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故事会》还活着
第2926期文化产业评论
反映普通人的心声，表现现实生活里的故事，昔日的“国民杂志”《故事会》历经时代几轮冲刷，仍在顽强地延续着它的故事。这是一本衰老的杂志，时代的风呼啸而过，它依旧裹挟着缓慢得像在深海一样的时间系统，但无论如何，对于有些人来说，它一直都在。
作者 | 麻薯
编辑 | 闵斯婵
来源 | Epoch故事小馆
正文共计7106字 | 预计阅读时间18分钟
其实这本杂志仍然在持续地更新、发售，并被人阅读。甚至还有人在怀着热爱和赤诚做这些事情。
盛夏的上海绍兴路绿树成荫，是少数阳光不至于灼热的小马路，虽然步行距离就是繁华的商圈，但闹中取静。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要被人羡慕“环境真好”的。
《故事会》的编辑部就在绍兴路上的一座小白楼里。办公室的设施有些老旧了，行道树的枝叶伸到楼上的窗前，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进来，让老旧也变得像是一种风格。
《故事会》最近两次出圈，一次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原著的作者紫金陈提起，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受到了小时候读《故事会》的影响，“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也来自《故事会》封底广告的启发。
另一次，是五条人的仁科，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于是读了大量《故事会》。
编辑部对于这些讯息并不迟钝，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总比前些年被凤姐cue要好一些吧？”
外面在发生什么、流行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只是小白楼的里面和外面好像是不同的时间系统，刘宁有时候也感到恍惚，自己怎么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十年。
刘宁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她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一惊：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
现在编辑部有9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反应和十年前的刘宁一模一样。
纸媒日薄西山，网络四通八达，《故事会》的江河日下，是无需费脑就想象得出的事。
九十年代是《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峰值发行量超过700万册，读者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无论风格与风评如何变化，从数据来看，说是“国民杂志”丝毫不为过。
但如今，编辑部对发行量已经讳莫如深了好几年，刘宁期期艾艾地给了个大概的数字：
“几年前的话，几十万左右吧？这些年应该还在下降的。”
衰老的不只是这本杂志，是一整套关于阅读和传播的场景。
在过去，《故事会》最主要的售卖渠道是报刊亭和火车站，长途火车上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杂志的场景，几乎成了春运回忆中的标配，《故事会》也由此奠定了“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的江湖地位。
这些年，事情都变得太快了。除了网络传播对于传统故事的冲击之外，报刊亭被取缔、高铁系统覆盖城市，要回忆起上次见到《故事会》实体刊物是什么时候都变得很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发售途径是邮政订阅——但又有谁还在使用邮政系统呢？在这个人们不再写信、不再阅读实体报刊、快递几乎全面取代邮件的今天。
邮政系统倒也上线了一系列线上服务，比如吃货助农、寄收快递、便民缴费。几乎每一样功能都找得到更为人熟知的替代品。
订阅杂志可能是唯一不太能找到替代项的业务——只要那些杂志还有读者的话。
但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尽管已经经历了时代的好几轮冲刷，《故事会》仍有几十万读者，正是这些读者的存在，使得这本杂志仍然能够自负盈亏。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舞台，还在继续演出，并且始终有观众捧场。
这些读者不存在于大城市、CBD、高薪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存在于十八线县城、留守的小镇青年、快递送不太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喜闻乐见那些朴素易读的故事，不计较它是否曾有一个更辉煌的过去。
刘宁曾接到过中学生打到编辑部的电话，对面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过去的故事这么好看，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她回复说，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写作者在大量流失。影视行业是一个来钱快的转向，那些曾经可以写出跌宕情节的作者，有许多转行做了编剧。
现在剩下的写作者，以公务员、老师、学生群体居多，他们有时间、有讲述的欲望，并且正好够不到更加“高大上”的媒体平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兴。
