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显婧：从摄影师到导演，以持续创作对抗不确定
在2009年这个社交媒体还没有太发达的时间节点上，戴显婧有过一段超级文艺的时光，网上认识了一批做影像的人，也是好玩的人，一起看展，聊大天，聊相机、胶片、摄影师，一起拉片看电影，动辄像贝拉·塔尔的《撒旦的探戈》这种450分钟的片子。那时戴显婧还在一本如日中天的杂志里做自然和摄影的编辑，喜欢美，喜欢翻阅的感觉，每天都是自信、纯粹、开心和过瘾。直到现在时过境迁，社交媒介翻天覆地地改变了生活，她觉得“再也回不去了”。但这“回不去”也不全是坏事。
改变的事情有很多，尤其当她有能力买了人生中第一部iPhone手机后——虽然大学时戴显婧就开始用胶片机拍照，但似乎抵不住IPHONE的随时随地都能拍，之后一切的放飞自我便从这里开始。“手机改变了很多思考方式和拍摄方式，我拍完照片发在网上，玩摄影的那帮人都说你拍得挺好的。”
技术带来便捷与轻松，戴显婧也并非摄影的原教旨主义者，她拥抱这种便捷，时间于是累积出海量的照片，里面有她去过的不同的城市，有城市里的街道、建筑、人、动物还有树，其实投射的都是彼时的她自己。就这样走着拍着，拍多了就开始整理。
照片整理与2016年拍《她在家》的源起是相似的时间，像所有媒体采访报道里都写过的，“结束了媒体工作，结束了一段情侣关系，处在女性个体或者一个人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你出现了很多困惑，发现很多事自己无法掌控，世界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等等。那时戴显婧独自去了纽约待了两个月，去自驾、去拍照，“你知道那种叛逆女孩的心态，恨不得做一些出格的事让我自己告诉自己：对，你可以！”
从纽约回来后，她开始整理之前所有的“走着拍着的照片”，“一旦开始整理了，就发现更好地认知了自己。整理照片其实不是在整理照片，是整理自己的过程。你会看到你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你看到以前的照片，有些觉得真不行，有些就会觉得你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照片了。其实还是回到了个体，回到你自己曾经的窥探或者探索。”
那时戴显婧还并不清楚整理了会有一个怎样的输出，她做的这些好像只是一个关乎自我的过程，与别人没什么关系。她不是很在乎是不是和别人有关，因为直到现在，戴显婧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摄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是一种身体与本能的驱动，是一种自我成长。
2018年时她身边的摄影师朋友都在做自己的书，“看到大家都在做，我也打算做一本。便找了设计师聊图片关系，自己去选纸、打样、校色。”
戴显婧喜欢看到照片被输出的瞬间，不只是在电脑里的样子。手工书在做着，却是包袱很重，戴显婧甚至没想好怎么做，怕不够完美。有朋友对她说，你不用管完美不完美，先做了再说。
书终于是做出来了，叫《无论纽约》，印了不多的量，戴显婧带着书参加了一次香蕉鱼书店的上海Unfold书展，加上朋友圈、假杂志、Brownie等等的渠道，年底基本卖完了。
“我记得书市上有一个男孩，应该是00后，跟我说他即将要去美国念书，买了这本书，觉得我拍得特别好，就带着书去了纽约。后来他在微信里跟我说，我去到了很多图片里的地方。挺可爱的男孩。我觉得这种连接很好。2016年我就开始拍女性系列的纪录片了，我可能还是喜欢创作与表达，说白了就是想把个体的很多东西输出的渴望，不然真的不会去做这些事。”
在戴显婧的摄影中还有一个大的系列是《与树密谈》，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没有一个直接清晰的意图，“都是生长出来的”，而且这种生长需要有时间，“快的东西很难打动你自己，更别说打动别人了。”
回想起来2010年戴显婧就开始拍树，与树的缘分跟她的个体经历相关，“也许命里八字相合，反正很亲切。”这个系列让人感觉戴显婧很内向，但其实她并不这样。她“解剖”过自己，分裂的自己，创作时是一个自己，处理工作是另外一个自己。工作里的杂乱与创作时的纯粹是两回事。“平时话太多了，创作时是自己滋养自己的时刻。纽约的系列，很多人觉得我拍出了纽约的硕大，国际大都市，宇宙中心；也拍出了每个人的孤独，那种孤独里透着一些自由的东西。我发现我本质上对孤独、自由这件事很感冒。”
戴显婧《与树密谈》系列
“我觉得孤独与自由是双刃剑，你孤独也是自由，自由的你也是孤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解读。就像树的系列，我从来没觉得它只是大自然，我觉得它是包围着我、特别给我安全感的一个支柱。而且树本身一直是向上生长的，有时我难受时会抱着大树，会感觉到树身上的一种气，就是一种可以滋养我生命的东西。”
