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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下）
总体而言，为了有效提升外语类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外语类专业必须建设高质量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同时把跨文化教育贯穿整个课程体系和每一个教学环节。这就意味着外语类专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文通识教育，重视加强学生的国学修养以及对当代中国国情的了解，重视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课程，把跨文化文本解读、跨文化人际沟通和跨文化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培养，渗透到语言技能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的全过程之中。
不仅如此，跨文化能力培养还必须渗透到整个人才培养模式之中。与外语类专业相关的跨文化国际化人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跨文化国际化外语人才，即掌握一门到多门外语的语言服务型外语人才；其二是跨文化国际化外语复合型人才，即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熟悉某一知识领域的专业型外语人才。与此相应，外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外语单一专业和外语复合专业两种类型。在巩固和加强语言服务型外语人才培养阵地的同时，外语类专业应积极拓展“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如商务英语、双学位或辅修），这不仅是外语类专业搭建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知识结构的需要，而且是外语类专业服务于国家对跨文化国际化“专业型人才”培养的急需。此外，跨国短期留学、跨国联合培养以及国际暑期课程（本地或国外）也是促进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有效举措，应基于跨文化能力发展（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着眼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目标，精心规划和组织实施。总之，跨文化能力培养应理解为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方位融入跨文化教育理念，外语类专业才有可能成功培养具有中国文化情怀、多元文化观和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当然，外语类专业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还是外语类专业的语言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的课堂教学。在此笔者试提出跨文化教学的5项基本原则，即思辨（Critiquing）、反省（Reflecting）、探究（Exploring）、共情（Empathizing）和体验（Doing），这5个概念的英文首字母正好构成英文单词CREED，我们不妨理解为跨文化教学的5大信条。下面逐一阐述。
1思辨 跨文化教学应该训练学生运用认知技能解决跨文化问题。关于思辨的定义不计其数，这里不妨引用Scriven & Paul（1987）提出的一个定义：“思辨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思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辨者对通过观察、经历、反思、推理或交流所获取的信息，积极进行熟练的概念化（conceptualizing）、运用（applying）、分析（analyzing）、综合（synthesizing）和/或评价（evaluating），以此作为信念和行动的指南。思辨的典型形式建立在一系列超越具体研究对象的普遍的知识价值之上，包括：清晰、准确、精确、一致、相关、证据、理性、深度、广度、公正。”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跨文化教学必须引导学生运用思辨的方法对跨文化知识、信息与案例反复进行概念化、运用、分析、综合和/或评价，由此同步提升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依据此原则，跨文化教学不应该被知识灌输和讲授所占据，而应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辨，这意味着要让学生首先掌握思辨的方法，并精心设计要求学生运用思辨去完成的多样化跨文化任务。当思辨行为发生时，跨文化能力——而且是高层次的跨文化能力——自然得到提升。2反省 跨文化教学应该鼓励学生通过跨文化反省培养批判性文化自觉。在跨文化教学的情形下，反省通常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学生把所学的跨文化理论用于理解和指导自己的跨文化实践，以检验跨文化理论的适用性；二是学生对自己的跨文化实践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揭示经验或教训。这两种跨文化反省均旨在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从而不断改进跨文化实践，提高跨文化能力。大量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反省（或反思）是一种“深层学习”（deep learning），可以促进个人在认知上、道德上、人格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全面成长（Branch & Paranjape，2002）。具体而言，反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发现并质疑自己潜在的价值和信念，挑战自己的观念、感觉和行为背后的假设，找到隐藏的偏见，承认自己的恐惧，发现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面（Monash University, 2016）。依据反省原则，跨文化教学可以设计讨论、访谈、提问、日记等多种课堂活动，促进有深度的跨文化反省，培养批判性文化自觉（Costa & Kallick, 2009；该书第12章探讨了反思性学习的要领和具体方法，可资借鉴）。此外，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加速互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反省不仅应该在学生的个人生活层面展开，而且应该在中外文化之间展开，积极引导学生从全球多元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和批判性文化自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现代转型和民族文化复兴。3探究跨文化教学应该成为一个开放的跨文化探究过程，跨文化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而不是给学生输入大量的跨文化知识或标准答案。事实上，跨文化交际/传播的情形千变万化，教师也不可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因此，跨文化教学应重视通过跨文化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也就是独立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真实的跨文化场景时能够积极获取信息，寻求资源，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具体问题。