“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作者特别多……我知道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我们的作者很少写这类现实主义的题材。东北作者好像尤其喜欢写闯关东的故事传说，可能也是在怀念某种往日的荣光？”
工作到第十年，刘宁显得心平气和：“有时候看看这些稿件里的故事，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中国。而那些所谓大城市精英的视角也挺狭隘的。”
她自小读的是上海老牌名校，非常洋派。小学老师教英语，已经在教同学们长大要成为“ladies”和“gentlemen”。从小到大，她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同一批人，一路念名校，前赴后继奔跑在迈向社会精英的道路上，进大公司成为高层，年入百万的比比皆是。
刚工作的时候，她会退回那些她觉得“太假”的稿件。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村庄仍然在靠媒婆说媒？怎么可能，六千块在故事里会是一笔比天还大的巨款？
作者回复她，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
后来她认识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学院的系主任盖玛雅。盖玛雅是研究了《故事会》多年的学者，她某年出席笔会，发言说，我们何必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会》？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趣味和价值观念。通俗文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宁的父母和丈夫有时候都会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言下之意，她明明可以、也应当走那条精英的道路。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步开始和原本所处的圈层分开的。她从名校电影专业毕业，闯荡了两年影视圈，觉得实在不适合需要大量社交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剧组生活，之后就坐进了绍兴路的小楼。
一坐下来，时间倏忽过了10年。
刚坐进来的时候，她还有些年轻文青的清高，只当这里是混日子的国企，不乐意搭理人。时间久了，她发现身边同事各有各的小世界。
“其实大家都挺文艺的，但也都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又都比较排斥加班、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平时相处也很融洽，办公室政治之类的，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本来也没什么可争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些边缘的人”。
这不是政治性的边缘，他们是自动地站在了时代的边角处。小楼外面在讲狼性、讲996、追求网感和热点，年轻人频繁跳槽。小楼里面轻声细语、埋头工作、到点下班、十年如一日，人员流动很少。编辑部还有一位七十多岁退休返聘的老编辑，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了这片城市心脏不为人知的海域。
编辑部每隔几年开笔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培训、开会，这成了社恐患者见面会。
刘宁有次见一个作者，作者特别真诚，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怎么好看的花瓶作为礼物；同时，作者也特别内向，他和刘宁相对无言，埋头吃饭。
笔会结束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刘宁投过稿。
“大概就是见光死了？”刘宁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样的关系也很不“当代”，当代生活是要不断地建立新联系、维护旧人脉的，内向往往同时意味着内耗。但在《故事会》的系统里，内向者结成了无声的联盟，维持着让人安心的距离感。
刘宁现在和作者交流沟通，仍然是邮件一来一回的形式。据说过去的编辑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这个习惯在现在的编辑部也逐渐淡出。
其实投稿量还算是可观。刘宁的邮箱几天不看就会堆满几百封投稿的邮件，里面有不少是群发的笑话与幽默故事。
这又是一个当代生活经验以外的存在：这些老派的杂志往往都还保留着“笑话”栏目，于是有人每天会搜罗大量的笑话，群发给大量编辑，一旦录用，也能有个一条几十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段子满天、脱口秀崛起的今天，那些笑话已经显得太难笑了。
刘宁会把这些邮件一一看过，基本上逐条回复，并选出还不错的故事，纳入审稿的流程：初审，复审，终审，分别要打分、还要写审稿评语，审稿评语简短，有稳定的句式。像是一个老派编辑部的本分。
最后的定稿还要审读一轮。审稿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些年轻人的梗已经理解不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好像这在《故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这本杂志偶尔想要追热点都显得笨拙，八月的刊物，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拍一拍”的梗，像一个努力时髦的老人。