但图片依然是个很静态的东西，时代在变迁，摄影早已过了桑塔格的纯客观时期。生于这个时代的人的观看逻辑完全发生了变化。《她在家》纪录片里那些远超出日常的事，成为戴显婧决定从摄影本身转变成纪录片的驱动，“因为我要让它生动，让它成为一个别人看完了说是是是，就是这样的东西”。从摄影到影像，生产力变了，所以一切创作都要回归到艺术的根本，去突破去创新，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
对于戴显婧来说，并非提前谋划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有些东西在心中逐步明朗，像是一种进化，逐步成为一个不那么沉重、不断成长的自己。
戴显婧
AB=《艺术商业》
AB：你觉得什么样的摄影能成为艺术？
戴显婧：我觉得现在从Instargam开始流行，到现在的小红书等等，加上手机普及，摄影成了一个门槛不高的事。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就老爱拿着相机给我拍照片，所以我觉得摄影本身是一个具备大众化的东西，它与雕塑、油画不是一个体系。摄影就是摄影本身，大家都有权利去截取自己想要的瞬间、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以前苏珊• 桑塔格说摄影是一种记忆的替代，这是人类的共性。
那艺术是什么？我会觉得艺术本身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你的表达到底对你和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价值，它能不能是一个具备社会性、集体性的东西。艺术当然是个人的视角，但它不只是个体的情绪。它是要以个体出发，去发现时代中的问题和症结、时代中大众的情绪或者情感也好，然后以一种创新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
戴显婧《与树密谈》系列
艺术对我来说，首先应该能够去教育、感化、被人欣赏，不管他是医生还是工程师，看完这件艺术作品能够被打动，当然打动的点各自不同。用一个现代流行的词来说，我算是一个是“去中心化”的人，我觉得艺术不是那种除了你能看、其他人不能看的东西。我很喜欢杜尚，那时候看《杜尚访谈录》，就觉得他当年做的所有艺术，都不断地在打破不管是权力、体系还是任何已经成为权威的东西，他用自己的一套方式在打破。打破之后，他并没有很在意他做的这件事情，以及被多少人看见带来怎么样的效果。他会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我觉得可能我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大家喜欢问我你为什么要拍《她在家》？你的这些照片是数码拍的吗？我以前拍《与树密谈》的时候，就想说明一件事，很多人拍景观都要大张旗鼓，可是我为什么不能用手机去拍？为什么不能用数码相机拍？我真的也背不动更大的相机，太沉了。2015年我给《与树密谈》做了一个小册子，自己快印骑马钉装订的那种，我写了一个序言，核心思想就是数码相机到底能不能捕捉永恒的东西。树的系列对我来说，就是你如何用更当下、更当代的方式，仍然去表达浪漫主义，甚至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浪漫主义情怀的东西，就像是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这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不是艺术就要具备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不是进步性的；第二是不是有创新，有革新性的；第三是底层自信的逻辑是什么？大家都想说文化自信，我觉得都不自信，只是你想显得自信。艺术是要关切周遭的，你有没有把握时代的情绪。我觉得所有作品都是人的体现，艺术家个性的体现。这是我所理解的艺术。
戴显婧《与树密谈》系列
AB：你去过这么多城市拍照，不同的城市里不同的人面对这些镜头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戴显婧：我分享一件事，有一年在上海我拿着相机走在路上，我看到一个男人在遛狗，我觉得狗长得特别好看、树也特别好看，我就拍了他们。那个男人挺不喜欢，用上海话说你拍什么拍？我当时有点懵，就说觉得您的狗挺好看的，就拍了一下。但他很不高兴。我就当着他的面把照片删掉了。那一次给我的感受是，我以前不会觉得相机对人是一种侵入或是一种打扰，从那之后，我的确不太敢直接拍，因为我觉得我麻烦了别人。我带着相机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没有太多特别直视别人脸的照片。如果有特别直视的肖像，都是要事先跟别人说好，我想给你拍张照片可以吗？你才可以拍到特别正脸的照片。
戴显婧《无论纽约》系列
