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可以预测一颗彗星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重返的准确日期。对那些熟悉弗朗索瓦·维庸的人来说，魏尔伦的出现标志着同一种天文学奇迹。这两个声音的感应惊人地相似。然而，除了音质和生平外，还有一种几乎是相同的使命把两位诗人与他们各自的时代联系起来。两位诗人都命中注定要出现在一个人工诗歌丶温室诗歌的时代；因此，就像魏尔伦摧毁了象征主义的温室花，维庸拒绝主流修辞派的号召，该派也许可恰当地称为十五世纪的象征主义。著名的《玫瑰传奇》第一次竖起一道穿不透的墙，这首诗创造的寓言赖以生活和呼吸所需的温室气氛继续在墙内加厚。“爱情”丶“危险”丶“敌意”丶“背信弃义”并不是僵死的抽象概念。它们并不缺乏具体性。中世纪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些幽灵以魂魄，并温柔地看护着维持它们脆弱的存在所需的那种人工气氛。这些特殊人物居住的花园，被一道高墙围绕着。《玫瑰传奇》开头讲述的那位恋人，则绕着围墙久久徘徊，徒劳地寻找它那看不见的入口。在十五世纪，诗歌与生活是两种独立丶敌意的力量。很难相信阿兰·夏蒂埃真的会因为他对那位“残酷的美妇人”的看法太苛刻而引起众怒，继而被检控和忍受每日的审讯——经过一次详尽展示中世纪法律程序的精彩审讯之后，那位“残酷的美妇人”被处以极刑，投进“泪井”溺死。①在十五世纪，诗歌是自治的：它在当代文化中占据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也许会想起查理六世的“爱情宫廷”：有超过七百个官位，供人们担当各种职务，上至高贵的领主，下至小资产阶级和最低层的神职人员。该制度清一色的文学特征，解释了它藐视阶级差别的原因。文学催眠力是如此强大，以致性质相近的社团的成员戴上绿冠——情人的象征——在街上狂欢作乐，希望把文学梦延伸到现实生活中。①《残酷的美妇人》是夏蒂埃的作品，刚才这段描述都是诗中的情节：叙述者（夏蒂埃）因被指控对美妇人太苛责而引发公愤，并被审讯，后来美妇人在那次“精彩审讯”中招供，并被处以极刑。
弗朗索瓦·德·蒙科比耶（或弗朗索瓦·德·洛热）1431年生于英国统治时期的巴黎。围绕着他的摇篮的穷苦，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贫困，尤其是首都的贫困。我们也许会期待那个年代的文学会充满爱国主义炽热的感情，以及对国家尊严受损进行复仇的强烈愿望。然而，无论是在维庸或其同代人的作品中，我们都找不到这种感情的表达。被外国人占领，法国显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像一个被禁锢的女人，法国主要注意她的文化梳妆和服饰打扮的细枝末节，带着好奇看待她的征服者。上流社会也追随其诗人，继续情不自禁地被他们的梦带走，进入“爱情花园”和“愉悦花园”的第四度空间；对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则是晚上闪耀的酒馆灯光；而在假日，会有滑稽剧和神秘剧的演出。这个消极丶女性的年代，给维庸的性格和命运留下深刻的印记。终其放纵的一生，他都持着这样一个不妥协的信念，认为总得有人照顾他，管理他的事务，在他遇到困难时救助他。即使作为成年人，被奥尔良主教弃置在卢瓦尔河畔默恩的地牢，他也哀求朋友：“你们不会把他，可怜的维庸，留在这里吧？”弗朗索瓦·德·蒙科比耶的公共生活是在他被纪尧姆·德·维庸接手照管的时候开始的，后者是圣伯努瓦贝斯托内修道院教堂德高望重的修士。诗人自己宣称老修士“不只是母亲”。1449年，他获得中学毕业文凭，1452年获得法国公立中学毕业文凭和硕士学位。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弗朗索瓦·维庸老师曾经有过几个学生，他竭尽所能把学业智慧传授给他们。但在对自己进行诚实的评估时，他知道他无资格当老师，因此他在他的歌谣里把自己称为“可怜的青年学者”。此外，对维庸而言学习是特别困难的，因为他的学校岁月（1451—1453）刚好碰上学生捣乱时期。在中世纪，人们喜欢把自己称作某某城市丶教会或大学的孩子……但只有“大学的孩子”懂得恶作剧之道。这些恶作剧包括组织一次英雄式的搜寻，搜寻巴黎市场最著名的招牌，之后“壮鹿”便要为“山羊”和“熊”主持婚礼。“鹦鹉”则会被当作礼物送给新婚夫妇。在另一个场合，一次学生们从布吕耶尔小姐的庄园偷来一块边界石，然后用手推车把它运到圣热内维耶沃山，并把它戏称为“泥地”。在边界石被当局移交原主之后他们再次把它抢回来，用铁箍把它箍牢。他们还在这块圆形边界石上叠上另一块长方形的边界石“魔鬼的屁”——然后彻夜狂欢，在边界石前鞠躬，在它们上面缀满鲜花，随着长笛和铃鼓的音乐围绕它们跳舞。圣热内维耶沃区因被偷了铁钩而怒气冲天的屠夫们和那位受侮辱的女士向警方投诉。巴黎市长向学生们宣战。两方①权限发生冲突。但这些勇敢的“士兵”最后被迫投降，手持燃烧的蜡烛，请求校长宽恕。