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中秋回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第1766期文化产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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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文章，文章认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成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的“第一阶段”，并朝着“第二阶段”进发，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阶段”。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共和国68岁华诞。回望中，历史长卷波澜壮阔；放眼处，复兴征途前程似锦。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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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东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来源：东方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文化兴盛、文化繁荣”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与意义。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文化繁荣。

一、文化兴盛：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社会文明形态的生成、建构、发展，物质是基础，制度是架构，文化则是灵魂。纵观世界近代史，无论中国社会或是西方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创设中，“文化兴盛、文化繁荣”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不同的民族、社会、国家由于现代文明发展的路径不同，对文化在历史转型中的应有作用的认识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由于走的是“内生发展道路”，即在传统社会的自有“母体”内孕育出新的生产方式，便直接激发出了对自身文化精神的自觉醒悟。因此，西方社会向黑暗的中世纪投射进第一缕变革阳光的是“文艺复兴”，并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伴率先揭开了建构现代文明的帷幕，随后又有了波澜壮阔的以推翻封建制度为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再后来又产生彻底摧毁旧社会制度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时代也因此蓬勃兴起。

中国则不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走的是“外生发展道路”，即中国的近代社会转型是外国列强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强行“输入”的，外部因素的“输入”，导致中国彻底丧失走“内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因此，中国从近代社会转型之初就缺乏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自觉反省，是被动仓促地开始迈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一历史现实，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轨迹与典型的西方现代化轨迹完全相反，西方从“文化—制度—器物”，中国却是“器物—制度—文化”。当中国开始关注“文化精神”时，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仅已成事实，而且已迫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自信早已近丧失，文化自信也被文化自卑所替代。

于是，中国在向西方“学习”为主旨中，开始了现代社会转型。先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方式向西方学“器物技术”，失败后再以“伸民权、设议院、建共和”方式向西方学“政治制度”，又失败便转而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改造国民性”方式向西方学“文化精神”。这一不断向西方“学习—失败”的历史进程，总体看就是一段近代中国逐渐丧失自我的历史，当历史最终将中国推向“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已游荡在中国社会，对自身传统的质疑，与向“西学”找答案相生相伴渐成主流。

所以，简要比较中国与西方各自相反的现代化转型轨迹，不难发现完全相异的历史特征，西方以“文艺复兴”为先导，开启了文化精神引领的“主动型”现代化转型之路，走出了“文化—制度—器物”的现代运行轨迹，而中国则是在完全缺乏自身文化精神准备的条件下，在屈辱的战争逼迫下“被动型”的开始了以“民族复兴”为主旨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正因此，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文化精神”问题一直被历史发展中的“苦难-贫穷”等现实紧迫问题所隔离、悬置。

可是，现代转型，民族复兴一旦缺了“文化精神”的支撑就难免会因“问题”而失去信心，因“选择”而迷失方向，因“财富”而丧失自我。所以，民族复兴中的文化兴盛、文化繁荣，对中国而言尚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艺术”繁荣的要求，而是现代社会转型中至今仍需直面的“中国精神”培育和塑造话题，涉及文化自觉基础上的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话语、中国方案等自我主体认同的深层问题。

二、文化兴盛：民族复兴中的道路认同

中国近代转型170年后重提“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中的“中国精神”塑造，根源在于近代社会的“被动型”转型方式。正是“被动型”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复杂性。

第一是“路径困惑”。

由于西方的殖民侵略使得中国可能的“内生发展道路”彻底中断了，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便因连绵战争的失败和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合的文化精神导引而“乱了方寸”。

近代历史多次表明，中国由于“自己的路”没有生成，现成的西方道路则又把中国一次次引向衰亡。170余年中国近代史，因“独特的历史命运”，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复杂性而又必须不断面对的“选择性”话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文化悠久，历史深厚……简单临摹西方模式的路一次次遭遇失败，走自己的路则又因“前无古人”而只得步步探索，甚至每走出一步，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几经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终于解决了近代民族衰亡的道路。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每当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新的问题，面对新的任务，时代总会提出“走什么路”的问题，这说明当下中国亟需建设与现代文明形态相融合，具有自我特质及道路认同的“中国精神”，用以回应并超越近代社会转型中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路径困惑”。