在西伯利亚我拍了一些人，拍了一个大婶，拍了一个大叔，拍了在贝加尔湖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我就告诉他我想拍你，他那种表情就好像在说“你为什么要拍我？”但他也没反对，他站在那里的一瞬间，带着一些对外来的人的一些困惑与陌生，在他熟悉的环境里，看着我。就是我想要的镜头。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场域里的关系。
我拍了很多人的背影，有人会问起，我还说过一句特别浪漫的话，你看到电影杨德昌的《一一》吗？因为有时拍背影，反而能拍出真正的意思。大意是这样。
我在纽约拍了一张背影，是一个老头的脑袋，银色的发丝，穿着一个抓绒的靛蓝色上衣，衣服上有点头屑。我把这张照片作为我摄影书的封面。他们问我为什么要选这张？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纽约时，早上8点多在公园附近，我就跟着这个人走路，他走路的姿势也很有意思，有点一瘸一拐，但很高，我得仰视他。带着莫名的尊重。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城市里特别原住民的一个人，和城市融为一体，而我是一个他者。我只截取了他的背影，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就是这样的银色发丝，他的衣服，让我对他有了一种内心的欣赏。这样我会去思考他长什么样子，但我不想让自己揭晓答案，好像在守护的其实是自己的想象，我把我的想象和在那一刻我对这个城市、对这个人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我照片里直接面对镜头的人不多。这些都不算严格意义的肖像，是直接摄影的方式，他是谁，从哪来，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一切想象都淹没在硕大的城市之中，这种个体化和集体性之间的微妙与连接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们擦身而过。
Greg Miller的“Unto Dust”
我会意识到如果你拿着一个更大的甚至需要带着脚架的相机在街上，别人处于好奇亦或者尊重会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但我的拍摄方式不是大画幅相机，并且在当下数码化时代让相机也做得越来越小，这种摄影的便捷性，对于直接摄影来说，有时候别人反而会认为你在暗处，对他们进行了冒犯。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她在家》的系列其实也是我2016年开始想正儿八经地尝试拍一些环境肖像照片，我进入女性的私密的家中，很多男摄影师羡慕我，他们知道这种方式他们行不通。相机形成的心理反应就是介入式，我记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海报就是摄影师双膝落地俯拍一个双臂打开躺着的女性。我有一张照片是站在拍摄对象的床上俯拍她的。她不会觉得压迫，也不会觉得我在侵犯她。但是如果一个陌生男人进到她家里这样拍，情境可想而知，这中间就会带着性别的差异与挑战，所产生出来的情境。
AB：本来还想问你，下一个系列是不是要拍一组男人独居系列，后来觉得不太可能。
戴显婧：我拍片子其实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本来我们都是一个女性视角，在女性成长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我们通过别人来寻找答案。如果拍独居男性，首先我可能得回答我为什么要拍他们，是去找答案，抑或是用更猎奇更大胆的方式去观看他们。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不回避谈女性主义
AB:《她在家》肯定是一个女性题材，你觉得它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题材的纪录片？
戴显婧：我记得以前纪录片刚上映的时候，会有一些媒体来问女性主义的问题。那时朋友就跟我说，你还是别说女权，别往这方面靠，规避这些事，因为大家眼里的“女权”二字，理解不同。但现在我觉得我规避不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女性主义的。而且女性主义本身是平权的。本质上，我会觉得我是女性主义者，这就回到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想传递什么。
