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谈 | 我和中国典籍英译（文/汪榕培）（下）
虽然英雄无问出处，但是英雄大多都有不同凡响的出处。汪榕培先生少时博览群书，酷爱文学，初中时就有了与著名作家面对面请教的殊荣。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更是师从国内外语界名流章振邦、李观仪、葛传椝等人，就近聆听大师传道授业。汪先生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一个“实”字展开：参观白云观，萌生翻译《道德经》的念头；体恤学生学外语之困惑，遂执着钻研英语词汇，率先在国内出版《实用英语词汇学》；为了译好陶渊明和汤显祖的传世之作，亲自考察二位古人的故乡，捕捉其神韵，再现其风骨。汪先生的成就源于一个“爱”字：穷尽二十年心血翻译《汤显祖戏剧全集》，寂寞中苦撑的动力来源于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热爱。时值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战略开启，汪榕培先生的拓荒精神堪称楷模，指引来者。
我对翻译感兴趣，但英译汉做得并不多，只翻译了《艾萨克·辛格》等少量书籍。我主要从事的是汉译英，特别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从1991年翻译《道德经》开始，我翻译的中国典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戏剧。这跟我的兴趣爱好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先秦时期是我国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我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己的思想理念。翻译完《老子》和《庄子》之后翻译《列子》，但因故未能完成。不过，总共100本的《大中华文库》收录了我8部译本，我已颇为知足。
在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我先后翻译出版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全集》、《乐府诗精华》和《吴歌精华》。从《诗经》开始译到魏晋南北朝为止，唐朝以后的诗歌我基本不译了。原因很简单：唐代以后的诗歌讲究炼字，如果要把一首七言诗的内容全部英译，并控制在五音步以内，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甚至可能吃力不讨好，只能知难而退。另一方面，从朴实自然和感情充沛的角度来看，唐代以前的诗歌更为突出，容易为世界各国的读者接受。唐代以后的诗歌逐渐趋向文人诗，中国读者已经接受，但是跟世界各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思维方式还有一定隔阂。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译他的诗歌下的功夫最大。我专门到陶渊明的故乡去考察体验了一个星期，写了好几篇研究陶渊明诗歌的文章，并且收集了陶诗的多种译本，于2000年结集为《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我觉得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做一点田野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对陶渊明生活的自然环境有了直接体验之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不再是干巴巴的几个字。我可以想象“诗人陶醉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于不经意间一抬头就见到风景优美的庐山”的情形：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译出这样的诗句实在再自然不过。这次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让我深刻体验了当地农村的田园风光和纯朴的民风。
通过这次经历我深深地感到：要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除了对他的作品要理解透彻以外，还应该知晓他的生平、生活环境和一切跟他有关的材料，甚至有一定的亲身感受，才能翻译出比较传神的作品。于是，后来我翻汤显祖剧作时，不仅去访问了他的故乡临川，也去了他做官的地方遂昌，甚至去了《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南安和《邯郸记》的故事发生地邯郸，翻译的时候就对作品就有了更亲切的感觉。
翻译汤显祖的五个剧本是很费劲的事情，现在已经初步告一段落。我虽乐在其中，却也感到整个过程富有挑战性，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案头之作，引经据典的地方太多。为了译好它们，我请教了文学院的专家，也请教了汤显祖研究的专家徐朔方、江巨荣、赵山林、叶长海、周秦、王永健等人，许多地方都是莫衷一是。他们告诉我有些唱词只能理解个“大约摸”，中国古典戏曲文学讲的是“感觉”，不必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另外，历年的“汤显祖研究会”年会和“中国昆曲论坛”，乃至在香港和澳门举行的多次汤显祖研讨会，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汤显祖的五个剧本都已经翻译完了，但我之所以说“初步告一段落”，是因为还要联系出版《汤显祖戏剧全集》，再写一幅长篇前言，好好总结一下汤显祖的生平、创作及其在国内外传播的情况，争取在2016年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以前，把 “中国的莎士比亚”完整地介绍给世界。从1996年翻译汤显祖的第一个剧本开始，到全集预定出版的日期，前后正好历时二十年，这恐怕是我翻译时间最长也最有意义的作品。尽管辛苦，而且“高投入、低产出”，但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贡献一点力量，还是“其乐无穷”的。