维庸无疑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他为后代写了《魔鬼的屁传奇》记述这些活动，可惜失传了。维庸是巴黎人。他爱这座城市及其优哉游哉的生活。他对大自然缺乏任何柔情，甚至嘲笑大自然。十五世纪的巴黎已经像一个大海，你可以游泳而永不会感到沉闷，对世界别的地方浑然不觉。但在悠闲生活的无数礁石中，又是多么容易就搁浅！维庸变成杀人犯。他的命运的被动是触目惊心的。仿佛他的命运正等待被机遇施肥料，不管这机遇是善是恶。在6月5日发生的一次荒诞的街头打斗中，维庸用一块沉重的石头砸死谢尔莫耶神父。他被判处绞刑后上诉，并得到宽仁的赦免。他开始自我放逐。他居无定所的生活终于粉碎了他的道德，导致他加入一个叫作“剑格”的犯罪团伙。他刚回巴黎，就参与一起大劫案，打劫纳瓦拉学院，然后立即逃往昂热，宣称这是因为一次痛苦的恋情。事实上，这使他有时间为打劫他富裕的叔叔作准备。在因巴黎劫案而躲藏时，维庸出版了《小遗嘱集》。接着是多年居无定所的游荡，其间曾在一些封建宫廷和监狱待过。1461年，维庸获路易十一世特赦，经历一次深刻的创作激动，思想和感情出现非凡的清晰度，写了他为世世代代留下的纪念碑《大遗嘱集》。1463年11月，弗朗索瓦·维庸在圣雅克路看别人打架时被杀死。至止，我们有关他的生平的资料结束了，他黑暗的传记猝然告终。十五世纪对个人是极端严厉的。它把很多可敬和清醒的人变成约伯，在他们发臭的地牢的深处发牢骚，指责上帝不公平。当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监狱诗体裁，甚至为典雅的罗曼语的灵魂所知晓，而就罗曼语记录的这些诗而言，可谓弥漫着《圣经》式的酸楚和艰难。然而，维庸的声音在那些囚犯的合唱中是明显清晰可辨的。他的造反更像法律行动而不像叛乱。他做到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备原告和被告。维庸对自己的态度从未超过一般的亲密范围。他表达的对自己的温柔丶注意或关切，与一个好律师对待其当事人差不多。自怜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情绪，腐蚀灵魂也腐蚀有机体。但是维庸给予本人的冰冷的法律同情，是他的灵感来源，并确认他毫不动摇地坚信他的“个案”的合理性。他的世界没有道德可言；他完全生活在一个法律世界，成为一个极端“非道德”的人，一个罗马的真正继承人。他无法分辨那法律范围和准则以外的任何态度。抒情诗人在本质上是雌雄同体的，有能力以其内心对话的名义进行无限的裂变。把这种“抒情诗雌雄同体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维庸的作品。这是何等多样地选择的二重唱：不平者与安慰者，母亲与孩子，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业主与乞丐……财产终生引诱维庸，如同歌声美妙的塞壬，并把他变成盗贼……以及诗人。一个可怜的流浪汉，他仅凭他那尖锐的反讽的帮助，就为自己获得难以获得的。现代法国象征主义者爱上事物，如同业主。也许，真正的“事物的灵魂”无非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实验室中引发和高贵化的业权感情。维庸极其清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深渊，但他把它理解成拥有权的不可能。月亮和其他此类中立的“客体”完全被他的诗学用语所排斥。另一方面，一旦话题集中于烤鸭或永恒的极乐这些他从未完全失去获得的希望的客体，他立即就生龙活虎。维庸透过锁眼窥视，描绘了一幅佛兰德斯风格的迷人室内画。维庸对社会渣滓的同情，对一切可疑和犯罪的事情的同情，绝非魔鬼信仰。他如此迅速和亲密地与之交朋友的黑道人物，触动了他的女性气质，这种气质有着容易激动的性情，有着强烈的生活节奏感，而这些方面是他在其他社会阶层难以得到满足的。我们只需细听维庸在《胖玛戈特之歌》一诗中对显然是他很熟悉的靠妓女养活的人的描写：“客人来了，我抓起罐子/ 喝点酒就跑开了。”无论是了无生气的封建主义还是被佛兰德斯的庄严和雄伟所吸引的新兴资产阶级，都不能通过某种奇迹般的敛聚与集中而在这个巴黎神职人员身上打造一个如此充满活力和重要的天才。干枯而黝黑，无眉，瘦小如鬼怪，那个头，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活像一颗带壳的丶烤过的干果。在他那半女性的校服下藏一把剑，维庸生活在巴黎，如同踏车上的松鼠，一刻也得不到安宁。他爱自己身上那只纤细而狡猾的小动物，对自己起皱的兽皮无比自豪。在逃过了绞刑架之后，他写信给他的检察官：“难道这不是真的吗，格拉涅尔，我上诉确实蛮出色的。可没有多少动物能够这样解救自己。”如果维庸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诗学信条，他无疑会像魏尔伦那样宣称：“运动第一！”