第二是“实践引领”。

如上所述“路径困惑”的形成，源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由于初始阶段的无所适从，“实践引领”便成了中国道路探索的必然选择。“被动型”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就不得不以实践中“试错”方式展开，并以此为自己的现代化开辟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三者关系时曾经分析，中国道路的形成总是“实践”走在制度和理论之前。实践探索成功了，对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方针再去指导实践，经受实践的多次检验，又被证明成功了，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将政策、方针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然后再上升为理论，以指导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不断推进党的事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的。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中，围绕道路问题，两次决定性的转折都是实践引领下走出的：第一次是从“笃信西方”转向“马列道路”；第二次是在“马列道路”探索中又从“以俄为师”转向“中国特色”。正因为中国道路探索，始终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因此凡遇见重大问题，就容易产生道路的质疑甚至动摇。

对此，需要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并及时转化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第三是“文化自觉”。

在“实践引领”下的道路探索，直观看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实践先导性”特征，可是从文化转型取向分析则多少有了“厚今薄古、重西轻中”的倾向。西方现代化运动早期思想启蒙是以文化主体性确认为初衷的，借此文化成为引领并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

而中国近代却是在被动挨打的失落局面中无奈面向“文化改造”的，因此，当中国终于面对“文化改造”问题时，已不可能再以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为主旨，只能走向以技术性、功利性的文化实用主义为方向，即通过文化与历史的自我贬损与否定，试图从西方找到一条走出中国传统社会与历史困局的路，结局当然是一次次的失败。

由于中国近代走过一段“自我否定，全盘西化”的路，因此，对今天的中国文化兴盛、文化繁荣而言，文化自觉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真正找回“文化主体性”，认清“自己是谁”，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认同感，对自己脚下的路有认同度，从对道路、制度、理论抱有信心。

三、文化兴盛：民族复兴由被动转化为主动

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但文化兴盛的主旨是“中国精神”的确立。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每一个时代需要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描述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表明文化兴盛是以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化为前提，并以这一文化的自信为基础的。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文化三大形态”，正是沿着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巨变中，中国文化演进的主流脉络展开的。

任何民族、国家的精神，总是以时代的主流文化为标识的。所谓主流文化，是特指与时代相对应的文化，即对每一个大时代都发挥着文化的主导作用，引领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正因此才把这类文化称为时代的独特精神标识。

对立足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文化的认同与信心，往往是改变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在时代主流文化的引领下，能够率先在精神上“化被动为主动”，再逐渐为实践中的“被动”向“主动”转化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

从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可以清晰看到文化对改变悲催命运的巨大作用。

首先，文化促进中国命运彻底改变。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受尽列强屈辱的悲惨命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改变的。可是翻开党史却发现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竟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建党之初仅有五十多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28年时间中，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前80 年（1840—1920）无法改变的悲惨命运：民族衰亡，中国共产党凭借着怎样的力量在影响与改变中国。

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方式在常人眼中是“空手道”，因为当年几乎是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建立新中国的。从物质力量分析，二十世纪初的共产党的确两手空空。但从精神力量分析，共产党手中却有改变中国的“道”。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手中的“道”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历史发展规律，明确了历史发展目标与趋势，看清了历史发展中的人民主体力量……总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批判现实，面向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科学理论升华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再转化为坚强的心理意志，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充满自信的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命运。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总结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体“被动”中，中国共产党以局部的“精神主动”逐渐改变了中国的局势，最终创造了历史。

其次，文化促使马克思主义精神变物质。

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命职责，就能指导实践奋斗。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法宝是以文化创新为前导，即为解决中国问题创建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创建，以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唤起民众千百万，进而以人民群众的自我觉醒为前提，实现精神向物质的转变，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改变历史，创造奇迹。

具体看，中国共产党以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时代文化建设与时代使命结合，提出只有站在“人民立场”的文化才有接受度、认同度；只有面对“社会需要”的文化才有感召力、动员力；只有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才有影响力、指导力，总之，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实际，以现实问题为引领促使精神向物质转化。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相结合，不面对现实需要，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最后，文化促使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认同。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使处于自卑中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自我拯救。中国文化自我拯救的标志便是文化自信的重新确立，由此中国社会变革转型的精神力量趋于形成，近代历史的被动局面也开始转变。

中国共产党化精神为物质的重要环节是引领人们群众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认同。对民族、国家发展的认同度，既靠利益驱动更需精神凝聚。共产党人以自身独有的“精神特质”，展示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客观上构成的无形力量，使人民群众融入到党和国家伟大事业中，人民群众的文化向心力空前汇聚。

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注入而重新焕发出活力，使悠久的中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被再次激活了优秀基因，并在近代历史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当下中国，正在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的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以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为主旨，构建时代的“中国精神”已是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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