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凯·海布伦：她翻译了整个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赵少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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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斯·加尼特

上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清末才开始介绍到中国的，当时一部分介绍者有了人的觉醒，希望从别国奴隶的“叫喊和反抗”（鲁迅语）得到激励。这项引进工作不久便与五四运动，与“为人生”的新文学一起，越来越加发展。可惜精通俄语并有意于文学的，起初只有很少几个人；多数译者不得不从英、日、德文转译，而最常见的英译本，大半出自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1862—1946)之手，于是这位英国女翻译家无意中也为中俄文字之交出了力。然而几十年来我们对她本人，对她的毕生甘苦，却懵然无知。幸好凯若琳·海布伦(Carolyn G. Heilbrun)的专著《加尼特家族》(The Garnett Family,1961)用整整一章，写了康·加尼特文静而独立的性格，写了她同俄国民粹派流亡革命者的友谊和她的俄国之行，写她怎样在长期病弱和晚年孤寂的情况下，始终勤笔不懈，一生译出了七十来卷俄罗斯文学珍品。读罢全章，不由感到这是为文化移植默默劳动的一生，平凡而极可钦佩的一生。

东西方由于处境两样，对俄国文学的反应也就有同有异。比方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我们固然觉得美，却更难忘怀书中农奴的命运，而在农奴制早已绝迹的西欧，读者注意的焦点自然在别处了。

康斯坦斯·加尼特早年着重翻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屠氏小说简练婉约，人物三五个，故事少而情意长，能适应英美知识分子趣味。豪威尔斯起先很欣赏他，后来发现托翁更为朴素真实。马修·阿诺德也赞叹托翁的真实，但不满意《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太多，情节不紧凑，说它算不得艺术品，而是“一份生活”。阿诺德一锤定音，过了20年圣茨伯里还在唱这个老调。亨利·詹姆斯则更进一步，谴责托翁抓了真实却遗漏了艺术“价值”，谴责《战争与和平》结构松散，篇幅长得“没完没了”，“形式不成样子”，“糟蹋”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不过持异议者也很多。乔伊斯就说托翁了不起，“比别人高出一个头一副肩膀”。

康斯坦斯·加尼特发表她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时新事物、新思潮层出迭起。莱纳德·吴尔夫在锡兰任职六年半，1911年返回伦敦，看到各方面生活“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汽车和飞机的革命已经发端；弗洛伊德、卢瑟福[他提出了原子模型]、爱因斯坦正努力着手更新我们关于心灵和宇宙的认识。……在文学上，似乎能感觉出风暴前的一时平静，预示再过几年狂飙怒起，将会带来《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带来《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雅各的房间》和《戴洛维夫人》。在绘画上，我们刚经历了雷诺阿、德加、马奈的深刻变革，现在竟奇迹般又处于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的同等深刻的变革中。而最不寻常的，是我们接连好几个晚上涌向修女园剧场，沉醉于一种让我们这些闭塞的英国人大开眼界的新艺术——[演出组织家]加吉列夫和[舞星]尼仁斯基最辉煌时刻的俄国芭蕾舞”。

那些年伦敦朝野人士不但热情欢迎俄国芭蕾，欢迎斯特拉文斯基新创的音乐和夏里亚宾主唱的歌剧，而且“人人都在读俄国小说”（毛姆语)。以前，公众不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嫌他病态。现在呢，罢工频仍，宗教衰落，牛顿定律遭到挑战，无数冲击波袭来，动摇了他们原先很自信的价值观念，精神分析学说又给“正常”和“变态”的界线打上了个大问号，这一来《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居然一印再印，掀起了“陀著热”。人们通过陀氏仿佛触到了炽热的俄罗斯灵魂。照吉辛和福斯特这些行家看来，他写大学生向妓女抖露内心污浊，是狄更斯不敢写的，而且他的人物比乔治·艾略特的人物放得开，能突破特定环境，引起广泛的共鸣。他的深层心理描写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例如给主人公设置“第二身”(double)的手法，康拉德和维吉妮亚·吴尔夫似曾加以改造和吸收，尽管康拉德未必承认。

契诃夫在英伦的声誉，也许多多少少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在那里造成的苦闷，使人较能体会他笔下的俄国19世纪80年代的苦闷。而且在英国本来普遍厌恶打仗，厌恶常备军，甚至厌恶军装，以致和平年月，军官们“每逢不值勤的时候，总穿便服”（乔治·奥威尔语)。等到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13卷契诃夫中短篇全部出齐，第一次大战已经结束，一般英国人又表现出了对武力、对英雄姿态的反感。他们赞赏契诃夫抛开矫情的虚饰，觉得他那有节制的、沉郁的语调很入耳。作家们在他的短篇里看见一种不同于莫泊桑和欧·亨利模式的新格局，一种靠情境和气氛酿造成的“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语）。他的剧本把这些特点表现得更集中，情景中流动着诗意，灰暗基调上时而亮起一瞬光明的憧憬，写实中插入意蕴丰富的象征，给人很深的感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戴·赫·劳伦斯的短篇都从他那里有所借鉴。他的剧中人物间那种互不沟通的“聋子对话”，可以说是给日后的荒诞派戏剧留下了一点遗产。

文化交流的所谓“交”，就表明是双向运动。当年普希金读拜伦受到过启发，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译巴尔扎克尤为获益。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文学也在某些方面有助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形成。文化交流的这种结果，参与其事的康斯坦斯·加尼特想必会感到欣慰的吧。

文中作者插入的字句，现括以

（）号；凡译者插入的，括以[ ]号。脚注都是作者写的，只有标明为译者所加的例外。

——译者

契诃夫

在加尼特一家，康斯坦斯·加尼特的名声远远盖过她的家属，是外界最耳熟的，就连偶尔涉猎文学的人听了，也会喊一声知道。但是被《泰晤士报》称为“腼腆的、学者型的加尼特夫人”①，除了她的译作而外，生平却很少为人所知，更少见于文字记述。[纽约]《新共和》杂志登的讣告上说“她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产物，也有当时流行的那些偏见和假正经习气”②。撇开她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这点事实，讣告所作的介绍就和真实情况正好完全相反；要中肯些，倒不如说维多利亚死后的这个旧偏见和假正经习气得以消除的现时代，是康斯坦斯那一代人努力的产物，在不小程度上也是她自己劳作的产物。她在1862年出生，属于第一代这样的妇女：受到的教育可以和男性相比，不再按照社会或父母的决定，而是按照本人的决定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同时扎扎实实地掌握着自身的命运。她在1946年去世。俄罗斯文学对于维多利亚一代文风转向20世纪现实主义所起的作用，要大大归功于她；她的四个年轻孙女后来成长其中的那个新世界得以出现，一部分也要归功于她。

①1946年12月30日《泰晤士报》第84版。

②1947年1月6日出的《新共和》第41页。

她的生平这样鲜为人知，并非偶然，因为她一向腼腆，喜欢人、可又决不去主动找人交谈；晚年她差不多总是孑然一身。她大半辈子身体不好，小时候被全家的人当做病号，虽然到头来他们都先她谢世①。由于她、爱德华和他俩的独子平常老缺钱用，她是在很大压力下从事翻译的。她的视力向来就差，再加很多个星期连续不停地翻译《战争与和平》，结果她几乎失明。以后的一段时间，她不得不请个秘书将俄文念给她听；接着她便仔细在心里造句，缓缓口授英译文。常常她要抓过俄文原本来，凑在离眼睛两三英寸的地方好生看看，才翻成英文。尽管她觉得自己构思写作太受罪——凡是要写的译本小引总由儿子替她代劳——她翻译起来却下笔迅捷，吃透了俄文原著便像在重新创作似的。戴·赫·劳伦斯有一次同客人谈话，曾回忆说：

[爱德华·]加尼特……是个很好的朋友，优秀的编辑，可他闷闷不乐地努力想当个作家，我要是去看他们，总见加尼特在他书房，为一个短语花费几小时，要做到最高限度的贴切，他绞尽脑汁，受苦受难，而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加尼特坐在外头园子里，按俄文生产出一令又一令稿纸的精采翻译。译完一页，她不抬头看看就扔到地上的一堆稿子上。那堆纸有这么高——真的快齐她膝头了，都译得出神入化。②

饶有兴味的，是劳伦斯从她坚韧、迅捷、全神贯注的工作上，认出了一个真正作家的标记。

①据戴维·加尼特先生一部写他母亲生平的未发表手稿，如非另有说明，本文的有关资料全都取自这部手稿。

②《戴·赫·劳伦斯集传》第2卷，第413页。

康斯坦斯不是高大的女人，一上年纪似乎更矮小了。[英国小说家]赫·欧·贝茨先生1926年初次与她会面，那时候她64岁。他看见“个子很小的一个白发老妪，神色举动有一种非常衰弱可又亲切自然的样子，使我马上想起我的曾祖母”。他说她看上去“就像个一辈子喂了无数窝小鸡的乡下女人，而这种印象是再错误不过的了”①。据贝茨先生回忆，她虽然外表娴静，词锋的俏皮却不时烁然闪露；他跟她多次玩过猜字组字的游戏，她总是赢得怪轻便的。②

①贝茨1950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德华·加尼特》第28—29页。

②与我、凯若琳·海布伦谈到。

她的儿子形容她长了一只稍稍有点儿鹰钩的鼻子，但鼻头不大；蓝眼睛，架着一副金边眼镜；浅黄的头发，一绺绺又细又直。“她脸上的肤色好极了，那么柔润，叫野玫瑰也显得粗俗，不过她的面貌之美却受到颊上癜痕的损害（小时候生过脓疱），直到最后，年纪大了，癜痕才被皱纹遮没。”

