，嘲笑社会，使自己稍感痛快，比如唐璜。要不然，便崇拜侠义的行为，帮助弱者，而打抱不平，鞭挞有势力的愚蠢人，即使得罪了整个社会，也无所畏惧。这就是拜伦一生最后时期的情况。拜伦前期的经历完全像上面所提到的作品中那许多人物，只是还没有悲叹绝望，自愿远离人间，像曼弗雷特所做的那样罢了。所以，拜伦心中怀着不平之气，奔突而出，总是傲慢放纵，不怕舆论，进行破坏复仇，毫无顾虑；而他那种侠义的性格，也就潜伏在这样的烈火之中。他珍惜独立而热爱自由，如果有奴隶站在他的面前，他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悲哀而怒目而视。他心中悲哀，是因为哀其不幸；怒目而视，是因为怒其不争。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去援助希腊的独立，而终于死在希腊军中的道理啊！

拜伦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为了争取自由，如果不可能在本国战斗，便应当在别的国家从事战斗。”当时，意大利正为奥地利所统治，失去了自由，有一个秘密政党组织起来，策划意大利独立。拜伦便秘密参与了这事，把鼓吹自由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有凶手密探在他周围追踪，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散步和骑马等活动。后来，这个秘密政党被奥地利人所破获，独立的希望消失了，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没有丧失。拜伦对于意大利的督促与鼓舞的力量，一直影响到后来；激发了马志尼，激发了加富尔，意大利的独立终于实现了。所以，马志尼说：“意大利的独立，实在依靠拜伦。他是复兴我祖国的人啊！”这话说得很对。

拜伦平时对于希腊极抱同情，心神所向，就好像磁针指南一样。只是希腊当时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并入了土耳其的版图，受到土耳其的压迫蹂躏，不敢起来反抗。诗人对希腊的惋惜和愤怒，常常在他作品中流露出来。他追怀希腊昔日的光荣，哀叹后代的衰落；有时加以斥责，有时给予激励。他希望能使希腊奋起，驱逐土耳其而复兴起来，能重新看见那个灿烂庄严的希腊。正如他在《异教徒》和《唐璜》两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的怨愤与指责之深切，以及希望之诚挚，都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一八二三年，伦敦的希腊协会写信给拜伦，请他援助希腊的独立。拜伦平日对当时的希腊人极为不满，曾经称他们为“世袭的奴隶”和“自由民族后代的奴隶”，因此没有立即答应。但由于义愤的缘故，终于答应，就到希腊去了。但是，希腊人民的堕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要想把他们再振作起来，这任务实在很困难，因此拜伦停留在西法洛尼亚岛五个月后，才到米索伦基去。那时候海军和陆军正遭到极大的困难，听说拜伦来到，大家高兴得发狂，便集会欢迎他，仿佛得到一位天使似的。第二年一月，希腊独立政府任命拜伦为总督，并且给他军政大权。而希腊当时的财政非常匮乏，军队里没有隔宿之粮，大势几乎已去。再加上苏里沃特雇佣兵看见拜伦那么宽大，又提出许多要求，稍微不满足，就想逃跑。同时，那些堕落的希腊人，又引诱他们难为拜伦。拜伦感到十分愤怒，极力指责希腊国民性的卑劣。他以前所说的“世袭的奴隶”，果然已到了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了。不过，拜伦还没有灰心失望，他自己屹立在革命的中心，面对着周围的艰险；遇到将士们发生内讧，便去为他们调解。他以自己作为榜样，用人道精神去教育他们。还设法借债，以解除穷困；又建立印刷出版制度，并且加固堡垒，做好战备。正当希腊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土耳其果然向米索伦基进攻了。同时苏里沃特雇佣兵三百人，又趁混乱时机占领要害地区。拜伦正在生病，听到这种消息后，处之泰然，竭力把党派间的斗争平息下来，使他们一心一意对付敌人。但是，由于内外交迫，使他身心异常劳顿。时间一久，病情也就逐渐危急了。在临终时，他的随从人员拿来纸笔，要把他的遗嘱记录下来，拜伦说：“不必了，时间已太晚了！”就不再跟他们说话了。过了一会，他以微弱的声音唤着人名，终于又说：“我的话已说完了。”随从人员说：“我不懂您说什么啊。”拜伦说：“唉，不懂么？唉，太晚了！”样子仿佛很痛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已经把我的所有，和我的健康，统统都交给希腊了；现在又要把我的生命献出了！还有什么别的吗？”说完就死了。这时是一八二四年四月十八日下午六点钟。现在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吧。拜伦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而来的，他本来想以他的天赋的才能，使希腊恢复昔日的荣誉。他自以为振臂一呼，人们就一定会统统追随他的，因为一个外国人还能出于义愤为希腊努力奋斗，而他们祖国的人，即使堕落腐败已年深日久，究竟还有旧日的传统存在，人心未死，怎能对祖国毫无感情了呢？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以前所期望的，都好像是梦境一般，那自由民族后代的奴隶的确不可救药到了如此地步。拜伦逝世后的第二天，希腊独立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商店都关了门；炮台鸣炮三十七响，与拜伦的岁数相符。

现在我们根据他的行为和思想，探索一下诗人一生心灵的秘密吧。他常常反抗所遭遇到的一切，致力于他所向往的理想；他珍视力量而崇拜刚强，尊重自己，而喜欢战斗。它的战斗并不像猛兽那样，而是为了独立、自由和人道。关于这些，上文已经简要地叙述过了。所以拜伦的一生，仿佛是猛烈的波涛，急骤的风暴，一切虚伪的粉饰和陈腐的风尚，他都给以扫荡；他从来不知道什么瞻前顾后。他那种充沛蓬勃的精神，简直压制不住，即使奋力战死，也要保持他的精神；不挫败他的敌人，战斗决不停止。同时他又坦率而真诚，毫无忌讳掩饰。他认为人世的毁誉、褒贬、是非和善恶等等东西，都来自习俗，不是出于真诚，因此一概置之不理。因为当时英国社会上充满了虚伪，把繁文缛节当真正的道德，凡是有所探索追求的人，他们就认为是恶人。拜伦喜欢反抗，性格又很直率，自然不能沉默，所以借该隐而说道：“恶魔，就是说真理的。”于是他不怕跟人群为敌，社会上那些道德家们，便因此纷纷攻击他了。艾克曼也曾问歌德，拜伦的作品是否有教育意义。歌德回答说：“拜伦作品是刚强雄伟的，那教育意义就在其中了。假如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得到教育。至于什么纯洁呀，道德呀，我们何必要去问这些呢？”这样看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也只有伟大人物吧。