我之前在腾讯新闻谷雨对我的采访中讲过一句话：“我们都是片片孤舟，航行在大海上，当我们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道不被定义的风景。”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独居的女性会有怎样的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面貌。它是一种客观，我既没有宣扬独居是一种流行，我也没有宣扬独居特别惨。独居是存在的，是客观的。我也是一个独居多年的人，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我希望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国现在的女性自己意识形态的边缘在哪儿。你们不要总觉得我们现在很惨，我们是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我在这几年感觉到女性的内核能量是越来越强的，那种强不是嘴上非要把男人骂得前仰后翻的强，而是一种内心的笃定，在生活中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的能力是强的。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是要被提的原因，以前的男权社会很多东西就是有问题的，比如弦子的事，大家都会说，到了美国也一样没证据，司法上很难解决。我说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走向了一个死结，反正8年了也没破案。但是如果碰上这件事保持沉默，我们都不知道当事人是这样的人。弦子这样做至少可以让更多女性意识到，以后碰到这样的事该怎样处理，或者留证据或者怎样，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是司法层面的事了。她都已经抗战8年了，如果还能继续扛着，还是很有勇气的，她没有觉得就这样就算了。女性真正的那种坚韧在我们同龄人身上，前辈的身上，更早一代人身上都感受的到，有更多的宽度和广度。我回避不了谈女性主义，因为我自己是女性，又是拍女性的，并且在探索当代的爱与亲密，探索个体之于时代之中如何找到独立的笃定，如何与自己相处。所以你要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我觉得我是的。如果回答不是，那也太虚伪了。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AB：拍摄《她在家》的时候，是先从周围的朋友下手么？
戴显婧：一开始是朋友，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完了之后，中间项目搁浅了一段时间，我当时去工作了，因为还要养活自己。后来疫情了，疫情期间我妈来北京照顾我，我跟我妈相处了小两个月，那是从高中毕业之后，我第一次和妈妈待这么漫长的时间，也是很难得。
我和我妈聊了很多事情，其实也特别女性主义，我发现我们完全打破了母女之间的障碍。在那段封闭的时间里，她充分了解了我，我充分地从她身上看到了我为什么是我，看到了那种基因之间的勾连，看到了你的局限与不局限的源头在哪里，你会对自己对她都有了更多认识。这开启了我和我妈之间很好的交流，然后会表达一种关爱。我会跟我妈说，“妈妈我爱你。”这都是这几年我才做的。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我后来慢慢意识到，其实我们的父母，他们难道不知道婚姻这东西就这么回事吗？她知道，只不过有点像惯性驾驶，她会觉得你不结婚谁来照顾你。我会跟她说，我自己照顾自己。她们在一种拧巴的状态里。但我老对她这样讲讲，她自己也就放松下来了。并且我和身边的很多女性也不排斥结婚啊，但是找不到啊，这好像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吧。这背后是为什么呢。值得思考，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这些事。
所以疫情期间，让我对空间，对家这个东西有了更多认识，我就觉得《她在家》这个项目还是要继续拍。那时我开始整理之前拍过的素材，开始发内容。正好腾讯谷雨知道我的项目，就说我给你发，帮你报道。谷雨发完了，一条就发了。慢慢开始有很多陌生的女性，给我写邮件，给我发微博，也想让我拍她们。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AB：某种程度上，很多女性是主动找你公开她们的隐私。
戴显婧：对，这里也有比较逗的事，2016年以前的我，是带着相机去找答案，或者消解我的生活。但现在，尤其最近三四年，我觉得我长开了，长大了。那种“大”不是说人的那种大，是我找到了一种笃定感，那种笃定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发现我进到陌生人女孩的家里，我们聊天，她只跟我说30分钟，我就好像知道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了。对方会问你怎么知道，你都可以去帮别人“算命”了。