她有头等好的脑子，这从她一生勋业的每个阶段可以印证，但是另一点就妇女来说更其难得：她是个关心思想观念甚于关心风云人物的知识分子，能透过实践见出事理。她会数学，在专攻语言和古典名著以前本来很熟悉微积分，对世界大事也极感兴趣；她能运用证据，准确迅速地做出推论和概括。一听说克伦斯基革命后列宁回到俄国①，康斯坦斯便写信给[她的儿子]戴维说：“我觉得列宁一定会得取政权。可惜我不知道他有了政权怎么来用。”②青年时代，她曾经是个社会主义者、革命派，但她细读了《资本论》，却断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错了，断言从经济上来解释历史，便忽视了很多驱使人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动机③。她在1892年初次认识一些俄国流亡者和革命家之前，已经完全抛开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随着时光的流转，她进而厌恨官僚制度和政府干涉，但愿国家少揽些权才好；因为也憎恶贵族和特权，她认为国家的主要作用在于促成大家机会均等。

①1917年春，俄国人民起义，推翻了沙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从八月起担任总理，两个多月后就同临时政府一起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同年四月，列宁从国外返回彼得格勒。——译者

②戴维·加尼特《林中繁花》[1955年伦敦版]第196页。

③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做过很清楚的说明（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487页)。——译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有些人觉得俄罗斯文学是本世纪新发现的一片沃野，这些人都把康斯坦斯·加尼特看作伟大的启示者，的的确确有几百万读者多亏了她，才平生头一遭儿知道小说和戏剧还有那么个广阔的新领域。1880年以后在英国出生的人常说她的译本“给英语读者揭开了想象织成的种种新鲜境界”①。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1921年她接到的一封信，由一位她素不相识的女士写来的：

亲爱的夫人，

今晚我放下手头这部《战争与和平》，就知道自己再也止不住要向您道谢了，因为您通过这些从俄文翻过来的出色译本，给我们全盘展示了那另一个世界。您的无比勤劳最后会使我们几乎落到不知领情的地步。我们几乎要想当然地以为一有新书，必是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的译品。不过我这一代（我32岁）和更年轻前一代从您受惠之多，我们自己还不能充分体会。这些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真的改变。要没有这些书，生活会成什么样子！

许多人懂得您的任务重大，你的成就非凡，而我只是从这许多人当中发出个声音罢了。请接受我的仰慕之情和我最深挚的感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谨上。②

①[威廉·]卜鲁默[1958年在伦敦出版的《在家里》]第169页。

②信未发表，存戴维·加尼特先生处。[写信人是英国著名女作家。]

除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主要作品而外，她的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第一个英译本。而且自本世纪20年代后期她的译事完毕以来，又出了别家的译本，其中有多种据信译得更好。但这两件事实都丝毫无损于她对英国（和美国）文学所作贡献的实效；至于她倘使未译，迟早会由别人来译，那种可能性对于实效也无从减损。有时候事情就那么巧，她正是适逢其时，适在其地、适任其事的适当人才；她有了难得的机会，能给好几代人带来扩展认识的巨大的新希望。

在个性上，她与暴躁的爱德华很不同，是怀着共同理想的两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不同。她恬静、谦让、不爱争辩，遇到粗鲁的态度和发怒的神色就避开，很讨厌别人的无礼。谁要来谈内心隐私，求她出主意，她都谢绝，自己从来不试图、不愿意在别人的生活中当个亲密知情的角色。她热爱音乐和大自然；如果森庐①的草地上有只蟾蜍像人那样摊开肢体晒太阳，她看了会无限欣悦。她无所求于人，甘于寂寞，多口之家的子女往往有这副本领。她独自去过俄国，而当时即便往那儿去一趟，也是了不起的闯练；她还独自到意大利看望过劳伦斯夫妇；独自到过欧洲其他地方。她在世的最后九年孤单一人住在森庐，只有个村妇偶尔来照看一下。[1944年夏天，纳粹德国的]嗡嗡飞弹越过森庐上空，去炸伦敦的时候，她仍继续在园子里工作，为了防护，她从伍尔沃斯百货公司买了个塑料头盔戴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人格独立历来是她的人生最高理想。她翻译或者改写过的一首普希金的十四行诗大约反映了她自己的信念，也许正因如此，虽然她一般译的都是散文，她才愿意发表这首译诗②：

诗人，别认真看待人们的宠爱。

他们喝彩的热烈很快就完结；

过会儿你将听见蠢汉的评判

和群起鼓噪、叫人寒心的哄笑。

可是你依然坚定、镇静、冷峻，

你是个王，王就得独处独闯。

你本身的自由精神在催你：去，

使你梦思的奇葩更完美无瑕，

你成果累累，用不着别人赞美。

赞美来自你心底：配评判的是你。

评判人形形色色，只有你最严格。

你满意了吧？那就让人家叫骂，

让他们张口乱唾你祭坛的香火，

和你那宝龛前飘旋缭绕的鼎烟。

①康斯坦斯和爱德华修建的一楼一底共七间房的村舍，在伦敦南面二三十公里处，森林环绕，地点僻静。——译者

②普希金此诗题为《致诗人》，写于1830年，抑扬格，脚韵为abab abba ccd eed，阴韵阳韵交错，英译无韵，内容大致与原诗符合，只是将原诗第3行化为两行，割弃了原诗第11行，因而不很衔接。原诗的第11—14行，现试译如下：苛刻的艺术家，可满意你的劳作？/满意？那就让庸众谩骂诋毁，/朝你香火炽燃的祭坛乱啐，/顽童般来叫摇晃你的供桌。康·加尼特的译作，以《普希金十四行诗一首》为题，登在1908年6月13日《民族》周刊第383页上。——译者

康斯坦斯的父母——戴维·布拉克和克莱拉·派藤——生了八个儿女，她排行第六。她的祖父彼得·布拉克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海军建筑师；彼得·布拉克的女儿据说在一次宫廷舞会上跟沙皇跳过舞。这个女儿在彼得堡结婚的时候，沙皇送她一只盛凉拌色拉的玻璃碗，作为结婚礼物①。彼得·布拉克安葬在俄国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他的儿子戴维·布拉克，即康斯坦斯的父亲，先在俄国度过了不少青春岁月，继而来伦敦攻读法学，但很厌恶城市生活；等到通过了最后一次考试，他便去了加拿大，事后他跟儿女们谈起那一带新拓的陆壤，只说夏天他忍着酷热翻耕大片大片的田地，冬天得用斧子砍开冻肉。当他母亲病危的时候，他的哥哥匹特正担任法国驻[英国南部]布赖顿市的领事，就打电报叫他回英国。等戴维·布拉克赶到，母亲已经去世；匹特劝他这唯一健在的亲人在布赖顿留下，加入一个初级律师联营所。戴维当了布赖顿市验尸官，跟克莱拉·派藤结了婚，大为背离她父亲的愿望。

①有关康斯坦斯·加尼特生平及其家庭的材料，除另行说明来源者而外，均取自康斯坦斯·加尼特1928年写的一部未发表手稿。

克莱拉·派藤的父亲，即康斯坦斯的外公，姓名叫乔治·派藤，是皇家美术院副院士，配王①的常侍画像师。派藤一家游历过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对于维多利亚初期的英国艺术界人士，乔治·派藤无不相识；他为登门来访的[意大利小提琴圣手]帕格尼尼作过肖像画。结婚前，克莱拉·派藤曾是[英国女作家]洁若玎·纠斯伯利的朋友，也认识了[英国文论家陶马斯·卡莱尔的妻子]简·薇尔西·卡莱尔②，但一经结婚，克莱拉便跟整个知识界、艺术界隔绝开来，从此只顾养育子女，管理家务，甚至为丈夫手下的法律见习生酿造啤酒了。

①德国科堡大公的次子亚尔培1839年与维多利亚女王结婚，1857年被封为“配王。Prince Consort译为“配王”，见于卞译《维多利亚女王传》；卞之琳先生在该书重印前言中回忆说，这个译法好像是他的老师叶公超替他作出的“恰切创造”。——译者

②[戴维·加尼特1954年在伦敦出版的]《金色的回声》第4—5页。

托尔斯泰

他们俩婚前的来往书信今天还可以看到①，但克莱拉何以要嫁给这个经常忧郁、动辄气恼的男人，原因还不清楚。一回，有个亲戚告诉康斯坦斯，说戴维·布拉克年轻的时候，是大家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姑娘们都爱他。”他是个感情专一的父亲和丈夫，是个绝对诚实、非常宽厚的人，不过他神经质，一碰就急，儿女们都怕他。房门乒的一响，他会尖叫起来，有他在场，儿女全悄没声儿的，他们不理解他的忧郁，只觉得气氛压抑。康斯坦斯甚至到了30岁，还得在心里想好了词儿，才敢跟他说话。

①这些信均存戴维·加尼特先生处。信几乎每日必写，前后持续两年之久，即令作为小说里虚构维多利亚时代书信的例子来看，也不免被人认为写得过火。戴维·布拉克40岁才遇见克莱拉，那以前他在芝加哥留下了一个私生子。