拜伦曾经评论过彭斯（R. Burns），他说：“这个诗人，心灵很矛盾，柔弱而刚强，粗疏而细密，空灵而质朴，高尚而卑俗；有神圣的东西，也有污浊的东西。这些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拜伦自己也正是这样。他很自尊，而又怜悯别人当奴隶；他压制别人，而又去援助人家的独立；他不怕狂风怒涛，而骑马又异常警惕；他热爱战斗，崇拜力量，遇到敌人，决不宽恕，而对于囚徒的痛苦，又寄予同情。我想恶魔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况且这不仅只是恶魔如此，所有伟大人物，大概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切人中，如果把他们的假面具撕下来，真心诚意地思索一下，那么完全具备着人世所谓善性而无邪恶因素的人，到底有多少人呢？就是在大众中一一去观察，必定几乎没有一个吧。这样说来，拜伦虽然背着恶魔的称号，但他本来也是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不过，他之所以不能为英国社会所容忍，终于流离颠沛，死于异国，正是假面具对他的迫害。这也就是拜伦所要反抗、破坏的，而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摧残真正的人的东西呵。唉，虚伪的毒害，居然达到如此程度！

拜伦平日写诗非常严肃认真。他曾说过：“英国人的批评，我都不放在心上。如果他们把批评我的诗当作乐事，那就随它去吧。我又怎能去投合他们的胃口呢？我拿起笔来创作，不是为了妇女小孩和那些庸俗的人们，而是用我自己整个心灵，满腔激情，全部意志，以及充沛的精神来写诗的，决不是想听取他们那种人的柔靡的赞美声而写作的！”正因为这样，拜伦诗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的呼吸和精神的体现，打动人们的心灵，就好像神奇的琴弦一拨，立刻得到感应一样。他的力量在整个欧洲扩展，这在英国诗人中是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子的，只有司各特所写的小说，勉强可以同他相比而已。如果要问拜伦的力量究竟怎样？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情况，已在上面叙述过了，无需多说。其他如西班牙、德意志等国，也都受到他的影响。另外又传入斯拉夫民族而使他们的精神振奋起来，其影响之深远，那就无法说明了。至于在他本国，还有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人，济慈（John Keats）虽然也得到恶魔诗人的称号，但他和拜伦不是一个派别，所以这里就不说了。

六

雪莱活了三十年就死了，他这三十年完全是奇迹，也可以说是没有韵律的诗篇。他那时代既很艰难危险，而他的性格又很耿直，社会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社会；人们不能容忍他，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后来他客居意大利南方，竟在壮年时便夭折了。说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体现，这也许不是夸张的吧。

雪莱于一七九二年诞生在英国一个有名望的世家里，容貌秀丽，举止端庄，从小就爱好沉思默想。上了中学时，同学和老师都很不喜欢他，所遇到的虐待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心中早就滋生着反抗的萌芽了。后来他写了一本小说，把所得的稿费邀请八个朋友来吃饭喝酒，因此人家就叫他疯子了。后来他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经常写信给一些名流求教。当时宗教大权都掌握在那些顽固不化的牧师手里，因此妨碍了人们对自由的信仰。雪莱挺身而出，写了一篇《论无神论的必然性》的文章，扼要地指出，只有仁慈、博爱与平等这三者才是使世界成为乐园的要素。至于宗教，对于这些毫无用处，完全可以不要它。这篇文章印行后，校长看见了大为震动，终于把他开除了。他的父亲也异常震惊，便叫他回校认罪，但是雪莱不肯，又被逐出家门。世界虽大，可是连故乡也不能回去了。他于是到了伦敦，那时他才十八岁，却已独立在天地之间，断绝一切欢乐，不得不同社会作战了。后来他认识了葛德文（W. Godwin），读到他的著作，从此他的博爱精神更为发扬了。第二年，他到爱尔兰，号召爱尔兰人起来，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想进行改革，但是终于没有成功。到了一八一五年，他的诗篇《阿拉斯特》（Alastor）才出版问世。诗中描述一个抱着理想的人，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到处找不到，最后死在旷野之中，这很像他自己的写照。第二年，在瑞士，认识了拜伦。拜伦对他十分称赞，说他像狮子似的矫健；又很欣赏他的诗，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再一年，他写成《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雪莱一生的抱负，大都抒写在这里面了。诗篇中的英雄，名叫莱昂，他以热烈的心胸，雄辩的才能，使他的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他鼓吹自由，反对压迫。但是，正义的事业终于失败了，而压迫的势力却得到胜利，莱昂便这样为正义而死了。这篇诗的内容，有着无限的希望和信仰，以及无穷的热爱。莱昂顽强地追求而不放弃，但终于牺牲了。莱昂实际上就是启示诗人的先觉者，也就是雪莱自己的化身。

至于他的杰作，特别表现在诗剧方面，最伟大的作品有两种：一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一是《钦契》（The Cenci）。前者的故事出自希腊神话，它的主题同拜伦的《该隐》很相近。这诗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普罗米修斯为了博爱、正义和自由，不怕艰苦，竭力反抗压迫者主神丘比特；把天上火种偷来送给人间，因此被囚禁在山顶上，凶猛的老鹰每天啄食他的肉。但是他始终不屈服，竟把丘比特吓退了。普罗米修斯于是追求女子阿细亚，得到了她的爱情，故事就结束了。阿细亚，就是理想的化身。《钦契》这一篇故事来自意大利，描述女子钦契的父亲非常暴虐残忍，无恶不作，钦契最后把他杀死了。后来，她和她的后母以及兄弟，一起在集市上被绞杀了。评论者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像这样不平常的事情，世界上不是没有的。就拿我们中国的《春秋》来说吧，那是圣人亲手编撰的，其中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有好多起，而且大都是直截了当地写下来，未加掩饰。为什么我们单单对于雪莱的作品，却要附合大家，一起加以责难呢？上面所说的两篇创作，诗人都是用全部力量来抒写的，他自己曾经说过：“我的诗是为大众而创作的，读者将会很多。”他又说：“这是可以在剧场上演的。”但是诗剧完成后，实际上不是这样。社会舆论以为不值一读，演员们也认为不能上演。雪莱是为了反抗虚伪腐朽的习俗而写诗的，而他的诗篇也就因此受到虚伪腐朽的习俗的摧残。这是十九世纪前期那些精神界的战士之所以大都为了正义而同归于尽的原因吧。

