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文化产业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型塑机制

第3290期文化产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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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商品化的高级阶段。中国文化产业自近代以来有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作为本质上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生产消费，对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型塑作用。文化产业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型塑机制包括：第一，以市场化的文化生产消费模式传播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第二，以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贸易活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国际对话；第三，以“文化+科技+资本”的聚合形态，为价值观念的自我更新与转换赋能。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文化产业发展的快餐化、读屏化与娱乐化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型塑的消极影响，并及时做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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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高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编辑 | 田佳宁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正文共计10330字 | 预计阅读时间26分钟

当经济发展从高速转向高质，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被大大激发，其通过文化赋能为众多产业提供了内生增长动力与附加文化价值。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借助生产消费活动流动于文化产业各个门类与大众生活诸多领域，最终实现主体价值观念的型塑，成为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重要组成。这种型塑作用的存在，使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紧密相连。习近平在谈到文创产业时明确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对文化产业发展也提出了五点要求，文化产业在文化建设与观念型塑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种型塑作用的具体指向与运动机制却并未得到充分讨论，这亟待学界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文化产业是继文化交易、文化市场之后人类文化商品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向内兼顾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向外讲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但其本质仍属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为凝聚和团结社会成员，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而构建的思想理论体系。由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亦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应当承担的时代责任。“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其内核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国内传播时构成国民观念，走向国际便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当文化产业以国内消费侧参与内循环，以市场化的文化生产消费模式推广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时，便起到了型塑国民观念的作用；当其以国外出口侧推动双循环，则以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供给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国际对话，从而型塑国家形象；文化产业还以“文化+科技+资本”的聚合形态，为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更新与转换赋能，进而实现价值观念的自我型塑。

我国学界多从文化产业“能型塑什么”以及“如何型塑”的角度进行产品类别研究与传播策略规划，同时侧重价值观念在输入与输出层面的被动转移的考察。在宏观层面上，包括对文化产业与价值观、文化产业与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上，学者们多以美国电影与媒体、日本动漫等文化输出强国的具体产品与输出策略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其通过文化产品与服务输出促进了“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现了意识形态输出：如龚莉萍（2016）、周丹（2020）等对日本借助动漫出版等文化产业实现国内价值观建设、国外价值观输出的研究；杨明辉（2006）、刘潆檑与莫梅锋（2010）、熊华（2014）、张洋与王悦（2015）等以影视广播等文化产品为例对美国文化产业对全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进行研究；何增科（2010）、周凯（2012，2016）等对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策略研究等。此外，还有李辉（2016）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文化产品的必要性及主要路径的讨论以及孙丽君（2021）以文化产业为背景对大众文化产品价值观建构流程及引导策略的研究等理论思考。

就“为什么型塑”而言，相关研究多从型塑的意义切入，围绕文化软实力展开探讨。中国学者从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针对国家战略提出的“软实力”的观点中提炼出“文化软实力”一词，并将其广泛用于国家主体。在此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丛书、《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201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等。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软实力”为主题的12649篇文献中，提到文化产业的有5053篇，相关度为39.9%，这反映出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外文献仍沿约瑟夫·奈的脉络多用“soft power”进行整体研究，如“Chinese soft power”，并将文化作为其中一维进行讨论。有关“cultural soft power”的文献则多为中国学者的外文著述，少量外国文献也基本都与中国有关：如对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研究（Neil Renwick and Qing Cao，2008；Jukka Aukia，2014），对中国在后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的评估（Terry Flew，2016），普通话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与文化软实力传播的关系（Natalia Riva，2018）等。当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以文化软实力为主题对西方国家文化产业进行研究。

本文认为，就文化产业对价值观念的型塑机制而言，可以以型塑对象为主、型塑路径与范式为辅，将其划分为主体型塑、传播型塑和观念型塑三个方面。这三者并无时间维度上之先后次序，也无明显界限，均以文化产品为媒介使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模式相联通，最终将在文化生产与消费实践领域进行改善。