康斯坦斯记忆中最早的事，是她平躺在一张放长了的轮椅上，从膝到腰绑着夹板。她得了髋骨结核（大概是起源于结核病牛的奶)，非动手术不可，后来还给腿部挂上重坠，让两腿保持一样长短。康斯坦斯跟维多利亚时代很多儿童的境遇相仿，童年的不幸并非因为父母心眼坏，而是由于医学上的无知；如今成年人的病症仍是旧的绝迹新的又起，但在康斯坦斯出生后的一百来年，随着医学关于疗法的种种发现，儿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疾病造成的苦难了。

7岁那年，康斯坦斯恢复了健康，却为失去了受全家照顾的病号地位而感到难过。好在家里人早看出她很有才能，教了她各门功课。她很早就学会了阅读，这也许加深了她的近视；妈妈在家宅四处奔忙，康斯坦斯总跟在后头，一面背诵课文。她获得广泛的知识，是靠当时妇女唯一的求学方法，就是靠一位哥哥或弟弟慷慨相助，把自己受到的教育传授给她。她的长兄阿瑟教她数学和初等自然科学，在贮藏室里为她做化学实验。（这位长兄在灾难性的结婚后自杀，他原是才华卓异的数学家，他的概率论设想直到他死后30年才被重新发掘出来，或者说，才得以发表。)①另一位哥哥欧内斯特教她学地理、画地图；姐姐克蕾门替娜教她法语和德语，后来则长期致力于社会改革，写小说和社会论著。②

①《金色的回声》第6页。另一个儿子饶伯特，迫于他父亲病倒后拮据的家境，才16岁便开始练习行医。他过早看到了患者极度痛苦的情景，这种残酷的经历完一天工作以后，突然歇斯底里发作似地泣不可仰。他当上了大夫，但年纪轻轻就在[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海拔四千多米的]马特峰失事身亡。

②克蕾门替娜写过很多力图改善工人境遇的书，例如1907年发表的《血汗工业和最低工资》。她也写过长篇小说、传记、儿童剧本、作品鉴赏，还译过好些作品。她的第一部小说共三卷，1879年发表，叫《奥尔兰多》。

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一直有人要求创办女子学校，女孩子光会猎取丈夫可不成，学校要真给她们教点东西。女性的智力说不定天生就差——当时大部分男人一致认为是差——然而有些男人开始想，如果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女性的智力未必会更差。到了70年代，布赖顿学院院长勃里格斯博士为妇女开设了几个校外班；康斯坦斯进了拉丁文班，读[16世纪荷兰的拉丁文名家]埃拉斯穆斯。她无疑是班上最拔尖的学生。

她13岁那年，父亲变得步履艰难了，没多久两腿便完全失灵。克蕾门替娜一度外出后刚回家来，一进餐室就感到震骇，她发现父亲竟不能起身跟她打招呼。于是从伦敦请来了一位治疗专家；康斯坦斯瞅见他悄悄点了根火柴凑近她父亲的脚，那只脚却没有痛缩的反应。据检查，父亲患了脊髓痨，他这么瘫痪了20年，直到亡故。除了妻子他不让别人服侍他；妻子因为抱大了八个儿女，胳臂有劲，自此以后经常把他从椅子搬到床上。她因此受了内伤，第二天动手术也无效。她死于1875年，那时候康斯坦斯14岁。

母亲的死给康斯坦斯带来一次小小的宗教信仰危机。宗教的事，她的父母对儿女从来只字不提，但仆人们却很乐意奉告——他们可能是除了教区学校而外，向儿童灌输宗教的最大的势力。康斯坦斯几乎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从仆人们话里感到的宗教畏惧就压在她心上。她顶顶害怕的，是她的母亲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人，却注定死后要永坠地狱。孩子们总爱讨论天地宇宙的问题：

有个没法儿解答的疑问：上帝既然不能把过去彻底抹掉——我们确信他不能，这一点谁也没有争议——他怎么还称得上全能呢，而这似乎就使全能者陷入自身的失误，无法解脱。

在童年的后期，康斯坦斯还受过别的影响，一个年轻温柔、久痨将死的女人常给康斯坦斯朗读[15世纪从荷兰流传开来的一部修行书]《效法基督》，倘不朗读就跟她谈耶稣的慈爱。有一阵子，康斯坦斯读《跋涉攀天》那样的书，变得很虔诚。可是一天，她的母亲拿起这本书随便一翻，看了其中讲马利亚爱耶稣，所以做母亲的都应该爱儿女云云的一段文字，大笑着说：“那么讲，就好像耶稣诞生以前的千百万年，做母亲的人都没有爱过自己的儿女似的。”康斯坦斯受到这句话的触动，才看出书里有不少扯淡。然而

我照旧念念不忘宗教，固守着一份对上帝的信仰、一种对耶稣私心景仰的关系，不过又隐约意识到我无法真信。我想，那是[如《旧约·出埃及记》上说的]“上帝使我的心刚硬”。我知道上帝历来就那样考验信徒。不久我读了[原信国教、后来改宗天主教的19世纪英国宗教界人物]纽曼写的《为自己的一生辩护》，我认定做个天主教徒是舍无神论而外唯一合理的抉择。我的宗教信仰遭受的致命打击，是我母亲的死。这件事使我非常难过。我仿佛立刻失去了一切，首先是失去了凡是青少年都天然具有的生活信心。母亲死后，我很忧虑前途，不大敢指望幸福，觉得人生如此短促无常，没有多少价值。

后来她入学住校，因为程度比别的女孩子高很多而必须单上小课，又因为不念祷告而被调出大寝室，以致她时时呜咽抽噎，想要自杀。可是她一离开这个学校，情绪就好了，她的生活从此摆脱了宗教纠葛。她依然是个理性主义者，因此无法理解，何以人们受过教育，竟会相信什么原罪、什么洗礼有助涤罪、什么圣灵感孕这一类的观念。她终于觉得各种宗教都是益少害多。她很喜欢跟人说：“我花了大半生工夫才明白，在多数人那里，信仰是自愿的行动。在我，可不是自愿的，要看证据。”①不过她也一再引用蒙田的名言：“给巫术撑腰的证据多极了，但我不信，因为那些证据不足信。”

①摘自戴维·加尼特先生一部写他母亲生平的未发表手稿。

17岁的时候，康斯坦斯取得了到剑桥市纽纳姆学院去读书的奖学金。这一来她便逃脱了维多利亚时代一般女孩子过的囚牢般令人窒息的生活。那一年剑桥大学替英格兰南部代办的地方高考有三千多名考生参加。奖学金只发给其中考分最高的一个姑娘，康斯坦斯就靠它进了一所当时实际上还不存在的学院，在此后的10年里，她和一小群别的女学生必须用行动来证明，对妇女施行的教育没有白费，还得证明——社会上更担心这一点——女子教育既没有弄得她们不像女人，也没有激使剑桥大学附近那些碰巧见过她们一眼的男人做出天知道怎样下流的举动。听到奖学金的消息以后，康斯坦斯提心吊胆，生怕父亲不许她去领款入学，但他说，“你当然得去啊。”她领到只够用三年的35镑，自己又另外张罗了些钱来应付第四年。

康斯坦斯来到当地的那一年，纽纳姆学院才开始它合法的存在。它采用了一个很气派的名称，叫做“剑桥市纽纳姆妇女学识及教育联合推进学院”。1871年纽纳姆萌生的时候，它不过是联合了五个姑娘的小团体；她们借住在诗人[阿瑟·休·克拉夫]的妹妹克拉夫小姐家里；指导她们的青年教师亨利·西基维克极有才干，热烈相信教育有益，甚至想把教育的成果推广到妇女中去。1881年，剑桥大学正式准许纽纳姆的女学生参加荣誉学位考试，并且把她们列入正式名单。可是剑桥大学走了这一步以后，就不理会女学生了，也不许她们到其他各学院听课。如果说剑桥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漠视了她们，它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却厚意相待，诲之不倦，把自己讲的课给女青年们照样再讲一遍，或是抽空在实验室教她们操作，而且往往分文不取，大量捐献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的时间。自从允许女性参加荣誉学位考试起的40年里，剑桥大学连个名义上的学位都不给她们。1887年有个女子在古典专业的荣誉学位考分上独居甲级甲等，《笨拙》杂志为此登了一幅漫画，但剑桥大学仍坚决不肯通融①。在1921年终于授与的“名义学位”其实根本不是真学位，直到1947年才准许妇女成为剑桥大学的成员。

①据玛丽·艾格妮思·哈莫滕《纽纳姆校史漫记》（伦敦1986年版，第160页及其他多处。亦请看艾丽思·噶德纳《剑桥纽纳姆学院简史》（英国剑桥1921年版）。

果戈理

1880—1890的十年，女性在荣誉学位考分上赢得了50个甲级地位①；1883年康斯坦斯在古典类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二部分，也夺取了甲级的分数。1879年她去上学的时候，是纽纳姆最年轻的女孩子，那里生活的各方面——朋友、一间自己的屋子、所学的东西、剑桥之美——都叫她无限满意，常觉得喜不自胜。她交了很多朋友，其中的一个是弗劳润丝·艾达·布朗，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外科医生]杰弗利·凯恩斯的母亲。她很仰慕“了不起的哈里森小姐”②——这位小姐偶尔来重访纽纳姆的时候，留一头短发，穿一身当时所谓“美学风味的”(即希腊雕像式的)服装，再配上两道银链作腰带，下面一道悬垂于髋际。荣誉学位考试的实际过程是一连六天，每天考六小时，非常累人，所以康斯坦斯考完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很慢才缓过来。