虽然这样，旧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就由它过去吧。至于雪莱的真正的价值，却到了今天才大为显著了。在革新的潮流之中，这一流派，是最大的。葛德文著作的发表，是这个流派的开端，再加上诗人雪莱的声音，就越发深入人心。从此那正义、自由、真理、乃至博爱和希望等观念，都酝酿成熟了。有的成为莱昂，有的化为普罗米修斯，或者成为伊斯兰的勇士，一一在人们面前出现，同陈旧的习俗相对立；革新与破坏，毫不妥协。陈腐的习俗既已破除了，还有什么东西存在着呢？那只有改革的新精神了。十九世纪的新的转机确实依靠这一精神，彭斯倡导于前，拜伦和雪莱继于其后，攻击着，排斥着，人们因此逐渐感到惊慌了。在这种惊慌的状态之中，也就推动社会的改革了。所以世界上那些反对破坏，而给破坏者加上种种恶名的人们，只是见到一点而没有全面理解罢了。如果考察了他们的真实情况，那么就可知道光明和希望确实潜伏在破坏之中。丑恶的东西都摧毁了，这对于大众有什么害处呢？所谓“破坏”的罪名，只可从顽固不化的牧师口中说出来，决不可出于广大群众之口。如果他们能听到这些呼声，那么“破坏”这件事是更加宝贵了。况且雪莱本来是一个富于理想的人，他不断追求，没有止境；勇猛前进，决不后退。那些浅薄的人们实在不可能看到他的深刻。如果能够真正认识他这个人，就会发现他有卓越的品质，仿佛来自云天；他热情激荡，是无法阻挡的。他凭借着自己的想象，而奔向那神奇的境界，这神奇的境界便存在着美的本体。奥古斯丁说：“我未得到爱，而我渴望爱，因此我抱着希望去追求那值得爱的事物。”雪莱也是这样。所以他终于能摆脱人间而作精神上的遨游，希望自己能达到他所信仰的那个境界。同时他还以美妙的歌声，启发一切尚未觉醒的人们，使他们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道理，以及人生价值何在。他发扬同情的精神，并且鼓吹他热切信仰着的进步思想，使人们怀抱着伟大的希望而奋勇前进，跟着时代永远向前。但是世人却骂他是恶魔。于是雪莱便因此而孤立了。人们又排挤他，使他不能久留人间。于是压迫的势力取得胜利，雪莱就这样被害死了，正如阿拉斯特死在大沙漠上一样。

尽管如此，那特别能安慰诗人的心灵的，还有大自然。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靠，于是就把无限的温情寄托在那纯朴的自然风物之中了。一切人心，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是由于所受的影响不同，所得到的体会便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为实利所蒙蔽，那就想驱使自然，以求得金银财富；如果把智力集中在科学上面，那就想控制自然，而发现它的规律。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人们，从春天到冬天，对于天地之间种种崇高、伟大、美妙的景象，心中毫无感应，使自己的精神才智沉陷在深渊之中；即使能活上一百岁，也一直不知道光明是什么，他们又怎能领悟所谓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现出婴儿的微笑的境界呢？

雪莱小时候，就亲近自然风物，他曾经说过：“我从小就喜爱山河和林壑的清幽寂静，在断岩绝壁上嬉游，而把这种危险看作是我自己的侣伴。”考察一下他的生平事迹，的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他还是一个儿童时，他就在密林幽谷之中盘旋了。早晨，他眺望朝阳；晚上，观看繁星。有时低头看看大城市中人事的盛衰变化，有时思索着过去人们的压迫和反抗的历史遗迹。那些荒芜的城池，古老的城市，或者破屋中贫苦人家啼饥号寒的惨状，也时常一一映入他的眼帘。他那高洁的想象，既然同平常人很不一样，他放眼观察自然界，自会感到神秘的力量。眼前的宇宙万物，似乎都具有感情，并且大可留恋。所以他心弦一动，便与天然的音乐合拍共鸣；从而创作出那些抒情诗篇来，都很超脱美妙，简直无法比拟，只有莎士比亚以及斯宾塞的作品，才能和他媲美。

一八一九年春天，雪莱在罗马住下来，第二年迁居比萨。拜伦也到了那里，还有其他许多朋友在一起，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他同朋友一起乘船渡海，海上突起风暴，闪电迅雷，相继而来；一会儿波涛平息下来，那条孤单的小船却无踪影了。拜伦听到这消息大为震惊，便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水边找到了诗人的遗体，就葬在罗马了。雪莱生前，早就打算在生死问题上能得到一个解答，他自己说：“关于未来的事情，我觉得柏拉图和培根所说的已经满意了。我的心里非常安静，无所畏惧而满怀希望。人们束缚在今天的躯壳里面，人的能力都给阴霾的云雾遮住了，只有死亡来解脱我们，生命的秘密才能阐明。”他又说：“我一无所知，也不能证明什么。心灵中最深奥的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像这种事情，我们连一辈子也不能理解呵。”唉，生死问题的确是一件大事，并且道理极为微妙。把这个问题摆着不去解决，诗人又做不到，而解答的方法，又只有一死而已。所以，雪莱有一次曾经坐船掉在海里，他非常高兴地喊道：“今天使我可以解答生死的秘密了！”可是他并没有死成。又有一天，他在海上洗澡，伏在水里不起来，他的朋友把他拉了出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他说：“我常常想钻到水井里去探索，别人说真理就藏在那里面。不过，我望见真理时，你却看见我已死了。”可是，到了这一天，雪莱真的死了。那人生的秘密，也可以得到真正的解答了吧。不过，懂得这个道理的，也只能是雪莱自己了。

