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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现状回顾与展望（下）
——一项基于1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2005~2014）的调查研究
根据Biber（2000）和Kennedy（2000）对语料库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分类方法，并考虑当下我国语料库翻译学实证性研究的实际，我们在此将该领域的实证性研究分为以下九大研究类别：词汇、句法、语义、语篇、翻译共性、翻译策略、教学与测试、译本以及译者，并统计每个研究类别在这十年间的发文量（见图5）。 从发文量的角度剖析，在这十年间，语料库翻译学在词汇类别上的实证性研究深受我国译学研究者的关注，发文量共计达十篇。相比之下，在语义、语篇这两个类别上的实证性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发文量均为一篇。由此可见，语料库翻译学在词汇类别上的实证性研究在今后将走向饱和态势，而在语义、语篇这两个类别上的实证性研究在今后将是我国译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热点。我们以五篇为分水岭，将十年发文量大于或等于五篇的研究类别归为一类，剩余的研究类别归为另一类。前者有以下四大研究类别：词汇、句法、翻译共性以及翻译策略。后者有以下五个研究类别：语义、语篇、教学与测试、译本以及译者。这些研究类别的发文量如图5所示。
胡显耀（2007）通过分析和对比汉语翻译语料库与非翻译语料库的词语统计特征，对当代翻译小说的词语特征进行实证描述，探寻汉语翻译文本的规律性特征或翻译规范。其研究表明，与同一语言的非翻译文本相比，汉语翻译小说存在倾向于使用更少的词汇，重复使用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实词减少等特征。唐树华等（2011）将翻译看作概念映射和范畴重构的过程。通过基于语料库的“酸”和“sour”语料对比研究发现，除了典型隐喻表达的概念和范畴映射问题，语言规约性差异也是隐喻拓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他们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译文功能对等原则关照下的常规隐喻投射路径显性和隐性处理方式。李鑫和胡开宝（2013）运用自建语料库，考察了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动词的使用特征及其动因。其研究表明，与美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原创语料相比，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过多使用高值和中高值情态动词，过少使用表示委婉语气的较低值情态动词以及情态动词缩略式。从情态动词的语义类型分布来看，口译英语过多使用义务情态而过少使用认识情态，其背后主要有三大动因：中美政府记者招待会语篇的话语基调差异、汉英语法差异和口译译员的主体性。
3. 3. 2 句法
秦洪武（2010）运用多译本文学翻译语料库，探讨了影响汉语翻译文本语言运用质量的两个因素：句段长度和结构容量。他的研究表明，结构容量直接影响句段长度，译本在句段长度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结构容量上有差异；句段长度和结构容量直接影响行文的流畅和语言运用质量。朱一凡（2011）利用CCL古代汉语语料库、CCRL检索工具以及现代名家小说文本库，对五四时期流行于现代汉语中的欧化结构进行了全面考察，他的研究总结了翻译欧化汉语句法的三种机制，即通过翻译借用的欧化结构、通过翻译激活的汉语结构、通过翻译转用的汉语结构。王慧兰和张克亮（2014）利用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以“进行”类结构为例，研究轻动词结构的汉英机器翻译问题。首先对轻动词结构对译的英语结构进行分类，再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对各类对译结构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制约对译英语结构选择的三个语言学因素，即“进行”的动词宾语V的语义类别；包含“进行”的小句的格式；轻动词结构在小句中的地位。
3. 3. 3 语义
朱一凡和胡开宝（2014）运用新闻汉译语料库和原创语料库，对比分析“被”字句在这两个语料库中的语义趋向和语义韵。他们的研究表明，“被”字句在汉译语料库中的主导语义趋向为“弱及物义”，而其在原创语料库中的主导语义趋向为“遭受义”，而造成该变化的根源在于英语被动句含有大量的“弱及物义”动词，译者受源语的影响和省力原则的操纵，英语被动句多被译为“被”字句，这促使汉译语料库中出现了大量的弱及物义的“被”字句，甚至超过了遭受义“被”字句。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被”字句的语义韵在汉译语料库中总体呈中性趋势，而其在原创语料库中总体呈消极趋势。
3. 3. 4 语篇
尹富林和胡元江（2010）运用自建的小型英汉科技语篇语料库，从中随机选择了20篇相关主题的科技语篇，对其主位推进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结构性衔接方面，英汉两种科技语篇中都较多使用平行型和延续型主位推进模式生成语篇；在非结构性衔接方面，名词照应关系和重复同现关系均较为突出，只有指代照应关系、其他同现关系以及搭配关系在英语科技语篇中明显多于汉语科技语篇。
3. 3. 5 翻译共性
黄立波（2008）运用双语平行语料库，考察了英汉翻译中人称代词主语在文学和非文学两种文体类型中的数量、频次和转换类型。他的研究表明，文学与非文学英译汉时，人称代词主语数量和频次都呈减少趋势。从转换类型看，人称代词主语转换以对应关系为主，语际显化和隐化均不明显。相对非翻译汉语文本，汉语翻译文本类比显化突出。胡显耀和曾佳（2009）运用语料库考察汉语翻译小说中的语法标记词，他们的研究表明，汉语翻译小说中各类语法标记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非翻译小说。翻译小说定语标记明显增多，而时体标记减少。 一些语法标记词的增减在客观上起到了口语化或简化的效果。因此，他们认为，“语法标记显化”是汉语翻译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胡开宝和陶庆（2009）的研究表明，在汉英会议口译中译员常常选用连接词that,不定式标记to以及逻辑关系连接词来明示源语语句之间的关系，并且明确交代“这个（些）＋名词”结构所指代的对象。 因此，他们认为，汉英会议中语篇意义显化程度相当显著。
3. 3. 6 翻译策略
戈玲玲（2011）以言语幽默概论作为理论框架，并以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及其英译本为语料，建立起原文和译文对照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她的研究表明，本源概念影响着幽默的生成和理解，不同的翻译模式决定幽默文本中本源概念的成功转换。刘彬（2014）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进口药品名称数据库为主要语料来源，通过对比分析该语料库中的语料，揭示了进口药品商标名英汉翻译的六个原则，即关联、循法、从主、简明、真实、尊重传统。
3. 3. 7 教学与测试
