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少人仍旧突出，文物保护何时能打一场“富裕仗”
第3191期文化产业评论
5月12日，杭州市有关机构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钱镠墓被盗掘、非法倒卖文物案侦办进展情况。这次发布会也坐实了文博圈子里早就流传的一条消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杭州吴越王钱镠（liú）墓被盗掘了。
发布会后，舆论哗然。
钱鏐对于杭州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他于唐末乱世之时创立吴越国，定都杭州，其多次扩建杭州城，因此被称为杭州城的缔造者。钱镠去世后陵墓就选在杭州境内，地处如今的杭州临安区市中心。一千年来都安然无恙的钱镠墓，在2019年3月就被盗墓贼精准洗劫：一个盗洞直达墓室。
市中心的这个珍贵古墓竟然被盗墓贼得手，已经让人们震惊不已，更让人瞠目的是，在大约一年时间内，有关部门对钱镠墓被盗浑然未觉。一直到2020年3月警方发现有被盗文物流通并开始立案侦查，钱镠墓管理单位这才获知消息，并采取了补救措施。
尽管相关部门在发布会上多次解释说，是由于钱镠墓周围植被非常茂密等客观因素导致了此次监管疏漏，但舆论并不买账：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闹市区，一座属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知名古墓被悄无声息地盗掘了，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盗墓贼水平太高且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因素？
△杭州通报临安钱镠墓被盗掘案件情况
这个案例一经曝光，不少网友纷纷表达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担忧之情。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保工作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但我国幅员辽阔，文物遗存多，而文物保护工作历史上的欠账也比较多，导致当前文保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也不少。
简单说，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成绩鼓舞人心，问题让人揪心。
让人揪心的问题很多，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文物的界定与登记工作尚存在空白，尽管我国于1956年、1981年、2007年开展了三次为期多年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以石窟寺为例，我国的石窟寺分布广泛，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最近几年，高层非常关注对石窟寺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将此提升到“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
2020年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为期9个月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2020年10月，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等文物开放管理和实行游客承载量公告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据国家文物局官网报道，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利用当地文博单位、高校和企业力量，组建了150余支调查队伍，组织了近2000人参与全国石窟寺调查工作。
各省的调查活动成果显著，但让人吃惊的是，竟然还新发现了不少石窟，例如：经济强省也是文物大省的江苏省，在调查中新发现了11处石窟；文物第一大省山西省更是一下子新发现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4处，其中，石窟寺24处，摩崖造像30处。新疆、甘肃等地区在调查中都有新发现的石窟。
按照规划，到2021年6月，国家文物局有关单位将会推出《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报告》《全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石窟寺安防系统技术和安防工程实施文物保护要求》《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与加固技术研究》等系列报告，全面解析全国石窟寺保存现状。从目前获得的零散信息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国的统计数据中一定会有数量不菲的新增石窟。
最近的一次文物普查结束于2011年，在这10年里，那些没有被纳入到保护体系内的石窟就完全暴露于自然的侵蚀与人为的破坏之下，而石窟仅仅是文物的一小部分。人们很容易由此产生疑问：是否会有很多属于保护范畴的文物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统计在册与保护呢？
而这种疑问又让文保领域两个重要的问题浮出水面：缺钱、少人，但是在新的时期，这两个老问题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有数据显示，近30年来全国已消失了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原因有很多，但缺乏保护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全国的文保单位非常分散，数量庞大，所以哪怕全国文物事业费由2015年的323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486.98亿元，文物专项保护也已经达到近百亿的规模，但这些数额一旦分配到全国，就显得微不足道。
据报道，国内有不少县级政府全年的文保经费仅仅数万元，而需要保护的文保单位却数量众多。还有更极端的情况，山西省文物局一位领导前几年曾透露过，有不少县的文保财政投入实际上“就是零”。
由于缺钱，一些实力不够雄厚的景区对来自旅游的收入依赖性较强，并不能很好地落实“在保护前提下利用”的要求。
例如，河南巩义的石窟寺目前是3A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窟中地面上有精美的雕刻，与天花板上的雕刻互相呼应，然而游客的长年踩踏让这些雕刻模糊不清乃至消失。大家都明白，安装玻璃进行保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那种特殊材质的玻璃以及苛刻的安装方法都意味着不菲的投入。由于没有充足的保护经费，大多数时候景区只能任由这种磨损继续，毕竟景区不可能让慕名而来的游客都站在洞窟之外参观。
△巩义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小佛龛255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个、碑刻题记200余块，其中的《帝后礼佛图》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
还有一种特殊的“缺钱”现象：账面上有比较充足的资金，但长期空置，趴在账上睡大觉。
例如，广州市自2014年开始就每年拨付数千万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等工作，但这些钱在早期的执行率只有不到15%，也就是说钱没有被花出去。
由财政资金支付的项目一般都需要招标程序，按照要求，文保单位在整个招标过程中没有很强的话语权，但很多时候普通的招标代理机构并不熟悉文物保护工作，采用的是通用的招标规则与要求，例如用现代建筑修缮工程标准来审核古建筑预算。这样脱离实际的招标流程很容易产生招标价格过低等弊端，而赔本的生意没有企业愿意接手，于是大量项目流标，财政资金空置，就形成了一方面文物亟需花钱保护另一方面财政资金又花不出去的怪相。
据了解，类似的现象在文保专项资金的使用中并不是孤例。如何让钱能在文保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与十年前相比，资金的问题在近些年已经得到了缓解，预计“十四五”期间，文保资金投入还会保持较快增长，钱的问题或许会在未来几年内有明显的改观。
而人的问题目前并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物系统从业人员达到16万人的规模，但到了基层以及比较专业的领域，相关的从业者少得可怜。
安徽省的凌家滩遗址是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代表性遗存，这个重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始终由一位研究人员负责，没有帮手更没有团队，一直到2020年该项目才增加了一个人。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文保领域实实在在的真事。
人手紧缺，几乎是每个省份都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重庆，其全市考古文博系统市级编制将近2000人，但分到38个区县的只有530人，这些人要负责非常繁杂的各类事务，能全身心投入到文物保护的少之又少。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使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走红，2019年澎湃新闻曾经做过调查，揭示出这个领域人才的匮乏：以文物修复技艺而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只有16人；全国有58个高等院校设置了文化遗产保护类的相关专业，年毕业学生人数超4000，但由于编制、待遇、地域等问题，对口就业率不超过25%。
负责文保的人员数量少，专业素养与态度也不令人安心。
据媒体报道，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第三暗查暗访组前往云南进行消防安全领域抽查检查。暗访组到达一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发现当日值班的员工面对提问简直是“一问三不知”。
更严峻的是，文保领域最缺乏的是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供给端原本就比较少，即便用人单位能突破常规给出较高的待遇，也不可能迅速招募到合适的人手。
人才问题可以说是文物保护事业最棘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高校、研究机构、用人单位协调一致，也需要能不断提高相应岗位的薪资待遇，还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持续关注文物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绝不是对行业取得的成绩视若无睹、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期望更多的人在宣传成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能正视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
历史证明，在感觉非常良好时，往往危机已经呼之欲出。
全国的马拉松、越野跑运动高速发展，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但白银事件猝然而至。
2020年的汛期，我国有超过500处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近百处。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文物保护工作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因为那些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坏一个少一个，不可再生。
（文中所引视频、图片、数据均出自网络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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