七

至于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思想同西欧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拜伦的诗歌，却也很快地流传过去，没有遇到什么阻隔。十九世纪初年，俄罗斯文学才开始革新，慢慢地独立起来，并且越来越显著了；到现在已经有同那些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的气势，就连西欧人士也都惊叹它的壮丽和伟大了。不过，考察一下它的开端，实际上只依赖于三位作家，这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前面两人以诗歌著名于世，他们都受过拜伦的影响；而果戈理则以描绘人生社会的黑暗现象著称，同前面两位作家作风不一样，所以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普希金（A. Pushkin）于一七九九年生于莫斯科，小时候就能作诗，他在文坛上首先创立了浪漫派，因而名声远扬。但是，当时俄国国内时常发生暴乱，形势危急，普希金诗中常有所讽谕，因此人们便借口排斥他，要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几个前辈名流竭力替他辩护，才得赦免，而被贬谪到南方居住。这时候，他开始阅读拜伦的诗，深深地感到拜伦的伟大，于是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起了变化。抒情短诗也常常模仿拜伦，最著名的有《高加索的囚徒》，同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非常相似。这首诗描述俄国有一个绝望的青年，被囚禁在异乡，有一位姑娘救了他，把他放走了。那个青年恢复了热情，爱上了她，但后来他还是孤独地走开了。他的《吉卜赛》（Gypsy）一诗也是如此。吉卜赛，是欧洲的流浪民族，过着游牧生活。有一个厌世的人，名叫阿乐哥，爱上吉卜赛人中一个非常美丽的女郎，因此加入了这个民族，并且与这女郎结了婚。但是，他这个人非常嫉忌，逐渐觉察到女郎另有所欢，终于把她杀死了。女郎的父亲没有复仇，只是命令他离开，不许再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两篇诗歌，虽然都具有拜伦的特色，可是又很不相同，因为普希金诗中的英雄们，虽然同样是被世人所鄙弃放逐的，但是又离不开亚历山大时代俄国社会的某些特质。他们容易失望，也容易奋起；都有厌世的倾向，意志都很不坚强。普希金对于这些人物并不同情，他对于那些热衷于复仇而思想并不高明的人们的过失，都加以斥责，不为他们掩饰。这样，社会的伪善现象，既然在人们面前被明显地揭露出来，相形之下，吉卜赛人的粗犷和纯朴，反而更加突出了。评论家们说，普希金所喜欢的人物，逐渐摆脱拜伦式的英雄，转向他的祖国纯朴的人民，实际上就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普希金后来的伟大创作，是《叶甫盖尼·奥涅金》（Eugiene Onieguine）。这诗的题材很简单，而文采却特别富丽；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在这诗里被简明地表现出来了。不过，他写这诗推敲了八年，其间所受的影响很不一致，所以人物的性格变化，前后有很大差异。开头两章，还受到拜伦的影响。主人公奥涅金的性格，是竭力反抗社会，对于人世也是绝望的，具有拜伦式的英雄气概，只是已经不凭借想象，逐渐接近于现实，与当时俄国青年的性格很相似了。后来，由于客观环境起了变化，诗人自己的性格也随之改变，于是逐渐摆脱了拜伦的影响，他的创作也一天比一天地有了独特的风格。于是诗篇更加精采，创作也更加丰富了。至于普希金与拜伦分道扬镳的原因，则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拜伦由于悲观失望，发奋与社会战斗，意志所向，高傲卓绝，实在与普希金的性格是不相容的。他以前之所以崇拜拜伦，乃是出于一时的激动。等到社会风涛平息了，他自己就抛开拜伦，回到他本来的面貌。有人说，国民性的不同应当是这事的关键。因为西欧的思想，和俄国相差很远，普希金之所以离开拜伦，实在是由于个性的关系，个性不合，拜伦影响当然很难长期存在了。上面这两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就普希金个人方面来说，他仅仅模仿拜伦的外表，等到他的放浪生活一结束，便立刻回到他本来的样子，不像莱蒙托夫那样始终抱着消极思想不放。所以，当普希金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言论更是力求和平，凡与社会可能发生冲突的，他都竭力避开不谈；而且还唱了不少赞歌，颂扬他祖国的武功。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波兰反抗俄国，西欧各国支持波兰，对于俄国十分憎恶。普希金于是写了《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及《波罗金诺纪念日》两首诗，以表明他的爱国。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G. Brandes）对于这一点是有意见的。他认为对只靠武力蹂躏其他民族自由的国家，即使说是爱国，其实只是禽兽之爱。不过，这不仅仅普希金是这样，就是现在那些先生们，天天叫嚷着爱国的，对于国家大事，真正表现出人类之爱，而不陷入禽兽之爱的，也是很少见的。普希金晚年，和荷兰公使的儿子丹特士不和，以致两人决斗，他被打中腹部，两天后便去世了。这时是一八三七年。俄国自从有了普希金，文学界才开始独立。所以文学史家佩平说，真正的俄罗斯文学，的确是随着普希金一起发展起来的。而拜伦的恶魔派的思想，却又通过普希金，传给了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M. Lermontov）生于一八一四年，与普希金差不多同时。他的祖先莱尔蒙特（T. Learmont）原是英国苏格兰人，所以每当他遇到什么不平的时候，他就说要离开俄罗斯这片冰天雪地和警察统治的国土，回到他的故乡去。但是他的性格同俄罗斯人完全一样，想象丰富，多情善感，常常惆怅不已。他小时候就能用德文写诗。后来上大学，被开除了，于是入陆军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当了军官，却像个普通士兵一样。他自己曾说过：“我仅仅是在香槟酒中，加上一些诗味而已。”当他当了沙皇禁卫军骑兵少校后，才模仿拜伦的诗歌，描写东方的故事，并且非常爱慕拜伦的为人。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我读了《拜伦传》，知道他的生平跟我自己有相同的地方。这种偶然的相同，使我大为惊讶。”又说：“拜伦还有一件事与我是相同的，这就是拜伦在苏格兰时，有个保姆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伟大的人物，并且将会结婚两次。’而我在高加索时，也有个老妇人对我的祖母讲过同样的话，即使我的不幸和拜伦一样，我也愿意像那个保姆所说的那样。”不过，莱蒙托夫的为人，也很接近雪莱。雪莱所写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使他非常感动。对于人生的善恶、竞争等问题，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安，但是他的诗却没有模仿雪莱。开始时，他虽然模仿拜伦和普希金，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独立创作了。

至于他的思想，又很接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风俗习惯的道德根源都应该改革。他便把这个见解寄托在两首诗中：一首叫《恶魔》（Demon），另一首是《童僧》（Mtsyri）。前一首诗假托一个巨灵，来表达他的思想主题。这个巨灵是被上帝从天堂放逐出来，同时又是憎恨人间道德的人物，他摆脱了世俗的情欲，心里极为憎恨，于是就同天地搏斗。如果他看见芸芸众生为世俗的情欲所激动，他就加以鄙视。后一首诗，是一个少年追求自由的呼声。写的是一个孩子，一直在深山寺院里长大；寺院里的长老原以为他已经同尘世斩断了情思和希望。但是，这孩子的梦魂，却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一天夜里，正当雨横风狂的时候，他趁长老正在祈祷，便悄悄地逃出寺院，在密林里彷徨了三天。他感受到无限的自由，这是他有生以来没有享受过的。他后来说：“那时候，我感到自己像野兽一样，拼命同风雨、雷电，猛虎搏斗。”但是，那个少年在林子里迷失了路，无法回来；几天之后，才被人找到。不过由于他同豹子搏斗已经受伤，竟因此死了。他曾经同看护他的老和尚说：“坟墓，我是不怕的。我听人说过，一生忧患将因此沉入睡眠之中，永远寂静了。不过，我只是惋惜将同我的生命永别了……我还是一个少年……你还记得你少年时代的美梦吗？或者你已经忘记以前人间的爱憎了吧？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对于你，这世界已失去美妙的东西了。你年老体弱，一切希望都已消逝了。”少年又为他描述林中所见，他所体会到的自由的感觉，以及他同豹子搏斗的情况。他说：“你想知道我获得自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想吗？我得到生命了！老人家呵，我得到生命了！如果我这一生没有这三天，那么，将要惨淡无光，一片昏暗，比起你的晚年更不如了。”