①哈莫滕，第128页。女性赢得的50个甲级地位，按科目门类是：数学类4个，古典类8个，伦理科学类7个，自然科学类15个，历史类11个，中古及近代语言类5个。

②简·艾琳·哈里森(1850—1928)，英国学者，有研究古希腊文艺、神话、宗教的专著多种。她在纽纳姆学习过（比康斯坦斯早几年），在古典科目上取得了迄至那时女性取得的最高考分。——译者

康斯坦斯在纽纳姆的成就等于得了甲级学位，使她马上能谋生自立。她是1884年离开纽纳姆的，因为当时身体不大好，她听从克拉夫小姐的劝告，教了“家塾”，姓怀特的一个水泥厂商，以一年一百镑的报酬，请她去为他16和17岁的两个女儿“激发心智”，给他12岁的小女儿讲书授课。（这家的四个男孩子当然都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康斯坦斯虽然喜欢这些孩子，却不太爱做这份工作。使她十分高兴的是，怀特一家由于宅子不宽敞，安排她另在近处单住一间房，当她同她的几个学生一起喝过下午茶以后，就可以回她那间房自己享用整个晚上了。她还去听音乐演奏，参加集会，看朋友。先前在学院学习期间，她曾去拔牙而不用麻药，因为只出得起2先令6便士（折合美元，约65分）；现在她生平头一次有了钱花，便买了些比较像样的鞋子和内衣内裤，而且破题儿第一遭定做了一件连衣裙。

过了一年光景，她已经改教另一家孩子的时候，在[作家、编辑、图书馆员]理查·加尼特家里见了他儿子爱德华。理查对她很有好感，所以看到她和爱德华渐渐亲密并没有丝毫的不快。多年之后，康斯坦斯写道：“凡是明智的父亲最盼望年轻的儿子做的，莫过于同一个稍大几岁的聪明女性结伴。”可是爱德华和康斯坦斯各自的姐姐却少了几分乐观；克蕾门替娜违心地觉得自己有责任设法制止这两人相互间的日益倾心，虽然干涉彼此的生活，是有背布拉克家风的。据康斯坦斯后来的记述，爱德华的姐姐梅·加尼特倒“没有这样的顾忌”。

一天，我身体不舒服，睡在床上，她来看我，立刻就单刀直入，讲到正题。“自然啦，你决不会认真看待爱德华对你的感情，做梦也不会的，”她这样开场。“自然不会”，我有气无力地答腔。她接下去告诉我说，他这个人简直没治，“他从来不做祷告”，还有，“他跟威廉·约翰叔叔一个样儿，永远挣不了钱养活自己。”我不想窥测将来；我尽管确信（我觉得确信）自己感情的持久，却以为爱德华对我的热恋不可能长远，所以那时候没有依法正式结婚的想法。那么做，就会像是“乘机套住他”似的。但是梅说的话反叫事情变了个样子。倘若他将来真养活不了自己，显然总得有人照管他才行，那干吗推开他不管呢？

康斯坦斯对待性行为的态度，跟“当时流行的假正经习气”相去甚远，她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大明说，也没有出阵奋战，因为她极力主张把有关性的事作为隐私，认为社会或国家不必过问。可是有一回纽纳姆学院放假，她游逛伦敦，看见干草市场和特拉法加尔广场一带的妓女，那种“粗鄙露骨、堕落不堪的丑恶景象，居然被大家视为当然”，这使她感到绝望。她认为妓女卖淫，主要是其他一些女子自恃贞洁、待价而沽所造成的，如果女孩子从小培养起将来能自食其力、恋爱自主的信心，卖淫现象便会消失①。二三十年代，她看到男女之间的风气有了变化，一般社会风气也渐趋宽松，因而产生了关于未来的最大希望。她虽然相信妇女参加选举是好事，却和爱德华一样，对这件事很可能发生的作用不抱幻想。当她的女友们大半都闹嚷嚷地要求投票权的时候，她估计妇女投票参政的结果，只会增多公众生活中的虚伪，增多哗众取宠的政治空谈。妇女参政的好处，她想，大概是间接导致男女在社会上、性生活上多几分平等。时间证明她是对的；在那次妓女拉客、叫她看得恶心的事过了50年以后，有本杂志上说妓女卖淫现象已经大减，并且将减少的原因归于“业余爱好者的竞争”，她看了杂志觉得荒唐可笑。她写道：简直无法估量，“在‘业余爱好者的竞争’一语背后，实际上妇女们给减免了多少悲惨堕落、病苦悔恨，增加了多少幸福自由啊”②。

①据戴维·加尼特先生一部写他母亲生平的未发表手稿。

②杂志的用词“业余爱好者”有个特殊意义：暗娼。康斯坦斯想必认为职业妓女少了，主要不是因为被暗娼抢了生意，而是因为经过这50年，能“自食其力、恋爱自主”的良家妇女多了起来，她们不再“待价而沽”，看重钱财，却追求真正爱情的结合。——译者

康斯坦斯[从1887年初]和她的两个姊妹同住[西伦敦]菲茨若伊街的一个寓所，但是她为自己和爱德华的关系所感到的种种忧虑却使她很想避开双方家里的人。当时沃特·比赞特[1882年出版、写东伦敦工人区和贫民窟]的长篇小说《各种人的各种处境》已经引起不少人对东伦敦生活的关切；为了[在东伦敦]修建一座人民宫已经募集了为数可观的捐款，比赞特便请康斯坦斯到人民宫去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虽然她没有受过图书管理的专业训练。一位从事公益服务的朋友给她在[东伦敦]白圣堂区的学院楼找到两小间房。区里有许多犹太人和外侨，有一条风景很美的宽阔大路，当地工人阶级的言谈举止活泼自然，这些她觉得都很有浪漫色彩，充满魅力。爱德华在[出版社林立的]念珠市工作，距离近，每天可以和她共进午餐。“开膛老贾”①曾把一具尸体扔在学院楼拐角上，但是就连他多次的杀人功业都不能挫伤当时人普遍感到的希望和信心。1887年夏天举行了女王在位50周年的庆祝大典。“那是个美好的时节”——康斯坦斯后来写道：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那回庆祝的是国家最繁荣的时刻，觉得那一年英伦之盛已臻极致。当时仿佛那50年已经在富强方面，尤其在人文学术和文化方面迈出了如此巨大的步子，所以很有理由希望，只要再花点儿时间和气力，就可能在各地遍处建立永久的和平繁荣，消除贫困、疾患和愚昧。

①1888年夏秋间，白圣堂一带有不下五名妓女遭人杀害，尸体被肢解，凶手留下一首歪诗：“本人不是屠夫，/也不是犹太佬，/更不是外籍船户，/在下就爱开点儿玩笑，/开膛老贾是咱外号。”——译者

大约这个时候，康斯坦斯参加了新近成立的费边社，不久又被选入它的执行委员会。有一阵，她的声誉几乎可以匹敌比阿特丽斯·波特小姐，即后来西德尼·韦布的夫人，不过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克蕾门替娜由于某种原因憎嫌波特姊妹，一辈子都不相信多亏韦布夫妇才拟定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①。大概就在这时候乔治·伯纳德·萧对她说，他本来很愿意娶她为妻，可惜他这时结不起婚。照说她也许应当受宠若惊，感到高兴，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康斯坦斯一心想着将来必须维持爱德华的生活，并且有意要嫁给他。多年以后萧翁还记得这件事，跟戴维·加尼特谈过②。

①《金色的回声》第8页。[韦布夫妇是费边社的著名成员，西德尼·韦布后来曾在1924和1929一1931年两度加入工党政府。这里说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是指主张逐渐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

②《金色的回声》第9页。

爱德华和康斯坦斯婚后住在学院楼。康斯坦斯继续在人民宫工作，年薪一百镑，即使他俩还在攒钱，想在乡间买一所小房，这收入应付两人的需要也绰绰有余。他们很满意住在东伦敦，这段生活长达三年，到了1891年他们决定要有个孩子的时候才结束。康斯坦斯辞去了她的工作，夫妇俩搬到萨里郡栖鸟林岔口的一个村舍住下。

有一天，爱德华从伦敦回家告诉她：“我遇见一个挺合你口味的人，是个流亡的俄国人，我已经请他来度周末了。”倘不算他的父亲讲他爹随侍沙皇的逸闻掌故，她在那次周末以前怕未必想起过一下什么俄国的事。爱德华可的确自幼受了同政治避难者友好的家教，那是从第一个理查同帕尼齐的友谊起就形成的传统①；爱德华通过[以诗、画闻名的]罗塞蒂家族认识了一些伦敦的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多半都没有家，因此他觉得不妨邀他们到栖鸟林岔口来小住。

①《金色的回声》第11页。[爱德华的祖父和父亲受洗的教名都叫理查，这里用“第一个理查”指他的祖父。帕尼齐（1797—1879）生在意大利中北部的摩德纳公国，1822年因反对公国的专制改府被捕，不久越狱逃往英国教书，从1831年起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先后任副馆长、司书、馆长之职，1832年入英国籍。爱德华的祖父和父亲也被帕尼齐请去在这图书馆工作。]