主体型塑：生产消费模式加快核心价值观念的普及

价值是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其中的主体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由文化所建构的。文化产业以市场化的生产消费模式打通社会各个层面，实现对微观主体——个人观念型塑，从而推动主流价值理念在全社会的传播，达成对宏观主体——社会的观念型塑，形成社会共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向内构成国民观念时，其内核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文化产业使核心价值观借助文化产品通过社会生产总过程对各阶段参与主体进行观念型塑，这种型塑作用具体包括对供给端的生产者型塑和对消费端的消费者型塑两个方面。

生产环节：作品向产品的转换型塑生产者的价值观念

生产者通过精神劳动或体力劳动，将其个人价值观念作品化，进而借助机械复制或规模生产实现作品的产品化。这一环节主要包括文化生产者与文化工人两类主体：前者是文化生产的狭义或核心主体，从事精神生产形成虚拟的文化作品或具象的原始产品，将价值观念融入作品之中，具有“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功效，并在创作与生产中实现自我价值观念的型塑，如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设计师等；后者为文化生产的复制工人，从事文化作品或原始产品的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具有“异己”特征，接受价值观念的型塑有限，属于次一级的价值熏陶与观念感染，如印刷工人、组装工人、装帧工人等。同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使相当部分的文化产品复制活动成为文化生产者专属活动，直接进入产品的传播阶段。在作品创作与产品生产中，生产者自然而然地受到文化生产反作用的影响，对其中表达的内容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型塑自身价值观念，使文化产品得以完善与提升。

生产决定消费，文化生产不仅型塑生产者自身，更决定了文化产品对消费者价值观念的型塑内容与效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向消费者传递何种价值观念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传播。文化生产者将个人价值观念“转化为主体进行艺术创作的无意识冲动、变成了被开发的思想文化资源，其实质是成为文化生产主体以当下现实的价值观念形式或意识形态为‘框架’、将隐含于文化生产客体中的多样价值观念形式吸纳进自己创作之中的某种文化生产要素”。文化工人在此环节则更多处于接受产品中价值观念型塑位置。因此，加强核心价值观对文化生产者的引导，在创作源头形成核心价值观并融入文化作品的传播前提，是从纵深方向使文化产品在全社会普及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需加大对文化生产的内容监管力度，在作品进入复制与传播环节之前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把关。

消费环节：产品向商品的转换型塑消费者的价值观念

人们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内含着对其中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认可。消费完成，文化产品经过交易后的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便得以实现，这为型塑消费者价值观念创造了传播与接受前提。观念型塑过程即一种心理活动过程。与一般商品消费心理类似，文化消费心理也有感觉、知觉、记忆、想象的认知过程。型塑更侧重于其中的记忆和想象过程；想象则有着文化再生产的意蕴，将记忆中的价值观念融入主体价值观念中实现型塑。其特殊性在于文化消费具有思想的渗透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消费者通过使用或体验的方式接受生产者内含其中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以及精神追求等价值观念的影响，完善并型塑自身价值观。如消费者在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时，会受到其中人物与情节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影响，进而增强爱国情结与民族认同，这样的型塑效果远胜于一味说教。

当然，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中内蕴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而是在“需求―接触―受影响―选择―接受―对抗”中主动进行价值观念的自我完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使用与满足”过程。人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只服务于支配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商品。核心价值观虽具有隐蔽性与无形性特征，但若过于突出其“宣传”属性或未与文化产品较深融合，使传播变为说教，受众便可能对其产生抵触甚至对抗情绪。这种情感的负向转变，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致使型塑效果减弱，甚至适得其反。

传播型塑：多元文化供给推动价值观念的国际对话

发展文化产业是许多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战略，也是向外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和扩散，并且渗透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去。”长期以来，中国以世界重要文化消费市场身份存在于国际文化贸易版图中，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缺少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品。但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必然包含着或者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如何借助优质文化产品实现由文化消费市场向文化生产市场、观念输入向观念输出的转变，并由此进行文化外交，是关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之后，“泛媒介（pan-media）”“万物皆媒”“媒介即存有”等认知观念开始出现。文化产品无疑也是一种媒介，可以打通商业、传播与媒体等多轨外交（multi-track diplomacy）的通道，促进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交织、融合，进而“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依托多样的文化产品供给参与国际贸易，其中蕴含的价值观也得以传播，使国家文化形象得以型塑。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