当普希金决斗而死时，莱蒙托夫又写了首诗，表达他的悲愤。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你们这些官老爷呀，你们是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你们现在有法律保护，法官对你们毫无办法。但是还有尊严的上帝在天上，你们不能用金钱去贿赂他！……用你们的污血也洗不净我们诗人身上的血痕啊！”这首诗发表后，全国传诵，而莱蒙托夫也因此获罪，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有人营救他，改为充军高加索。他看到了那地方的风光物色，他的诗篇更加雄伟壮美了。当他还是青年时，由于不满人世的思想极为深广，所以写了《恶魔》一诗。这个恶魔，正如撒旦一样，憎恨人间种种卑劣的行径，就极力跟它们进行斗争。这就好像一个勇猛的人，如果遇到的只是些庸碌懦弱的人，那他就激怒了。这种人生来就有爱慕美好事物的感情，但是看到茫茫人世熙熙攘攘，不能互相了解，于是就产生了厌倦，憎恨世界了。不过到后来，莱蒙托夫逐渐趋向实际，他所感到不满的，已不是天地人间，而转到同时代的人们中间了。后来他的思想又起了变化，竟突然死于决斗。决斗的原因，就是莱蒙托夫所写的《当代英雄》一书。当初大家以为书中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到了这本书再版时，他作了答辩。他说：“主人公并非一人，实际上是我们同代所憎恶的对象。”因为这本书所描写的，的确就是当时人们的实况。于是有个朋友叫马尔登诺夫的，便说莱蒙托夫把他的事情写进书中，因此要求跟他决斗。莱蒙托夫不愿意杀害自己的朋友，只是举枪对空中放，但是马尔登诺夫却对准他射击，他就被打死了。他死时只有二十七岁。

前面说的两位诗人，同样从拜伦吸取了源泉，而又各有差别。普希金得到的是拜伦的厌世主义的外表，而莱蒙托夫得到的却纯然是消极的观念。所以普希金终于屈服于沙皇的势力，走向和平的道路，而莱蒙托夫则奋斗反抗，丝毫没有退缩。波登斯得特评论道：“莱蒙托夫虽然无法战胜袭来的命运，而当命运要他屈服时，他却是非常勇猛而骄傲的。他所写的诗之所以都有着强烈、不妥协、精神振奋与反抗的声响，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莱蒙托夫也很爱国，但与普希金根本不同。因为他不以武力如何，来描写祖国的强大。他所爱恋的，乃是乡村大野，以及乡村中人们的生活，并且推而广之，他也热爱高加索土著人民。那些土著人民就是为了争取自由，竭力反抗俄国统治的。莱蒙托夫虽然随着军队，两次参加战役，但也始终热爱高加索人民。他所写的《伊斯梅尔·贝》（Ismail-Bey）一诗就是描述这件事的。莱蒙托夫对于拿破仑，也跟拜伦稍微不同。拜伦起初曾谴责拿破仑对于革命思想的错误态度。到了拿破仑失败后，他痛恨那些像野狗争食死狮一样的人们，而崇拜拿破仑。莱蒙托夫则一心责备那些法国人，说他们毁灭了自己的英雄。说到自信，莱蒙托夫也和拜伦一样，他说：“我的好朋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他又怀着雄心壮志，希望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不过，像拜伦所说的，他不是憎恨人世，只是想抛开人世；或者说，我不是爱人爱得太少，而是我更爱自然罢了，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从莱蒙托夫的身上找到的。在莱蒙托夫一生中，常常以人生的憎恨者自命。一切自然风物之美，凡足以使英国诗人感到欢乐的，在这位俄国英雄的心目中，却总是暗淡失色，仿佛浓云密布，雷电急骤，而看不见雨后晴朗的天空。这两国人民的差别，也可以从这里稍微得到一些认识吧。

八

丹麦人勃兰兑斯，对于波兰的浪漫派，举出密茨凯维支（A. Mickiewicz），斯洛瓦茨基（J. Slowacki）和克拉辛斯基（S. Krasinski）三大诗人。

密茨凯维支，是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同代人。一七九七年生在扎希亚小村庄的老家。这个村子在立陶宛境内，与波兰邻近。他十八岁时，到维尔那大学读书，学习语言学。起初他爱上了邻家姑娘玛丽亚·维里茨·萨珂夫娜，而玛丽亚到外地去了，密茨凯维支因此感到很不愉快。后来他逐渐读到拜伦的诗，也写了题名《先人祭》（Dziady）的诗篇。诗中有几个部分描述立陶宛的旧风俗：每年十一月二日，那里人们一定要在坟头摆上酒和果子，祭祀死者；聚集着村民，牧人和巫师一人，以及许多扮演鬼魂的人。其中有失恋自杀的，虽然在阴间已经宣判过了，但是每逢这一天，仍然要把从前的痛苦再经历一番。不过这诗只是一些片断，没有写完。密茨凯维支后来住在柯夫诺（Kowno）当教师，两三年后回到维尔那。一八二二年，他被俄国官方逮捕，在牢里关了十多个月。牢狱的窗子都是木头做的，分不清昼夜。后来他被送到圣彼得堡，又迁到敖德萨，那里不需要教师，于是他就到了克里米亚，饱览了当地的风光景色，促使他放怀歌咏，后来写成《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一卷。不久，他回到莫斯科，在总督府中供职，写成叙事诗两部，其一名《格拉席娜》（Grazyna），叙述李塔沃尔王子，同他的岳父维托尔特不和，企图乞求外国军队来援助。他的妻子格拉席娜知道此事后，无法劝阻王子反叛，只好命令守城军队，不许日耳曼派兵进入诺沃格罗德克城。援军于是大怒，不去攻打维托尔特，反而率领军队进袭李塔沃尔。格拉席娜便亲自披甲上阵，假装是王子，投入战斗。不久王子回来了，虽然侥幸打了胜仗，但是格拉席娜中了流弹，很快就死了。当举行葬礼时，王子把开炮打死他妻子的那个人绑来，一起投入烈火中烧死。李塔沃尔自己也殉葬了。这诗的意义，在于通过这妇人来说明只要为了祖国的缘故，即使违背了丈夫的命令，拒绝了援军，蒙蔽士兵，而使国家陷于险境，并且引起一场战争，都不是什么过错。只要有这样崇高的目标，那一切事情都可以去做了。另一部叙事诗是《华伦洛德》（Wallenrod）。这诗取材于古代历史，描写一位英雄在战败之后，企图为国复仇，因此诈降敌军，后来逐步地当了敌军的领袖，于是一下子就消灭了敌人。这大概采用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见解，加在拜伦式的英雄身上，所以初看也只不过是浪漫派谈情说爱的作品。检察官不了解它的用意，就准予付印出版，于是密茨凯维支的名气便大起来了。

