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童元方：洪业教授及其《<史记>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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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9 童元方 黄灿然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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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史记》三讲（童元方译）

将于明天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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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先生的讲演，则像说相声似的。讲台如戏台，主讲的、帮腔的由他一人兼之。插科打诨的时候，因为有着深厚的学问做基础、做骨干，时时反映出他在台上的渊博气象：与众家兄弟谈笑风生，而不是旁若无人。

我在哈佛东亚系修博士学位兼助教“文言文”这门课。在上学期这门课的教材是由十六篇散文、三篇传记所集成的。散文选自《列子》、《韩非子》、《晏子春秋》，以及《新序》、《列女传》等书；传记则出于《史记》的廉颇、蔺相如、魏公子和范雎、蔡泽列传等。至于这本集子的编纂是从海陶玮（J.R.Hightower）开始到目前韩南（Patrick Hanan）好几位教授逐年修订演化而成。

“文言文”这门课，一星期中有三节，是由教授主讲。而我这助教的工作却很特殊：是为不懂中文，却有相当程度的日文及韩文基础的学生，大约五六人，每星期多加两节课，小班上课。换言之，同样的内容，先生讲一遍，我再重讲一遍。

这些学生有美国人和英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有主修日本历史、文学的；也有主修韩国哲学、宗教的；还有其他科系来选修的；背景全不相同。这些学生的程度是认识些汉字、却不太懂文言文；至于学生的资质均极聪明，多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韩南教授跟我说：“他们第一个学期一定很费力；至于学不学得会，就看你的教法了。”

还好，我未负所托嘱，第一个学期将完的时候，这个小班的同学，就都跟上班了，不需要再特殊照顾。第二个学期开始，我的工作性质也就随着改了，仍是助教的名义，却做着与教授分庭抗礼的事：先生改教《孟子》，而由我继续教《史记》。我的学生也就从原来的五六人，变成全班二十人了。

为别于上学期的专讲春秋战国人物，下学期的课，过去都是讲《高祖本纪》。今年，韩南教授让我自己设计课程。一星期一节课，讲什么好呢？想来想去，何不穿插着讲《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总的题目可以说是“楚汉风云”。讲了汉高祖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豪杰宏猷；再讲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也”的英雄气概。

独当一面小先生，感觉上跟当助教很不一样。我虽然从前修读过《史记》，也念过不少名篇，但为了仔细预备，还是去图书馆借了许多书回来；有些是说司马迁这个人的，有些是谈《史记》这本书的；不论是专门著作，还是演绎故事，我都抱了回来。但看来看去，书虽堆得很高，其中新意却并不多。可是有一个本子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洪业教授的英文讲义：《〈史记〉三讲》。

《〈史记〉三讲》，是由三篇油印的文章装订起来的。讲义的英文，不甚讲究；打字油印，更见草率。尘封时日已不下三四十年了。紫蓝色的字迹有些已很模糊，有几处甚至看不清楚。内容呢，是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为柯立夫教授（Francis Cleaves）的《史记》课上所做的三次讲演。打字记录之后存档而已，不能说是正式出版。

洪先生这本英文集子因为就只是当时的讲演直接记录，所以遣词、造句，完全是讲话的样子。大致纲领是谈论《史记》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历史的发展、重要的参考书目等等。每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都是考疑考信，交代得清清楚楚。题目如是严肃，内容又不免枯燥，要怎么讲，才能让台下的外国学生，从宫墙九仞之外，内窥宗庙之美，实在是一个难题。

而洪先生讲起来，深入浅出，左右逢源。我读起来，到流畅处，有些像读李白的诗：涌起浩荡而又散漫的感觉。李白因为气势慑人，如黄河之水奔腾万里，挟泥沙以俱下；我们读他的诗，往往来不及琢磨瑕疵。洪先生倒不是这样。他是太喜欢借题发挥了，以至于欲罢不能，越出题外。但一路看下来，似乎从平淡中常见新奇：我好像忽而听到风声水响，又忽而看出春色秋光。