除了翻译汤显祖的剧本以外，我还翻译出版了《评弹精华》、《昆曲精华》和《苏剧精华》，算是为我的故乡苏州文化走向世界做一点贡献。另外，我还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湖南湘昆剧团、台湾昆曲社、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翻译了《公孙子都》、《红泥关》、《临川梦影》、《占花魁》、《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西园记》、《西厢记》、《荆钗记》、《甲申记》、《琵琶记》、《狮吼记》、《班昭》、《怜香伴》、《寻亲记》、《十五贯》等20多个演出本和50多场折子戏，作为演出时打字幕用，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听到有的观众说，看中文字幕看不懂，看英文字幕倒看懂了，我心里暖洋洋的。
从事中国典籍英译我有几点体会：一、只有热爱这项工作才会心情舒畅地去做，才能耐得住寂寞。微薄的稿酬确实是“高投入、低产出”，而翻译实践在学校里计算科研工作量时也大打折扣，这些都很影响译者的工作热情。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好才能帮助他们克服所面临的困境，全心投入。二、选择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就尽量选择跟译者自己的特点和爱好比较符合的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能既传神又达意。就像电影演员一样，有全能的演员，也有本色演员，出演跟演员本色性格比较符合的角色，观众看起来也比较自然。有些译者尽管一辈子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数量不少，理解不错，文字也规范，但就是缺那么一点“味道”，缺那么一点“感情”，达不到最佳境界。三、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下，从事文学作品汉译英的人数大有增加，译作数量也大有增加，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翻译文学作品跟创作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需要译者有文学的素质，甚至是天赋。现在出版的汉译英作品，有的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语法有错误，用词也不妥当，连《大中华文库》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样的作品出口到国外，一定无法为国增光；如果给国内学英语的读者看，则有误人子弟之嫌。四、最值得推敲的是对译作的评论。有的人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翻译，评论的时候根本不着边际。我国译作的评价在国内和国外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现在的空头评论家太多了，其前景实在令人担忧。 4. 翻译教学与实践
我是2002年才开始从事翻译教学的，所任教的学校也都希望我开设翻译课。我以前看了不少翻译理论书籍，但是“看”和“教”是大不一样的。为了教好课，我进行了一番“恶补”，浏览了几百册不同的翻译理论书籍，得到的印象是国外的书籍五花八门，简直“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翻译学（翻译研究）在国外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各个作者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实质，令人目不暇接。国内的著作则多数是介绍国外的思潮，有的则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
“教学相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我在开设“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课程的时候，坚持每年都用一本不同的新教材，自己则多精读几本，在下一学年用新书时就可以补入其他书中的材料。在开设“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时候，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部都是自己收集整理材料。经过2002年到2008年几轮教学以后，我于2009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课程的教材《中国典籍英译》。
“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讲授典籍英译的理论、历史、流派和作品鉴赏，又要让学生自己翻译。我在苏州大学连续让六届学生参与翻译了《吴歌精华》等六本涉及苏州文化的书籍，其中四本已经出版。我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则参加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话说节日系列》（4本）、《诸子智慧故事系列》（8本）、《中国民俗趣谈系列》（3本）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5本）等书籍的汉译英翻译。我负责审校，学生们则获得了参加汉译英实践的绝好机会。我所带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名毕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独立完成《中国微型小说》等英译工作，还有一些学生译的《徐霞客游记》、《茶经》和《天工开物》已经列入《大中华文库》系列出版。
回顾过去的历程，2002到2012这十年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成果最多的十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从行政工作中抽身出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几十年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结果。我搞学问跟做人一样，往往有点随心所欲和随遇而安。六十岁时，我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人生六十始”和“休恋逝水，情系幽兰”，到现在已经修改为 “人生七十始”，就是选择了新的起点。将来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如果还能够说，“赏心乐事咱家院”，我也就满足了。
汪榕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和中西文化比较。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