文化产业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产品媒介，直接影响并型塑了国家文化形象。多数人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形象认知，源于大众文化的最活跃领域，这集中表现在文化产品上。价值观念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反映，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家文化形象提供了渠道。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包含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个方面。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其国际形象一面，即国际上各主体对一国文化的“他者”形象的认知。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的国家文化形象是“他塑”而非“自塑”的，这不利于我国以更积极有为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且与我国文化产业“出海难”的困境是互为因果的。在如何改善我国国家文化形象方面，借助文化产品实现“因域施策，循序渐进”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有益尝试。以网络文学为例，艾瑞咨询报告《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白皮书》显示，全球各市场对我国网络文学改编形式的消费偏好是不同的：亚洲与美洲国家的读者更期望看到网文改编的动画电影、连载动画、漫画等二次元作品；非洲读者更期望体验网文改编游戏；欧洲读者偏好三次元电视剧；大洋洲读者对二、三次元改编作品都有较高期待。这种差异化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将国家观念作为霍尔（Stuart Hall）所言的符码融入相应的多元产品之中，为海外受众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提供物质支持，进而有望打破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符号化与脸谱局限，实现形象“自塑”与意义赋予。

提升文化软实力

文化与价值观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更是构建软实力的基点。文化产品国家形象除了具有国家文化形象的感性认知外，更具有国际间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理性判断，其广泛传播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而言既是提升也是型塑。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正是对文化产业应时应势参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好注脚。文化产品已成为国家外交的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软性资源，对此，约瑟夫·奈称之为“一种无需投入过多，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这种软实力的提升借助文化产品向国际消费者传播中国价值观，进而使其对中国产生认同，这属于拉斯韦尔程式所言之传播效果范畴。

国家形象型塑效果，既包括文化吸引力，也包括文化影响力。文化吸引力形成于正面的国家文化形象基础之上，是对观念型塑的深化。文化吸引力的根本在于文化特色，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其内核正是凝炼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精神的社会价值观念，即向外传播的国家形象。以此作为文化“放射物”所形成、创制的文化产品才更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可能。文化软实力的旨归便在于其影响力，即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之本义。美国南加州大学外交研究中心联合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软实力影响力位居全球第27位，前五位分别是英、法、德、美、日。该报告对国家软实力的评判依据主要包括政府、文化、教育、全球参与度、企业和数字化等6个类别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民意调查，综合得出软实力指数的排名情况。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其巨大的多元文化存量和庞大的文化市场体量是极不相符的。通过文化产业走出去，传播与型塑国家形象，增强文化影响力，可能是今后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战略。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中西文明对话的实质是一种价值观对话。文化产品作为价值观念的一种承载与表达，是国际对话的重要媒介。以内蕴国家观念的文化产品参与国际对话，正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应有之义。这种维护式的型塑，既包含防御的一面，也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水平的提升。

通过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实现国家形象型塑，是对传统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丰富与延伸。传统国家文化安全观点侧重可能的冲击与防御意识，认为“为了防御而走出去”是一种面临“文明冲突论”与入世后文化贸易冲击所预设的历史立场：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重视抵御外来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入侵。整体而言，这种传统观念仍未跳出守势与“为了守而攻”的攻守二元对立局限。正如胡惠林所言：“国家文化安全不是一个消极的单纯的防御性概念，而是一个积极的基于国家文化安全需求的塑造型概念。”面对更加开放的时代要求与国内国外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大潮，通过文化产品国际贸易型塑国家观念，也许是将国家文化安全推向“化敌为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可能思路。

