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动态】生态翻译学——兴起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范式

关注翻译研究的“生态取向”

顾名思义，生态翻译学至少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那么，生态翻译学究竟是如何将这两大学科体系有效“嫁接”起来，从而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的？

生态翻译学创始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澳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胡庚申告诉记者，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换言之，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发展初期的基础理论。这一基础理论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综合考察翻译活动的视野和思路。因循此种研究模式，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等多重因素互联互动的动态平衡系统，便成为翻译活动需要适应或选择的生态环境。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译本能够在异域文化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并长久流传。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合‘移植’文本存活的生态环境，否则就可能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译者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不断进行选择或适应，力求为译本‘培育’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胡庚申解释说。

尝试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有机融合

尽管生态翻译学兴起之初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国学者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根基植根于中国本土化文论当中，方能真正彰显其学术独立性。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孟凡君尝试从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出发，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提供哲学思辨。“这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辨使得生态翻译学能够以一种更为独立的姿态与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孟凡君说。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华先发也认为，构建生态翻译学，并非简单地将西方“适应选择论”等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中，还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构建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胡庚申告诉记者，一些中国翻译界学者之所以认可生态翻译学观念，还在于中国有着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我国古人这些“生态智慧”，无疑是他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重要支点。

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的界限

尽管生态翻译学在理论体系构建或实践应用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仍处于初创阶段，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完善。

孟凡君认为，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封闭起来，而是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理性审视当前关于生态翻译学的学术思辨，从中汲取养分。

胡庚申认为，由于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而翻译学属于人文科学研究。因此，如何克服两者之间的差异、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使两者能科学地嫁接、有机地融合而又能自圆其说、符合翻译的实际，这些显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此，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宋志平则提出，生态翻译学目前仍未摆脱生物学和生态学术语及方法的影响。相较于把生态学术语移植到翻译理论中，他认为借助生态整体论视角审视翻译活动、发现许多以前被忽视或没能发现的问题，提高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更为重要。“它并非给译者提供一个翻译指导原则，而是运用一种全面的、综合的、立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贴近翻译的本质。”宋志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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