过了不久，密茨凯维支得到机会，到了德国，访问了德国文学家歌德。此外，他还写了长诗《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描写索甫利卡与考希楚施柯两个家族的故事。诗中对于自然景色的描绘，是世人所称赞的。其中虽以塔杜施为主角，而实际上，他的父亲杰契克改名出家，才是此诗的主题。诗篇开始时，描写这两个人去猎熊，有一个名叫华伊斯基的人，吹起号角来，开头低低地吹着，慢慢地发出洪亮的声响，从榆树飘过榆树，从檞树飞越檞树，逐渐就像千万种号角声，汇合在一起。这正如密茨凯维支所写的诗那样，把祖国的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声音，一起都在这号角声中传达出来了。诗中所有的声响，清彻而洪亮，万感交集，直到波兰每个角落上的苍穹，都弥漫了歌声；甚至直到今天，还能影响波兰人民的心灵，它的力量真是无穷啊！这是人们回忆起诗中所描写的，虽然华伊斯基的号角声老早就停止了，而人们仿佛还听到那号声正在吹奏着呢。密茨凯维支，就是生在那歌声的回荡之中，永垂不朽了。

密茨凯维支非常崇拜拿破仑，认为造就拜伦的人实际上是拿破仑。而拜伦的生活和他的光辉，在俄国启发了普希金，所以拿破仑也间接地造就了普希金。拿破仑的使命，就是在于解放人民，以致影响了整个世界，因此，他的一生，也就是最崇高的诗篇。致于拜伦，密茨凯维支也非常崇拜，曾说拜伦的作品，实在出于拿破仑。英国同时代的作家，虽然受到拜伦天才的影响，但终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他相比，因为自从诗人逝世后，英国文学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而在俄国，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最为亲近。他们两个人都是斯拉夫文学的领袖人物，也属于拜伦的流派。不过，由于年龄慢慢大了，他们都逐渐地倾向于本国的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是，普希金年轻时曾企图反对沙皇的势力，一举不成，便羽毛摧折，消沉失意了。以后甚至感激皇上的恩德，愿意做个臣仆，抛弃了他年轻时代的信仰了。而密茨凯维支则始终保持着他的信仰，一直到死。当他们两人相见时，普希金写了《青铜骑士》一诗，而密茨凯维支则写了《彼得大帝的塑像》一诗，作为纪念。因为一八二九年时，两人曾经在彼得大帝的铜像下面躲雨，密茨凯维支因而写了一首诗，叙述他们两人的谈话，并且假托普希金的口吻，在诗的最后写道：“马的腿已经腾在空中了，而彼得大帝不把它拉回，他还牵着马嘴里的衔铁，快要摔下来，粉身碎骨了。但是经过一百年，那匹马到今天还未倒下来。它就好像山泉喷出水来，遇到寒冷，结成冰柱，挂在悬崖的边上一样。但是，当自由思想像朝阳一般升起来，和暖的风从西方吹过来，严寒冰冻的地方，就会因此苏醒过来。那么，喷泉将会怎样呢？暴政将会怎样呢？”其实，这就是密茨凯维支自己的话，不过假托普希金来表达罢了。波兰灭亡以后，他们两人就没有再相见了，普希金写了首诗怀念他。普希金受伤死后，密茨凯维支也深为悼念。他们两个人虽然很熟悉，而且都同出于拜伦，但是两个人各有特色：如在普希金后期创作中，他自己常常说，他少年时代热爱自由的梦想，已经离开他了。又说，他的前面已看不到什么目标了。但是密茨凯维支却始终坚持着理想的目标，毫无疑惑，决不动摇。

斯洛瓦茨基于一八〇九年生于克列梅涅茨（Krzemieniec）。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为后父所抚养。后来曾入维尔那大学读书，他的性格与思想很像拜伦。二十一岁时，他到了华沙，在财政部当文书。过了两年，忽然因事故离开祖国，不能再回来了。他先到伦敦，随后又到了巴黎。这时期，他写成诗歌一卷，是模仿拜伦的诗歌体裁的。这时密茨凯维支也来到巴黎，与他会面，但不久两人闹翻了。他的作品大多是悲惨、痛苦的声音。一八三五年，他离开巴黎，到东方漫游，经过希腊、埃及和叙利亚。一八三七年他回到意大利，路经埃尔·阿里须时，因瘟疫流行，道路阻隔，他耽搁了很长的时间，写了《沙漠中的瘟疫》一诗。诗中叙述有个阿拉伯人，说他亲眼看见他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与他的妻子相继死于瘟疫，悲哀的情绪涌现在笔墨之间，读了使人想起古代希腊尼沃勃（Niobe）的故事。波兰亡国的哀痛，隐约地在这诗里流露出来。但这种苦难的诗并不是唯一的作品，当时描写凶残悲惨的作品相继产生，不过斯洛瓦茨基的诗篇更为突出罢了。在他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十分痛苦的印象，或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的最著名的诗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比如《疯魔的皇帝》（Król Duch）一诗，描写俄国沙皇伊凡四世，用剑把一个使臣的脚钉在地上这一段，就是根据古代典故写成的。

波兰诗人经常描写牢狱，流放中的刑罚情景，比如密茨凯维支所作的《先人祭》第三卷中，就几乎都是描绘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如果读了他的《乞霍夫斯基》（Cickowski）一章，或者《索勃列夫斯基》（Sobolewski）的一节，描写他看到满载二十架雪橇的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情景，读后而不感到愤慨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同时，当我们读到上面所说的两人的诗歌时，又往往会听到那种复仇的声音，例如《先人祭》第三卷中，就有囚徒们的歌唱。其中一个名叫扬可夫斯基的囚徒说：“要我当信徒，一定要先让我见到耶稣和玛丽亚，先惩办那个蹂躏我国土地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在，就无法命令我呼喊耶稣的名字！”另一个囚徒叫科拉可夫斯基的说：“假如我被流放的话，在牢狱中干苦活，能为沙皇做工，我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我在服役中，一定会拼命干，但是我要对自己说：‘我愿这块黑铁，有一天打成一把给沙皇准备着的斧头。’如果我出狱了，我要娶一个鞑靼女人，对她说：‘为沙皇生一个巴伦（即杀保罗一世的人）吧！如果把我迁到殖民地住的话，我要在那里当个头头，把我所有的田地，统统为皇上种上麻，把麻打成一根粗大的青黑色的绳子，再编上些银丝，好让奥洛夫（即杀彼得三世的人）拿着这根大绳子，把沙皇的脖子套起来！”最后他唱了一支康拉德之歌：“我的神灵已经死了，歌声已沉入坟墓里了！但是我的灵魂已经嗅到血腥气，我要呐喊而起，就像血蝠（Vampire）去喝人血了！喝血，喝血！复仇，复仇！我要向我的刽子手们报仇了！老天爷如果赞成，我固然一定要报仇，即使不同意，我也要报复！”复仇之诗的精华，已经集中在这里了。如果神明不来为他伸张正义，那么他就自己去复仇了。