屠格涅夫

爱德华邀来度周末的，是[革命民粹派]菲立克斯·沃霍夫斯基，他从西伯利亚逃出来不久，但已被囚禁得听力很差。客人看到康斯坦斯妊期不得不在家闲着，便劝她作些长时间的散步，这结果对她的健康大有好处，随后他又建议她用俄语学习来填满每天的空暇。他送她一本文法、一部字典、一册俄文故事。经他介绍，她和爱德华会晤了另外几位流亡的俄国革命者：[革命民粹派]尼可莱·恰阔夫斯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切尔凯索夫亲王，而最重要的，还有谢尔盖·斯捷普尼亚克①。这位暗杀过一名俄国将军的斯捷普尼亚克是个力大无比的壮士，脑子好，心肠热，并且——康斯坦斯觉得这在英国人身上是罕见的——思想见解上极其诚实。不过他有个习惯，常在午餐时刻从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把书随身夹带出来，使她为之骇然。她无法叫他相信这是犯罪的行为，因为他让她放心，说他每次都将书归还原处。

①《金色的回声》第11页。[谢尔盖的姓通常写为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传奇性人物，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到民间去”运动和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1878年刺杀了宪兵总长篾仁措夫后逃亡国外，1884年起住在伦敦，写过小说、剧本、政论，与恩格斯本人、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普列汉诺夫、威廉·莫里斯、伯纳德·萧、丹麦文艺评论家布兰代斯有过友好联系。]

栖鸟林岔口附近没有称职的医生，康斯坦斯只好上布赖顿去分娩——经过难产的痛苦后，一个男婴儿在1892年3月9日出世；康斯坦斯从此再没有生过孩子。回到乡下，她还得卧养多时；有好几个月她真遭罪，身体差，大约多少有些产后虚亏。为了克服这种病苦，她学了俄语。她的翻译事业从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开始。1893年的初头，她由沃霍夫斯基陪着去见了斯捷普尼亚克，他听说她翻译了作品，要看看译文。他和她一起详细校阅了一遍，劝她找地方发表。她将这篇东西送交海涅曼出版公司，对方立即接受，付酬40镑，还约她翻译托尔斯泰的《天国在您心中》。从那时到1930年或许更晚，她手头总不断有俄国作品在译。

在这部托翁论著之后，她着手翻译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始终是她、也是爱德华最喜欢的俄国作家。她的俄语一年年迅速进步，使她老后悔刚开始就译屠格涅夫，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些疏失。很清楚，康斯坦斯属于掌握语言异常便捷的一类人，能说好几国的话；去世前三五天，她想起多年未用的希腊文，还向她儿子背诵了描写怨妇的一大段希腊文原著，背完又为他翻译出来①。

①据戴维·加尼特先生写他母亲生平的一部未发表手稿。

在1894年初——确切地说，她是除夕那天动身的——康斯坦斯独自一人到俄国去逗留了三个月①。多年以后，她反倒不明白当时怎么忍心抛下幼小的儿子的了，尽管她对自己决定走这一趟的明智性从来没有表现过怀疑。她去是因为斯捷普尼亚克的央求——她很有几分爱上他了，——也因为她“热烈企望历险，而俄国的一切似乎都很浪漫”。1892年俄国发生饥荒，随后英国人士募集了一笔给俄国救灾的钱，但是俄国流亡者们担心赈款由通常途径送去，会流入私囊，投非其人。康斯坦斯应斯捷普尼亚克之请，自愿把款子带一部分去俄国。同时，借着这项人道主义使命的掩护，她设法要捎一批信件，打开流亡者们与俄国境内革命组织间联系通信的渠道②。

①戴维·加尼特现在承认，他在《金色的回声》里写错了这件事的日期。

②《金色的回声》第11页。

康斯坦斯乘火车出发了；34年后，这次远行仍然记忆犹新：

两个讨厌的罗马尼亚商人，宛然两座脂肪大山，跟我乘同一节车厢；他们一再伸出手指头来摸摸我的上装、裙子等等，还说看得出来是英国货，料子这么好。每次我趁他们不在，开了车窗或是通气孔，他们一回来就关上。我到[英国东南港口]昆伯勒，再到[荷兰西南角的]弗拉辛，穿过荷兰到柏林，又继续东进，直至边界。一路所见，令人兴奋；我跟一个去彼得堡的法国理发师交谈——他因为不懂俄语有点着急，又为着要过海关而忐忑不安，所以我答应替他讲话交涉，他则替我提拿行囊作为回报。既然他向我谈了他的生平大概，我在回答他的问话中也谈了我已经结婚，有个不点儿大的儿子。当我们在俄国列车上安顿好的时候，两个魁梧漂亮、戴皮帽、穿皮衣的俄国男子在车厢门口吻别。其中一个进来了。我很乏，便假装熟睡。法国人看样子已经抑制不住惊奇的感情，于是开口告诉那位俄国男士，说这儿有个英国少妇，竟丢下了丈夫和孩子，跑到俄国来。“Avec [法语：跟谁跑的]？”俄国人表情十足地问。“Non, c’est étonnant – seule [不跟谁，真怪——她一个人]！”我是星期天晚上启程的，车船日夜不停，在星期三上午抵达彼得堡。

那时候俄国建成的铁路很少，所以康斯坦斯在冬天最冷的时节长途乘坐驿站雪橇，遇上大雪埋了那几个界标就时常迷路。一次雪撬翻了，幸好乘客挤得满满当当，谁也没有掉出来。另外一次，有几只狼跟在她后面。路上她访问了一些农民学校，都是仿照托尔斯泰创立的学校办的。康斯坦斯还去拜谒了托翁本人；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同时又蕴蓄着异常的温暖和慈爱，给每次的来客、这次也给她留下了巨大有力的印象。主人请康斯坦斯第二天再来。第二天她去，和托尔斯泰家里的人同吃了一顿很好的晚餐，托翁的长女塔姬雅娜则在煤油炉上另给他煮粥。

康斯坦斯带回来的一肚子俄国故事，后来汇入了她儿子最早的记忆贮存。她回来以后，一家三口从栖鸟林岔口迁往[伦敦西郊]里士满。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戴维·布拉克死了，留给康斯坦斯一千镑。她决定用这笔遗产买地盖一所小房，要离伦敦不远，便于爱德华每星期进城一两次。她和爱德华分头勘寻，竟看中了同一块地皮，虽然他们在发现这巧合之前还有过争执。他们在那地方很快盖起了森庐。康斯坦斯后半生都住在那里，只有1904年的重访俄国、几次调剂健康的旅游和为了让儿子上学而寓居伦敦的两年例外①。

①《金色的回声》第16、17页。

赫尔岑

按戴维后来的记述，当时他还小，康斯坦斯每天在森庐有那么多事要操劳，他简直不大记得她怎么来得及做完。她总是六点半到七点钟起床，给自己和儿子熬粥。（爱德华夜间睡眠不好，上午很晚才起，所以她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轻手轻脚。)早餐后，趁着花草上还有露水，她满园子的去消灭蛞蝓，这一会儿可以尽情松快松快①。接着便得料理一部分家务，得叫儿子做起功课来；等他坐在屋里用铅笔在纸上做算术了，她就开始她的翻译工作。自然，她还得下厨备餐，欢迎客人，听听大步走进屋来的爱德华谈一部什么书稿、一封什么信，又得给戴维规定新的功课。过一会儿，戴维去上学，时间就多些了，虽然森庐常有暂住的客人。她身体向来不好，当时以为有坐骨神经痛，其实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却没有诊断出来。她自己性情平和，但是遇到别人发火，尤其是爱德华发火，她便烦恼得消化不良，头疼。尽管如此，一本本书译出来了。谁也不大注意这个事实：几百年来，中、上阶层的妇女不是无所事事，便是极有作为，使你一方面不明白她们怎么打发日子，另一方面又不明白她们每天怎么那样能出活。

①同上，第53页。

康斯坦斯虽不是特别爱交际，看来间或也去赴宴，因为1909年的某日她无疑出席了一次有阿诺德·本涅特在座的聚宴。本涅特在一篇杂志文章上报告说，那一年他“偶然碰上了”以前听说过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看的是法文译本，认为书里有一些他所读到过的“最叫人叹服的场景”。他问了几位也看过法文本的朋友，人家告诉他“那不是一部重大作品”。席间他向加尼特夫人问起她的意见：她回答说，“那是他的杰作”。但是他还没来及请她将这惊人的论断再详细谈谈，就被一位东道主无情地拉开了①。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第一个英文本，发表于1912年。

①见《新时代》周刊，第7期（新编号），第518—519页。[本涅特的]文章署了假名“杰克布·汤森”。另外，高尔斯华绥1910年给爱德华的信上说，[小说家、《俄国文学丰碑历览》（1910）的作者毛瑞斯·]拜苓“诱使我很想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可是有些什么译本呢？”

阿诺德·本涅特后来告诉康斯坦斯·加尼特，他从她的屠格涅夫译本上学到了不少写作艺术，见《金色的回声》第165页。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多卷契诃夫《中短篇集》出齐以后，本涅特写日记说，他在为他的城里寓所买一套《中短篇集》，这样，无论在城里还是乡间，他都不至于没有契诃夫的书了。见道惹西·布茹斯特的《东学西渐录》（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汶公司，1954年)第173页。

康斯坦斯从来没有靠翻译挣过大钱。爱德华劝她出版她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各部作品都按一个稿费标准取酬；他那种认为一般读者很不识货的论调，这一回非但毫无道理，还害她在译者收入上坐失一笔小财。起初海涅曼给她每千字12先令；她译的《战争与和平》得了300镑。她换到恰透与温德斯公司出书后，稿酬较优。但她到晚年才由翻译契诃夫剧本而取得一次财务上的成功；这些剧公演一回要付一回上演税，至今①还在付给她的儿子。当她译完《战争与和平》（大约在1903年）、必须给秘书酬劳的时候，她的净收入甚至更少了。很有意思的是，她译的《战争与和平》，是在她谢绝了艾尔默·莫德和他的妻子露易丝的合作建议以后，由她独力完成的。莫德夫妇也不断努力，[在1922—1923年]出了自己的译本②。