观念型塑：资本聚合赋能价值观念的自我更新转换

除了助推国民观念、国家形象等价值观念主体型塑，文化产业发展同样为其自我型塑提供了动能支持。这种观念型塑的本质是一种创新，其创新动力之一便是文化产业发展中多重资本的耦合，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种反作用。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文化、科技与资本纵深融合的2.0发展模式（以下简称为“CTF耦合模式”），其赋能形态注定是文化、科技与金融等多重资本的合力，这为传统价值观念的自我型塑提供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机制的支持。

传播内容：产品的丰盈助推消费观念走向多元

文化以价值观念为内核，价值观念型塑源于文化创新。丰富的文化产品体系为价值观念注入新的传播内容，使传统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有机结合，实现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CTF耦合模式”的作用下，传统实体内容的消费观念衍生出更多元的精神内容消费观念。精神消费从简单的纸质小说阅读，到网络文学即时浏览，再到文本内容的仿真再现，消费内容的“精神化”与“符号化”随着承载媒介和支付方式的创新构成了更多样的产品体系，这使得消费观念形成从注重实体到虚实共存的多元格局。这种虚拟性一方面强调体验性的心理感知，另一方面侧重技术营造的数字虚拟：线上参与会展、AR场景重塑、虚拟偶像养成等方式都是消费观念虚拟性接受阈值提升的重要表现，知识付费亦是其一。知识付费在我国出现得较早，但从教育领域向广泛文本的扩展、并被大众所接受的，正是文化产业领域中文化、科技、金融初步融合的成果，而“CTF耦合模式”所要求的纵深融合，势必为传统消费观念型塑提供更加丰富的“物体系”。

精神消费包括相当部分的符号消费，这种由实物内容消费向精神内容消费的观念更新要规避随之产生的自商品拜物教向符号拜物教的转变。这种规避也指引着“CTF耦合模式”和消费者获得更具个性化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而避免形成一成不变的风格与符号的崇拜。

传播形式：“技术+”凸显消费观念的个体导向

多样媒介与渠道的融入，为传统价值观念型塑提供了更多可能。传播形式包含传播媒介、展现方式与传播渠道等多个维度。文化产业传播形式在“CTF耦合模式”下呈现出“产品公共化、消费私人化”趋势，文旅场馆直播、在线电子竞技、网络影视弹幕等新兴产品以个体参与、赛博互动的形式逐渐打破传统消费经济学对个体消费和群体消费边界的划定，实现了物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的统一，打造出个性化的独立消费空间。这种极具自主化、独立化与个性化的“独乐”消费观念，正是在文化创新、科技发展与金融多样的交互作用下产生并型塑出来的，也为文化产业里的长尾经济产品提供了有效生存市场。

但这种个体消费仍需建立在群体文化认同基础之上才能够健康发展。群体文化认同既存在于家庭等微观群体中，更存在于民族、国家等宏观视域中。“CTF耦合模式”要始终坚持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为先，避免消费观念走向消极颓废的负向“宅化”与厌世“丧化”，保持人的社会性、积极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严防异化倾向。

传播机制：“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新型态

传播机制创新更多体现为一种商业模式、一种新型态。由于文化产业“高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特征，只有促使更多金融资本汇聚到资金匮乏区域，方可从源头推进传播机制的更新。这种传播机制在消费领域突破了“生产―消费”地缘观念的局限，进入文化产业发展与消费的“后地缘时代”。“CTF耦合模式”为乡村、边疆等文化地方与现代化的相对“飞地”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动力”，使社会资源与地方认同互动互促。乡村文旅方兴未艾，其作为城市文化产业的地缘补充丰富了大众的消费选择，也使得个人消费与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战役形成了价值共振。乡村直播成为农产品走向城市的新路径，品质优良的农产品配上精心准备的直播，使信任、互助成为文化消费中的可贵价值体验。

打破地域的同时也要注重地方文化生态的保护。城市―乡村、中心―边缘、东方―西方的多元地缘选择中，本土性都是其文化逻辑的重要起点。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遵守文明消费公约是后地缘时代文化交流与价值共振可持续的关键。

