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闭门不出时，赵赵也待在家里，但没闲着，他画了幅画——2020年的第一幅作品——并发了个声明：截止到当天晚上约11点半，这幅画以20万元的价格被收藏家刘钢拍得。第二天，也就是1月29日，赵赵将所得20万元拍卖款项通过中国银行支付给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并晒出了支付凭证。款项捐出之后，伴随着汹涌的评论质疑困惑甚至指责，赵赵在微博上追问湖北红十字会是否应该给自己一个收据？从1月30号至今，一直未有任何回复。看来事情远不止于一幅画、一次公益捐赠、一张收据那么肤浅，赵赵接受了《艺术商业》记者的采访，在灾难面前，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能做什么？
Q：有在北京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么？当时是什么情况？赵：2003年我在北京时已经是非典的尾巴了，基本上控制住，或者说结束了。但是，我还是从头经历了非典，就是人心惶惶的一个阶段。包括了局部地区的封闭或者隔离的情况。我住在一个小区里，也被隔离了，出入都比较严格。这次新冠病毒和17年前的非典之间，也有许多别的疫情，像禽流感，甲型流感之类大大小小的灾难也不少。在面对这些病源时，我觉得我们的突发应急能力，公共卫生，包括医院的医疗条件，可以看出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次的疫情，或者说无数次的疫情来反思这个事。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很有趣的就是，一句老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只有疫情来的时候，大家才对生命珍惜，对自然有敬畏。然后对亲情有一种关怀，对人类有一种责任。但是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又重新开始了一套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Q：拍卖款项捐给了红十字会，这是个一直有争议的基金会，为何选择它？赵：我当时想来做一个义拍，把一张画通过义拍获得的款项捐助给红十字基金会，它是一个国家设立的基金会组织，国家设立它来对整个社会的救助是有明确职责的，也是在公众募捐里筹集资金最多的机构，这样的机构按理说是最有效率救助机构，我们的红会是否是国际红会组织监管的基金会？它是不是也受到国际监管？全民监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每个人能做的可能性的工作有什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送白菜的人，一定要把这个白菜恨不得喂到灾区人民的嘴里去，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捐助。我看到的是它终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在重复的一个问题：我们对公权力机构的不信任。我们对整个救助体系不信任，我们对整个的机制体制不信任。那我们相信什么？我当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预想到下面几步的仗更难打。而不是说只是画一张画儿，搞个义拍去捐助。我在做的整一套系统，才是我想说的话。
第一步，就是把画画出来；第二步，把画卖出去；第三步，把钱全捐到灾区的红十字基金会；那么他们应该给我出具相关的收据；出具了相关收据之后，我就可以开始监督这个款项的流通，他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个就是依靠监管体系了，那我有责任去问责对不对？我有权利监督。其实我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2020年的这个时候重新再去做一次，重新对这个机制发出一种提问或者挑战。然后我觉得这整套才是有意义的一个行动吧。如果很多人说，哎你捐给红十就是捐给了郭美美们；你捐给红十，不如捐给韩红（韩红也捐关门了），某个医疗队，某个医院（医院是不能接收个人捐赠医疗用品的）。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是在绕弯子，我们不是在救助，我们是在纵容机构施恶。我们就是要去说出问题的本质，我们要捅的就是马蜂窝。我们对红十的不信任来源于哪里？这是一系列的追问。Q：还是那个电车难题，车上有五个人，铁轨上捆绑了一个人。一直开就会压死那个人；但换另一条轨道前面是断的悬崖，会死五个人。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赵：我觉得这个电车的问题，是施恶者的问题。不是这五个人的问题，也不是被绑着的那一个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谁让这个铁轨运转起来？谁让电车运转起来，是谁把五个人放在电车上？把这个人绑在了铁轨上？终究这六个人都会死去。终究这六个人能不能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会死？究竟是谁制造了这样的悲剧？Q：艺术本身这个东西，不提商业属性，在这种灾难下是否有它的价值？赵：我觉得艺术本身的涵盖面是非常广的，不仅有艺术本身，还有美学、宗教、科学、商业……艺术应该是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角落里。因为美学是什么？美学与终极的人类文明的金字塔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它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艺术不是一个功能性，而是一个问题，可以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发现问题也是在做审美的判断。本栏目文章仅代表艺术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2019年末，《艺术商业》推出“黄金十问”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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