①此文发表于1961年。当时戴维·加尼特还活着，他在1981年去世。——译者

②这是戴维·加尼特先生告诉我的。两个译本如今都在印售，但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是售价比较便宜的“现代书库”版，读者更广。

1904年康斯坦斯第二次赴俄，这回带了她那12岁的儿子；她教给他的俄语，足以使他相当自如地跟人谈话。这次旅行是戴维·加尼特根据他12岁记住的印象写下的①，缺乏第一次旅行那种寒荒、险奇的特色，一半自然是因为去时正值夏季，一半也因为这回她是访问者，不是闯险者。这第二次旅行以后，康斯坦斯没有再去俄国。不过她的儿子一直在和他1904年遇见的一个女孩子通信，如此经过五年，忽然有了他所谓“一股子凭想象而慕念一个遥远对象的激情”。有天早上他突然向康斯坦斯说，“我一定要到莫斯科去看娥秀拉。”“那当然，你可以在复活节去，”康斯坦斯回答他②。她从自己微少的积蓄中拿出钱来，让他成行。康斯坦斯懂得浪漫的冲动；此外，她觉得金钱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做你真心想做的事。

①《金色的回声》第74—93页。

②同上，第212页。

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会议代表们先后被逐出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大会改在英国举行——康斯坦斯见了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可能她早先见过托洛茨基。)虽然列宁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她对布尔什维克们可没有好评，觉得他们是一帮暴徒，往好处说也是些搞邪门歪道的人；她这种轻视的态度，使她的儿子得免于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曾邀请康斯坦斯给列宁的讲话担任口译，她大概是由于腼腆，表示了婉谢，推托说她不熟悉俄语和英语的马克思主义用词①。

①《金色的回声》第116—118页。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上点儿年纪以后，康斯坦斯在政治上比以前保守了。不过她仍然不喜欢一切形式的宗教；伯特兰·罗素很可能比任何社会名流更能代表她的见解。她始终对别的国度、别的民族、尤其是对中国人怀着无穷的兴趣；她珍爱世界不同种族的异彩纷呈，唯恐全球推行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她直到临终都神智清明，是在84岁生日的前一天安安静静逝世的。她高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死掉，她的儿子和孙辈全都活着。她的儿子回忆说，她对于死并不恐惧①。

①据戴维·加尼特先生写他母亲生平的一部未发表手稿。

1928年康斯坦斯估算过，在她翻译俄国作品从未间断的35年期间，她完成了70来卷书。这项工作的主体包括17卷屠格涅夫，13卷契诃夫《中短篇集》和2卷他的《剧作集》，1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6卷果戈理，4卷托尔斯泰，6卷赫尔岑。还有零星的几卷冈察洛夫利和[剧作家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一篇悼文上说：“确实有数百万美国和英国的读者多亏了她……才初次见识了小说和戏剧的一大片新天地”。文章接着说，她是“这领域的第一人”，把这领域介绍得很周到①。

①1947年1月6日出的《新共和》第40—41页。

她确是周到的；不过除却由她首次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译本而外，就时间先后来说她往往不是开拓这领域的第一人。[1853—1856年沙俄与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四方联军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引起了英国人对俄国文学的兴趣。到了1887年，马修·阿诺德觉得英国小说已经光沉响绝，称赞俄国小说在当时受人激赏是当之无愧的①。英国人对俄国文学、俄国和俄罗斯灵魂所感到的兴趣虽然不时小有起落，仍继续增长，等1912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本一出，随即形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而达到高潮。而且这种兴趣一直不曾有过真正的减退。维吉妮亚·吴尔夫1925年发表（也许写得更早）在《普通读者》集子里的“现代小说”一文，笔墨利落地勾画出了当时的局面：

就现代英国小说发几句最起码的议论，也难免提一下俄国人的影响；而一提起俄国人，保不住就会觉得，除了他们的小说而外，写文章品评任何小说都是浪费时间②。

①阿诺德的原话是：“那些名噪一时的英国小说家都已谢世，没有留下声誉足以和他们相比的继承者。……俄国小说如今风靡一时，而且当之无愧”（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28页）。——译者

②维吉妮亚·吴尔夫《普通读者》（纽约，哈克特·布瑞斯公司1925年版）第216—217页。

翻译这门业务是连专家刚拿起来也有点儿心慌的；至于新手，那最好完全避开别沾。如果还有什么关于译作的记载，那无非是偶然在书信里、日记里、书本里捎上一笔。一个出版商无须在书上任何地方标明译成的年月；有时候，他显然连译者是谁也不必提到。大约在康斯坦斯·加尼特初次译书的那个时候，出版俄国小说的译本才开始受到版权法的有效约束。（当然，今天美、英作家如果有书在俄国译售，大半是得不到报酬的，他们对那些译本也不表示自己的认可。)的确可以断定，早在加尼特译书之前，人们已经读过若干俄国作品的英文本（往往是从法、德文本，而不是从俄文原著译过来的)，可惜由于上述的种种缘故，这些译本是否容易搜求、译文是否准确、各书何时出版，却常常无法查考。在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作中，哪些是最早的英文本，倒是可以知道的。不过，比知道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她接连不断地迻译俄国文学，提供一大批晓畅可读、随时有卖的俄国作品廉价本，所以大家自然而然都去读她的译作。尽管还有其他翻译能手（莫德夫妇在英国译托尔斯泰，伊瑟蓓儿·哈普格德①在美国译屠格涅夫)，但总的看来，她的译本在脱稿的当时无疑是最好的。关于她的译文质量，下面我们还要再谈。从1912年起，大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的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意味着俄国作品的英译本。

①伊·芙·哈普格德(1850—1928)，美国著译家，写过介绍俄国文学的专著，译过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

高尔基

1894—1899年间，康斯坦斯·加尼特译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这是首次介绍他的全部作品，虽然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间或出过一些译本①；屠氏的文笔和哲理激起了很大的兴趣，尤其是激起了例如陶马斯·萨金特·佩里②、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等美国人的兴趣。1905年以后，由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流产的革命运动[指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早已使人们对俄国以至俄国小说极感好奇，大家更想知道屠格涅夫是怎样阐释他本国的了；加尼特的译本不得不重印，因为在一大群读者心目中，欣赏屠格涅夫成了趣味不俗的标记③。而屠著英文本的易于获致，看来无疑在这方面起了不小作用。那时候，一部分人读俄国文学不是为了艺术，而是求解俄国之谜，另一部分人则必须受到指点才会欣赏小说；为这两种读者着想，爱德华·加尼特给他妻子所译多卷屠著中的一大半都写了卷首引言。他在这些引言里，特别是在《前夜》的引言里提出，英国如果要跟俄国来一番较量，最好先了解一下对方实现其目标所依凭的韧力④。

①前引布茹斯特的书第88—89页。

②陶·萨·佩里(1845—1928)，美国批评家、翻译家、教授，曾推荐屠格涅夫的作品给他的友人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阅读。——译者

③饶伊尔·革特门《屠格涅夫在英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1937年版）第14页。

④见爱德华·加尼特《屠格涅夫》（伦敦W.考林斯子辈公司1917年版）。这本书是爱德华·加尼特为他妻子所译屠氏作品写的引言汇集，在一套十七卷屠氏作品中，爱德华·加尼特为九卷写了卷首引言。[在引言的撰写上，他得到了斯捷普尼亚克的帮助。]

直到20世纪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康斯坦斯·加尼特的名字才由于同俄国小说相关联而为人熟知。1907年爱·摩·福斯特先生函谢爱德华·加尼特邀他去森庐会晤加尼特夫人，[信上顺带着说]：

我时常想起我曾直率地向您问过的一句话：“难道现在的屠格涅夫译本就那么糟吗？”当时您解释了您何以不这么看的理由。落到《笨拙》幽默周刊上，这种对话场面就会极其尴尬可笑了；实际上呢，当时丝毫没有尴尬的感觉。①

①信未发表，存戴维·加尼特先生处。[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多卷屠氏作品出版于1894—1899年，福斯特说的“现在的”译本想必是指她的译本。二十多岁的福斯特向年近四十的爱德华问他夫人的翻译质量，问得的确“直率”，而爱德华看来也能坦然回答，没有发生由世故而来的“尴尬”。福斯特所谓的“那么糟”似乎是转述别人的看法，而别人也许受了阿诺德的影响，因为1887年阿诺德谈起翻译俄国小说时说，“这种工作，法国一般做得比英国要好”，“译成法文比译成英文要好”。]

191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译本开始陆续出版以后，康斯坦斯·加尼特对于英美兴起的俄国文学欣赏才真的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人们渐渐感到各个作者一本本书积微成著的效果。

