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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思想能量

陈兴杰 菁城子 2019-11-07


最近一段时间,人人争说亚当·斯密,这是好事情。作为公认的经济学鼻祖,斯密为人所熟知的是自由贸易理论,其观点依据是分工理论,有强大的理论和事实作基础。


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自由贸易随着英国军舰走向世界各地,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主流。仅就这一点说,亚当·斯密就是一代宗师,被称作「现代经济学之父」,并无不妥。


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比如发起「边际革命」的经济学家之一杰文斯,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20世纪最奔放的奥派学者罗斯巴德,他们都对亚当·斯密不以为然,反而推崇理查德·坎蒂隆。这是一位出身于爱尔兰,活跃在法国的经济学家。


一个在当代名气不是特别大的学者,何以被多位学者推崇,要被颁予「经济学之父」头衔呢?首先看看他的作品吧。


亚当·斯密以《国富论》立世,坎蒂隆也写了一本书《商业性质概论》,时间早出四十年。这本书覆盖了当时经济学的所有话题,价值和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利息理论、贸易理论,他都有谈到,非常系统完整。


坎蒂隆不像斯密那样热情洋溢,文笔出众,不过他也是对外贸易的鼓吹者,甚至认为对外贸易比国内贸易重要。坎蒂隆有重商主义倾向,他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他本人也深受重农学派影响,主张国家以保护产权为首业,尽量不干预经济。


坎蒂隆代表了18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学家的最高水平。他在很多领域都有特别的见解,比如通货膨胀。


坎蒂隆发现,当市场上货币增加,物价会增长。物价上涨不会同时发生,而是涟漪似地传播。离钱近的行业,在物价上涨之前就得到这笔钱,他们占了便宜;离钱远的消费者,收入上涨抵不上物价上涨,他们是通胀的受害者。


坎蒂隆最早准确描述了通胀现象,也被称作「坎蒂隆效应」。只可惜,货币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边缘领域,现代经济学关于通胀的谬论实在太多,坎蒂隆的观点还没传播开来,就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商业周期理论提出,人们对通胀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坎蒂隆还是企业家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角色有别于一般的受雇佣者。后者领取固定薪水,听命行事,对市场的变动浑噩无知;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角,他们承受市场的不确定性,承担风险,判断趋势,是经济效率由低转向高的关键。


在企业制度还不发达的18世纪早期,坎蒂隆就正确指出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这非常的难得。坎蒂隆能有这样的认识,大概和他的身份有关。


坎蒂隆的副业是经济学家(在那时,经济学家普遍是副业),其主业是金融家和投机家。金融骗子约翰·劳在法国大搞通胀时,坎蒂隆识破了他的骗局,做空当时狂热的股票,大发横财。坎蒂隆死于一场纵火谋杀,幸好他的作品早已发表,这才避免了他被世人遗忘。


亚当·斯密深受坎蒂隆影响,在贸易观点上,斯密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名垂千古,除此之外,他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没有超越坎蒂隆。这也是很多人为坎蒂隆愤愤不平的原因。


当然,介绍坎蒂隆的思想,不是想说亚当·斯密徒有虚名。而是强调,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界早有先贤。除了坎蒂隆,还有杜尔哥、魁奈这样的重农学派学者。这个看起来迂阔保守,内核却很资本主义的学派,给了坎蒂隆和斯密丰富的营养。


斯密之后,经济学全面兴盛起来。在英国,大卫·李嘉图是斯密的继承者,他主要的贡献是提出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指出,一国生产者即使各方面生产能力优于(或弱于)邻国,只要自由贸易,双方也仍然能获利。人们与对方比较绝对优势之时,也在比较己方的能力。哪怕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也能发现对方的相对优势。


听起来很不好懂?打一个比方就好明白。编写软件和花园园丁这两种事,比尔·盖茨干得都比邻居出色,他雇佣邻居作园丁,也比事事亲力亲为要好。


这也道出了市场优越之处:没有绝对的弱者,每个人都能在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穷国发展经济时,别害怕样样不如人,生产力再差的国家,只要对接到贸易体系里,都会找到合作机会。一旦经济发展起来,相对优势也会转移。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比较优势原理非常精妙,没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往往一时难以理解。经过李嘉图一番论述,自由贸易差不多是经济学被雕琢得最完美的理论领域。


亚当·斯密之后,欧洲最值一提的经济学家是两位法国人。较早的是萨伊,较晚的巴斯夏。之所以称赞这两位学者,是因为此后一两百年,他们代表了法国经济学家的最高水平。


萨伊最有名的理论是「萨伊定律」,这是被广泛误解的观念。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卖者创造买者。只要有生产,消费从来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保护生产,而不是鼓励消费。


这些对当时流行谬论的批驳,似乎是对一百多年后凯恩斯学说的提前回应。因此,凯恩斯主义一开篇就是对萨伊的批判。萨伊是那个时代声望最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萨伊是真正的斯密思想的继承者,他的成就超过一切「大陆经济学家思想的总和」。


巴斯夏深受萨伊影响,他在经济学上的原创贡献不多,政治理论建树颇为可观。巴斯夏的《论法律》论述了政府和法律的本质,剖析了经济干预的危害,这本书可以视为欧洲大陆版的《政府论》。


巴斯夏还写作了一些经济学小品文,最伟大的作品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传播广泛,后世也视之为经济学的名篇。


相当长时期里,法国学者总被视为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无视人类经验,热衷于中央计划和管制,是自由的敌人。萨伊和巴斯夏,以及之前的杜尔哥和魁奈,他们都是法国人,都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法国经济学界也有自由的传统,「大政府」并不必然属于法国。


19世纪后期,经济学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


一方面,传统的亚当·斯密经典衰落了。不是他说错了什么,人们只是听惯「自由放任」的陈词,实在是厌倦了。经济学在呼唤更新潮,更时髦的理论。德国人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其实早被斯密和李嘉图驳倒,如今大行其道。自由贸易理论衰落,直接导致了自由主义的式微。


另一方面,经济学在精深的道路上,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从坎蒂隆到斯密,再到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一直没有解决价值理论问题。价格的尺度是什么,价值的本质是什么?说不清楚。坎蒂隆视土地为财富之母,将土地产出和劳动视为价值的尺度,斯密也是劳动价值论者。李嘉图也持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自己也很难理解:在地窖贮藏三四年的酒,付出的劳动不过寥寥,为何价值却那么大呢?


直到1870年代,困扰经济学许久的价值理论,才得到圆满回答。


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源于人的主观评价。一件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种类,而是它在边际上获得的主观评价。这就是著名的「边际革命」,经济思想史的划时代事件。亚当·斯密之前就留下的经济学遗憾,至此被修补完整。


卡尔·门格尔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之一,同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开山祖师。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一出世,就为这个学派树立起了学术范式,影响了一大批的门生。20世纪上半页,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崛起,在货币理论上深耕,经济学发展前沿在不断进步。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反市场的逆流不断翻涌,兴灭继绝的火种都没有熄灭。一直到今天,这些没被遗忘的19世纪思想,仍为现代社会运行提供着思想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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