上面所谈到的复仇故事，都写得很隐晦，出于人们意料之外。它们的用意是：凡是受到自然和人间迫害的人们，都可以采用种种手段去拯救祖国，这就是神圣的法则。所以格拉席娜虽然背着她的丈夫，而去抗拒敌人，但这是大义凛然的行动，并不是什么错误。华伦洛德也是这样，为了抗拒外族的军队，虽然采用了欺诈的手段，也不能说是非法的。华伦洛德伪降敌人，消灭了日耳曼军队，使祖国重新获得了自由，而他自己也忏悔死了。这样写的用意就是：如果一个人想报仇，就应当寻找报仇的机会。所以虽然伪降敌人，也不能算是罪过。比如在《阿尔普哈拉》（Alpujarras）一诗中更可以看出这种用意。诗中的摩尔国王阿尔曼索，因为城中瘟疫正在流行，同时又不得已把格拉那达一地割给西班牙，于是他在夜里出城。这时西班牙人正聚在一起饮酒作乐，忽报有一个人来要求会见。来的是一个阿拉伯人，他一进来就喊道：“西班牙人呵！我愿意尊奉你们的神灵，信仰你们的先哲，做你们的奴仆！”大家一看，这人就是阿尔曼索。西班牙人中的老人便把他拥抱起来，行接吻礼，那些首领们都对他行了接吻礼。不料阿尔曼索忽然扑倒在地上，一把抓住他的头巾，兴高采烈地嚷着：“我已得了瘟疫啦！”原来他是忍着耻辱有此一行，瘟疫也就传染到西班牙军队中去了。

斯洛瓦茨基所写的诗，也时常谴责那些欺诈自己国家的奸人，但是对用诈术消灭敌人的人，他就十分赞美，比如《拉姆勃罗》（Lambro），《可尔狄安》（Kordyan）等诗都是如此。《拉姆勃罗》一诗写的是希腊人的故事，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当了强盗，目的是获得自由，可以向土耳其人报仇。这个人性格的凶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在拜伦的东方诗中才能找到。可尔狄安这个人，就是谋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波兰人。这两首诗的主题，都只是复仇而已。

上面这两位诗人，由于绝望的缘故，就认为凡是可以用来摧毁敌人的办法，都可以采用，比如格拉席娜的诈骗，华伦洛德的假投降；又如阿尔曼索的引进瘟疫，可尔狄安的谋刺，都是这样。但是克拉辛斯基的见解，却同这些相反。前面二人主张以武力反抗，而他则主张以爱感化。但是他们三人所写的诗也都是追念断绝了的祖先的恩泽，悲痛祖国的苦难。波兰人民为他们的诗所感动，因此才爆发了一八三〇年的起义。记忆的余波所及，一八六三年的革命，也因此而掀起了。就是到现在，他们的精神仍然存在，而波兰人民的苦难也没有终止呵！

九

当匈牙利还正在沉默屈伏的时候，裴多菲（A. Petöfi）就站起来了。他是一个卖肉者的儿子。一八二三年生于吉斯科罗斯（Kiskörös）。那个区域是匈牙利的低洼地带，有着辽阔无际的“普兹他”（Puszta，译为草原），道路两旁有小客店和村落，各种风光景色，非常动人。匈牙利的“普兹他”，正如俄罗斯的“斯捷帕”（Steppe，也译为草原）一样，容易产生诗人。他父亲虽是商人，但很有学问，懂拉丁文。裴多菲十岁时，到科尔多上学，后来又到阿斯佐特，学习语法三年。他有特殊天赋，热爱自由，立志当演员，而他的生性又擅长作诗。后来到舍尔美斯，读了三个月的高等学校，他的父亲听说他同演员交朋友，便不准他读书了。于是他便步行到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国民剧场当杂工。后来他被一个亲戚找到了，留他在家里教养，他便开始写诗，赞美邻家一位姑娘，这时他才十六岁。但是他的亲戚说他不会有什么成就，只能演演戏，便由他去了。裴多菲忽然参军当兵去了。虽说他生性憎恶压迫而热爱自由，但在军队里也呆了十八个月，后因疟疾才退伍回来。接着他上了巴巴大学，有时也演演戏，生活非常艰苦，只靠翻译一些英国、法国的小说来维持生活。一八四四年，他去拜访伏罗斯马尔蒂（M. Vörösmarty），伏氏为他出版诗集。从此以后，他便专心致力于文艺创作，不再当演员了。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因此突然有了名声，大家都把他看作匈牙利的大诗人。第二年春天，他所爱的女子死了，他便到北方去旅行散散心，直到秋天才回来。一八四七年，他到萨伦多，访问了诗人阿兰尼（J. Arany），当时阿兰尼刚刚完成了杰作《多尔蒂》（Toldi），裴多菲读了赞叹不止，两人就结成知心朋友了。

一八四六年开始，裴多菲的诗逐渐倾向于政治，因为革命风暴即将掀起，他也不自觉地受到了感召，正如野禽能预感到地震一样。这一年三月，奥地利人民革命运动传到布达佩斯，裴多菲大为振奋，写了《起来，马扎尔人！》（Talpra Magyar）一诗。第二天，他当着群众朗诵了这首诗，这诗的每段最后用迭句写道：“我们发誓不再做奴隶了！”听众都一齐应和着。大家把这诗拿到书报检查所那里，把检察官赶走了，自己动手印刷。大家等着印好，纷纷拿着诗走了。文字摆脱检查，实在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裴多菲自己也曾说：“我的琴一拨，我的笔一挥，决不为势利所驱使。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天神，他叫我歌唱，这天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呵！”不过，裴多菲的诗，也常有偏激的地方，或者有违背群众的情况；他写过《致国王们》一诗，受到很多读者的指责。裴多菲的日记中说：“从三月十五日以后几天，我忽然变成群众所厌恶的人了。我的花冠被夺去了，我独自在深谷里探寻，但是我庆幸自己没有屈服！”不久，国家形势逐渐紧迫，诗人知道战争和死亡已经临近，急于想投笔从戎。他自己说：“上天不要我生活在孤寂之中，将要号召我奔向战场了。如今我已听到号角声在召唤我参加战斗，我的灵魂几乎要冲向前面，来不及等候命令了！”于是他就投身到国民军（Honvéd）中，一八四九年转到贝姆将军的部下。贝姆，是波兰军人，就是一八三〇年战役中，竭力同俄国作战的人。当时柯苏特请贝姆来，要他当特兰斯瓦尼亚地区方面的统帅。他很喜欢裴多菲，如同家人父子一样。裴多菲曾三次离开那地区，但不久就回来，好像有什么把他吸引着似的。那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赛格斯伐尔的战役中，裴多菲在军队中牺牲了。裴多菲平日所说的“为爱情而歌唱，为祖国而战死”的话，到这一天真的实现了。