从1910年康斯坦斯·加尼特的《安娜·卡列尼娜》译本问世，到1901年左右，她一共译了四卷托尔斯泰作品，由[伦敦出版商]海涅曼出书，发行“通俗”版和普通版两种。到那时，托翁作品几乎全部译完了；1899年[纽约]恰尔斯·斯克利布纳公司出了一套托翁作品20卷本，但艾尔默·莫德显然认为这些和其他译本都不如人意。1911年他写道，将近半数的托翁作品还没有译成“真有点儿足以代表原著精神”的英文①。既然他是加尼特夫妇的朋友，既然爱德华·加尼特在自己1914年发表的托翁评传中处处都友好地称莫德为权威，按理该可以设想，莫德是把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作置于那句指责之外的。无论如何，看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21年的信就很清楚。大家认为加尼特夫人已经为托尔斯泰向英语世界作了介绍，高尔斯华绥来信跟加尼特夫人讨论安娜[·卡列尼娜]，还添了一句：“您发表的是一部精采的译作，使我更急于一读《战争与和平》了。……希望您把《哥萨克》译出来”②。不过这个中篇她没有译。除却译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天国在您心中》而外，她还译了一卷短篇小说，包括《伊凡·伊里奇之死》、《家庭幸福》、《波里库什卡》、《两个骠骑兵》、《暴风雪》、《三死》。

①前引布茹斯特的书第137页。

②爱德华·加尼特编《约翰 ·高尔斯华绥书信集》第36—37页。

费尔德曼

爱德华·加尼特的托翁评传是现代文学名家评传丛书之一①，不像他的屠格涅夫各卷引言汇集那样具有论战性。它真称得上匠心独运之作，是加尼特按出版商的建议，相当迅速而高效率地赶出来的。他已经渐渐有了为俄国人辩护的名声，而且后来一年年更持这样的立场。一位批评家写道：

要说在我们英国树立俄罗斯文学的优势，他比其他任何人贡献都大，也得到他夫人的积极合作，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决不会如此成绩斐然。康斯坦斯·加尼特为一本又一本才华高绝的小说首次提供了相称的译本，同时爱德华·加尼特则逐步向读者的头脑输入消息，说这些作品不单是怪诞荒唐的幻想文字，写些蓬首垢面的狂人，而且还是最优秀的一批震撼人心的创作。②

①爱德华·加尼特《托尔斯泰》（伦敦康斯特波公司1911年版）。

②[英国]1922年12月1日出版的《书友》月刊第739页。

爱德华·加尼特谈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两本书，也如他在《学苑》等刊物上谈其他俄国作家的文章一样，已经被后来居上者取代了。对俄国人的赞佩一旦居于固立不拔之势，评论和鉴赏俄国作家就成了经常研讨的题目。近来的批评家①，包括很多出生在俄国的批评家，为此倾注了全部注意力，而对于这位曾在荒野中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他们多半都嗤之以鼻，或者干脆不理。不过爱德华·加尼特虽然英勇奋战，争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应有的赏识（我们在下面即将加以申述），但他确实器重屠格涅夫，甚于重视别的俄国作家，康拉德、高尔斯华绥、亨利·詹姆斯和其他很多人也这样看待屠氏。

①尤请参看德·米尔斯基、马尔克·斯洛尼姆、阿夫拉姆·雅尔莫林斯基、欧·约·西门斯的著作。[这四人生于1890—1903年间，都研究俄罗斯文学(后二人还兼译作品)，现皆去世。前三人都出生于乌克兰，后移居国外；米尔斯基1939年返回苏联，另二人死于西方。西门斯与前三人不同，生于美国。]

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至少就其立即发生的效果而言，是现代英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坛大事之一。（她译的契诃夫中短篇小说和剧本在当时很可能有差不多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将有很多剧评家和短篇小说编辑出面证实的。)1912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印问世的随后八年中，康斯坦斯·加尼特发表了陀氏其余所有长篇小说的译本：1913年出了《白痴》和《地下室手记》，1914年出了《群魔》和《罪与罚》，1915年出了《死屋手记》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916年出了《少年》，1917、1918、1919、1920年出了[一共五卷]他的短篇小说集。这些译本受到了几乎众口同声的赞扬①。《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译出版后不满四年，对陀氏的倾慕已经达到崇拜的程度。有少数几张嘴发出了异议的声音，其中三个，说也奇怪，都在爱德华·加尼特友人之列：高尔斯华绥、康拉德、戴·赫·劳伦斯。高尔斯华绥的信上说：

我正在第二遍读着《卡拉马佐夫兄弟》；刚看完了《战争与和平》再来读，我只得说它经不起时间淘汰。当然，有些地方令人惊叹；但是，我的老天！——写得多松散，词句多罗唆，从洞里还钻出来多少叫你打寒颤的鬼怪。②

康拉德的信上说：

希望您别嫌怪我早先没有感谢您推荐《卡拉马佐夫兄弟》。……可这部书把有价值的东西捏成那么一团，谁也咽不下去。写得糟透了，既是惊心动魄，又惹人厌烦。而且我不知道D.[指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个的大哥德米特里]究竟代表什么，揭示什么，不过我可知道，他的俄国味儿太浓，我吃不消。让我听起来，这就好像从史前时代传下来一声声暴烈的叫喊。③

劳伦斯的信上说：

我刚读了《群魔》。我发觉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入迷了，可以很冷静地议论他。我不喜欢《群魔》，里头的人物，没有一个着魔到真能使我感觉兴趣。④

①海伦·穆奇尼克《1881一193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语世界的声誉》，登在麻省北安普敦市出版的《斯密司学院现代语言研究》第20期(1939年4月和7月)，第68页。例证可看《学苑》第83期，第448页。

②《高尔斯华绥书信集》第217页。

③爱德华·加尼特编《康拉德书信集》第260页。

④沃德斯·赫胥黎编《戴·赫·劳伦斯书信集》第329页。

但是对于这些奇特的看法，千万不能太信以为真；高尔斯华绥认为陀氏经不起“淘汰”的见解，大概可以信其真诚，然而康拉德却深受陀氏影响，劳伦斯也不断念叨着他①。不管怎么说，1912年兴起的俄国热，如火如荼，越来越旺，到1918年光景，发展成了“青年思想激剧演变的主导因素”②。康斯坦斯·加尼特也许是记挂着快到时候的一百周年，所以在1920年（以《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英文本)结束了所有她的陀著翻译。次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年，他红到了极点。

①前引布茹斯特的书，第181和214一215页。

②威廉·柔斯和嘉克布·艾瑟克斯《当代欧洲文学运动》（伦敦1928年版），据前述穆奇尼克书中所引。

陀氏作品在英国有了广大读者，是加尼特译本陆续出版后的事；1912年开始的陀著大流行，标志着英国人对俄罗斯文化感觉兴趣的最盛期①。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2年，英语国家的读者有译本能看到的陀氏作品只有七种②，当时的人虽然最终承认他是第一流的小说家，但他的病态气息使大家望而却步。他写的书那时候所以受到重视，多半是因为其中描绘了俄国现实生活，而很少是因为其中的艺术性或者对人生处境的洞察力。

①前引穆奇尼克的书，第1—2页。

②同上，第29页。

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和普及很可能大大有助于最终扫清道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热烈欢迎。可是毛瑞斯·拜苓后来回忆说，1903年他去见一个出版商，提议翻译全部陀氏小说，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书在英国不会有市场”①。

①同上，第49页。

冈察洛夫

到了1906年，爱德华·加尼特在《学苑》上撰文，报告陀氏小说早已脱销，“已故的维泽泰里先生20来年前出版的任何一部陀氏小说译本，如今显然是买不到了”①。加尼特还说，现在的一代英国读者“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对现在的一代十分不利！”加尼特用“英国人害怕病态”来解释这种怠慢，并且进而宣称：陀氏在变态领域探测的成就向我们表明，应当“给‘健全’怎样估价才对”，因为陀氏笔下的惨苦世界让我们能“深入了解……好些精神真相，而这原是健康、舒适、正常的人们永远无从得悉的”。加尼特继而指出，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断然无疑地确立了他的大师声望”。这部书具备“悲剧所独有的那种想象力的深度广度、个性色调的丰富、自始至终的强烈气势”。他接着说，多可惜，这部小说巨著还没有英文本。过了六年英文本出来的时候，一股争读陀氏作品、求解俄罗斯灵魂的热情就炽然而起了。

①1906年9月1日出版的《学苑》月刊第202—203页。[亨利·理查·维泽泰里(1820—1894)，英国出版家。从1882年起，他出版了售价便宜的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欧洲大陆各国名著的英译本。]

契诃夫虽然先前有一部分译本，对他的欣赏却发展得较慢。康斯坦斯·加尼特译他的剧本，是在她译过托翁之后，开译陀氏之前的一段时间。弗兰克·斯威纳滕先生[英国作家，曾在恰透与温德斯出版公司担任读审和编辑20余年]告诉我们，舞台协会“认为它的会员都是‘百里挑一’的伦敦中产阶级有识之士，它总在找些不落陈套的戏以飨会员”，于是在1911年的一个晚上演出了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樱桃园》。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剧；观众莫名其妙，看得心烦，过了第二幕以后，便陆续溜出剧院了。到了剧终，只剩如痴如醉的几个看客，周围是一排排空座位。“用英语演的《樱桃园》是一次惨败”。斯威纳滕先生本人却给迷住了，他想找找契诃夫还有些什么作品，结果发现以前只出版过两本中短篇小说集，题名《黑衣教士》和《吻》，是1903和1908年达克渥斯公司听了爱德华·加尼特意见出的书。两本书都卖完了，不过他运气好，从两家旧书摊上弄到了手①。三年后发生的一点小事故却最终导致了契诃夫中短篇[13卷]的翻译，他因此风趣地自居促进的全部功劳。这个故事，用来说明出版界的得失常凭机缘，倒不无代表性；其间经过，最好用他自己的文字来叙述吧：