①一个充满活力的预知者，维庸在自己可能要被处死的前夕曾梦见自己上绞刑架。但奇怪的是，他竟能在《绞刑架上之歌》中把难以置信的残暴与节奏错落有致的灵感结合起来，描写风任意地把被处死者的尸体荡来荡去丶荡来荡去……他还赋予死亡一种充满活力的特质，而且在这里还能够展示他对节奏和运动的爱……我想，维庸不是被魔性所迷，而是被犯罪生活的活力所迷。难道道德与灵魂那充满活力的发展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反比吗？不管怎样，维庸的《小遗嘱集》和《大遗嘱集》都是无可救药地非道德的；它们是对法国诗歌闻所未闻的壮丽节奏的庆祝。这个可怜的流浪汉两次写自己的遗嘱，左右摊分他想象中的财产，像一个诗人颇具反讽意味地申明他对他想得到的所有事物的掌控。尽管维庸的精神经验充满原创性，但是即使这些精神经验不具备深刻性，他的人际关系，他那盘根错节的交游丶联系和算计，也仍然构成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个人一心要与来自社会阶梯每一级的三教九流人物建立重要丶根本性的关系，从小偷到主教，从吧女到王子。他以何等的乐趣讲述他们最珍贵的秘密！何等准确，何等详尽！维庸的《遗嘱集》迷住读者之处，恰恰是它们所传达的大量准确信息。读者可以想象自己利用这些资料，还可以体验诗人的同代人的生活。因此，飞逝的瞬间可以经受数世纪的压力，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永远维持同一个“此时此刻”。你只需懂得如何从时间的土壤提取这“此时此刻”而不要伤害其根茎就行了，否则它会枯萎而死。维庸知道如何提取它。曾干扰他写《小遗嘱集》的索邦神学院的钟声，至今依然鸣响着。像行吟诗人王子们，维庸“以自己的语言歌唱”：有一次，在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曾听人说过亚西比德①；后来，这陌生人阿西彼德便加入《昔日佳人之歌》的大行列。中世纪紧紧抓住自己的孩子，没有主动把他们交给文艺复兴。中世纪的血液流淌在维庸的血管里。他的诚实、他的性情、他的精神价值的来源，都是拜中世纪所赐。哥特式生理学（别小看中世纪，它恰恰是生理学上辉煌的时代）取代了维庸的世界观，并因为他缺乏与过去的传统纽带而慷慨地奖赏他。此外，它确保他将来有一个光荣的地位，因为十九世纪法国诗歌的力量，也源自同一个哥特式民族聚宝箱。人们会问：《遗嘱集》中壮丽的节奏（时而是变戏法似的快速移动，恍若杯子接球游戏，时而是缓慢的渐强，恍若坎蒂莱那乐段）与哥特建筑精湛的技艺有何共同之处？但哥特建筑不正是活力的胜利吗？或者有人会问另一个问题：哪个更流动，哪个更流畅？哥特式大教堂还是海潮？如果不是建筑学，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维庸通过圣母玛利亚——“神性的居所”——和天堂九军团而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三位一体时，其诗节达致的神奇平衡。这绝非乘坐神仙的蜡翅的虚弱飞行，而是有建筑学基础的升天，呼应哥特式教堂的楼层。第一个在建筑中宣告积体的充满活力的平衡或第一个建造有穹棱拱门的人，都出色地表达了封建主义的心理学精髓。在中世纪，一个男人认为，他是他世界的大厦不可或缺的，又是与他的世界紧紧相连的，如同一座哥特式建筑物的一块石，怀着尊严承受邻居的压力，并把参与共同力量的运作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利害关系。服务不仅意味着为共同利益而行动。在中世纪，一个男人下意识地把他自己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视为服务，视为某种英雄式行为。维庸，中世纪最后出生的孩子，封建性格的体现者，证明他不接受其伦理方面丶不接受其共同保障！哥特式稳定性和道德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方面，他被它的活力深深吸引，遂把哥特风格推升至非道德主义的高度。维庸两次收到法国国王的赦免书，一次来自查理七世，一次来自路易十一世。他坚信他也将收到来自上帝的赦免书，宽恕他所有的罪过。也许，他是按他这种不动感情而理性的神秘主义，而把封建司法权限的梯子伸展至永生，也许，在他灵魂的某个地方，潜伏着一个不驯但深刻地封建意义上的上帝们的上帝……“我多么清楚自己不是某个戴着星星或银河系的冠冕的天使的儿子，”他在谈到自己，谈到那个只要有一顿好餐便什么也敢干的巴黎穷学生时说。选自《曼德尔施塔姆文选》，黄灿然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关注重要，阅读更重要；收藏重要，转发更重要；点赞重要，点“在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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