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故事会》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接近80万，抖音和快手短视频也在持续地更新。但很少有完全原创的内容：这不是一家新媒体公司，旧的叙事根深蒂固，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全新的《故事会》用新的方式讲故事。
“其实也有做过市场调查，调查大家究竟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结果后来又不了了之，也没什么变化。”刘宁打了个比方，“感觉像一匹蒙住眼睛的马车跑过时代，但一直看不到时代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那个旧的惯性也太大，好像改变方向也很难……现在会不会已经跑到悬崖边上了？我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专心当一个好的编辑。而且时间久了，刚进来时怎么都看不上眼的故事，现在时不时地让她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
有时候她会带回去逼着丈夫阅读，丈夫闪躲着，不愿意看。
这样一本衰老的杂志，其实是有痴心的忠实粉丝的。
刘宁给我看《故事会》的粉丝群，里面正在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发生口角。群主栾源表现得非常严肃，把吵架的人请出了群。后来才知道他是顾及到了刘宁的感受，“我不想编辑老师觉得，《故事会》的粉丝是这个素质。”
去年，《故事会》和电台合作办节目，听众组成了一个群，并像大多数活动群一样，几天之内迅速沉寂。
栾源感到很可惜，他建了这个新群，把看起来对《故事会》有兴趣的粉丝都拉了进来，像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零件，并且试图拼成新船重新入水。
几乎每天，他都会往群里分享《故事会》的故事，有时候会间隔几天，有时候会一天发好几个。
上滑聊天记录，能看到1995年7月刊的《死人说真话》、1989年8月刊的《夜走鬼谷》、1989年12月刊的《魂系狼窝口》……多是八九十年代的旧文扫描件，文件名里，刊号和标题清清楚楚。
这些都是栾源自己精选、扫描、整理的，但他不扫描全本，因为担心会“涉及版权问题”。这种顾虑并不仅是怕陷入纠纷，更是出于喜爱和尊重，正如他的分享行为一样。
文章的来源是他的个人收藏：1982-2005年的全套《故事会》，300多本，一本不差。但他表示这在圈子里算不了什么，他的收藏行为也是受一位书迷朋友的影响：
“那位朋友人在浙江，是本地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相比之下，我的收藏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硬要说我有什么特别，至多是我有一些分享精神吧？这是有传奇性的杂志，但大部分人其实都看不到那些旧书上的故事，我想让大家看到”。
他有他的使命感，但有意无意地，他喜欢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读者”。他的生活看起来也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节奏：在上海青浦的互联网公司上班，安家在无锡，过的是每周往返一次的双城生活。上海到无锡的车程，是他翻看《故事会》的时间。
生活中他很少和人主动交流这个爱好，部分是因为“厕所读物”的标签一直存在，他不愿意被人误解；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对“痴迷”这件事显露出担忧，仿佛那是“正常”的反面。
栾源有时候在家看《故事会》时间稍久，妻子就要开始质疑他会否玩物丧志。
“其实没必要吧？从小到大好像大家都对‘看闲书’这件事特别敏感，我现在也是成年人了，又不会真的被这个影响生活”。
但栾源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解释太多，只是默默地把爱好的空间几乎全部放在了网上。也只有和同好交流时，他会表现出惊人的热忱和记忆力：
“真正的黄金时代是1984-1999年。那段时间刚从革命话语里走出来，言论出版上的限制也少，又不像现在网络发达，一个段子到处抄。那时候，精彩的故事都是很有独创性的。”
栾源和刘宁差不多年纪，小时候正好是《故事会》九十年代的黄金期，他在邻居家第一次看到《故事会》，字认不全，懵懂之间对于许多故事更是难解其意，只有短篇故事可以勉强一读，觉得有趣，于是囫囵地读了许多。
长大后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搜罗旧书，其中包括旧的《故事会》，才发现那些过往的故事原来那么好看，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收集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困难，这是发行量巨大的国民杂志，每期都有几十几百万册流落在民间，在旧书爱好者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当高，收齐一套需要的仅仅是精力、热爱和不多的钱。
几百本的《故事会》，他熟稔得可以随口报出年份-月份-篇名-情节：
“比如1993年2月刊的《血鉴》，也是当时的名篇了。故事讲的是两户人家非常交好，分别生了一男一女，也特别亲昵。结果某天小女孩去抱小男孩，失手把男孩摔在地上摔死了，悲剧啊……男孩的两个舅舅是地痞流氓，也没什么文化，一直蓄意报仇，假意原谅，后来设计把女孩也摔死了……很B级片的故事是不是？现在网上的小说、故事虽然多得不得了，但是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故事了吧？”
因为反复阅读，那些故事已经完全融入了栾源的生活。在生活中的许多时刻，他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情况好像在某个故事里见过”，又或是“想想故事里的人是怎么做的”。