型塑局限：快餐化、读屏化、娱乐化下的型塑效果

在看到文化产业对价值观念有着无限型塑可能的同时，也要谨防相伴而来的型塑局限。文化产业的早期话语之一——“文化工业”，便有着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味。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日益交融的当下，这种批判性的型塑局限亦从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言之“一致性”“标准化”与“风格化”衍生出新的表现：内容上的碎片化——快餐化、空间上的间隔化——读屏化，以及价值上的商业化——娱乐化。现代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活动，而非纯粹的商业活动，关注文化性、价值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助力其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主题层次是逐渐深入的，坚守我国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避免型塑局限的关键。

快餐化：型塑效果减弱

流量算法将文化产品的内容与意义绞为碎片，这导致消费效果仅停留在感觉层面，难以产生记忆与想象的型塑影响。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以文化流动为重要特征，碎片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化流失，损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尤其是在短视频领域，碎片不是体现于时长，而是暴露于内容。正如我们通过文化产品传递的话语文本，作者为了快速吸引眼球，其遣词用句日益简短、低俗，很多已脱离大众文化而沦为庸俗文化。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导致难见“风月同天”等内涵丰富、意味隽永之修辞，连准确的表达可能都成了奢侈。文字是文化、文明的基石，这一身份认知工具若逐渐锈化，价值观念传播与意识形态建设则更是遥不可及。“国学热”时期大量经典内容呈现的速食化亦是文化快餐的一种体现，如对《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的表面化解读与简单趣化，虽加快了传播，却也造成了其内涵的折损与误读的增加。

读屏化：型塑效果趋窄

读屏化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念传播，但亦可能使观念型塑局限于屏幕，最终导致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读屏虽然具有便利、生动且获取信息量大等特点，但对于价值观念的型塑，又存在着信息过载所导致的吸收有限、茧房效应形成文化单食、感官判断误导理性判断等局限。网络时代的屏幕联通万物，成为文化产品尤其是二次元产品传播的重要载体。这种无限的承载量与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不对等博弈，注定会对注意力造成伤害；屏幕借助大数据实现消费偏好的精准捕捉，进而完成消费内容的定向推送，使受众极易陷入价值观念的“单向度”危机，形成价值偏见；屏幕以丰富的多感官内容延伸了文化产业边界，但对感官的直接刺激也易造成对价值观念的片面化理解。

娱乐化：型塑效果的异化

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忽略社会效益而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就会致使文化产品较多出现迎合少数受众的价值偏好，从而使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娱乐化特征。这种娱乐化更多表现为“泛娱乐”趋势，甚至包括对意识形态的娱乐处理，走向了“大众文化人文教育功能的异化”。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倾向不仅出现于文化产业，在文化事业、党政部门的文化产品中亦有苗头。2020年2月17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布虚拟偶像“江山娇”和“红旗漫”，呼吁大众“为团属爱豆打call”，遭到大多数网民反对后删除微博。可见这种将“二次元民族主义”融入“饭圈”（粉丝群体）、走向娱乐化的方式并不可取。从价值观念的主客体来看，加强主体美育与对客体的文艺批评，尤其是网络文艺批评，是我们推动文化产业成风化人过程中，抵御娱乐化局限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以文化商品化的形式深度介入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型塑机制，其型塑指向包括市场视角下的生产者价值观念与消费者价值观念、民族视角下对内传播的国民观念和走向国际的对外国家形象，以及价值观念自身等多维度多主体范式。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为意识形态属性，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凝结于作为价值观念传播载体的文化产品中、流动于不同领域与不同代际的各个主体，最终实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普及、话语体系建构与内在认同中。在“十三五”收官与“十四五”开局之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之时，文化强国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布局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产业对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型塑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对外加快“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对内助力“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解之题。型塑机制的分析只是起始，对型塑机制作用的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引用格式：韩晗, 高洋. 文化产业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型塑机制研究[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20(6):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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