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余华的书，我更爱看他的采访
有一种人写着全中国最不快乐的书，自己却超级快乐。
这个人就是余华，一个被文学耽误了的搞笑艺人。
作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他最近一次被曝光灯包围是去年2月份长篇小说《文城》出版的时刻，该书在2月22日刚一面世就引起市场的关注，获得了惊人的销量和讨论度。
然而将这波热度继续下去的后续“燃料”是他在采访中表现出的幽默感。
就在不久前，他和歌手李健绑定出现在热搜上，当你期待两个才华横溢的人碰撞出艺术的火花时，他们用行动告诉你，文人间的“小学鸡攀比”才是最好看的吵架。
“这次新唱片出来，我一定要去买十张送给别人。”
“但是你的新书我买了三十本”
“那我买六十张”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余华贡献的第一个名场面了，几乎每个采访他都能“语出惊人”，逗乐观众。
细数余华最为出圈的“脱口秀”名场面，那大概就是，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了，因为羡慕文化馆的人能够在大街上晃荡而开始写小说，以此成功跳槽文化馆。
然后，故意迟到两小时来考察文化馆的“工作氛围”。
这段发言在书迷心中堪称吸烟刻肺，背错了一个字都要开除粉籍的，甚至是文化单位的领导都将其作为反面教材日日鞭策新同志。
另一个值得永流传的经典片段是，评论莫言新书时的“国粹”三连。
在这场新书发布会上，他还吐槽了一下自己和莫言间“两看相厌”的友谊，已经到了不小心对视上都会灵感全无的程度。
其实在很早前，余华就已经展现过他的幽默了。
当法国记者问他：“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嘴角上扬，差点控制不住要笑场，但还是假装冷峻地回答这位记者：
上次这么无语的时候，还是听说孔子和苏格拉底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古希腊人，一个是中国人的时候。
就连参加央视的综艺《朗读者》时，他也没能严肃起来。在节目里，余华分享了自己小时候装病而被当医生的父亲割掉阑尾的故事，荒诞的描述让这个悲伤的故事听起来有种无厘头的喜感，以至于网友们听到“我们家已经没阑尾了”，笑的DNA就会自动工作。
△好奇完整故事的读者可以去微博上搜索“余华 阑尾”
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这只限于普通人的世界，在纯文学里，十个作家里有八个是“搞笑男/女”，看似严肃的文人讲起段子来比脱口秀演员还要新颖、犀利。
他们吐槽别人的时候火力全开，有理有据，杀伤力满级。
打脸自己，他们同样毫不手软，前脚高举“劳动”的旗帜，后脚就嚷嚷着“很累”。
在“躺平”的康庄大道上，他们更是大踏步前进，仿佛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晃晃荡荡的“gai溜子”
就在去年，童话大王郑渊洁凭借金句再次翻红，逐渐沙雕化的画风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围观。
作家们人均幽默，这并不奇怪，岁月的沉淀和对语言艺术的精准把握赋予他们以故事和讲故事的技巧，奇怪的是网友们对这些段子孜孜不倦的兴趣，即使是没那么好笑的抱怨也听得津津有味，就连那些粗话在他们眼里都“眉清目秀”，这种喜爱仅仅来源于作家“滤镜”吗？
首先，这些文人段子的底色大多是刻薄、尖酸、颓靡甚至是粗鲁的，它们恰好满足了时代的需求。余华对莫言43天就写完一本书的“嫉妒”，仿佛小镇做题家们对学神羡慕又嫉妒的缩影，托尔斯泰“不想劳动”的抱怨踩中了网友们摆烂的集体情绪，而季羡林的粗话连篇打破的是文明禁忌，替代性地宣泄出了人们的不满。
其次，作家的审美趣味和作品风格是很难把握的，需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才能窥得一个作家深藏于作品内部的精神，而作家的现实表现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更容易掌握。人们关注文人的生活“花边”，不仅是在探寻作家的真实人格，也是在拼凑这个作家的艺术气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了解作家和作品的捷径。
最重要的是，这种人和文完全不沾边的情况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反差感。中国传统观念里讲究的是“文如其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将作家的个性提升到创作根本的地位上来，而余华写着残酷而无情的成人寓言，却幽默地活着，这种文不对人的错位带来的惊喜不亚于盲盒里开出隐藏款。
儒家注重修养身心，强调人品要和文品相统一，“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的艺术品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潜意识，但文与人完全相符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理想化的文如其人、文与人分离以及文与人部分相适应。
这一层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理想的状态，它意味着作家的人格修养和文章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作家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他笔下的世界，而他创作出来的风格能够用来判断其理想诉求和政治抱负，这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庄子，他在《逍遥游》中表现出来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其朴素的自然思想一脉相承。
而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等这些伟大的作家，他们遵循的都是先做人后做文章的传统道路，延续了人格与风格高度统一的特质。
作家的人格素质与其创作风格和内容完全脱节，甚至是背道而驰，这种状况就是文人分离。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它表示作家在文学创作时抛开了自己的个人修养，按照想象中的审美或标准进行创作，这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种是人不如文，在文章中展现出浩然大气，正人君子之风的作家可能是一个汲汲营营的小人，诗歌是会骗人的，疯癫与文明可以是一体的两面，文学及语言也可以成为哄骗之物，正如林奕含所写：“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
另一种则在文学世界里疯狂“蹦迪”，小说中的人物在违法的路上一路驰骋，反面人物干掉了正义之士，赢得胜利，而作者本人对这一行为却持批判态度，其中颇具争议的就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有人认为他将“恋童”行为美化，助长犯罪，他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却否定了小说主人公的感人特质，表示“亨伯特是一个虚荣、残忍的坏蛋，却让自己看上去很‘感人’。”
随着自然科学中价值中立的观念逐渐渗透进人文学科中，人与文的分离将会越来越常见，通过文章来评判作者人品或是用作者的人格来解读文章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捷径。
这种状况是指作家的某个人格切面通过提炼和强化进入作品中去，影响了创作的风格，比如说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乔治·桑，她的身上杂糅着阳刚和温柔两种不同的气质，复杂的人格在不同作品中分别得到体现，在《安蒂亚娜》中，她不懈地追求独立与自由，激情洋溢地反抗压迫，而在《魔沼》一书中，她又变得天真无邪，充满诗意。
综上所述，作家的人格素质与风格不是一一对应的，两者间存在的关系丰富而复杂，不是所有作家都文如其人，也不是所有的文人不符都能带来惊喜。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活着》中的这句经典语录看哭了不少读者，而余华本人写作时的心路历程很可能是——“一想到这段又要哭死多少人我就想笑”这种文与人间颠倒关系，一边让读者咬牙切齿，大呼“糟老头子坏得很”，一边又逗得网友乐不可支，造就了余华本人和作品各火各的奇特景象。然而，有些人与文的反差带来的是语言的暴力和欺骗，“人如其文”的判断在当今世界已经不适用了，作家人格和风格间的复杂关系要求我们动态地看待作家和作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意识到，作家只是在社会的分工中刚好被选为贩卖文字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梅兰竹菊”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徐克瑜. 文学风格与作家人格关系问题新探——兼谈"文如其人"命题的传统文化意蕴和当代价值[J]. 甘肃社会科学,2008(6):136-139. DOI:10.3969/j.issn.1003-3637.2008.06.034.
2.城市画报.余华.书好哭，人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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