“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讲述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故事，比如他们进城里工作，被人欺负、看不起，但最后又扬眉吐气的事。”他说出他的结论，“所以做人就要平等地对待身边每个人，不能看轻别人。”
这样的结论和见解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像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悟。但有意思的是，栾源思维的路线往往会先经过《故事会》的站点。
他既生活在现实里，也对称地生活在那些故事中。
新一代读者听到这样被《故事会》影响人生的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接触的常是千禧年之后的《故事会》，受网络冲击太大，2004年之后的《故事会》被公认“越来越不好看”。只有老读者才能理解栾源看到好故事的那种激动。
盖玛雅后来也追溯过自己与《故事会》的曲折缘分：
1973年，她得到芬兰的奖学金资助，来到北大留学，成为了这本杂志最早一批外国读者，那时《故事会》还叫《革命故事会》，内容也多是政治宣传类型的革命故事。
1980年代，《故事会》开始以各类民间故事为主，这才激起了她更加强烈的兴趣。
1995年，她写信到《故事会》编辑部征求采访，被时任主编何承伟接待，从此一路下来，研究了多年。
盖玛雅还把《故事会》里的故事作为课堂的阅读和研究材料。尽管把那些文字翻译成瑞典语并不容易，但学生很喜欢。
这些故事是她看中国的一面镜子，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映射出来的都是中国的转变。
这种观察和大部分的老读者旧粉丝是暗合的。而八九十年代的兴盛，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讲故事”理论。
“黄金时代”的开始得益于接待了盖玛雅的前主编何承伟。他在后来的自述中提到，文革正式结束前，《革命故事会》满目都是不知所谓的意识形态宣传，他对此兴致缺缺，又痛苦又无力改变。只愿意经常出门转转。
某次在四川出差的途中，他偶然听到当地人“摆龙门阵”讲一个捉鼠大王捉老鼠的故事。四川方言特有的幽默感和讲故事人的叙事能力，把所有听众都迷得入神。
他问自己，这样单纯又愉快的讲故事模式，能够在全国流传开吗？
随着文革的结束，1979年，《革命故事会》改回了《故事会》的本名。“黄金时代”开启了，核心的精神是：反馈普通人的心声，保持口头文学的特色，并且重视收集民间的故事和传说。
何承伟还带领编辑团队集体撰写了一本《故事理论及其技巧》，“口头性”是被强调的重点，从此《故事会》的故事有了基本的调性：
它不同于艰深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它本来就是为了口头传播而存在的，必须简单、动情、引人入胜。
今天的“故事”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非虚构、个人志、影像故事……但是《故事会》的故事更像是维持了某种古典的故事结构：口头的、传说的、曲折的、冲突的，并且有现实生活的底色。
栾源未必知悉这些内幕，他对此的认知相当实践派：1988年5月刊的《山村风流事》，讲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悲惨的老太太的故事。
他看完之后很受震撼，于是上网拼命搜寻相关信息，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层一层深入的检索中，他竟然找到了当年作者的联系方式。他兴奋不已，特意打电话过去，就为了问一句“你当年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当年的作者已经退休，他亲口证实，故事是虚构，但原型确实存在。
这次神奇的遭遇让栾源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喜欢找到了更坚定的理由：
“虽然现在网上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人真正爱看的始终还是最通俗、最日常的故事。《故事会》的故事都是生活当中来的。即使不是真的，也会有一个真的背景。”
《故事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故事会》的史料，栾源是从完整的收藏里面找到发展脉络的普通人。读得越多，他觉得自己越能理解这本杂志——不仅是了解，而是理解。理解这种接地气如何覆盖大部分人的生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为那些故事着迷。
入迷的时候，本质上来说，他就是在街头听别人摆龙门阵的人。
那样的讲述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地消失，但在今天却式微了。传播效果最好的是10多秒的短视频：直接把所有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浓缩在一个节点上。
只要一个晚上，可以刷完成百上千条只有高潮的故事，人们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
刘宁说，明年，编辑部就要搬家了。母公司世纪出版集团想要打造一个更加集中、更加新潮的出版园区，把旗下诸如《故事会》《咬文嚼字》等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的杂志编辑部放在一起。
上海市中心绍兴路寸土寸金，这栋小楼会被开发出别的商业价值。等到了明年，这里可能会成为CBD节奏的一部分。
那套缓慢得像在深海一样的时间系统，也会被一起带走。
你对《故事会》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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