我参加的一次宴会，是[英国《每日新闻报》文学部主编]饶·阿·司高特-杰姆斯夫妇为文学部同人和自己的朋友举行的。那是一次晚宴，我匆匆换上礼服去了。晚会进行到一半，我才发觉忘了扣好礼服裤的一个纽扣。愧赧之余，我悄悄退到无人处，补救了疏漏，转过头来却看见爱德华。加尼特高大笨重的身影，像是命运之神从上威迫着我。当时他究竟以为我在干什么，我现在无法判断；但我迅速体面地一恢复平静，就开口攀谈，同时抬头望着他那双恶魔般的、此刻幸好是呆滞无光的眼睛。

“前两天您写文章，讲起了一本俄文版的契诃夫书信集，”我说。

“是这样，”他说。

“我们恰透与温德斯公司刚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书信，契诃夫的书信值得翻译吗？”

他瞅着我，踌躇地哼了一声。

“不，我觉得不值得，”他说。接着他明显是记起了听我提到恰透与温德斯公司的名称。“你们公司多有魄力！”他发出感叹。……他目光灼灼地朝下看着我。“我的妻子想翻译些契诃夫的中短篇。”

“我在《新周刊》上看见过她的好几篇译文。”

“嗯。”他想了想。“海涅曼正在考虑她这个想法。看样子他不大热心。要是他否了，你们公司愿不愿意……？”

“没问题！”我说。也许，当时的措词比较谨慎些：“我想，会愿意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我去跟别的客人周旋。……出版契诃夫中短篇的事，海涅曼谢绝了。在恰透公司，我们的大股东因为想到乔治·饶·西姆斯②，就认为短篇小说“不好办”，所以我们劝他出两本契诃夫试试也遇到了一点儿困难；幸而他对于我的判断已很信任，终于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这以后就全是加尼特夫人独自的勋绩了；然而英国作家和读者对契诃夫日见广泛的景慕之风，却始自1916年这两本书试行出版之时。当年这风气如此盛行，如此普遍，使我现在不禁要说，在我身上，也闪现过一星半点纯粹为人搭桥的美德哩……要没有我起初觉得怪难为情的疏忽，我决不会跟加尼特闲聊几句。如果契诃夫的中短篇当初没有翻译，成集出版，那会怎样呢？

你完全有理由反驳说，即使我不曾生在世上，那些中短篇也会给译了出集子的；但是这一来集子就不会在1916年出版，而那正是[英国《万人丛书》出版家]约·马·丹特经常讲的“关键时刻”；随便哪一位出版商都会告诉你：

书业经营自有起落潮流，

看涨快上就能大出风头。③

①弗兰克·斯威纳滕《有合唱队的衬景》（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卡德希三氏公公司1956年版）第142—143页。

②乔治·饶伯特·西姆斯(1847—1922)，现已被人遗忘的英国作家，写过关于伦敦的故事、侦破罪案的短篇和家庭生活的幽默速写。

③前引斯威纳滕的书，第173—174页。

一般都认为，契诃夫的作品所以越来越被人称羡而扩大影响，当初《中短篇》的加尼特全译本曾起了推动作用①。全译本的问世还表明康斯坦斯换了出版人，这一换也提高了她的劳动报酬。俄国人的、特别是契诃夫的短篇对于英美短篇小说的影响，是既很明显，又为大家所熟知的。

①前引布茹斯特的书，第232页。

至于另一位俄国作家果戈理受到的欢迎，却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一般人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没有什么关系。那时候连他最好的作品也没有出过成套的集子；单行本当时大半都已售罄无货。到20年代加尼特的[六卷]译本出来，果戈理才和其他俄国作家共享他们普遍受到的赞赏①。

①道惹西·布茹斯特的《果戈理在美国》一文，载于1952年3—4月合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刊》第64页。

对待康斯坦斯·加尼特译文质量的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就一个不懂俄语的读者来说当然更该慎重。在她去世那时候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很时兴指责她的译作，指责者如果懂得俄语就更不待言①。有些评论反倒叫人糊涂，例如一位批评家写道，“她译的那些彼此互异的巨匠却在文风上可疑地相似”②。我们知道果戈理的风格非常独特精致，经康斯坦斯·加尼特一译，光彩和特色显然大损。但是俄国现实主义小说，据米尔斯基介绍，都有个重要的特征：

这就是艺术上的朴素，一贯努力使文笔尽可能不触眼不招摇。现实主义者们避免一切雕琢。他们心目中的好散文是与所写的事物相配称的散文，是与所叙述的现实相对应的散文，是明畅不隔、无须读者分心注意的散文。③

①见1947年1月6日出版的《新共和》第41页。在1943或1944年，我曾听见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大骂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作。只有假设她胡删一气，严重歪曲原著，那样骂人才有道理。

②1947年1月6日出版的《新共和》第41页。

③见德·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纽约1958年耐读好书版）第180页。不过应当补充一句，对康斯坦斯·加尼特译本提出的种种批评当中，大概最言之成理的，是指出她有个趋向，把各个俄国作家的风格中和相销。

康斯坦斯·加尼特老是后悔她在以文为业的早期便译了屠格涅夫，觉得对不起他。可是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她说翻译陀氏作品的最大困难之一，却是要将英文变得像原著那么模模糊糊，意思含混，东拉西扯。他想讲而未能讲出来的话，她恨不得给说个明白，因此老得克制着不受这种代庖的诱惑。她发觉托尔斯泰是所有俄国作家当中最好译的；托翁的语言如此明晰，风格如此质朴，译起来不容易走样。①

①据戴维·加尼特先生写他母亲生平的一部未发表手稿。

海伦·穆奇尼克①是个能读俄文的批评家，她在1939年写的一部专著提过：阿夫拉姆·雅尔莫林斯基为某一版《卡拉马佐夫兄弟》写的序言中说，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虽然极好，但“还有改进的余地，尤其在准确性上”。与此相反，穆奇尼克小姐却觉得这部小说的加尼特译本，尽管最先问世，仍然是“最可靠、最贴近原著、译得最自然的本子。它比别的译本更能显出陀氏的文风——以‘平易’著称的文风”。接着，穆奇尼克小姐将加尼特译的一段《死屋手记》与先前四家的译文一起摆出来比较，发现唯有加尼特的译文传达了陀氏朴素无华的效果。她忠于原著，始终没有什么大出入，也没有凭空臆造，凡有增词都是要使英文也能讲通所必须的。（俄语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而且因为能变格，常常可以省略代词。)其他几位译者让自己的感受掺入书中情景，结果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陀氏的原意。②

①海伦·穆奇尼克（1903—），生在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11岁左右起定居美国，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又赴伦敦跟着米尔斯基进修俄国文学，后来担任麻省斯密司学院教授。埃德蒙·威尔逊曾推荐她将纳博科夫的俄文作品《壮举》(英文本题名为《光荣》）译成英文。——译者

②前引穆奇尼克的书，第62—63和66页。在第64—65页上列出了康斯坦斯·加尼特所译的段落和其他四种译文。

近几年来，书评家们有时候发觉，同后出的各种译本相比，加尼特的本子还很站得住。一位批评家发出了新译本有没有新贡献的疑问，另一位则举例说明康斯坦斯·加尼特用词更确切①。大多数批评家欢迎新译本，尤其是戴维·马加尔沙克的译本，认为较前都有进步，但便中也对康斯坦斯·加尼特掬诚致敬。②

①1954年7月1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第459页，1954年1月2日同刊。

②例如1954年4月30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可以参看。[戴维·马加尔沙克，1899年生于俄国的里加，早年即移居英国，著译甚夥，1984年上海出版过他写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中译本。]

说来很有意思，当前俄国的一位权威学者认为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仍然杰出。1959年5月17日列宁格勒大学教翻译课的讲师阿芙古斯塔·托维女士给戴维·加尼特先生写了如下的信：

亲爱的加尼特先生：

关于您的母亲，出色地翻译了一批俄国最优秀作家的康斯坦斯·加尼特，《俄罗斯文学》季刊发表过拙文一篇，现寄上此文的一份单印件，我认为这是我应尽的愉快义务。文章虽短，我却很高兴向俄罗斯公众介绍了这位俄国名著的杰出的英译者，这位对俄国文学、俄国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翻译家。这所以使我特别愉快，是因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尽管对她的个人生活和亲友一无所悉，我还是时常借用她的译作，并且高度赞赏她确实把俄语学到了家的功夫、她感应诗意的才力和迻译的技巧。

我还给刊物写过一稿，评论《死魂灵》的七种英译本。通过语言和风格分析，我在稿中证明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是迄今所有译本中最忠实、最胜任的……①

①摘自戴维·加尼特先生所存来信。

当然，还得说明，加尼特的译作决没有任何长处会妨碍现在和今后可能出现更好的译本。只消认真读读晚近的译作，即令根本不知道原著，也能看出，比她更完美地译为英文是做得到的。除了一切其他考虑而外，书籍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就需要重新译一遍，而像康斯坦斯·加尼特一类的译本尤其如此，因为，按她的翻译理论，那一类译本的英语力求接近与俄国原作者同一时代的英国人所讲的语言。

从俄文翻过来的新译本不断在产生。说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很不准确或者语调太装正经，这么说她固然冤枉，但如果仅仅因为她提供了第一批好译本——或者因为出版商小气，不肯给别的译本付酬——就继续印售她的本子，那也同样不公平。在她的全部译作被新译替换下来以后，她对英国文学的伟大功绩仍然会存世不没。当年她的译作宛若一大片启迪心智的光辉灿然照亮了英语世界，因此她那些译作所用的语言甚至有可能继续使人感到几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