裴多菲年幼时，曾学习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他的创作大都鼓吹自由，豪放而富于激情，他的性格也与拜伦和雪莱相似。他曾说：“我的心灵呵，好像那发出回声的森林，感到一声呼啸，就会应和着一百种回响啊。”他又善于刻划自然风物，反映到诗里，成为世上绝妙之作；他自己也称为那是无边的大自然的野花。他写的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János Vitéz）取材于古代传说，描写主人公约翰的悲哀和欢乐，离奇的事迹。他又写了一本小说《绞吏的绳子》（A Hóhér Kötele），写的是因恋爱纠纷而引起冤孽的故事：提尔尼沃终于陷害了安陀罗奇的儿子，安陀罗奇因失去儿子而悲痛绝望，在儿子的坟墓上盖了一座房子住着。一天，他捉到了提尔尼沃，将要杀死他。安陀罗奇的随从者劝阻他说：“请问生与死的忧患，究竟哪一个大些？”他回答说：“生的忧患呵！”便把提尔尼沃放走了。后来，安陀罗奇诱迫提尔尼沃的孙子自缢，那条绳子就是以前勒住安陀罗奇儿子的头颈的绳子。我们从这小说开头引用耶和华的话看来，那用意大概是说，祖宗的罪恶，也可以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得到惩罚。谁受损害，谁必复仇，而且还不妨加重些。

至于诗人裴多菲的一生也十分奇特。他流浪漫游，变化不定，没有一刻的宁静。虽说他曾有过安闲的日子，但是他的安静也不是真正的安静，不过像大海上漩涡中心的静点罢了。比如有一只孤舟，被旋风所卷走，必会有一刹那的时间，忽然一切都显得寂静了，好像风暴已停止了，波涛不动了；那碧蓝的海水颜色仿佛向人微笑。但是那漩涡更加急转了，孤舟重新被卷入，终于船破沉没了。诗人裴多菲一生暂时的安静状态，大概也像这样的吧。

上面所论述的几位诗人，他们的性格，言行和思想虽然因民族不同，社会环境很不一致，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统一于一个流派：他们都具有刚健、不屈不挠的精神，怀抱着真诚的心胸；不去献媚讨好人群，不与世俗旧风同流合污。他们发出雄伟的歌声，促进他们祖国人民的新生，而使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强盛起来。

请问我们中国，谁能与他们相媲美呢？我们中国，立足于亚洲，原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四邻国家没有一个能跟我们相比的。因此高视阔步，显得更加突出。到了今天，我们虽然衰落了，但还能与西欧国家并立，这是一件幸事。如果从前不是闭关自守，而能适应世界潮流，思想作为，日趋革新，那么今天屹立在世界上，同其他国家比较，决不会因不如人家而感到惭愧；自有庄严的光辉，不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这都是可以推想得到的。所以只要研究一下中国所处的地位，思考一下我们的遭遇，就可以明白中国的优点和缺点，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从优点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受外国的影响，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光彩，即使近代已经中途衰落了，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从缺点方面来看，则由于我们孤立，又自以为是，不同人家比较，终于堕落到只追求实际的利益，年代一久，精神衰亡；一旦遭受新的力量的冲击，就好像冰块一样，哗啦一声，立即解体，竟没有人站起来反抗。加上我们积习很深，往往用旧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不论赞成或者反对，往往都是谬论。这就是为什么维新已叫喊了二十年，而新的声音仍然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所以精神界的战士更加可贵了。

英国在十八世纪时，社会虚伪成风，宗教腐败，文学也只是模仿陈旧的东西，一味粉饰，听不到真正内心的声音。这时哲学家洛克首先出来，竭力攻击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积习痼弊，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从而为变革的来到，播下了种子。在文学方面，则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以他的全部力量反抗社会，宣扬人人平等的声音。他不怕权威，不屈服于金钱势力，以他的热血，灌注在诗篇中。但是这种精神界的伟大人物，并不就是人类社会的骄子，总是流离颠沛，一生坎坷，终于夭折了。后来，拜伦和雪莱相继而起，转战反抗，就像上面已叙述过的那样。他们的力量犹如巨波大浪，猛烈冲击旧社会的基础。余波流向四处，流入俄国，鼓舞了人民诗人普希金；流入波兰，则有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奋起；到了匈牙利，就唤起了爱国诗人裴多菲。属于这个流派的其他诗人，举不胜举，无法一一介绍了。而拜伦与雪莱，虽然得到魔鬼的名声，但是他们也是人呵。凡是他们一派的，其实也不必称为恶魔派，因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听到那热烈真诚的声音而猛然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同样怀抱着热烈真诚的心胸而互相了解的人物呵。所以他们的生平事迹，都很相似，大都拿起武器，撒出热血。正如角斗比剑的人，奔走在大众面前，使大家一面战栗，一面愉快地看着他们激烈搏斗。所以没有在群众面前流血牺牲的人，那么群众就要受祸害了。有了流血牺牲的人，而群众不重视他们，或者甚至扼杀他们，那么这样的群众，就会更加受害而不可救药了。

如今请在我们中国寻找一下，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人到底在哪里呢？有谁曾喊出真正诚挚的声音，把我们带领到那美好而刚健的境界中去？有谁曾抒发出温馨和煦的声音，把我们从荒凉而寒冷之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家园是这么荒芜，连像耶利米那样能唱出最后的哀歌，向世界申诉，流芳于后代的诗人也未曾有过。呵，不是我们从未产生过，就是有过，也被大众所扼杀了。这两种情况中只要有一种，或者兼而有之，那么中国就会因而萧条了。那些奔波劳碌的人们只是忙于生计问题，精神状态却一天比一天地趋向衰颓。新的思潮一经冲来，就无法支持下去了。现在大家都嚷着要“维新”，这就是自己宣告历来是罪恶的呼声，也就仿佛在说：“让我们改悔吧！”不过，既然维新了，希望也就会随着开始了。而我们所要期待的，就是那些把新文化介绍过来的人们。只是十多年来，不断在介绍，但研究一下他们所携带回来的东西，除了制造糕点，以及管理牢狱的方法之类以外，实在没有其他货色了。这样，中国以后将要永远继续这样萧条下去了。而第二次维新的声音，必将再度发出来，这可以根据前一次情况推定而不必怀疑了。

俄国文学家柯罗连珂（V. Korolenko）写过《最后的光芒》一书，说到有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孩子读书的故事，书中描写樱花和黄莺，但是西伯利亚是那么寒冷，不会有那些东西。于是老人便解释说：“那些黄莺就是栖息在樱花枝上，放开歌喉，引吭唱出美丽悦耳的歌声的鸟儿啊！”那个少年便沉思冥想了。是呵，那少年置身在萧条之中，即使不能真的听到黄莺的美妙的啼声，却还能得到先觉者的解说。而那先觉的声音却又不来打破中国的萧条状态。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沉思罢了，也只有沉思罢了！

一九〇七年作。

（全文完）

选自《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赵瑞蕻，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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