遵循探究的原则，跨文化教学应重视对跨文化问题的探究过程，使学习活动由问题牵引，成为寻求新的知识与新的理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学生积极自主地探究，对学习活动和能力发展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Spronken-Smith，2016；关于探究性学习，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新西兰学者的这篇在线综述文章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最终，遵循探究原则的跨文化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好奇心、开放态度和宽容精神。4共情跨文化教学应该基于共情伦理并促进共情人格的发展。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下，美国学者Calloway-Thomas（2015）把共情（同感、同理心）定义为“通过想象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层面进入和参与文化他者的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跨文化实践者应能够进入跨文化沟通对象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设身处地地用文化他者的“眼睛”观察事物，用文化他者的“心灵”感受事物，并用文化他者的“大脑”理解对方的行为逻辑。在此意义上，共情既可以构成跨文化沟通的伦理规范，也可以理解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要素——形成跨文化人格。作为跨文化伦理规范，共情伦理应该成为跨文化教学中师生双方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这就意味着，在面对不同的、新奇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外国文化现象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尊重、宽容甚至欣赏文化差异，避免急于进行价值判断，乐于换位感受和思考，对自身的偏见和思维定式保持敏感，把文化差异视为丰富自我、开阔视野和创造新文化的宝贵资源。一个具有跨文化同感的人最终能够超越自我文化的边界，不断吸收和整合世界多元文化的丰富资源，最终建构包容个人与人类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Kim, 2008)。另一方面，作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要素，同感应该纳入重要的跨文化子技能在教学中反复训练。这意味着，跨文化教学不能止步于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应引导学生跨越文化边界进入对方的意义和情感世界，通过视角转换或角色扮演，去理解和感受文化差异，做出审慎的同情的评价。5体验 跨文化教学应该创造跨文化体验的机会以促成跨文化能力的内化。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又称为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已成为教育界各学科普遍认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根据Kolb（1984）提出的理论模型，体验式学习是一个线性关联的四阶段循环过程，包括体验、观察、概念化和试验等四个步骤。学习者首先承担并完成一项任务，然后反思执行任务的具体过程，接着把具体经验上升为概念和理论，最后把获得的新知投入进一步试验。这一理论模型及其学习原则可以引入跨文化教学，促进跨文化能力的有效内化。体验式跨文化教学可以在课堂内展开，如要求学生通过扮演跨文化角色、观赏跨文化电影或阅读跨文化案例，间接地体验跨文化沟通情形，然后通过讨论或头脑风暴进行反思，接着进行概念化理论归纳，最后把分析的结论投入实践检验。更有效的体验式跨文化教学应该是在传统课堂之外展开的，如组织学生参加出国夏令营、短期留学或从事海外志愿服务。事实上，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在积极为学生争取形式多样的国际化教育或访问机会，遗憾的是这些安排往往停留在课程学习或浏览观光的层面。为了使这些留学或游学活动真正促进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发展，学校应根据体验式学习理念，对海外跨文化实践活动的各阶段进行全过程精心设计，并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全程跟踪和指导，使学生的海外经历成为真正的体验式跨文化学习，最终实现跨文化能力的有效内化。
然而现实让我们并不乐观，正如赵为粮（2016）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的：“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常态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十分缺乏。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人在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权威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中，担任职务特别是高级职务的相对较少，直接导致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不够。从企业层面上看，国际化人才短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瓶颈，也是造成企业对外投资失败、跨国经营能力较低、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加强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共识。教育领导力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King & Magolda（2005）指出：“在这个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教育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公民，他们在面临涉及多元文化视角的问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道德的决策。”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Pusch（2009）写道：“必须培养新一代领导人，他们应具有超越宽容进而拥抱差异的跨文化态度，学会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上建设性地、同情地生活，这一点对于人类以及地球的生存至关重要。……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领导者，他们跨越文化边界，能创造和维护立足于文化差异的制度，并允许多样化的创新不断涌现。”
可见，无论是着眼于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人才急需，还是着眼于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进入新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都应该尽快肩负起跨文化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紧迫使命。这同时也正是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凤凰涅槃的历史机遇。
注释