李德超和Sara Laviosa（2011）的研究表明，译员培训和译员教育对语料库的运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对语料库的使用已经相当成熟，而后者只是刚刚取得一些进展。导致这种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译员教育方面缺乏专门为其设计的跨学科理论框架。王健佳（2013）以大学英语英汉翻译测试的译文为语料，揭示翻译测试人工评分中考官所关注的主要因素，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自动构建评估模型加以验证，其评价结果与人工评分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达到0.78。
3. 3. 8 译本
任晓霏等（2011）自建了英若诚、朱生豪和梁实秋汉译莎士比亚《请君入瓮》译本小型语料库，并比较三个译本，再运用文本处理软件统计三个译本的词频和平均句长。其研究表明，英译本平均句长最短，成语、谚语、习语、俗语等的使用频率最高。在话轮管理和话语标记语的翻译方面，英译本同样独具匠心，保证了台词的简练明快和对白的自然顺畅，理想地实现了其倡导的戏剧翻译口语化的两个标准，即“活”的语言和“脆”的语言。
3. 3. 9 译者
司炳月和霍跃红（2014）从翻译文体学的视角对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夫妇在其所译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所留下的情感指纹进行了研究。她们的研究表明，英文译本与汉语原文无论是在情感词汇的使用数量、密度还是情感强度方面都存在差异，即汉语原文带有明显的消极情感倾向，而英语译文则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情感趋势。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二者都呈现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交替出现的波浪式流动模式。这说明译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及情感因素能够精准把握，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从深度上讲我国译学研究者在翻译共性的研究上较为狭隘，缺乏深度。Chesterman将翻译共性分为源语型共性和目标语型共性这两大类别，前者是基于源语文本与译文之间的语际对比关系，关注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方式；后者是关于目标语中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之间的语内类比关系，重点放在译者对目标语语言的处理方式上（王克非、黄立波 2008）。翻译共性的实证性研究在我国受到黄立波（2008）、胡开宝和陶庆（2009）、肖忠华和戴光荣（2010）、姚琴（2013）、佟玉平（2014）等译学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他们的研究焦点均在于显化、隐化、简化和范化。此四者在译文中呈现出有别于原文的、典型的、跨语言的普遍性特征。由此可见，我国译学研究者对于翻译共性的研究仅局限于Chesterman所提出的源语型共性的研究，对于目标语型共性的研究则无人问津，所以他们在翻译共性的实证性研究上缺乏深度，较为狭隘。有鉴于此，目标语型共性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者关注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是新事物，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从广度上讲，我国译学研究者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上较为狭隘，缺乏广度。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主要分为实证性研究和非实证性研究。前者主要集中于对翻译共性、译本以及译者风格的研究，而后者主要集中于对语料库的研发、建设和应用的研究。然而，关于具体语言中的翻译特征和策略、翻译与口译教学、文体学翻译等领域的研究，我国译学研究者并未给予其更多的关注。此外，学界很少选取（跨）文化理论、文学理论视角开展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龙绍赟 2012）。有鉴于此，未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既要从语言学视域出发，也要选取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视角，从而实现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有机结合（胡开宝、毛鹏飞 2012）。
4. 2 定量研究较为简单
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的实证性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该领域的定量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仅仅局限于词频统计、形类符比、词汇密度以及平均句长等简单的数据分析，例如，杨晓军（2007）、黄立波（2014）。这些数据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译者的风格，但所发挥的作用却比较有限。如果要将定量研究真正引入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的实证性研究，今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应该运用更加复杂的定量分析方法，如卡方检验和统计量测试等，以切实提高译学研究的科学性（胡开宝、毛鹏飞 2012）。
4. 3 语料库驱动的译学研究尚未开展
语料库方法包括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和语料库驱动的方法。 目前，我国译学研究者主要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正如Laviosa（2002：2）指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假设进行检验，具体表现为以下步骤：（1）提出假设；（2）建立研究目标并对假设进行验证；（3）描写和分析数据；（4）对发现进行理论阐述；（5）将假设精确化；（6）在此基础上，为将来的研究提出新的假设，在重复运作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并建立初步的方法论体系。然而，这样的语料库驱动的方法很少被我国译学研究者所采用。因此，我们在今后有必要开展语料库驱动的翻译学研究。
虽然近十年来语料库翻译学在我国发展迅猛，但其仍有以下三点缺陷，亟待改进：第一，研究领域缺乏广度和深度；第二，定量研究较为简单；第三，语料库驱动的译学研究尚未展开。
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我国语料库翻译学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正如黄立波和王克非（2011）所指出的，今后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的关注点将从翻译本身扩大到翻译外部，从翻译文本转向制约翻译文本生成的各类因素以及翻译带来的语言互动与变化；从描写转向解释，实证性和跨学科性进一步增强；将打破从前单语类比或单语类比加双语平行的综合研究模式，转变为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建立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并由对比模式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