读李白的诗，大家总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而且是震耳欲聋。好像他说的，如果不能使你惊叹，就干脆把你震昏震死。洪先生的讲演，则像说相声似的。讲台如戏台，主讲的、帮腔的由他一人兼之。插科打诨的时候，因为有着深厚的学问做基础、做骨干，时时反映出他在台上的渊博气象：与众家兄弟谈笑风生，而不是旁若无人。

我初到哈佛的时候，洪先生早已经去世了（洪业于一九八〇年病逝），所以没有机会认识他。但是他的英译杜甫诗，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诗的必读之作，无人不晓。可能因为杜诗太美，一经翻译，原味多失，我平常从来不爱看译诗。倒是他为《杜诗引得》所写的那一篇长序，可说是杜诗各家版本的源流考，条理谨严而又引证翔实。用心之精、考察之细，常使人惊异；而一丝不苟的态度，尤令人折服。我尊敬洪先生的学问，但是更喜欢《〈史记〉三讲》里流露出来的那种言谈与风貌。

我就想：何不把这些英文讲演翻译回来成中文，让对《史记》有兴趣的中国学生，也有个入门的凭借。尤其洪先生对中外汉学界都很熟悉，对他所知的人和书，在死板的论证中加上幽默，在干枯的叙述里添上诙谐。好像每个人、每本书都跟他很亲近，也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对《史记》熟谙起来。

我最爱看他的题外话，也是因为题外话在正文讲解之外，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我每译到有风趣处，有精彩处，都忍不住说给我的朋友听。我现在随意举两个例子：如当他提到《〈史记〉探源》这本书时，劝我们当“视崔适如毒药”。又如他讲到《史记》的流传与刘歆的关系时，他提起自己的一篇论文：《〈春秋经传引得〉序》，同时提起马伯乐（Henry Maspero）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西方汉学家对他论文的反应。他的或褒或贬的言论，他的或得意或失意的心情，仿佛都可以经由讲演记录而传达出来，我真好像亲耳听到并亲眼见到洪先生的音容。

我忽然想起选读“目录学”的那年春天，因为课业繁重，每天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参考室里用功。那时经常用到的一套书，就是洪业任总纂，哈佛燕京社出版的《古籍引得》。查书查累了的时候，一抬头总会看见墙上的一帧照片，双目炯炯而意态悠闲。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走到相片前面去看，才知道相片中人竟是洪先生。不知谁的主意，让洪先生身后仍能守着生前所爱的图书。窗外是新英格兰烂漫的阳光，窗内是洪先生沉默的影像，光影徘徊，也已经历了好多个寒暑了。

洪先生一九四九年后，没有留在大陆，不必如陈寅恪或雷海宗那些大史家遭到“文革”试炼或浩劫；但在海外栖迟，异乡漂泊，落寞之情有足多者。

洪先生早岁即与西人接触，信基督教，受西方教育，生活难免洋化。他二十三岁离开福州到美国俄亥俄留学时，改名煨莲（William）。他在哈佛贡献心力多少年，却仅以资深讲师兼研究员终其身。他的博士学生们后来在哈佛讲书，不管是讲《史记》、《孟子》也好，《春秋经传》也好，洪先生总是为他们解惑释疑，可说是教师之导师，却成了教师之助手。实在说来，哈佛是对洪先生不起的。

不知道洪先生晚年，有没有想起过：一九三〇年他第一次离开哈佛回到燕大时，把国学研究所的牌子拿下来的往事？我想他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不是很坚实，所以在外人面前，也多少显现出一种趑趄不前的神情。

说起来，我不该怀疑，也不忍苛责长者。只是想起我们自己文化的形与声，光与色，固自成一格，自树一帜；而捍卫它的执戟之士，在那个不平等的年代，在不得已下却受了好多委屈。我每想起此情此景，不免怅然。

洪先生爱作诗，但是我看过的几首，都不能算是很好的诗。姑且从《剑桥岁暮八首》中引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