这时你觉得自己有一个天线，可以洞察到一些东西，但是我所迷恋的和好奇的是我和人之间的这种接触。我记得一个女孩，她比我小，博士，一个公务员，怎么会跟我说这些事。当时在三联书店旁边一个博物馆，我那天录音笔都没带，她大概说了一个小时，开始哭。当时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听这些人的故事，我当时还觉得挺有责任感的。结束的时候我开车回家，正好绕过故宫角楼，我记得那天的光线特别好，印象很深。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难的点。所以那段时间我开始想学心理学，我想怎样能更好地帮助别人，因为她们知道你的项目，就会信任你，会跟你说很多事。而且陌生人之间就像一个树洞，也不会影响到她的利益，我觉得哪怕是倾听，对人家来说也是一种需要。我觉得我也能承受，不觉得烦，不觉得是浪费时间。
从熟悉的人到陌生人，对我自己的刺激也会更大，边界也更大，我甚至想去认识更多不在我认知体系里的人。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拍纪录片是找到书写自己的方式
AB：拍完《她在家》纪录片第一季之后，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是有了一些变化吗？
戴显婧：对，慢慢对这些事会有很多认知，包括什么是“爱”。现在大众媒体都会去讲亲密关系，大家开始莫名其妙地关注心理，看塔罗、星座、八字什么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精神层面，当你吃饱喝足了，就会开始觉得我不幸福，为什么他不爱我？为什么我就这样，他要那样？怎么办？你看我工作挺好，钱也能挣，为什么就搞不定他呢？……都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我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发现年轻时不懂爱，那时就是索取和占有。
昨天我看到一句话很赞同：“爱一个人可能带来毁灭，但爱本身不会。”我在这个项目本身看的就是，我特别知道什么是自己爱自己，你自己完不完整。你自己不完整，你找谁你都不完整。
戴显婧《与树密谈》系列
但我现在还有一个感受，当你自己真的活得自洽、自爱的时候，你对爱情没有特别大的期待，但你对很pure的那种爱，一直会有期待。但是“爱”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来自人，可以来自我和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来自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来自我去骑行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成长了，我没有局限在“爱情”那个游戏里。回看一下自己以前那个状态，我挺心疼我自己的，以前为什么那么想不开。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AB：你拍的这些人，从比例上讲她们独居有些是被动的，有些是主动的。那主动独居的多，还是被动的多？
戴显婧：主动的多。被动的大多是因为找不到男人，只能自己过。而且也有条件自己过，不想合租。主动的那部分多是因为第一，她们有条件能在一线城市独居；第二，哪怕有的人谈恋爱了，仍然想要独居，不想那么早进入同居。我判断主动和被动的点在于，她觉得独居这样的方式没有问题，而且在独居里她没有觉得自己很苦，她是在享受。这是在心理上自独自洽的问题。
戴显婧《她在家》系列摄影作品
AB：现在纪录片的行业状况是怎样的？
戴显婧：就挺难的，不论是在平台播放，还是去电影节亮相。纪录片基本上很难挣钱。除非是《舌尖上的中国》这种，的确有了直接面向市场的商业模式。其他很多还得靠商业化赞助。我其实没什么包袱，主要是不用给我定义我做的是不是纪录片。我看了豆瓣评分，本来我豆瓣8.5，现在7.0。然后我说挺好的，他们也说挺好的，豆瓣7.0就表示已经进入了大众市场，8.5就表示你这片就卖不好，没人看。我觉得蛮搞笑的。
我感觉当时我很坚定地要在平台上播，我想要作品能被看见，它就是要被传递出去，因为这个项目的主题是社会化的。如果要做一个长片，走电影节，操作路径也不太一样。
对我来讲，《她在家》是一个跨媒介的书写，我只是找到一种自己自得其乐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是生活状态。
艺术家、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1988年出生于南京，现工作生活于北京。结合摄影、文本、纪录片等多种方式，她将艺术创作作为探索自己的方法，不断打破自己的生活及创作边界，呈现其所见所得。代表作：女性纪实综合影像《她在家》；摄影作品《与树密谈》《无论纽约》。
艺术商业编辑部
编辑、文：刘向林
图片：戴显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